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上海文藝出版社推出了小說家張玲玲的最新中短篇小說集《夜櫻與四季》，這是繼《嫉妒》之后又一部探討女性成長與抉擇的作品，書中的故事寫作于2010—2020年之間。張玲玲習慣將小說的故事時間拉至近距離的當下，以個人視角展開對當代的觀察和書寫。作者自述，自己渴望書寫的，“不僅是外部的景觀，還有人之內部，不止于輪廓，還有蘊藏在心的部分”。

《夜櫻與四季》分享會

在在北京秋季圖書市集上，以“記取時代的地景與人情”為題，小說家張玲玲，詩人、評論家楊慶祥，小說家路內，作家、收獲App運營總監走走分享了對于《夜櫻與四季》的閱讀感受，探討2020年以來寫作的改變，流動和離散的文學等話題。活動由本書責編、上海文藝社編輯張詩揚主持。

寫現代轉型里的女性

介紹這部小說集時，張玲玲談道，小說主視角為女性，但是女性的想象、性格、社會角色多有不同。“加上當時外部環境變化的原因，整體基調、節奏都偏于滯重。我當時感受到，某些寫作不成立了，但什么是有效的寫作，到底該怎么表述今天的、當代的中國，我們其實都沒什么明確的答案。到我這里，我的辦法是不站在此刻去寫將來，而是從過去的某個時間，延展到最近的時間，然后嘗試回答此刻甚至將來的一些問題。我的很多小說都探討了真實和幻象、表述和誤解、語言和沉默的問題，從某種意義來說，也像是一個階段的寫作隱喻。”

走走介紹了張玲玲的前作《嫉妒》——小說寫兩個少女成長當中的嫉妒導致她們做出告密的行為，最后蝴蝶效應般給兩個家庭帶來毀滅。走走對于張玲玲小說的第一感受是“語言非常準確”，“這部小說集中，《洄游》是關于漁民的生活，《移民》講商人在海外的打拼，均涉及大量的采訪、調查或者是尋找資料、甄別資料、選擇資料并把它們文學化的能力。”

 《嫉妒》書封

張玲玲的寫作也被認為是女性主義的寫作，張玲玲談道，自己大學學的就是女性主義和城市文學，畢業論文寫的是美國南方女性作家卡森·麥卡勒斯。“當時是一種無意識的選擇，但其實與我后來的寫作關聯度極高。我讀書的時候女性主義還不算熱門學科，讓我非常震動的是《閣樓上的瘋女人》。從我個人角度來說，我對技術（以唐娜·哈拉維為代表的女性主義賽博格）這部分其實更為關注，甚至覺得這是比政治更為迫切的問題，譬如科技帶來的身體、情感、意識上的變化，科技革新撬動的各類新的倫理問題。”

但在自己的寫作中，張玲玲更多從自己的生命體驗出發，寫現代轉型里的女性——她們受過教育，但心靈步伐仍略落后于時代的步速。她們難以理解自己。知識、教育、經驗在遇到問題的時刻仍然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閣樓上的瘋女人》書封

走走補充到，談到“女性主義的視角”，不簡單是反對男性，而是看女性有怎樣的潛意識，“比如女性覺得做家務是美好的，是歲月靜好。大家看朋友圈，女孩子們曬鮮花、糕點、餐盤和跟孩子玩耍，似乎女性把家庭生活經營得很好是才華和天賦，而這對男性同樣是一種觀念的束縛——你得好好工作，這樣你的太太可以不工作，在家里歲月靜好地等待你。批判這樣的東西，我認為要有這樣的現代性，而并不是說我們只是強調身體是自己的，或者身體是男性的，或者身體取決于自己而不是男性。”

張玲玲回應：“我正好觀點相反，我覺得男性的誘惑遠低于錢的誘惑，今天如果有女性表示出對男性或是愛情的過高期望，很容易會被指是戀愛腦。什么才是通行法則？錢，自我。這套包裝后的資本主義和自利法則也不見得高明在哪里。”

張玲玲

穿透符號或者隱喻性的東西

回到活動的主題“記取時代的地景與人情”，張玲玲書里涉及了多個地點，從北方大城市到南方小鎮，從上海到東部漁村。作家路內也出版了兩本差異很大的長篇小說，一本是跨越了大半個中國的《霧行者》，一本是囿于小鎮街頭巷尾的《關于告別的一切》。

關于小說中對地域的涉及，路內認為，《夜櫻與四季》涉及張玲玲過去幾年走過的地方，這是作者經驗的體現，當代創作，確實要以自身的經驗去走過、去看到一些地方。

楊慶祥也在張玲玲的故事中想到中國傳統的一些內容，在讀《夜櫻》的時候，想到古詩詞“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你會發現什么都挽留不了，生活不是在往上走，是在不可擺脫的重力往下拽，掙脫不了。“我也想到了《詩經·王風·黍離》里邊的句子：‘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它不是與非常精英的歐洲文化同步的東西，而是在中國文化結構里面反復呈現的一種安逸。”

楊慶祥認為《夜櫻與四季》中在各種地方的離散，楊慶祥認為，“在整個中國大的幅員里面和文化里面有一種屬于我們自己的離散，那個離散不一定要跨越國界，跨越邊境。我覺得在我們這個時代自我的離散和流放是有多種形式的，比如我放逐于網絡，比如躺平，躺平就是自我的放逐和離散，不婚主義就是放逐和離散。我不拼命工作內卷，這也是自我的離散，而且我認為這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離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