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商主義制度及其歷史意義》，[德]古斯塔夫·馮·施穆勒著，[英]威廉·阿什利 英譯，嚴鵬譯注，東方出版中心2023年5月出版，184頁，68.00元

1862年9月30日，新任首相奧托·馮·俾斯麥在普魯士議會下院的三十多名預算委員會成員面前宣稱：“德意志的未來不在于普魯士的自由主義，而在于她的力量……當代的重大問題并不是通過演說和多數派決議就能解決的……這正是1848年和1849年所犯的錯誤……而要用鐵和血來解決！”

然而，這番著名的“鐵血演說”雖傳揚于今世，卻遠不為當時的德意志所容。俾斯麥的言論不久便像野火一般燒遍了德意志各邦，不但普魯士議會拒絕通過預算，更在全歐洲受到了廣泛批評指責?！拌F血”宰相的初啼遠不如今人想象那般順利。那真正在“鐵與血”的外皮下闡明了強國之道，為德意志統一立論的，并非政客短短幾句的驚世之言，亦非財經人士夸夸其談的美好設想，而是斯時崛起的一大學派——德國經濟學“歷史學派”（Historical School）基于歷史的分析判斷。恰如古斯塔夫·馮·施穆勒（Gustav von Schmoller）所言：“事實無情地清楚地告訴他們，在最先進的國家以最嚴酷的民族利己主義，用金融、立法和暴力的一切武器，用航海法和禁航法，用艦隊和海事法庭，用公司，用國家指導和支配下的貿易，為生存而進行集體斗爭時——他們若不成為鐵錘，就一定成為鐵砧。”（《重商主義制度及其歷史意義》130頁，以下引用此書僅標注頁碼）歷史學派以重商主義下筆，恰如《商君書》之于秦，《鹽鐵論》之于漢，寫就了德意志帝國統一背后的經濟秘密，也揭開了近代西方列強崛起的晦暗陰影。

學派沉浮與理念之爭

歷史學派起于十九世紀，恰與德意志統一同步，也與重商主義的沒落共行。在西方經濟學中，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橫空出世有著別樣意義。通過亞當·斯密精心的堆疊建構，新大陸的原料掠奪與貨物傾銷、三角貿易的販奴船、持私掠許可下逡巡的海盜、歐陸周而復始的爭霸戰，統統被歸納為“重商主義”這一既包括特權商人的壟斷與尋租，又包括國家對制造業和貿易的干預的模糊概念。只不過，亞當·斯密提出“重商主義”概念，旨在對此前商人追求壟斷、國家干預經濟的現象進行批判。在《國富論》問世之后，秉持自由放任原則的英國古典經濟學旗幟鮮明地打出了自由貿易、自由競爭的經濟主張，并在大英日不落帝國與美國的強勢崛起繼承之下延續其影響至今，重商主義則淪為貿易保護、閉門造車的代名詞，一度被釘在經濟學的恥辱柱上。

然而，斯密提出的“重商主義”概念卻為當時歐陸上處境截然不同的另一批學人所接納，他們從不同方向展開了思考。在尚未統一的德意志，有著共同思想與傳統的學者意識到經濟紐帶的必要性，從歷史中尋求經濟上的共同體。這也正是普魯士實現統一的最大助力——關稅同盟的起源。值得注意的是，關稅同盟理念的首要支持者并非普魯士人，而是一位符騰堡經濟學家，也是歷史學派的先驅——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作為民族主義經濟學的先驅，李斯特終生憔悴困窘，飽受挫折，既是短視的德意志邦國地方企業家嘲罵的怨種，也是奧地利秘密警察追捕的要犯。他的國民經濟體系實際上乃是為其祖國統一服務的，但在他去世后才大白于天下，他也因此獲得了作為德意志杰出民族英雄之一的崇高地位，并為歷史學派在德意志登堂入室開啟了大門。

李斯特的貢獻，在于將民族國家的理念引入了經濟學，并以整合民族的統一商業政策進行國內外貿易，在《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陳萬煦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一書中，他明確表示：“我所發覺的是流行學派并沒有考慮到民族，它所顧到的，一方面是全人類，另一方面只是單獨的個人。我清楚地看到，兩個同樣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要在彼此自由競爭下雙方共同有利，只有當兩者在工業發展上處于大體上相等的地位時，才能實現。如果任何一個民族，不幸在工業上、商業上還遠遠落后于別國，那么它即使具有發展這些事業的精神與物質手段，也必須首先加強它自己的力量，然后才能使它具備條件與比較先進各國進行自由競爭。……我認為德意志必須取消國內關稅，采用統一的對外商業政策，由此來努力達到別的民族憑了它們的商業政策在工商業發展上所達到的標準?！闪⒁粋€德意志工商業協會，目的在于取消我們的國內關稅，使德意志全國能采用統一的商業政策?！?/p>

無疑，這一點與亞當·斯密的主張背道而馳，而李斯特也對這位憎惡壟斷的經濟學壟斷者大加撻伐：創造出“重商主義”一詞加以批判的亞當·斯密，卻在《國富論》中對英國的《航海法令》等重商主義政策不惜溢美之詞。英國人正是靠著重商主義實現富強，卻轉過頭來告誡落后國家重商主義不足取，應該認同有利于其發揮強國優勢的自由放任政策，這無異于登高抽梯、過河拆橋。較之于斯密和英國古典經濟學家如上帝般高高在上的抽象分析法，李斯特借助了歷史研究的方式記錄英國政策實踐，使得英國人引以為傲的理論優勢在事實面前不攻自破，也使得歷史方法引入了經濟研究，成就了德國經濟學歷史學派的興起。

歷史學派內部，有著緊跟李斯特的“老歷史學派”（Older Historical School），伴隨著德意志帝國統一逐漸挑起大梁的“新歷史學派”（Younger Historical School），以及十九世紀末興起的“最年輕的歷史學派”（Youngest Historical School）之分?！袄蠚v史學派”以威廉·羅雪爾（Wilhelm Roscher）為首完成了學派的學科構建，“最年輕的歷史學派”則隨發起人維爾納·桑巴特（Werner Sombart）和馬克斯·韋伯（Max Weber）轉向開辟社會學研究，將歷史學派轉入社會學、政治學領域。換而言之，真正在經濟學方面形成了成熟架構，并與德意志帝國命運與共的，恰恰是施穆勒為首的，在羅雪爾之后發展壯大起來的“新歷史學派”，而這部《重商主義制度及其歷史意義》正是其扛鼎之作。

1882年的德國基爾港

重商主義與民族國家的崛起

作為李斯特的符騰堡老鄉，施穆勒的命運要比這位前輩順利許多。在俾斯麥推動小德意志方案實現統一的同時，施穆勒于1865年成為哈雷大學政治學教授，1872年在普法戰爭勝利后重組的斯特拉斯堡“帝國大學”任教，1882年成為柏林大學教授并在五年后入選普魯士科學院。德意志統一與發展的紅利使得施穆勒與歷史學派蒸蒸日上，儼然與英國古典經濟學派分庭抗禮。1872年，施穆勒在創立德國社會政策協會的開幕詞里便詰問道：“民眾深深懷疑在‘經濟大會’上體現出來的、主導今日市場的經濟學說是否能夠永遠占據支配地位。難道引入經營商業的自由權利和廢除中世紀確立的所有行業立法，就能夠創造出這一傳統里那些狂熱之徒所預言的完美經濟環境嗎？”（第9-10頁）換而言之，施穆勒主張為了“社會”而對抗“經濟”，將重商主義與近代以來的國家形成視為同一歷史進程的不同方面，為重商主義找到了作為“國家理由”（Raison d’état）的歷史意義。施穆勒主張：“歷史上那些偉大的政治與經濟成就，產生于經濟組織與政治權力及秩序被置于相同基礎之上的時代?！?span style="color:#7f8c8d;">（48頁）隨著商業的轉型與擴大，團結的精神增長，產生了將利益惠及更大地區的覺悟——“隨著僅僅基于市鎮和鄉村利益的經濟生活所面臨的困難的擴大，以及無政府狀態下無休止的小規模斗爭的勝利日益無望，各地都出現了召喚更大規模經濟力量的努力與趨勢”（61頁）。這無疑為德意志邦國的建設與統一趨勢做出了重商主義立場上的解釋?！耙环皱X只在其打造的地方使用”，每一個小的貨幣區，都會被鄰國的廉價貨幣淹沒，并在“劣幣驅逐良幣”的趨勢下迅速擴散危機。因此，神圣羅馬帝國在經濟上的渙散注定其不能實現真正統一。在施穆勒眼中，如果說十五至十七世紀建立的德意志邦國不僅是政治也是經濟上的必要，那么下一步的經濟轉型只有成為大國才有可能，“社會在更廣泛的基礎上進行某種大規模的經濟改組，并導向建立具有相應政策的民族國家”（96頁），“國家開始把巨大的經濟進步納入它們的政治制度和政策中，并在兩者之間建立起密切的關系”（98頁）。由此，一種迥異于亞當·斯密的消極定義，強調民族國家構建的重商主義理念呼之欲出：“近代意義上的國家的構建，是由經濟的共同體創造出政治的共同體，并賦予它深遠的意義。這一制度的本質，并非基于某種貨幣學說，或貿易平衡理論，也并非基于關稅壁壘、關稅保護或者航海法令，而是基于更遠大的事物，即基于社會及其組織、國家及其機構的全面變革，也是基于以民族國家的經濟政策取代地方和領地邦國的經濟政策?！?/p>

由此，重商主義成為民族國家的先聲與使命：必須消除舊的經濟和金融機構，才能創造新的共同利益和新的同一機構——民族國家；而隨著全國的經濟利益達到一個集結點，關于民族性和國家性經濟政策、關于應對外部世界的保護、關于國家在對外的重大經濟利益競爭中提供支持的思想，便應運而生。施穆勒將重商主義視為在民族國家爭取生存的斗爭中，在與其他國家展開競爭之時，按照國家利益的要求將國家權力納入衡器稱量之舉?；仡櫄v史的施穆勒以不由辯駁的實例，歷數國家權力與國家財富緊密聯系下政治力量向經濟目標的奔赴：宗教戰爭、瑞典與沙俄擴張是波羅的海貿易對弈的一步，葡萄牙、荷蘭、西班牙圍繞東印度和美洲的爭奪，英法的海上爭鋒，以及由此而起的一場場歐陸乃至世界戰爭的陰影之下，都是工商業在國家支持下的肆意擴張與彼此間的爭權奪利。在亞當·斯密這里，重商主義是亟需批判的過時概念；在施穆勒這里，重商主義是無可辯駁的既成事實。他甚至不無悲壯地指出，只要還存在一種具有獨立于國家利益的政治經濟生活，它就永遠不可能被完全克服。

普魯士工業化與共同體之路

施穆勒曾以俾斯麥一般的口吻指出：“1680年到1780年，德意志的問題不在于重商主義政策是否必要和可取……它是人所一致贊同并認為是適宜的。”（130頁）重商主義之于德意志，意味著擺脫對外國的商業依賴，并教育國家走上經濟自給自足的道路。作為一名經濟學家，施穆勒尤為注重普魯士國家（the Prussian State）開啟的德意志工業化的作用。從大選侯嘗試建立海軍控制東歐商貿開始，一代又一代的腓特烈們在這個年輕的軍事化新教國家不斷推進創造一種能夠與西方文明國家競爭的工業，以控制國內市場，提升鄉村、市鎮的中世紀手工業，一步一步將國家從對西歐貿易金融的依賴中解放出來，并反過來強化對其他東部國家的影響力。為廣闊的國內外市場生產的工業，盡管得到國家種種支持保護，仍不得不苦苦應對嚴酷競爭與不斷變化的市場，在最為艱難的制造與貿易兩個領域打開出路。此時的普魯士與其說是歐洲的兵營，不如說是歐洲的血汗工廠。利潤微薄的雇主（Unternehmer）、承擔風險的包買商（Verleger）以及廉價劣質的產品都讓普魯士工業臭名在外——一直到德意志帝國建立后的1887年8月23日，英國議會還通過侮辱性商標法規定所有從德國進口的產品都須注明“Made in Germany”（德國制造），以此判別劣質的德國貨與優質的英國產品。但艱難的工業化使普魯士國家在核心工業里占有了自己的份額，并通過工業的輸出性質，確立了西歐那些所謂更高級文明所具有的本質特征。德國工業也從亞當·斯密嗤之以鼻，卻由施穆勒想要保留的“中世紀確立的行業立法”，發展出了經濟學家熊彼特口中的“企業家精神”，并在今天的制造業語境下化為了德國“工匠精神”的制度根源。在施穆勒理解中，重商主義不光是國家對經濟干預，而是雙方的雙向奔赴：經濟力量除了自足存在，還應全力服務于國家；追求著自己的目的的國家，也必須用其一切權力和全部成員去切實服務于國民經濟。普魯士的工業發展歷程無疑正是此中力證。

然而，單純的自足存在并不足以杜絕外界的干涉。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歐洲的長期戰爭，每一場都耗時日久并把經濟目標作為首要目的，這意味著國家對經濟競爭的熱情已上升到如此高度，以致只有在高烈度的大規模戰爭中才能得到充分表達和滿足。有趣的是，這種大規模的利益交換與再分配，幾乎都是以歐洲“均勢”的名義進行的。換而言之，各國在圍繞經濟目標展開爭奪之際，也都懷有各自的“均勢”方案，亦即成就一個繁榮而和平的偉大共同體?？偨Y了成敗經驗的施穆勒認為，正是那些理解應當怎樣迅速、大膽且目的鮮明地利用艦隊、海軍、海關稅則和航海法令來服務于民族和國家經濟利益的政府，在斗爭中于財富、工業繁榮方面占據了優勢。與英國同行不同的是，施穆勒毫不諱言此中陰暗隱晦之處：利用海上和商業上的統治地位，利用殘酷的國際法支持，以及精巧設計的陰謀外交，向弱國和缺乏經驗的民族施加不利而卑鄙的條約——正是通過這些幕后伎倆，大英帝國公開地宣揚半真半假的經濟學說，認定一國貿易優勢必然對他國不利，后起之秀必然是禍亂之源，只有自由放任大國行使優勢霸權方能穩定世界。

而施穆勒在對重商主義追根溯源后，提出了不同設想：基于經濟團結的感情與認同創造出集體利己主義，每個時代的商業政策都從這種利己主義中得到動力。這樣的集體不斷變化擴大，作為利益共同體演變存在。歷史進步主要包含于越來越大的共同體的建立過程中，大型共同體作為經濟政策的掌控者取代了小型共同體。因此，施穆勒并不認為重商主義是固步不前的：十七、十八世紀是現代國家（moderne Staaten）與現代國民經濟（moderne Volkswirtschaften）初生之時，自然有著嚴厲而粗魯的自私性立場。而在1860-1875年自由貿易與國家競爭達到高潮，歐洲國家間的經濟斗爭也就需要政策上的人性化轉變。施穆勒本人，正是一位致力于社會改良的“講壇社會主義者”（第8頁），為當今歐洲的福利國家制度奠定了基礎，更是歐盟前身——歐洲經濟共同體的合作思想來源之一。但作為以歷史學方法論進行經濟學研究的學者，他難以接受英國古典經濟學派對重商主義有目的性的泛化攻訐，以及英美在這一立論下對集體主義、共同體理念的否定：“英國在1750年至1800年間，通過關稅和海戰、經常性的暴力等手段，配以常常最為頑固的民族自私心，登上了其商業霸權的巔峰；然而，也正是這同一個英國，在同一時間向世界宣告，只有個人的利己主義是正義的，國家和民族的自私心永遠是不義的。這樣一種夢想著無國界的個體競爭，以及所有國家的經濟利益和諧共存的學說，由英國人提出來，難道不是一種命運的嘲弄嗎？”（138頁）

可惜的是，歷史并未眷顧歷史學派。恰如歷史學派因與亞當·斯密的論戰開宗立派，后世大名鼎鼎的經濟學奧地利學派也在1883年開始與歷史學派展開論爭，由此蜚聲學界。在兩大學派圍攻下，施穆勒的后繼者“最年輕的歷史學派”轉戰德國素有優勢的政治學、社會學。而英語和美英學校在當今經濟學界的話語霸權，也使得歷史學派成了經濟學學術史上的丑角與反派，在兩次世界大戰掀起的“去德國化”浪潮中被正統學界掃地出門。在學派多舛的命運映襯下，施穆勒無疑是幸運者，他于1917年去世，沒有親眼看到一生為之所系的新德意志國家灰飛煙滅。然而，世界大戰中再現的經濟封鎖、貿易戰爭、商品壟斷等重商主義手段，證實了他的殘酷預言：“只要國家間的競爭存在，重商主義就不會退場。”

時移世易，要感謝英國經濟學歷史學派的先驅阿諾德·湯因比（Arnold Toynbee），以及他的學生，完成了本書英譯的英國經濟史協會首任主席威廉·阿什利（William Ashley），和為我們提供了如此專業的漢譯版本的嚴鵬老師。正是他們的在不同語言文化間的薪火相傳，讓我們得以觸及德國經濟學歷史學派的塵封過往與施穆勒集大成之作的精準原貌。時代的輪回轉換，似乎也在有意提示我們重讀這一經典的必要性：金融危機、局部沖突、貿易戰、科技封鎖、戰略禁運，重商主義的復現已在眼前；在疫情、戰火、經濟危機迫在眉睫之時，向來主張自由放任與小政府的古典經濟學派與奧地利學派，卻也積極主張干預乃至干涉他國內政以“捍衛西方價值”，仿佛昔日批判歷史學派之舉不曾發生。作為一部成書于十九世紀的作品，我們不應苛責施穆勒立足歐洲的有限視野與飽含德意志民族主義的立論，而要透過紙背看到歷史學派真正的學術價值與最終愿景：經濟法則不是絕對的，而是具有時空特性的；在不同的環境下要采取不同的對策，這是現實主義的態度，是歷史主義的態度，亦即德國歷史學派的基本方法論。而施穆勒承認重商主義的自私性，但基于共同體理念表達了他所賦予的希望：恰如德意志國家對各邦國的超越，隨著共同體的不斷擴大，惠及人群不斷擴展，人類勢必會超越民族國家，在更為廣泛的共同體中達到命運與共。

在風云晦暗的多事之時，在大國爭端的陰影之下，且重拾歷史學派的吉光片羽，用歷史的厚重與希望，為在各類虛擬經濟與金融游戲中日漸虛浮的經濟學壓穩前行的船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