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無聲

李劼人是中國現代大文學家、翻譯家，其長篇小說《死水微瀾》《暴風雨前》《大波》等已成為中國文學史上的經典，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然而到目前為止，國內還沒有一本全面描寫李劼人生平的傳記。由評論家張義奇收集資料并撰寫的《大河無聲：李劼人評傳》填補了這一空白。全書以李劼人的生命軌跡為線索，采取“傳”與“評”相結合的方式，力求為讀者提供一個多重身份的文化巨匠的形象。

作品選讀

寫完《死水微瀾》后，李劼人并未打算外出工作，而是想要一鼓作氣繼續完成他成竹在胸的宏大構思。怎奈煩心的事依然找上門來。1935年秋，嘉樂紙廠的股東們集體邀約他去嘉定共同商議公司發展大計。據付金艷《實業家李劼人檔案揭秘》所披露資料表明，此時的嘉樂紙廠形勢大好。1932年以后，嘉樂紙廠廠長王懷仲在造紙機的構造和造紙工藝上進行了大改良，不僅提高了產量和質量，成本也降了下來。因此工廠的經濟狀況日漸好轉。至1935年，四川結束了二十多年的軍閥混戰局面，政府開始重視發展地方經濟。但由于長江水路暢通，沿路不再有關卡留難，外國紙也相繼涌來，各報均有采用洋紙的趨勢。為了扶持嘉樂紙廠這個省內僅存的一家造紙企業，四川省政府專門召集紙商和各個報館開會，并以政府命令的行政手段，勒令各報館必須一律采用本省的紙張；同時，對于嘉樂紙廠產品存在的質量問題，派出專門人員前往督促指導，務使其積極改良。嘉樂紙長期以來面臨的困惑是紙張的漂白問題，如今終于找到了癥結所在，原來造紙使用的一直是井水，而井水含有鹽質，與堿相遇便產生中和反應，現在改用河水造紙，紙張漂白的問題一下就解決了。1936年《四川經濟》第2—3期刊出《嘉樂新聞紙漂白成功》的新聞，省城各報館、印刷商，頓時很樂意使用價廉的嘉樂紙了。

為了盡快把嘉樂紙廠的商品推向市場，創作興致正旺的李劼人，不能不暫時放下手中的筆，去為紙廠的發展奔走：“1935、1936年是嘉樂紙廠扭虧為盈時期，也是李劼人創作的高峰期。在全身投入創作的同時，他仍然利用自己廣泛的人際關系，在成都為嘉樂紙廠的發展盡心盡力。1935年底，盧作孚出任四川省建設廳廳長，積極籌劃利用四川豐富的造紙資源，建設大規模紙廠。嘉樂紙廠聞風而動，計劃加入并積極擴充……”

李劼人

因忙于嘉樂紙廠事務，一段時間內李劼人時常在成都和嘉定兩地奔走，對于此間的所見所聞令他感慨頗多。于是他在1936年夏，寫成了一篇萬余字的散文《成嘉來回記》，之后將文章寄給了上海《新中華》半月刊。編輯部原打算當年8月發表該文，并且提前在刊物上登載了廣告。但是不知何故，后來并沒有刊發這篇散文。2010年，為編輯《李劼人全集》搜集資料，我在南京圖書館查閱了從創刊到閉刊的全部《新中華》雜志，并未見發表該文；隨即又查閱了1957年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的一本小冊子《〈新中華〉總目》，亦不見有《成嘉來回記》的蹤影。一些專家學者在文章中談到這篇文章的發表，其實均是以訛傳訛，如今看來，這篇散文已經散佚了。李劼人寫嘉定的文章并不多，今天能讀到的只有總標題為《嘉游雜記》的三篇小文《大佛的臉》《題壁》《明實兩致的錢鈔》。長篇散文《成嘉來回記》的散佚對了解李劼人的散文創作成就是個遺憾。

正當李劼人全力以赴進行小說創作時，一個噩耗傳來：他的好友王光祈在波恩病逝了。乍一聽到這消息，李劼人像是頭上被人猛敲了一悶棍，只感覺耳邊“嗡”的一聲，老半天沒回過神來，隨即一陣悲痛涌上心頭。光祁是他最親密的朋友，也是他同學當中最貧窮最有志氣的才子。他們自從十多年前在巴黎分別之后，雖未再見面，但是書信一直不斷。那年在巴黎分手，王光祈回到德國后，便一頭扎進書齋中，潛心讀書做學問。王光祁在1920年6月1日致李劼人和周太玄等朋友的信中曾表示：“所居法蘭克福郊外，開窗臨野，碧綠平苑，全系故鄉風味。已決心在此專心學習德文，數月中絕不履城市。”之后，王光祈先后到柏林、波恩等地，一直拼命地勤學苦讀，并且靠寫作維持基本生計，生活很清苦。直到1932年，王光祈被波恩大學東方學院聘為中文講師，生活才有所好轉。

1934年，王光祈以《論中國古典歌劇》獲得波恩大學博士學位，成為首位獲得這一學位的中國音樂學家。從留學到去世，王光祈不僅在音樂理論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而且在藝術、政治、經濟、外交、國防等諸多領域都作出了令人欽佩的建樹，其論著達三十四種之多。留德時期的王光祈，盡管全身心投入到研究學問中，但并未鉆進象牙塔，他的目光時刻關注著多災多難的祖國。日本侵占東北后，一個日本教授在波恩大學作《滿洲國與日本》的講演，憤怒的王光祈當即組織留德學生集會抗議。在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的時刻，他還騰出很大的精力研究國防和外交問題，《國防潛艇》《空防要覽》《未來將材之陶養》等軍事譯著都是在這個時期完成的。

王光祈與《論中國古典歌劇》

鑒于王光祈在諸多領域的成就和他在文化上的重要影響，1935年4月20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通過中華民國駐德國大使館致信王光祈：“聞君光祁集學苦行，不勝欽佩；如愿回國，當圖借重。”但心中充滿理想的王光祈不愿充當政客，遂以波恩大學執教為由謝絕了。不料，之后不久，王光祈便因長期的貧困和積勞成疾，竟于1936年1月12日患腦出血，猝死于波恩醫院，終年僅44歲。

王光祈逝世后，波恩大學校長畢托羅斯向全校發出訃告，并于18日舉行了追悼會，對王光祈在東西方文化方面的貢獻給予了高度評價。國內，上海《時事新報》于2月28日，以《王光祈先生的哀耗》為題，報道了王光祈的死訊，稱贊：“王光祈是吾國唯一的音樂史家，平生著作甚富，治事亦極精煉……”3月15日，南京中央大學音樂系舉行追悼會，蔡元培、徐悲鴻、田漢、宗白華等一批文化名人以及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參加了悼念。徐悲鴻趕畫了王光祈遺像，儀式由宗白華主持，蔡元培親致悼詞：“王光祈不僅是一個學者，并且是溝通中德文化的重要人物。”同一天，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也舉行了追悼會，著名音樂家、國立音專校長蕭友梅敬送挽聯：“曠代仰宗師，著述等身，壽世更留音樂史；窮年攻律呂，棲遲異地，夜臺長伴貝多芬。”舒新城致悼詞，他熱情地贊揚道：“王君留德十六年，從未受公家和私人方面絲毫津貼，平日生活，純賴鬻文維持。此種堅苦卓絕之偉大精神，洵足為現代青年之表率。”沈君怡稱贊王光祈是“能真正本著奮斗、實踐、堅忍（韌）、儉樸精神，不參加政治活動，一心一意遵守少中宗旨及公約為事者”。

在王光祈的家鄉，溫江和成都都分別舉行了悼念活動。4月19日，在成都文廟西街成公中學，即王光祈母校的舊址，也舉辦了隆重的追悼會，李劼人、周太玄、魏時珍、劉大杰等諸多好友和文化人都出席了大會，李劼人、周太玄分別介紹了王光祈的生平和他組織少年中國學會的歷史功績，人們無不痛惜光祁英年早逝。

同年8月15日，王光祈遺體在波恩火化后，骨灰從德國送歸上海，至1938年再由少年中國學會會員沈君怡送回到成都。由于王光祈在家鄉已經無親人，骨灰便一直存放在李劼人家中。

追悼會后，成都的朋友們準備編輯出版《追悼王光祈先生專刊》。李劼人滿懷悲傷寫下了《詩人之孫》一文。在這篇懷念文章中，李劼人從王光祈的祖父王澤山、父親王茂生寫起，以此說明王光祈的家學淵源，然后追述王光祈家道中落和他艱難困苦的求學經歷，最后述說了自己與王光祈的友誼。其實他們的交往還是有個曲折過程的：他們最早認識是在宣統元年（1909），李劼人從高等學堂分設中學堂的丁班被提升到丙班，時常與王光祈在一個自習室里讀書，但李劼人很討厭王光祈那冷僻的樣子，認為他是一個怪人，所以一直不喜歡同他說話。直到宣統三年（1911）的春季，李劼人突然發現這個冷僻的怪人還能作詩，于是對于王光祈的看法立即有了大逆轉。之后，兩人有了交情，在一起飲酒吃茶，談論理想，談論生活，也談論女人。光祁雖然比李劼人小一歲，卻是有過婚姻經驗的人。他的妻子叫羅次玙，是母親做主為他娶的溫江縣鎮子鄉的一個女子。每每談到女人，李劼人就不能不讓光祁“逞強”，這是他最得意的事……青年時代的交流仿佛還在眼前，可現實是斯人已獨去，唯有一眾老友還依然在這動蕩的世界掙扎、奮進。

李劼人與孫子孫女在一起

李劼人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正值生重病，渾身乏力。但失去老友的悲痛，又催促讓他不能不強撐病體，以手中沉重的筆為老友留下一點歷史的記憶。

“西安事變”發生前夕，老朋友張秀熟來看望李劼人。張秀熟長年在成渝等地從事地下活動，他們已有多年不見了，李劼人非常高興，親自下廚，并特意將開“小雅”時珍藏下的允豐正“仿紹”打開，特以待故人長錮歸來。兩人從當前的形勢談到九年前的往事，那是“二一六”政府當局欠下的一筆血債，十幾位被殘酷槍殺的人中，有幾個都是李劼人的學生。一想到此，李劼人不覺熱血上涌，忽然拍案而起：“血債總有一天是要清算的呀！”張秀熟是第一次看到李劼人如此激動，第一次聽到他發出如此痛苦的聲音。數十年后，張秀熟回憶起這天的情景，還感覺歷歷在目，認為是時代使李劼人“憬然有覺”。

1936年冬，李劼人將家從斌升街13號院搬遷至比鄰的桂花巷64號院。在斌升街只租住了四間房，地方較窄，房屋也不太好；而桂花巷卻是一整座小院，有十三間房，門房和廁所一應俱全，而且前后兩個院子很大，還有十多株大樹。到夏日時，便是濃蔭滿院，對于怕熱的李劼人來說，實在是一處愜意的居所。斌升街和桂花巷是清代滿城內相鄰的兩條東西向的小街，西頭是順城街，東邊是東城根街。即使今天，兩條小街也是鬧中有靜。桂花巷原來叫桂花胡同，因小街上曾經栽有桂花樹而得名。遺憾的是李劼人當年所居家的兩個院子均已拆掉了，原址上都建起了宿舍樓。斌升街11號（李眉說是13號）的門牌號都沒有了，9號之后便是17號，其中9號是成都民主黨派大樓，17號則是一個五層樓群的院落，原來的11號和13號想必都并入了17號大院中。我問樓下一個賣切面的老板，回答是這里從來沒有11號和13號。也難怪，如今城中心多外來人口，哪里知道過往的事情。而這里正是產生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名著《死水微瀾》的地方。桂花巷在斌升街北側，但64號院也不存在了，小街對面的63號門牌恰恰還在，已是樓房，而64號老院子湮沒進了60號大院，如今是四川省水文監測勘探局的宿舍區。李劼人當年正是在這里完成了“大河三部曲”中的《暴風雨前》和《大波》兩部重要作品。

“大河三部曲”封面，四川文藝出版社

斌升街和桂花巷都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值得提說的地方，除了李劼人和他的重要作品產生在這里，還有好些知名作家都在這里留下了足跡。1938年7月，東北作家蕭軍與蘭州女子王德芬結婚后，由西安抵達成都，先在長順街暫居，同年10月便經沙汀介紹，搬進了李劼人所居的64號院，分租了兩間廂房，直到1940年春天因上了特務的黑名單而不得不離開成都去重慶。在與李劼人為鄰的將近一年半的時間里，蕭軍在這里編輯《新民報》副刊，培養青年作家，寫作了大量針砭時弊、宣傳抗日的雜文，并與李劼人等眾作家一起組建中華文藝界抗敵協會成都分會，同時還完成了著名的報告文學作品《側面》。蕭軍從1938年8月1日開始寫這部作品， 至1939年3月23日晨完成，共計18萬字，當年在成都出版。

可惜，斌升街和桂花巷這兩處現代著名作家留下的痕跡已經被歲月抹去了。

在桂花巷居住期間，李劼人除了忙于嘉樂紙廠的事務外，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寫小說上。此時劉大杰正擔任四川大學中文系主任，數次拜訪李劼人，誠邀他去中文系擔任講師，都被他謝絕了。李劼人在致舒新城的信中，曾兩次說到劉大杰請他去川大教書，均被他婉言謝絕。當年離開成都大學時，李劼人就暗自下了決心，不再重返大學，哪怕碰到戰事，寧肯再去開餐館也不會再回去。所以劉大杰幾次登門均未獲應允：“我幾次邀他到四川大學文學系教書，他說：‘教育比寫文章還苦。一個月我只要一百塊錢就夠我的酒飯了。一個月寫兩萬五千字是容易的。我不爭名，也不爭利，我愛自由。我要什么時候寫，就什么時候寫，要什么時候睡，就什么時候睡。一上講堂就變成玩把戲的猴子了。’我不愿破壞他的這種美的境界，不愿束縛他那種自由，再也不向他提到教課的事了。”劉大杰是李劼人的老朋友，早在20世紀20年代他們就相識了。1935年秋，劉大杰隨任鴻雋到四川大學任教，他立即就想到了邀請李劼人一同共事。

李劼人謝絕了劉大杰的美意，卻加深了二人的友誼。在那兩年多的時間里，兩人過從甚密，到李劼人家中喝酒，成了劉大杰理想的樂事，既有好酒好環境，又可以毫不設防無話不談。喝到酒酣耳熱時，李劼人脫光上衣，打著赤膊，手執蒲扇，雄辯滔滔盡情地顯露出天真浪漫的面目；劉大杰也在這種無拘無束的熱烈氛圍中終于酩酊大醉。

這是兩個現代文人在20世紀30年代所顯示出的魏晉風度！

新媒體編輯：傅小平

配圖：歷史資料

原標題：《首部李劼人評傳推出，大河人生拂塵于今｜此刻夜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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