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黑孩

專訪

▲ 本期封面作家 黑孩（郭天容 繪）

作家汪曾祺曾說，“黑孩是有‘感覺’的，有‘新感覺’的。”近年，旅日作家黑孩把自己的感覺融入了長篇小說《惠比壽花園廣場》《貝爾蒙特公園》《上野不忍池》《戀愛吧，菜菜子》之中，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她說：“寫作或許就是為了彌合自我意識與外部世界的裂隙所做的一種努力。就像法國作家布朗肖說的，作家的目標是通過文學的再創造使人們看到世界。”

01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的話，寫作之于我，更像是在打發時間。”

記者：剛開始聽你說你寫作到現在都沒做過訪談，真是有些驚訝。近年你在《收獲》等期刊上發表了不少作品，應該說不缺少關注啊。我們不妨從頭談起，從你如何走上寫作之路談起。

黑孩：這個訪談的確是我的第一個訪談，說心里話，我還真有點緊張。謝謝給我這個機會。

我曾經寫過一篇隨筆《所有的過去，所有過去的》，里面詳細介紹了我是如何走上創作之路的。

1987年，一次，我就職的《青年文學》雜志社在河南搞文學講座，我跟主編參加了。我至今還記得當時的那份驚奇：大會堂里坐滿了文學愛好者，幾乎座無虛席，應該有幾千人，看起來黑壓壓的一片。我的身邊坐著知名評論家曾鎮南。河南的主辦方做主持人，先是讓幾個評論家發言，然后讓主編發言。以為講座要結束了，突然聽見叫我的名字，讓我也上臺發言，而我一點兒心理準備都沒有。開始我坐著不動，但主持人不斷地叫我上臺，身邊的主編和曾鎮南也催促我，相反幾千人一點兒動靜都沒有，非常寂靜。我還是第一次突然而震驚地面臨一種做出決斷的需要。我盯著下面黑壓壓的人群，心里想：拼了。那時我剛剛讀完莫言的《紅高粱》，心想就一股腦兒地把讀小說時的感受說出來好了。我不記得當時都說了些什么，只記得我提及莫言寫人的耳朵被刺刀砍掉的細節，并表示我不僅沒有感到惡心，反而在心里產生出幾分潔凈。說到這里我覺得很不自在，甚至有幾分愧疚。我造成的冷場令我不敢正視臺下。無法相信的是，突然有一個人大聲地喊道：你說得非常好，我們都喜歡聽，就按照剛才的話說下去。太神奇了。我的話說完后，大會堂響起了一片熱烈的掌聲。回到座位后，曾鎮南突然對我說：你的文學感覺很好，可以嘗試寫小說。我覺得受寵若驚，問他說的是不是真的。他回答說是真的。他還說寫出來的話可以幫忙看，覺得不錯的話，就幫著推薦給雜志。

作家 黑孩

記者：對于還沒什么創作經驗的文學新人，適時的鼓勵和督促，的確重要。

黑孩：曾鎮南的建議直接擊中了我的夢想。回到北京的那天晚上，我坐在宿舍的寫字臺前，手里握著一支圓珠筆，聚精會神地寫了第一篇小說《醉寨》，只有幾千字，是一鼓作氣寫完的。

曾鎮南看完小說后，附加了一篇評論推薦給當時《作家》雜志的主編王成剛。王成剛很快聯系我。小說在第四、五期發表出來了。接著我又在《鐘山》和《萌芽》等雜志上發表了幾個中短篇小說和一些散文。中篇小說《我走近你》被《小說選刊》選載使我稍微有了一點點名氣。所以說，與一個人的相見會改變一個人的命運。如果想實現目標，除了本人的努力，有時候還真的需要機會和緣分。我想我都有了。

記者：人生或者命運就是一串無盡的因果鏈。

黑孩：日本有一個明星小隊，選隊長的時候采用劃拳的方式，其中的道理是相同的。那就是：運氣也是才氣的一個部分。

記者：確實，運氣和才氣總是被分而看之，似乎運氣好的話，才氣就會自然而然被激發出來，實際上兩者緊密相連。我有些好奇，一個作家一般通過什么方式確認自己有寫作方面的才華，而且覺得要是不寫作都可惜了。

黑孩：我的處女作《醉寨》除了獲《作家》獎之外，偶然的機會，我在你現在就職的《文學報》上讀到了題為《〈醉寨〉筆調之妙》的評論，是評論家程德培寫的，雖然只有千字左右，但給我的鼓勵非常大。

文章里寫道：《醉寨》所寫的，大概是生命歷程中所受到的一次難忘的沖擊吧。這是死亡的沖擊，是生命遽失時的深愛巨創，是人性渾厚執著的呼喚。他還寫道：我尤為欣賞小說的筆調，你說她的語言簡凈也罷，瀟灑優婉也罷，舒卷如遠天的流云也罷，似乎都說得不錯，但有一點是確定無疑的，那即是這小說筆調的別致很可能調動我們那些被慣常閱讀程式弄麻木了的神經。作者那與眾不同的調詞遣句的能力顯然是和他新穎的感覺與創作的天賦有關，他似乎是帶著一種寫詩寫散文的本領一下子闖入了小說的敘述之中。

記者：我讀你的小說也是同感，最覺得好的就是筆調。

黑孩：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對自己的文字，真的有了一點兒自信。但說心里話，也許直到現在我也沒有覺得一輩子非得寫作不可。我這個人，單獨一個人的話，不能去飯店吃飯，也不能去咖啡屋喝咖啡。還有，我不擅長運動，也不擅長交朋友，也不喜歡種花養樹什么的，所以呢，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的話，寫作之于我，更像是在打發時間。24小時其實是很長的時間，總得找一點事情做。我唯一的愛好就是讀書和寫作，所以就用讀書和寫作來打發時間。

記者：有些出乎意料，我還以為你比較擅長交朋友呢，和你同時代的作家里，怕是很少有人像你這樣，和冰心、汪曾祺等文壇前輩有這般深度交往。

黑孩：既然提到了汪曾祺和冰心，我就說一點兒題外話。在去日本留學的事情上，我記得我非常猶豫。先是跟汪曾祺商量，他用魯迅、徐志摩以及冰心等人為例，說很多作家都是因為留過學，所以視野更開闊，寫的作品也更好。他的態度在給我的散文的序文中也寫到了。原文是：再過兩三個月，黑孩就要到日本去。接觸一下另一種文化，換一個生活環境，是有益的。黑孩，一路平安！

我不知道“一路平安”四個字給我的是感動還是安慰。或者兩方面都有。有一次，蕭紅問魯迅：“你對我們的愛是父性的還是母性的？”魯迅沉思了一下說：“是母性的。”我同樣也征求了冰心的看法，她送了一幅字給我：“小孩子你別走遠了，你與我仍舊攙扶。”

02

虛構與非虛構之間根本就沒有界限，既有通途，也似天塹。

記者：你把與冰心交往的經歷，寫進了《初見冰心》等散文里，也寫進了小說《惠比壽花園廣場》。也就是說，像這樣的章節，差不多就是真實的，是完全可以在你的生活中得到印證的，在你看來，小說與散文，或者說虛構與非虛構之間，構成什么樣的關系，或者是有著什么樣的界限？

黑孩：這個問題，是文學中的難題，就是虛構與非虛構之間說不清道不白的曖昧關系。我去網上百度了一下，關于虛構與非虛構，兩者屬于同一種類型，都是用文字來“表現”，區別在于這種表現是否“基于事實”。虛構小說是基于想象寫就的，最具代表性的，可以舉科幻小說為例。非虛構小說則是基于事實寫就的，最具代表性的，可以舉紀錄片、報告文學為例。但凡事都有兩端，有這一端，還有那一端，不可能存在絕對的對立，同樣的道理，在虛構與非虛構之間也不可能有絕對的邊界。

我不會談理論，干脆用《惠比壽花園廣場》來解釋。關于冰心、關于汪曾祺等真實人物，在小說中，其實我是作為一種時代的背景和人物存在的空間而提及的，是一種再現的真實，為的是增強故事的信息性和可靠性。但故事中所有的角色，都是我憑借以往的生活體驗創造出來的，生活在我虛構的具體的世界里。即使是主人公“我”，雖然調動的是我自己的經驗和情感，但“我”在故事中的言行是站在“我”的角度和立場上的。

我覺得，虛構與非虛構，兩者之間根本就沒有界限，關系也很滲透。既有通途，也似天塹。如果可以打個比喻來說明的話，就是便當和用來包便當的那塊布：用真實來包裹虛構。

上海文藝出版社2020年

記者：聯想到你寫母親，也可以說你是用真實的母親來包括虛構的母親。從你的作品看，你的原生家庭，尤其是你母親，對你的寫作產生了重要影響。你在《母親和我》《不落的太陽》《根的記憶》等散文里濃墨重彩寫到母親。《百分之百的痛》則可以說是一篇與母親有關的寫作。在長篇小說《惠比壽花園廣場》里，你又幾次“現身說法”，“我”的寫作動機來自于書寫一部有關母親的書。對照你的散文作品看，你小說里母親的形象，似乎是以你的母親為原型塑造出來的，或者說就是真實生活中的母親的再現。

黑孩：如果說與曾鎮南的相遇，使我走上了寫作之路，那么，我母親卻是給了我寫作的愿望。

關于母親，我的許多作品中的確都能找到她的影子，但是，有一點想說明的，就是在我的文字里，她其實已經是我塑造出來的“母親”，帶著我的情感和我的回憶。甚至她說的話，她做的事，也包含著我的某一種渴望。最重要的是，她沒有受過教育，新中國成立后，因參加了掃盲班，所以能夠讀一些新聞和小說。我記憶中的她，總是帶著一幅寬邊老花鏡，手里捧著一本書在讀。她對人生缺乏自主性，對我父親幾乎就是服從和奉獻，但她真的很頑強，默默地承受著所有經歷著的苦難和艱辛。是她令我意識到，生活其實不是一個人的事，某種意義上是個人跟周邊世界的不斷的和解與妥協：要么去克服它們，要么默默地承受它們。是的，我母親不在乎人生的苦樂，勇敢地正視身處的世界。我母親是向外延伸的我對生活的感覺和認知。我母親是我最早看世界的出發點。

我母親漫不經心說過的很多話，日后都成了我看人生時的一種啟迪。

我母親說：老百姓，隨年吃飯，隨年穿衣。我母親說：你別看竹子又細又軟，但正因為它的細它的軟，它就有了柔韌性，它是最不容易被折斷的。我母親說：我們永遠不要去招惹人家。我母親說：退一步海闊天空，永遠不要站在他人的頭上。

這些話，有的是她自己讀書時記下來又說給我聽的，經常令我有一種“頓悟”的感覺，其中所包含的啟示力量，就是令我對生活展開反思。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我常常想，如果我母親生活在一個富裕的家庭里，受到良好的教育，說不定會成為一個不錯的小說家。說起來，她的夢想就是我能夠成為小說家。我想她是希望我來完成她無法實踐的夢吧。

記者：照這么說，你還真是圓了母親的文學夢。你像是冥冥之中就該走寫作這條路。你讀大學的時光，還有你在出版社任職期間，恰逢上世紀八十年代，那可是文學如火如荼的時光啊。你差不多從頭到尾經歷了這一熱潮，又是在文學熱跡近消退時離開中國，離開中國文壇，想必會有一些不同的感慨。

黑孩：說出來也許沒有人相信，我在《青年文學》雜志社的工作，主要就是讀外稿，發掘新作者。我在的那間辦公室有幾個編輯，分別是散文家斯妤和程黛眉，中國青年出版社的現任副社長李師東，后來成了古董收藏家的馬未都以及去作家出版社當副總編輯的黃賓堂等。如果在外稿中發現一篇好小說，我們會高興一天或者一個星期。不少通過外稿認識的作家，后來不少都成了知名的作家或者評論家，比如王干，比如朱向前等。還記得王干來編輯部看我。他在為我的小說《海豚的鼻子》所寫的評論中坦誠地說：我利用開會，去編輯部感謝這位耿仁秋老師，一看到“耿仁秋”如此老沉的名字居然是一個小姑娘，很意外，也有點失落。

朱向前的小說《地牯的屋·樹·河》是我親自跟徐懷中老師求的評論，同期發表，題目為《探索性的，又是深思熟慮的》。后來我跟朱向前熟了，就去他所在的解放軍藝術學院，直接跟那里的學員作者約稿。那里有一大批年輕有為的作家，其中有莫言、李存葆、錢剛、宋學武、李荃。

記者：說到莫言，想起了你的筆名。他的小說《透明的紅蘿卜》里的主人公也是叫黑孩。我覺得是巧合吧，這個筆名包含了隱喻色彩，讓我想到顧城的名句：“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去尋找光明”。

黑孩：提到我的筆名，差不多所有人都會向我提起莫言的小說《透明的紅蘿卜》。不過，雖然我喜歡這部小說，但筆名跟小說里的“黑孩”毫無關系。這個筆名確如你直覺到的，包含著某一種“隱喻”，而且真的跟我自己寫的一首詩有關。

記者：是一首什么樣的詩？

黑孩：對不起，我已經沒有辦法找到原詩，也不記得詩是發表在哪個雜志上的。詩的背景是黃昏和一棵樹，有一個男孩在樹上，心情憂傷地面向東方，不知道這時候太陽補丁般照著他的屁股。我想表達的是，希望一直都在，只是還沒有來得及發現而已。年輕的我多愁善感，又容易感動，忽然覺得自己跟樹上的男孩很像，于是起了個筆名叫黑孩。黑孩之前我用過幾個沒記住的筆名發了幾首沒記住名字的詩。

記者：我還想呢，你會不會是用筆名發表作品，做編輯還是用的本名。

黑孩：反正這輩子，我見過的很多作家都是在我做編輯的那個時候，比如鐵凝，比如王朔，比如劉震云，比如遲子建以及趙麗宏等。鐵凝早在1982年就在《青年文學》上發表了《哦，香雪》，反響很好，成了她的代表作。遲子建在《青年文學》上發表了《麥穗》。劉震云受邀參加《青年文學》雜志社在江蘇舉辦的筆會，其間我跟他聊起他正寫的小說《老龜》，他說主人公捉住一只百年老龜，在得知它的不菲價值后卻沒有賣給文物局，而是在龜背上刻上“成銀于愛花是夫妻”的字樣將其放生。這樣的故事真的有點兒浪漫主義和理想化。他的溫情讓我感動，感動后還會發笑。王朔經常到雜志社來，他當時在《啄木鳥》發表的《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引起的轟動非常大。感覺那時候的寫作，似乎可以說是無憂無慮的，也是隨心所欲的。

提到這些作家以及他們的作品，你就足以想象到那時的文學氣氛和時光吧。我在中國青年出版社做了近八年的編輯，感覺自己像是一株幸運的植物，每天都被陽光和水分灌溉著。

03

“我只有用第一人稱來寫，才能客觀并完美地捕捉到‘自己’。”

記者：想來汪曾祺先生了解你的創作，也了解你的經歷，他在給你的散文集《夕陽正在西逝》作序時寫道：“黑孩的散文大都帶自傳性，‘追憶逝水年華’。”如果他讀到你的小說，也或許會寫道，黑孩的小說一樣帶自傳性，何況它們無一例外是第一人稱敘事。實際上你幾乎所有的作品都用了第一人稱。

黑孩：可能跟我的性格缺陷有關，跟人交流的時候，一對一的話，我會感到既輕松又愉快，會將對話一直向前地深入下去。但跟兩個以上的人同時交流的話，我總是有一種說不出來的苦惱和緊張，幾乎搭不上話，從頭到尾都像一個局外人。

還有，在寫作上，我非常清楚自己的優劣。我不能寫自己未經歷過、未聽到過的故事。這么說并不是說我的想象力太差，是我覺得我能將發生在自己身上和身邊的故事寫得更好。通常，悲傷、痛苦等文字，表現和形容的是內心的情感，對我來說，只有用第一人稱來寫，才能使文字像河水一樣不斷地向前推進，才能客觀并完美地捕捉到“自己”，才能探索并描寫帶來這些情感的因素。只有用第一人稱寫，我才能夠把想寫的小說推向自我的最高層次，才能比感受本身走得更遠。對我來說，“第一人稱”是自我意識，離開自我意識我就寫不出小說來了。

記者：你嘗試過用第三人稱寫小說嗎？

黑孩：嘗試過，寫完后的感覺上好像是在拜托他人幫忙拍照，雖然目標是同一個，但拍出來的東西根本不是我心里想要的。

寫《比薩斜塔》的時候我就做過嘗試用第三人稱來寫，寫到四萬字的時候，感覺完全不對勁，結果全部舍棄了重新寫。

《比薩斜塔》，出版時更名為《戀愛吧，菜菜子》

上海文藝出版社2023年

記者：看來對你來說，也就用第一人稱寫起來順手。當然，并非第一人稱敘事就必然會有自傳色彩。你的作品給我讀自傳的感覺，是因為里面的“我”和你本人經歷相仿，也因為從你的作品中能讀出直抵人心的真誠。

黑孩：這是你的提問令我遇到的第二個難題，就是文學的真誠。

我這個人心無大志，甚至在寫作上也沒有什么追求的目標。歸根結底，寫作是我內心的一種需要，甚至可以說是一種治愈。寫作的時候，我本來利用的就是自己的經驗，所以只管抱著一顆誠懇的心去寫，這就好比愛一個人的時候，付出了多少真情，唯有自己的內心最清楚。寫作的時候，我腦子里想的，就是如何將各種各樣的意圖處理好而已。

你說讀我的小說有讀自傳的感覺，我想這是一個正確的印象。寫小說時，我必須制造幾個角色，但主人公差不多都跟我有著相同的背景和經歷。其實我也困惑過，這么寫肯定會招來寫自傳的誤解，但反復實踐的結果，比起去捏造一個虛假的角色，不如將部分的經歷和背景當成寫作的材料，直接納入小說中，因為這樣會使我在寫作中更加得心應手。

記者：你的小說里的“我”是不怎么藏的，特別實在，“我”點點滴滴的見聞、感受都躍然紙上，而且你的筆觸本就偏于寫實，就你的作品讀著真實、真切，會讓人沉浸其中，感同身受。

黑孩：說“寫實”，我覺得并不是一個單純的文學修辭，而是與作家的生存狀況以及所處的時代有關系。就拿我自己來說吧，或許因為生活在海外，隨時隨地都有的鄉愁和對以往歲月的懷念是不能否認的。

作家格非曾經說，鄉愁越是強烈，個體與現實之間的裂隙也就越大，其對現實社會的排斥、距離與孤立意識也會越發濃郁。他還說今天社會中的人，是自我意識過剩的原子化個體，把本來應該投向外部社會的光焰，轉而照向了自己的內心，這就造成了“自我意識的過剩”。

我想所謂濃郁的“孤立意識”也是過剩的“自我意識”。寫作或許就是為了彌合自我意識與外部世界的裂隙所做的一種努力吧。

法國作家布朗肖說，作家的目標是通過文學的再創造使人們看到世界。如果他不尊重必要的模棱兩可性，那他就背叛了生活，使生活貧困化了。

04

“我著意尋求的是‘和解’以及‘妥協’，是自我的存在感。”

記者：說回到“東京三部曲”，有編者說，《惠比壽花園廣場》關注自我情感解構，《貝爾蒙特公園》聚焦家庭職場雙重危機，《上野不忍池》在愛情之外，更多地體現了女性在異國文化沖擊下的陣痛期。我覺得大致是這樣。你是一開始就想到寫三部曲嗎？你覺得這三部小說之間構成一個怎樣的關系？

黑孩：按順序排列的話，第一部是《上野不忍池》（首發《清明》雜志），第二部是《惠比壽花園廣場》（首發《收獲》雜志），最后一部才是《貝爾蒙特公園》（首發《收獲》雜志）。三部曲描寫的是“我”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留學東京后，做為一個新移民在都市里的生活。三部作品的跨度達三十年之久。簡單地說，第一部寫的是初到異國的求存與掙扎。第二部寫的是對未來的憧憬與傷逝。第三部寫的是中年生活的苦難和艱辛。舞臺是三個地方，每個地方都是一段生活的結局，同時又是新生活的開端。在這里我是想寫出一點哲學意味的。我希望讀者感興趣的，是主人公重新開始人生的那種力量。

四川文藝出版社2021年

記者：為何三部小說各以東京的一處地方命名？應該是受了日本“物語”文化的影響吧？這樣的命名看上去挺美，而且包含了隱喻色彩。

黑孩：三部曲的構想，以及都以地方命名，其實是編輯的提議。一個好編輯可以讓事物變得不一樣。好編輯其實是作家的“第三只眼”，也許因為他或她并不愛你，也不愛你的作品，所以對你的作品會做出冷靜的審視。在剛剛回歸寫作這個特定的時期里，遇到了不起的編輯是我的幸運。

上海文藝出版社決定出《惠比壽花園廣場》的單行本，責任編輯是江曄。她來東京旅游的時候，我們有機會見了一面。我們在一家居酒屋里一邊吃飯一邊閑聊。聽說我正在寫的新長篇也跟公園有關，她這樣提議說：干脆搞一個公園系列，最好是三部曲，一部小說打卡一個風景點，新小說叫《貝爾蒙特公園》好了。

記者：你的小說看似小切口，卻也能見出大縱深。想必你對小說與時代，文學與時代保持什么樣的關系，有你自己的理解。

黑孩：謝謝你這么認為。其實作家艾瑪也曾經用同樣的話鼓勵過我。不知道為什么，這個表現使我一下子就聯想到了微創手術。

說到小說與時代的關系，因為個人無法選擇身處的時代，所以我關注的是如何消除個人與社會的緊張關系，如何在個人與社會之間找到平衡點。三部曲的結局都是斬斷過去，我著意尋求的是“和解”以及“妥協”，是自我的存在感。或許這也正是我喜歡加繆的原因吧。

記者：你在創作談里說，自己是買了一個三面鏡才開始真正動筆寫《貝爾蒙特公園》的。

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年

黑孩：寫《貝爾蒙特公園》之前，我腦子里有三條主線，就是職場的暴力、家庭的危機和公園里斑嘴鴨生存環境的殘酷，但是我找不到將它們交織在一起的形式，也就是說，我一直想不出一個滿意的結構。趕上家里裝修浴室和洗面室，新鏡子是三面鏡。我發現，三面鏡不僅可以照正面，同時還可以照后面和左右。三面鏡在小說的結構上給了我很大的啟示，我決定不將三條線交織在一起，而是讓它們相互照映著寫。職場與公園相照應，“我”與斑嘴鴨相照應，家同時照映職場和公園。小說完成后，我覺得這樣的結構挺成功的，三面鏡交相照映出來的是被放大了的現實。

記者：對，這是和現實生活有著同構性的一個結構。

黑孩：我在《貝爾蒙特公園》里也做了具體的描寫：在家里待著，從早到晚想役所的事，心會忒忒。在公園里，滿腦子都是鴨寶寶的事，心一樣會忒忒。但兩者之間有著很大的差別。役所給我的感受是壓抑和痛苦。公園像一面鏡子，觀看鴨寶寶的同時也在體驗它，閱讀它。這種感覺很像所謂的“臨場”。或者說“現場”也可以。

記者：你的小說里很少會讀到男女主人公因為文化背景不同而起爭執的場景。換句話說，你是不怎么寫文化沖突主題的。你是有意識地凸顯共性嗎？還是你在日本這些年，本就感覺如此。如果說你的日式寫作有一定的代表性，那么相比魯迅、郁達夫那一撥現代作家，當下作家確實是平和太多了。

黑孩：與魯迅和郁達夫那一代作家相比，新移民作家之所以比較平和，我想是時代發生了變化所造成的。不僅僅是魯迅和郁達夫，從徐志摩到瞿秋白，從老舍到馮至，異鄉心影都成了憂國救亡的前提。

現在來日本留學的年輕人，跟三十多年前來日本的我相比，也許又平和了許多，因為好多學生根本連工也不需要打了，如果他們也寫小說，更多的應該是異國文化的沖突跟融合吧。

記者：所以雖然寫的是真實經歷，但對于哪些方面適合寫進小說，又該怎么做取舍，是有講究的。我也好奇，寫小說之前，你一般會怎么構思？

黑孩：說到小說的構思，其實我下筆前腦子里只有一個立體的故事，真的是寫上句話的時候不知道下句話是什么。情節是自動流出來的，或者受什么啟發制造出來的。比如《惠比壽花園廣場》，我一直想不出后幾章的情節，一天，被我保護的流浪貓跑到我的膝蓋上坐下，我就突發奇想：干脆寫貓好了。小說里我把貓的名字起成“惠比壽”，當所有的憧憬被連根拔起后，“我”帶著它開始了新的生活。我覺得這個結尾很治愈我。

記者：你覺得寫作可以教嗎？

黑孩：現在，每個國家好像都有創意寫作課，有人認為寫作是不能教的，我覺得在技巧上是可以教的，但生活和閱讀真的是更加重要。創意寫作教的是如何遣詞造句，如何從時代的視角看問題，但絕對不能幫助作者形成自己的風格。一個作家是否有自己的辨識度，我覺得非常重要。

記者：看你的簡介，你在2000年前后還出版了日文版作品，包括散文集《雨季》，長篇小說《惜別》和《兩岸三地》等。這是用日語寫的作品？

黑孩：那三本書是日文版，但都是被翻譯出版的。我倒是考慮將東京三部曲出日文版，但是，因為我希望由我自己用日語來完成它，所以應該是幾年以后的事情了。

記者：這些年，你確實寫了不少，想必是被“井噴似的激情”催動著寫的，感覺都可以把不寫的那些年給補回來了。是否有感到懈怠或厭倦的時候？如果有，你會怎么克服？對自己在寫作上，還有什么期待？

黑孩：說到對自己寫作上的期待，就是想將現在的寫作狀態維持下去。我常常有不想寫了，或者寫不下去的沖動。我的這種心態，曾經對《收獲》雜志的王繼軍和作家尹學蕓說過。王繼軍說：“沒那么嚴重，冷靜一段，再寫出一批好作品。”我很感動，覺得他在某種程度上肯定了我的一部分作品。尹學蕓說：“不想寫的時候可以休息一下，但你寫到今天的程度不容易，不要輕易放棄，要好好珍惜。”我又是很感動，覺得她真的非常非常善良。就這件事，我一直想找機會對王繼軍和尹學蕓說一聲謝謝，但一直都不好意思開口。時到如今，不說也罷。

新媒體編輯：傅小平

配圖：出版資料

原標題：《寫作近四十年首個訪談，作家黑孩講述文學為何擁有重啟人生的力量｜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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