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起40年前的那場自發行動，66歲的親歷者李祖應至今仍感覺歷歷在目。

1978年，他和幾名同村人私下商議，“借”地種田，再分到戶，為了來年能有好收成，搶種莊稼。誰知這一干，就是一段歷史。

1978年，一場百年未遇的大旱重創安徽，位于省城合肥50公里外的肥西縣山南鎮小井莊村面對旱災勇闖“禁區”，大膽改革，率先實行“包產到戶”，成為中國農村“包產到戶”發源地。

40年后，澎湃新聞（www.kxwhcb.com）踏足這片孕育改革的熱土，一排排新樓房坐落在小井莊村的道路兩旁，有的家里安裝了落地窗戶，頗具現代感。一些庭院外停放著轎車，綠樹成蔭。

李祖應如今還記得時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萬里1979年到小井莊視察并召開座談會的情景——萬里在會上反復提及，“不要怕，膽子放大一點。”

肥西縣委副書記、縣長李煜近日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表示，改革開放初期，山南小井莊發出了中國農村改革之初聲。在發展過程中，遇到這樣那樣的阻力和約束的時候，肥西廣大干群總是秉持敢闖敢試的韌勁，通過工作的不斷創新，破除體制阻礙，謀求經濟的長期高速發展。

顯然，小井莊“包產到戶”的首創精神仍在影響著這里的人和未來，見證著這片土地上的變與不變。

禁錮

時間回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

20世紀70年代后期，我國農村長期實行的人民公社體制逐漸暴露弊端，“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形式導致廣大農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受挫，嚴重制約農村經濟的發展。

1978年，一場百年未遇的大旱重創安徽，窮困潦倒的農民時刻望向大片荒蕪土地，對著這雪上加霜的災難發出聲聲的嘆息。

1966年出生的肥西縣山南鎮小井莊村人童廣年，屬馬，出生的那年家鄉大旱，即得乳名“旱年”，他因此對旱災記憶尤深。1978年，童廣年已經到了上中學的年紀，作為家中長子，他記得父親當時是生產隊隊長，但家里仍窮得厲害，加上旱災影響，吃不飽飯成為生活常態。

從這年春天開始，大約在八九個月的時間里，童廣年記憶中就沒有下過一場歡暢的雨。據他回憶，當時一個生產隊只打得到一口井，七八十人指望一口井吃水，直到井水干涸，人們再去池塘里挖水，一挖總是一人深。

這場大旱讓山南鎮龍潭村人解明田永生難忘。1968年出生的解明田在大旱這年失去了自己的父親，此時，他才剛滿10歲。父親去世以后，家里的農田上從此只有形單影只的母親。

解明田記得，他總是和妹妹一起待在田埂上望著辛苦勞作的母親，入秋之后的田間令他感到格外寒冷。

因為缺少精壯勞動力，加上旱災侵襲，糧食產量本就低下的解明田家總是“吃了早上沒晚上，吃了晚上沒早上”。解明田告訴澎湃新聞，當時家里一度連米飯都沒得吃，他最終帶著妹妹被迫走上乞討之路。

今年6月，安徽省委原書記黃璜在《人民政協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親歷安徽無為農村改革》的署名文章，也對長久禁錮在土地里的安徽農村進行了描述。

據黃璜回憶，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來自鳳陽、定遠等地背井離鄉的難民四處奔波、乞討為生。那時，黃璜正在肥西縣“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終日生活在農民和災民的中間，感觸很深。

有數據顯示，1978年大旱中，肥西縣全縣100萬畝農田70%受災，中晚稻絕收，72萬人在饑餓線上掙扎。

解放

在這片蒼茫土地下，農村改革的清泉正在暗涌。

黃璜在上述文章中回憶道，粉碎“四人幫”的第二年6月，即1977年6月，黨中央委派萬里同志出任當時的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由他組建了新的省委班子。

黃璜認為，在萬里采取的多項措施中，最為突出的是推行農村改革。

文章稱，改革的初始階段是以省委在1977年11月7日下發的《關于當前農村經濟政策幾個問題的規定》為依據的。這個簡稱為“省委六條”的文件，其一是尊重生產隊的自主權；其二是堅持按勞分配原則；其三是減輕生產隊和社員負擔；其四是允許和鼓勵社員保有自留地和開展正當的家庭副業；其五是搞好經營管理，生產隊可以根據不同農活建立不同的生產責任制，只要個人可以完成的農活也可以責任到人；其六是隊干部帶頭參加勞動。

旱災讓時任山南區（今山南鎮）委書記的湯茂林感到憂慮。他白天在田間督促秋種，到了晚上，還要帶領導干部學習“省委六條”。誰也沒想到，他們從“省委六條”中找到了一線生機。

1978年9月15日晚，在黃花村的一間會議室里，湯茂林向與會的另外20余名黨員傳達了“省委六條”和“借地種麥”的決定，會上決定把土地分到每一戶農民手里，每人三分地，一次分到位，土地也分好中差三個等級，平均分配，稱之為“包產到戶”。

近日，澎湃新聞踏足這片40年前孕育改革、解放農村勞動力的熱土，在位于肥西縣山南鎮小井莊村的包產到戶紀念館，見到了數位歷史親歷者。“包產到戶”萌芽之年，他們都不過二三十歲，充滿膽識和勇氣。

66歲的小井莊村人李祖應告訴澎湃新聞，小井莊村當年還是小井莊生產隊，隸屬山南區山南公社館西大隊。黃花村會議后，群眾自發地分田到戶，種田的積極性很快被提起來，小井莊生產隊干得尤為起勁，是當時所有隊伍里干得最好、產量最高的。

然而，“包產到戶”在那時仍處于秘密探索的階段。“誰說出去了在當時就是犯法。”說起當年“偷著干”的往事，李祖應如今已是氣定神閑，他說，“那個時候農民每家每戶都有個小喇叭，沒有人敢明著包產到戶，也就不敢在大喇叭里宣傳，湯茂林書記就通過小喇叭推廣。”

據《合肥日報》報道，“包產到戶”帶來了農業生產的大豐收——1979年，肥西縣雖然遭受春旱秋澇等自然災害，全年糧食總產量仍達到3.77億公斤，比1978年增產13.6%，其中小麥1.3億公斤，比1978年增長2.8倍，向國家交售糧食1.27億公斤，比1978年增長3倍，結束了肥西縣長期吃國家返銷糧的歷史。

“當時國家的糧價大概是一斤大米一角三分九，到了1980年、1981年，一斤大米一角二分都賣不掉，因為糧食太多了。”李祖應告訴澎湃新聞，他當年也是村里開始做生意的“排頭兵”，一些農民把多余的糧食拉到鄰縣去賣，至此從土地的禁錮中解放出來。

童年一段時間乞討為生的解明田，也順應了這被釋放出的改革浪潮。

解明田告訴澎湃新聞，上世紀80年代初期，他輟學后去學開車，往后自己開貨車謀生。當初小井莊做糧食生意的人幾乎都認得他，他們把產量過剩的麥子、水稻拿到外面去賣，很多都是通過他的車來運輸。

定心

事實上，改革并非一帆風順。

1978年9月21日，一封署名農村教師狀告湯茂林十條罪狀的人民來信寄到了安徽省委和六安地委，舉報信稱，照湯茂林這么干下去，整個山南區不是走社會主義道路搞集體經濟，而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他要把山南變成小香港了。

澎湃新聞了解到，1979年，時任安徽省政府參事室副主任郭崇毅多次到到山南公社調研“包產到戶”，寫了10萬多字的報告并送到了中央，影響了中央領導人對后期中國農村改革的決策。

1979年5月21日，萬里來到山南公社視察，并在小井莊召開座談會，了解“包產到戶”的具體做法。現如今，當初召開座談會的農舍已經成為一處紀念場所供人參觀。

當年參加過座談會的李祖應向澎湃新聞憶及會上的諸多細節。當時萬里坐下來就問，“同志們談談，講講你們現在的生活過得怎么樣，農村生活吃得飽嗎，農民能富裕嗎？”

李祖應回憶說，萬里當時問了兩遍，但一直沒人說話，萬里便說，“你們怎么沒人敢講話？你們可以說說，談談，今天是座談會，都可以聊聊，不要怕，膽子放大一點。”

當時，李祖應就坐在門邊，萬里看他有意發言，讓他往前面坐。萬里問他，“年輕人你說說，農村的溫飽問題能解決嗎？”當時才26歲的李祖應很快回答道，“能解決，要解決就在田里解決。”

李祖應認為，萬里當時對未曾公開的“包產到戶”予以了默認。因為，他記得萬里曾在會上引用民間諺語說，不管是白貓、黑貓、花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

這場秘密探索猶如一顆大石。對于參加了座談會的李祖應來說，這顆沉石終于落了地，各村、各生產隊的人們對此懸而未決的心也終于落下。

1980年5月31日，鄧小平在中央負責同志會議上指出，“農村政策放寬以后，那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起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大。安徽肥西絕大多數生產隊搞起了包產到戶，增長幅度很大。鳳陽花鼓那個地方搞起了大包干，也一年翻身。”

這意味著，鄧小平當時對小井莊、乃至肥西縣的做法予以充分肯定。到了1982年，“包產到戶”同其他農業生產責任制一起寫入了當年中央1號文件中。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轉《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紀要》指出，目前，全國農村已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生產隊建立了不同形式的農業生產責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額計酬，專業承包聯產計酬，聯產到勞，包產到戶、到組，包干到戶、到組等，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反映了億萬農民要求按照中國農村的實際狀況來發展社會主義農業的強烈愿望。

《紀要》明確，不論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眾不要求改變，就不要變動。各級黨的領導應向干部和群眾說明，我國農業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集體化的道路，土地等基本生產資料公有制是長期不變的，集體經濟要建立生產責任制也是長期不變的。

2016年12月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萬里同志誕辰100周年座談會上指出，萬里同志勇當改革先鋒和闖將，在安徽工作期間，大力支持和推廣肥西縣“包產到戶”和鳳陽縣小崗村“包干到戶”的做法，推動全省農業管理體制變革。

繼承

當年同樣親歷小井莊農村改革的李烈福，如今已經75歲，他由衷感到這份歷史留下的財富之珍貴。

“當年一個農戶家到了立冬，一般只有200元收入。”李烈福告訴澎湃新聞，“改革開放40年以來，我們的生活從衣食住行方方面面都比過去好了很多倍，原來住的都是草房子，只要一下雨，老百姓都提心吊膽，現在住的都是磚瓦樓房。以前運輸都是靠肩膀挑東西，現在出門都是開車。”

肥西縣委副書記、縣長李煜近日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表示，山南小井莊發出了改革發展的吶喊，點燃了大膽創新的火焰，激勵了一代又一代的肥西兒女敢作敢為、大膽創新，改革、創新、奮斗成為小井莊“包產到戶”精神的思想精髓。

如今的解明田已經是合肥市田源精鑄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田源精鑄”）的總經理。從乞討者到總經理，他也成為延續小井莊、乃至山南鎮敢為人先精神的典型代表。

經歷上世紀80年代初“包產到戶”帶來的大豐收后，解明田干運輸業到1989年，那時他已經成為一名“萬元戶”。1993年，他進入田源精鑄前身肥西縣離合器總成廠打工。1997年，他在山南鎮上開了一家飯店，承諾為20公里內來吃飯的顧客提供免費接送服務。

2004年，離合器總成廠逐漸失去生命力，面臨關門，在廠里打了10年工的解明田背債拿下了這個廠，改制為現在的田源精鑄。

童年艱苦的生活讓解明田一直有出人頭地的想法，他告訴澎湃新聞，肥西的大環境非常好，從2002年到2012年這10年，田源精鑄處在快速發展階段，政府從土地出讓金、稅收等方面對企業都有優惠政策，辦事效率高。

李煜告訴澎湃新聞，肥西人自古就有“敢為天下先”的精神，善于把握新形勢，敢于接受新思維。晚清時期，張樹聲等淮軍將領開洋務運動之先河，臺灣首任巡撫劉銘傳啟寶島臺灣工業化和現代化之門，都顯現出這種“敢為天下先”的勇氣和魄力。

解明田也認為，小井莊是改革開放的第一塊熱土，因此這片土地孕育出的人普遍擁有超前的意識。如今，田源精鑄已經成為肥西縣改制最成功的企業，由改制前800萬元的年產值提升到現在5億元左右，合作伙伴來自日本、美國、德國等世界各地。

未來

童年經歷過兩次大旱的童廣年，如今剛剛履新小井莊村黨委書記。盡管是新書記，但他一直未曾離開過山南鎮，是當地基層工作的老面孔。

“1979年過后，家里就有錢買到收音機了，可以聽到黨中央的政策，和外界有了接觸。”童廣年那個吃不飽飯的童年早已一去不復返，他告訴澎湃新聞，以前過年吃的東西都買不起，到了上世紀80年代初，有一次過年的時候，父親竟給他買了新衣服。

童廣年坦言，隨著國家對“三農”政策的不斷優化，改革力度不斷深入，改革開放以來小井莊基礎設施、農民收入成倍增長，鄉村吸引力更強了。

小井莊的巨變有目共睹。近日，澎湃新聞走進小井莊村的街頭巷尾，看到一排排新樓房坐落在道路兩旁，有的家里安裝了落地窗戶，頗具現代感。一些庭院外停放著轎車，綠樹成蔭。

官方數據顯示，目前，小井莊全村27個村民組全部實現了村村通水泥路和組組通砂石路。2017年，小井莊村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全村流轉土地2000畝，承包給大戶種植苗木和大棚蔬菜，人均獲得租金800元，務工收入10000元。部分勞動力在外務工，從事二三產業，人均務工收入達3萬元，2017年全村人均純收入達15800元。

童廣年表示，如今小井莊正按照改革發源地、生態農業村、旅游觀光點、小康文明村的發展思路，謀求更快、更大發展。

例如，按照規劃，小井莊村將土地合理、規模化有序流轉，實施產業調整，發展特色農業生產，并繼續鞏固好稻蝦養殖、苗木花卉、經果林等產業，使農村農田發揮最大效益。

此外，小井莊4A景區升級項目也正在進行中，并將與興莊村和長莊村一起實施“三莊聯動”鄉村振興項目，帶動村內二三產業發展，充分發揮好當地自然資源和特色特點，做好旅游產業的文章，改善村容村貌，開設相關崗位培訓，做實做優產業項目，帶動好扶貧戶發展持續增收。

童廣年深知責任重大，他雖感到有壓力，但小井莊未來的發展已經有了方向，他的工作也就有了奔頭。

“雖然我的工作崗位這些年有調動，但我始終留在山南鎮，大環境沒有改變。”童廣年說，黨和人民把他放在村黨委書記的位置上，他有信心成事，因為40年過去了，為農民謀福祉一直還是所有人奮斗的目標。

這是巨變新時代下永遠不變的堅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