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家的縣城和紹興挨著。對《祝福》里寫的冬至祭祀、年終祝福的儀式，我都很熟悉。細節有些差別，但大意是相同的。實際上，不要說不同縣城有差異，就是同一個村里，各家的儀式也都會有不同。像我老家的村子，村民其實是由本地和移民雜處，風俗既接近，又各有參差。

我們舉行祝福的時間是在除夕傍晚，做完祝福之后就是年夜飯。從儀式開始，到整個春節，是一年當中忌諱最多的時候。有些人家女主人是可以主事的，但我們家一概是由男家長負責。八仙桌正中擺在正堂，對著大門。長凳三條：北面主座一條，東西各一條。南面對著洞開的大門，是要空著的，呈迎接列位祖宗的樣子。桌上燭臺香火，門內東西各一堆黃紙疊成的元寶，門外也是東西各一堆紙元寶。

儀式一旦開始，就誰都不能再去觸碰桌凳，只有主事的家長在那里敬祖宗如祖宗在。酒斟三巡，飯添三番，口中念念有詞。等到點燃紙元寶，一家老小就開始依次站到燭臺前，作揖敬拜桌上享用犧牲和酒食的祖宗們。有些人家是要跪拜的。主事的家長會叫出一長串的祖宗。有趣的是，我們家祭拜的，除了直系血親，還包括“地主太太和地主奶奶”。這一聽就知道，我家祖上是給地主老爺做工的。

大人們拜的時候，還會說出一堆祝福的話，特別是手把手幫著小娃娃敬拜的時候，諸如祖宗保佑“身體健康”、“考一百分”之類的。這就顯出祝福的本意了。孩子稍大一些，會自己作揖的時候，大人也還會在一幫說“旁白”。我就從來沒有在拜祖宗的時候說過一句話，都是“旁白”代勞。兩旁的紙元寶那時正好燒得火旺，遇有風一吹，更是火光沖天，有些小娃娃是會害怕的。

等元寶燒成灰燼，主事的家長在各堆灰燼邊上撒酒之后，又有一番祝禱。執禮完畢，幾聲爆竹，就算是送客了。隨后便吹去桌上的紙灰，移桌閉門，擺上第四條長凳，換上杯盞，添上不能當作祭禮的其他菜品（比如在我們家辣菜不能上桌祭祀），就開始吃團圓飯了。孩子們吃完了也不能離桌。必須等到大人放下筷子，分歲完畢之后才行。興致高的時候，隨后會守歲，熬夜熬到年初一早上。清晨天蒙蒙亮的時候，家長還要再去放上幾個爆竹。我只記得在外婆家圍著火爐守過一次歲。

兒時祝福的情景，現在回想起來頗為溫馨。如今還是照樣年年在除夕夜敬禮如儀，但多少還添加了一些新的意味，似乎是因為常年在外，空間上和這些舊禮儀隔得遠了，心理上反而生出一種美化它的沖動。

然而《祝福》卻摧毀了遙遠的想象，澆滅了美化的沖動。我們經常單純地送上祝愿、表達對對方的善意。祝福儀式仿佛就是這種善意或虔誠心理的體制化或宗教化形式。但兩者是有質的區別的。因為，主宰著祝福儀式的，實際上是一種極其殘酷的邏輯。

小說的開頭是新年的氣象，各處燃著爆竹。在小說的結尾，爆竹聲、鞭炮聲更急、更密了，儀式鋪開，作者手中的筆好像飽蘸了濃墨，把節日的氣氛渲染到了最濃的程度，最后以眾神在想象中登場、祝福達到“無限”而結束。而在這一頭一尾之間，裹挾著的是祥林嫂受苦受難的命運，以及她被魯鎮排斥、遺棄然后死亡的故事。祥林嫂以一個被命運詛咒的形象，消解了賜福的眾神，諷刺了祈福的魯鎮社會。祝福儀式陷于虛偽和空洞。

這虛偽和空洞并非魯鎮人的虛偽和空洞。問題并不在于，比如四叔這樣的人物，一邊在儀式上恭恭敬敬求神降福，一邊對祥林嫂的不幸熟視無睹，仿佛這個四叔內心分裂。問題在于，這種分裂出自魯鎮社會的基本結構，而這個結構就濃縮在祝福儀式之中。

我們可以注意到祝福儀式的兩個淺顯的特點。第一個特點，儀式化的祝福具有封閉性。就在我們老家的風俗里，祝福的時間段里，是不可以串門的。隨著外出的年輕人增多，更多的流動元素進入了往日的鄉村，舊風俗禮儀逐漸變得松弛了，祝福當中的一些禁忌也寬松起來，但老輩人還是會提醒年輕人不可串門的規矩。

顯然，祝福是家祭，而家是有明確的范圍的。

小說中的“我”只是“四叔”的一個本家，在祝福的日子里不請自來，雖然有血緣關系，卻仍然像一個不速之客。“我”與四叔話不投機，原因自然不在新黨、舊黨之別，而在于“我”與四叔家之間“家”的血脈聯系，已經疏遠，超出了四叔家家神保佑的范圍了。盡管四叔家的家神當中，當然包括了“我”的共同祖宗。假如“我”在魯鎮還有家，家里舉辦起祝福儀式的話，請出來的祖宗里基本上是與四叔家重合的。然而，分家析產之后的各家，祖宗相同，祖宗的法力卻被分家后的界限給一起分割掉了。因而，儀式中的家，是對神力和福報的分割與占有。共同的祖宗并不共同顯靈，而是享用哪家的犧牲，便賜福哪家的人丁。在這層邏輯里，“我”這樣的不速之客之所以多多少少不受歡迎，是因為“我”的到來，可能會分走一部分好運，從而削減四叔家的收益。

“我”的不受歡迎，更重要的原因，可能還是在于“我”的不請自來帶有某種不祥的色彩。當然，這個因素的化身是祥林嫂。在小說中，她被稱為“謬種”。祝福儀式的第二個特點，就和這個“謬種”有關。“祝福”之“福”表示“好運”，與之相對的就是表示壞運氣的“禍”。祝福儀式不單單是把“賜福”制度化了；其實，它同時把“降禍”也制度化了。這兩個方面的制度化是一體兩面，但邏輯稍有區別。在賜福的一面，它要求儀式自身首先得到凈化，而這意味著對參與儀式的人存在特定的要求。他們必須是對于儀式來說“干凈”的人，也就是說，他們不應該自身就帶有晦氣。四叔交待的一段話，對此說得一清二楚。祥林嫂第二次來到四叔家之后，四叔暗暗告訴四嬸說：“這種人雖然似乎很可憐，但是敗壞風俗的，用她幫忙還可以，祭祀時候可用不著她沾手，一切飯菜，只好自己做，否則，不干不凈，祖宗是不吃的。”

落在祥林嫂身上的厄運污染了她，與她接觸，則會把這種污染傳染給所接觸的事物身上。儀式自身需要凈化，因此，祥林嫂被排斥在儀式之外。這是最終擊潰祥林嫂的第一步。從四嬸阻止祥林嫂接觸酒杯、筷子和燭臺開始，“謬種”的性質就被刻入了她的自我意識。從此，她便陷入了某種無地之地，走上了尋求自我凈化的道路。

被排除在外的晦氣構成了“降禍”這個面相。“賜福”被組織成儀式本身，因而成為一個得到規制和把控的程序。其要點跟古羅馬法中要式買賣的程序一樣，刻板但可預期。與“賜福”這一面不同，“降禍”的制度化是附帶的。晦氣只是被驅逐出了程序，落入了一個黑暗世界。它被擋在程序之外，在這個消極的意義上，它得到了制度化；但它本身并沒有被組織化。像在運用巫蠱之術圖謀害人這種行為當中，“降禍”是獲得了一種跟祝福程序一樣的制度化形態的。但作為被排除的因素，祝福儀式之外的厄運是圍繞在儀式的周圍、如煙霧一般的偶然性。沒有人存心詛咒祥林嫂。甚至四叔都說她“很可憐”。但畢竟霉運落到了她身上。命運使然而已。

應該說，“可把控的賜福”加上“任由偶然性主宰的降禍”這對組合，同祝福程序的封閉性，是緊密相關的。正是由于“福”被封閉在一家之中，“禍”才像垃圾一樣被掃出大門，任意飄蕩。而之所以任由“禍”在“外邊”飄蕩，很可能出于這個族群奇特的良心。魯鎮人對祥林嫂自然沒有惡意，并不“希望”她遭遇厄運；他們想的，無非是她已經染上的晦氣，不要傳染給自己。因此，在祝福的時節，祥林嫂最好離他們遠遠的。不想，祥林嫂在一個祝福的日子里死了，“不遲不早，偏偏要在這時候”，這在四叔、在魯鎮人看來，是祥林嫂帶著厄運接近他們的另一種方式。在這里，自然也不存在什么希望祥林嫂不死的善意。

如上種種，究竟意味著什么？說起來，令人毛骨悚然。在祝福儀式中，人們祈求好運，這是明面上的；而另一面的潛臺詞則是：厄運通通走開。所以，祝福的完整祝詞是：請祖宗賜福，求祖宗不要賜禍。更進一步，由于祝福是限于家中的儀式，于是祝福的完整祝詞實際上是：請祖宗賜福于我們，求祖宗不要降禍于我們。這里的要害之處是：“我們”只是一家的人丁，不能普遍化。我們不能將祝福的用意修改為：請祖宗賜福于眾生，求祖宗不要降禍于眾生。因為一家的祖宗神，并沒不擁有這種神力。結果，祝福的完整祝詞最準確的表述，竟然是這樣的：請祖宗神賜福于我們，至于禍，只要不落在我們頭上，那就隨便落在其他哪個謬種頭上吧。

這是福禍二元論在祖宗崇拜社會中必然采取的結構。在這樣的社會中，人們懷著“溫情與敬意”，懷著神圣的虔誠，祈求厄運不要落在自己頭上。而他們也都知道，厄運是必然存在的。這是多么高明的現實主義精神啊！在實際的儀式中，潛臺詞被隱藏起來，對于厄運的態度被省略了，或者說，對厄運的態度變成了一種抽象的詛咒，隱藏在儀式自身充滿虔敬的祈禱之中——正是這種掩飾，塑造了儀式中的道德良心，并且可以認為，祝福儀式中的許多禁忌，不是起源于迷信，而是起源于這種道德良心。這又是多么高明的德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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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林剛，系華東師范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哲學想要解釋一切，政治想要改造一切。政治哲學探討政治與哲學之間的關系。它是兩種有關“一切”的態度相遭遇的邊疆地帶，既連接，又區隔。我們用一些微弱的文字，在這塊邊疆地帶建造一座叫做“螳臂館”的小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