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第一部以浙江實踐來全面反映中國改革開放40年歷史的著作。

9月20日，《東方啟動點：浙江改革開放史（1978-2018）》在杭州舉行新書首發式。

這本書清晰還原和解讀了作為中國改革開放先行地的浙江40年變革歷程，從浙江改革開放看中國，再現浙江樣本的中國意義。

作者胡宏偉系澎湃新聞副總編輯、浙商研究會執行會長、財經作家，也是一位32年來一直深耕一線的記者。

他被全國政協常委、全國工商聯副主席、正泰集團掌門人南存輝稱為“溫州模式最認真的觀察者、最深刻的研究者、最熱心的呵護者”。著名財經作家吳曉波評價胡宏偉是浙江改革開放歷程最執著、理性的觀察者，是記錄這段歷史的不二人選。

“我從業的32年一直在追蹤觀察、記錄浙江，希望在這片土地上打一口洞察中國的‘深井’。選擇浙江，不僅因為我生于此，更因為浙江的改革開放實踐富有深厚的‘中國價值’。”胡宏偉表示。

20日，澎湃新聞（www.kxwhcb.com）對胡宏偉進行了專訪。關于浙江改革歷程和它賦予的中國價值等問題，他一一作出解答。　　　

澎湃新聞：是什么讓你深耕浙江32年，堅持觀察、記錄浙江改革史？　　　

胡宏偉：1982年我就讀杭州大學（現已并入浙江大學）時，曾有兩個專業選擇：新聞或法律，我最終選擇了新聞。因為彼時中國正在拉開改革的序幕，我當時就感到，自己正身處一個偉大時代的啟動點，如果能成為這段變革時代的觀察者、記錄者、思考者，將是一件非常激動人心的事。

畢業后，我先后在新華社、《東方早報》、澎湃新聞任職，均為全國視野泛時政的嚴肅類媒體。這些最優秀的新聞平臺，為我提供了瞭望中國的機會。

雖然這幾家新聞單位都是全國性媒體，但我一直沒有離開過浙江這片土地。從在新華社擔任農村記者起，我給自己的定位就是“上接天、下接地的農民”：始終是一名扎扎實實的一線記者，時時像一個老農俯下身去嗅腳下的一畝二分地，但永遠要有鷹一樣的思維高度。如果說32年的觀察是“下接地”的俯身，那么這一次次書稿寫作的過程，恰是“上接天”的思考。

本書是我撰寫的與浙江改革開放有關的第五部作品，此前還有與吳曉波合著的《溫州懸念》以及十年前的《中國模范生：浙江改革開放30年全記錄》等。我觀察浙江，是從關注溫州而始。作為記者，這個“奇怪崛起”的城市強烈吸引著我。32年記者生涯中，我實地到溫州采訪過35次，記得1990年初大雪封山，從溫州回杭州的300多公里路顛簸了38小時。之后隨著“溫州模式”南風北漸，我開始更大半徑地追蹤觀察浙商群體和浙江現象。

澎湃新聞：你覺得我們為什么要回望？記錄這段改革歷史的意義是什么？　　　

胡宏偉：記錄歷史的意義在于它可以照亮未來。用歷史照亮的未來，才是真正的未來。

中國改革史并非一路坦途，在40年里，我們栽過跟頭，走過彎路，積淀了經驗，也收獲了太多教訓。

然而有人已經開始遺忘過去。2015年6月6日，1980年代全國家喻戶曉的“改革明星”、 浙江海鹽襯衫總廠廠長步鑫生去世。在他去世的第二天，我在杭州一所大學為MBA學生講課，當我問“誰知道步鑫生”時，全班43位同學只有8位舉手。

我們需要回望。記錄歷史可以幫助我們不再愚蠢地犯曾經的錯；知曉歷史，可以讓我們面對明天時自信坦然，不再焦慮。

40年很長也很短。回望不是為了再一次證明我們曾經的正確選擇，也不僅僅是為了盛大的慶賀。回望，是一次梳理，是一次充滿理性思辨的總結。循著歷史的軌跡，我們從回望中努力尋找下一個40年前行的方向。

今天，在技術為王的互聯網時代，我們被碎片化的無聊所窒息，我們喧囂于短暫的歡愉，我們放肆地嘲笑所謂“油膩”的傳統。這樣的“我們”實在是需要一場以歷史為底色和坐標的長考，唯有此，我們方能不慌張，不淺薄，不做作。這個世界，最稀缺的一定不是金錢，而是用生命淬煉的思想；能夠永垂不朽的一定不是技術，而是經由歲月打磨、積淀的歷久彌新的文化與歷史。因長考而為之的寫作，必將是一盞劃破迷霧的燈，一座抵達人生彼岸的橋。　　　

澎湃新聞：浙江40年改革開放歷程中，你認為最有價值的改革突破是什么？　　　

胡宏偉：浙江是改革開放這場世紀“大考”中成績優異的“中國模范生”。

浙江的價值在于，首先，它的改革歷史具有普遍意義，是可復制、可借鑒的。

浙江是個資源小省，起點低、底子薄。改革開放之初，浙江人均耕地不足全國平均水平的一半；由于山高水深，交通極為不便，被形容為“浙江到，汽車跳”；各類礦產資源更是十分匱乏，幾乎沒有。

我把溫州和深圳稱為中國改革的“雙子星”，但溫州的改革比深圳的改革要艱難得多：深圳的改革是得到了小平同志為代表的中央改革派大力支持，而且資金、技術、人才來自于港澳臺地區，包括大量來自內地優秀創業者的助推；溫州的改革卻完全是低起點的“絕地反擊”，是自下而上的更為徹底的草根型改革。

在如此薄弱的基礎上，溫州乃至浙江卻都做到了“無中生有、點石成金”。2017年，浙江GDP總值位列全國第四位，40年間在各省市區GDP中的排名上升了8位，上升位次居全國第二。這不正是說明了浙江經驗、溫州經驗的普遍意義？

浙江改革史的另一重要價值在于，在許多領域，浙江是中國的改革破冰之地。40年間，浙江之于當代中國的意義，不是培育了多少老板，而是創造性摸索了改革發展的路徑、方法乃至方向，集中體現在具有普遍意義的“三個率先”： 一是率先發展商品經濟；二是率先建立市場經濟；三是率先孕育產權徹底清晰的民營經濟。

以構建起中國特色市場經濟的基礎細胞——專業市場為例，早在1982年前后，橋頭紐扣市場、柳市低壓電器市場等溫州“十大專業市場”就已發育成熟、名揚天下，被稱作中國專業市場的“東方啟動點”。

發展商品經濟、市場經濟、民營經濟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三大核心突破，就全國而言，這一進程在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明確宣告“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1999年3月舉行的九屆人大二次會議又鄭重地將這一重要論斷載入修改后的國家憲法才告完成。而在浙江，1985年“溫州模式”被正式提出時，這三大突破即已基本確立，并構成了所謂“溫州模式”的土壤性內涵。

“干在實處，走在前列，勇立潮頭”，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對浙江改革發展的諄諄期待，也是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社會經濟面貌發生巨變的真正動因。更難能可貴的是，這40年，浙江一直沒有停止改革創新的前行腳步。　　　

澎湃新聞：回望浙江40年改革史，對當下的中國改革有什么意義？

胡宏偉：習近平總書記在2018年新年賀詞中強調：“我們要以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為契機,逢山開路,遇水架橋,將改革進行到底。”

以溫州為例，前段時期曾有聲音說，“溫州模式”已經過時了。我認為這是一種誤讀，只要中國改革依然秉持市場化取向，只要中國改革的偉大長征依然在路上，“溫州模式”就有其生命力。

從改革伊始，溫州和浙江就深度觸及中國改革最本質的核心問題。而今天，這些問題仍然沒有完全解決。

比如如何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十八大報告明確指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必須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在這一重大領域，我們仍然面對許多需要繼續深化改革的深水區。

改革開放40年，浙江備受稱贊的是催生了相對成熟良性的“小政府、大市場”的政經環境。這一系統的構建不是精心規劃的結果，而是一路摸索，從1980年代的官員“無為而治”到1990年代的“適度有為”，再到最近十年打造“有限有為有效”的服務型政府，我們應該為浙江執政者的理性和勇氣鼓掌。

又比如如何處理民營經濟和國有經濟的關系。截止2017年，浙江民營經濟在全省經濟總量中的比重達65%，人均市場主體擁有量、私營企業占比等指標均居全國首位。我們可以觀察到，公有制經濟始終是浙江經濟的“壓艙石”，在此基礎上，民間活力勃發，民營經濟發展領跑全國。如何構建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共生、共榮攜手并進的良性生態系統，這依然是一個充滿挑戰的現實命題，浙江曾經的實踐給予了我們有益的借鑒。

最后一點，在思考浙江這段歷史對中國改革再出發的啟示時，我們需要回望初心：改革究竟是為了什么？

過去40年，浙江“最驕傲”的是：千百萬底層民眾成為了改革的主體，并成為了作為改革成果的財富的主人，“民富”是浙江最亮眼的經濟數據和最盛大的改革成果。

改革不是少數人的盛宴，而需釀造最大多數人得以分享的幸福。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永遠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40年間，浙江率先最大程度地實現了民眾從普遍貧困走向普遍富裕，這是浙江1.0改革交出的令人欣喜的答卷，也是中國改革2.0的路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