梅根·斯塔克原本是《洛杉磯時報》駐北京記者，懷孕后，她辭去工作，準備一邊照顧孩子和家庭，一邊創作小說。

從孩子出生到一周歲生日，她困守家中，先后經歷失眠、自我的萎縮、與丈夫之間頻繁的爭吵、產后抑郁……在尿布與餐盤中，她的小說一再擱置。河北保姆小李的到來極大地緩解了她的焦慮。孩子出生后的一年里，丈夫忙于工作，無法理解她的焦灼，是小李陪在她身邊，幫助她渡過最艱難的日子。

然而，梅根發現無法用 “女性互幫互助”式的情感聯結來掩蓋這種雇傭關系的本質。在孩子一周歲生日的照片中，她窺探作為雇主，自己會回避與掩飾雇用一個女人來幫忙的事實，同時，她也透過小李手機中的照片思考這份職業對家政女工意味著什么。

在回憶錄《女人的事》中，梅根·斯塔克回顧了自己與中國保姆小李的相處日常，反思自己從這種雇傭關系中獲得了什么，而同為母親的家政女工又在這份工作中失去了什么。

我烤了一個胡蘿卜葡萄干蛋糕，抹上奶油奶酪，切了幾塊滴著汁水的西瓜，在馬克斯的餐椅扶手上綁了一個氦氣球。我熱切地做著這些事，心想，正如浪漫的愛情需要用性愛表達，母愛也通過蛋糕上抹勻的糖霜、攪打好的雞蛋和抻平了的被子來尋求有形的表達。我干別的活兒賺錢，才能請別人做這些事情，我默默思忖，卻在愛偶然發作的間隙把這些事情搶回來。

我們點燃蠟燭，為我們的第一個孩子唱他人生的第一首《生日快樂》。馬克斯坐得直直的，視線從一張臉挪到另一張，胖乎乎的前臂像獅子一樣威嚴地擱在高腳椅的托盤上。他還不懂，但已經非常歡喜了。他對客人很滿意——他最喜歡的三個人。他對著跳動的蠟燭火苗歡呼，狼吞虎咽地吃著西瓜，胸前沾滿了玫瑰色的果汁。

湯姆又是蹲著，又是站高，從各個角度拍照。

吹蠟燭的時間到了，我握著馬克斯滿是肉窩的小胖手，在他耳邊低聲說出了他的愿望。我們曾是一體的，我們一起生，差點一起死，也一起瘋過。現在我代他許下愿望，因為他還不會說話。

我吹滅蠟燭。馬克斯跟著大家一起鼓起掌來。

生日會結束了，我們迎來新的一年。湯姆匆匆去上班。我把馬克斯放到床上小睡。小李掃干凈蛋糕屑，把剩下的西瓜放進冰箱。

馬克斯玩累了，很快就睡著了，我拿起相機，翻看照片。就在那時，我意識到每一張照片里都沒有湯姆的身影。

一切發生得太快，沒有人注意到。至少我沒有注意。也許湯姆曾希望我拿著相機，把他趕進鏡頭，或者我可以讓小李幫我們拍幾張全家福，這個受到些打擊卻依然開心的家庭在生日蛋糕后面擺著姿勢。

但我沒有。這些照片拍到的是我、馬克斯和小李。這顯得有些尷尬。我們沒有專門取景。照片不是事先計劃好的，也不是我們特別想要拍成的樣子，但回想起來，它們包含一定的紀實真相。在我的記憶中，生孩子后的第一年被我、馬克斯和小李占據著。

那天小李穿了一件T恤和一條抽須毛邊牛仔褲，還大膽地把一頂閃閃發光的派對帽戴在頭上。馬克斯往自己臉上抹蛋糕時，她蹲在旁邊咯咯地笑。她微笑著，帶著一種簡單又明顯的幸福——這不是她的孩子，而是一個由她不知疲倦照料著的孩子，這個孩子已經到達了一個里程碑。

而湯姆呢，他的臉沒有被拍到。他在那兒，又不在那兒。讓這一切發生，卻又在這一切之外。

從那以后，我拿相機拍照時會特意找個角度，把小李放在鏡頭外。我總是不太想在Facebook上或者給家人的電子郵件里附上有小李的照片。我不好意思承認她在那里，不想宣揚這樣一個事實：我們雇了別人做家務，我們沒有清理自己的爛攤子，我們生活在新式殖民的舒適環境中，身邊有一個在當地雇用的做家務的下屬。我也不愿意承認，也許我并不是一個能干得令人難以置信的藝術家，也不是一個能成功做到這一切的母親——如果把小李考慮在內，你可以說我幾乎什么都沒做。

更重要的是，小李的出現會削弱我與遠方的朋友和家人新發掘的共同感。我成年后的生活—旅行、成功和創傷——對我所愛的人來說大多是陌生的。我無法和堂兄弟姐妹或兒時的朋友談論弄到伊朗簽證那一系列令人抓狂的行動，或者提起冬日早晨，在高加索地區和一個殺手喝得酩酊大醉的詭異感，又或是當我在酒店房間里醒來，記不起自己身在哪個國家時的極度孤獨。

然而，我可以和他們愉快地聊上幾個小時，談論蘋果醬可能會讓嬰兒便秘，或者和學步期的孩子一起坐飛機有多痛苦。成為母親賦予了我一些東西，一些我甚至不知道自己一直在錯過的東西：與所愛的人共有的重要人生經歷。

只是，這些經歷中多了一個小李，這讓情形——讓我——又變得與眾不同起來。

當我開始把小李排除在照片之外時，我覺察到，我認識的大多數家庭似乎都在做同樣的事情：我以前的同事、鄰居，以及我通過小區寶寶群認識的父母——他們曬的照片里都沒有保姆的臉。

他們都說過這樣的話，比如“習阿姨跟我們就像一家人一樣”。這聽起來既溫馨又充滿愛意，仿佛阿姨們不是勞動者，而是血親或義工。但是照片不會說謊。如果你想了解彌漫在家務勞動中的矛盾心理，請查看照片記錄。

兩邊都得檢查。因為我還發現了另一件事：保姆也把雇主排除在外。

小李和小區的其他阿姨喜歡帶孩子去街對面的室內游樂場。我很樂意把這部分育兒工作交給別人做。我討厭粘在塑料和橡膠裝置上的鼻屎、洗手液和口水的混合物，討厭揚聲器里傳來的口齒不清的童謠的尖利聲響，討厭當某個七歲大的粗壯孩子用手撓馬克斯的臉或因為好玩把他推下滑梯時，我必須表現得若無其事。

小李起碼能假裝喜歡這種活動。馬克斯真的很喜歡這個地方。我當然很滿意空蕩蕩的家。大家各得其所。

回家后，小李會自豪地拿出手機，翻看照片：馬克斯趴在一張水床上，透過半透明的塑料薄膜研究假魚；馬克斯還不會跳，只好困惑地坐在蹦床上；馬克斯無助地笑著，看氣球繞著他的頭飄飄蕩蕩。

她沒法把這些照片發給我。她沒有電子郵件，我也沒有智能手機。但她隨身帶著它們，這個不斷擴充的記錄我兒子生活的檔案冊。這些都是在外面的世界，在遠離我的地方——或者在家里，當我和湯姆不在的時候，用手機抓拍的記憶。

我一直不知道她為什么給馬克斯拍了這么多照片。她會在晚上或者周末看他的照片嗎？當然不會。我是說，這不太可能吧？也許她只是拍著玩，好打發時間，或者萬一我們要求她證明自己的工作時間或者證明她對孩子的愛，這些照片能給她一點保障。

我想知道她是把這些照片給她的女兒或丈夫看，還是回河北的時候給家人看。這些問題毫無意義，無法回答。我認識的每個保姆都給照看的孩子和工作的房子拍過無數張照片。每當我在一部手機上看我孩子的照片時，我會意識到這張照片只是手機中數百張照片中的一張，往左或者往右劃，都可以看到一連串照片。

顯然，其他照片不是給雇主看的。我看過保姆在雇主臥室里的自拍照；假期在雇主家里舉辦派對；借他們的衣服拍照。她們總在拍照，但雇主們永遠不會出現在她們的照片中。

除了彼此，我們什么都會拍下來。

我想，雙方都心存幻想。保姆們假裝住在這些舒適的房子里，是這些胖寶寶的媽媽。也許她們有時是在玩換裝游戲，道具不只是雇主的衣服和房子，還有孩子。

作為雇主，我們假裝我們優雅的存在是自己工作和優秀品質的自然結果，而不是其他女人的勞動成果。房間之所以干凈是因為有人打掃過；孩子們之所以能茁壯成長是因為家里多了一個大人。養育孩子需要舉全村之力，可惡，我們就雇了一個。但是沒人想這么說，至少不能直說。

我們都假裝這不是一份工作，也與勞動力、金錢和日程安排無關。雇傭關系是我們共處一室的唯一原因，而我們卻把它視為一個不方便，甚至令人厭惡的事實——我們第一時間想從照片中裁掉的一部分。

我把小李放在鏡頭之外，但并不覺得這樣就能讓我好過多少。我不喜歡假裝她不存在。她講的故事、唱的歌、臉上的微笑永遠銘刻在我孩子的腦海里——我怎么能把她有血有肉的身體從存在中抹去呢？

我怎么能在哀嘆自己消失的同時，抹去另一個女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