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1930年代初，在兩位年輕的歷史學家陳恭祿與蕭一山之間，圍繞后者所著《清代通史》下卷，以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為主戰場，發生了一場曠日持久、異常激烈的“文字戰”。當年（1932），陳恭祿三十三歲，為金陵大學歷史系講師，蕭一山三十一歲，為南京中央大學教授。論戰過后，后者搜羅各方辯論文章，輯成《〈清代通史〉下卷講稿辨論集》（北平中華印書局1934年8月版），并特作一長序，從自身立場回顧“辯論”始末，從一開始得見陳文，“聞而色喜”，鑒于“討論之責任”而“竭誠答之”，到無法忍受對方“強誣狡賴”，進而“痛心國難，疾首士風”，不得不“浪費筆墨，詳函申辨”，透露心態的曲折變化。這一場以“學術批評”為導火線而引發的筆墨官司，此來彼往，步步升級，生動呈現了民國學界生態的復雜面相，文字鋒芒背后，蘊含當時學人之基礎素養及各自汲引的思想學術資源，公共媒體性質的大報副刊為“書評”所提供的發表空間也充滿了張力。（詳拙文《陳恭祿與蕭一山筆戰始末》，《南方周末》2023年8月4日）陳恭祿書評從“論歷史方法與史料”（舉例十余）、“論作者應有之態度 （舉例凡三）、“指正書中錯誤”（舉例凡十）、“指摘別字”（舉例凡四）等四方面立論。最后一項，蕭一山既諉責于“校對疏忽”，辯解說“印講義作者均不校對，一委諸印刷局手民，故別字連篇也”，此處也不再贅。惟前三項茲事體大，質言之，包含了史法、史料、史觀及史事考辨，犖犖大端，多關系“史學根本問題”者，與蕭一山諸反論合觀比勘，足資啟發。竊以為“中國近代史學科”發軔期的學術派分、暗中競逐，在陳、蕭二氏筆戰文字中多有透露，藉此可窺1930年代學界主流、非主流各派在糾葛中并進的多元學風。

蕭一山（1902-1978）

蕭一山：《〈清代通史〉下卷講稿辨論集》，北平中華印書局1934年

陳恭祿（1900-1966）

裘陳江編校：《陳恭祿史學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

1932年，陳恭祿發表《評蕭一山〈清代通史〉下卷第一二冊》一文，針對“作者所用之材料”，從三個方面提出批評。一則，該用的“外交史料”沒有用——

蕭君編成此書，于各種史料，多未能利用，或未曾一讀，如三朝《籌辦夷務始末》，為敘述外交必讀之書，而書中關于聯軍之侵略，交涉之困難，雙方之爭執，戰爭之責任，作者全不明悉，其例見后。余如進覲、教案等，亦極膚淺，甚者全不切于事實。

再則，已用的局限于“普通書籍”，不僅范圍太狹，而且性質不明——

作者所根據者，多為普通書籍，如稻葉之《清朝全史》，李泰棻之《近百年史》，薛福成之《庸盦筆記》及稗史等，從不問其所言來自何方，雜然抄襲，毫無主張，并證明其不知當時之情狀。

三則，在具體利用層面，“抄”多于“析”，有類囫圇吞棗——

尤有進者，史料之利用，非抄襲之謂，乃分析其內容，辨別其真偽，考證其事實，然后引用。否則輾轉傳抄，仍是未消化未審核之史料，何必多此一舉？蕭君所抄者，殆為全書十分之一。如《天父下凡詔書》，原為關于太平天國朝中實況之重要史料，將其分析，一二頁即可說明，作者乃抄入其大部分，多至八頁，猶待讀者自行認識。此不過書中百數十例中之一耳。

上述指摘，引發持續激辯，雙方為證明自己讀書不少，均使盡渾身解數，大開書目，高談鑒別，多個回合爭說不休。此中關鍵處，不止于直接證實或證否“作者參看之書太少，書中之錯謬繁多”，更牽涉姿態背后相異“史料觀念”的隱性競爭。

陳恭祿：《評蕭一山〈清代通史〉下卷第一二冊》，《大公報·文學副刊》1932年10月3日

一、“參看之書太少”？

在批評《清代通史》時，陳恭祿已有明確的史料分類意識，

史書之價值，視作者所用之材料及編纂之方法而定。史料可分為二，（一）曰原料 Primary source of Material, (二)曰次料 Secondary source of Material。近時著書立說者，莫不重視原料。清史之原料，浩如煙海，如大臣之奏疏、皇帝之諭旨、交涉之公文，以及當事人之公私尺牘、日記等。

他所不滿者，在于蕭一山于上述各種“原料”，竟至于“多未能利用，或未曾一讀”。約略早于此，在中國近代史領域，有兩篇里程碑性質的文獻問世。一是1931年蔣廷黻出版《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上卷，該書《自序》宣示“歷史學自有其紀律，這紀律的初步就是注重歷史的資料”，主張“研究歷史者必須從原料下手”。二是羅家倫在同年發表的《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意義和方法》（《國立武漢大學社會科學季刊》1931年第2卷第1期）一文，提倡“在寫史書以前，史料叢書的編訂，是必經的階段”，依此推論，“現在動手寫中國近代史，還不到時期，要有科學的中國近代史——無論起于任何時代——非先有中國近代史料叢書的編訂不可”。陳恭祿批評蕭著《清代通史》屬于史料工作完全未備的條件下率爾操觚之作，這一見解正在蔣、羅二氏觀念的延長線上。在他看來，先期出版的上、中卷，純用土法炮制，取材已然舊陋，隨著“新材料次第發見”，下卷的寫作條件變化，作者仍未改轍易途，一味襲用“前法”編著成書，這是不思進取的表現。

謝國楨熟稔太平天國文獻，對《清代通史》下卷第二部分的史料利用也有所批評，指出：“太平天國是近代史上的最要緊的事。近來發現講太平天國的書如《金陵癸甲摭談》、王韜手稿筆記、《賊情匯纂》等書，和歐洲各國博物院、圖書館所藏太平天國刊行諸書，都可以供參考。作者似乎尚未見及此?！?/p>

謝國楨：《新書介紹：清代通史下卷甲集二冊（銅山蕭一山著）》，《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 第6卷 第2號，1932年3-4月

史料為史家立身之本，當被問及“新材料”話題，蕭一山并不甘以外行自居。他說：“近數年來，蔣廷黻先生以專治外交史名家，羅家倫先生言于太平天國史料多所搜集，此外俞大維先生及其弟大綱先生對于洪、楊事亦甚注意研究。”（《為〈清代通史〉下卷講稿第一二冊批評事致〈大公報·文副〉編者書并答陳恭祿君》，1932年11月3日）按民國二三十年代，故宮檔案陸續開放，整理刊行，極大推進了中國近代史研究，蔣廷黻遂有“《夷務始末》的出版是中國外交史的學術革命”之言，他本人在北平抄錄軍機處未刊檔案，纂輯“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的工作卓有成效；約同時，劉復、程演生、俞大維等學人前赴后繼，海外訪史，在英、法、德等國搜輯太平天國散佚文獻，均多創獲。近代史料的進步，以“外交史料”和“洪楊之役史料”兩方面最為顯著，故蕭一山認為“所謂新材料者，不外此二類”，至于“史料之來源”，則具體舉出下列四種：

（1）英法所保存之史料及外人著述。

（2）檔案及《夷務始末》。

（3）大臣奏議及專集、日記、尺牘等。

（4）公私搜藏之抄本及手稿。

蕭一山表示“第二、三兩種，在搜集上不大成問題”，第四種也可以盡量搜羅，補充前作，如南方發現之《賊情匯纂》一書，“《太平制度》一篇，當時僅《野史》可據，故多錄之，今新書出現，當必據以更正無疑也”。只有第一種，即西文史料與著述，他承認“搜采至難”，暫無能為役，并以己推人，“以愚推測，外人記述有裨中史者，國人尚搜求無多，此業正在發軔”。

蕭一山：《答陳恭祿君評拙著〈清代通史〉——致〈大公報·文學副刊〉編者書》，《大公報·文學副刊》1932年11月3日

中國所謂的“近代”之變，幾乎與中外關系轉向、外交得失成敗有著一體兩面的聯系。蔣廷黻視外交史為“中國近代史的最要方面”（《〈清季外交史料〉序》），認為內政興革與外交反應互為因果，其名著《中國近代史》實際上可以看作“外交史大綱”（王聿均《蔣廷黻先生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倡導》）。金毓黻認為，“近百年內，中國內政鮮有可述，對外關系，實居主位”（《中國史學史》）。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出現“中國近代史”研究，其最重要的早期成果也幾無例外地以中西關系為中心，以外交史為主體。

蔣廷黻的近代史研究及史料整理工作，著其先鞭，陳恭祿追隨其后，所著《中國近代史》同樣關心中國如何“應付新時代之問題”，強調“外來之影響，乃為造成中國現狀基本勢力之一”，“中西沖突遂為近代中國史上之大事”（《中國近代史·自序》）。陳恭祿批評蕭著，多承蔣廷黻觀點，“大抵系專就外交史而言（即卷下之一章英法聯軍之役），太平天國事，不料附述充數而已”。蕭一山的反駁也主要從“外交史”方面著眼。有意思的是，他頗推重蔣廷黻的研究工作，認為“蔣先生先從事于《夷務始末》及檔案專集之整理，因輯《近代史資料》一書行世，剪裁有法，具見匠心，此不能以抄錄原料等閑視之”，“蔣先生實不愧為外交史家也”，但卻不認為陳恭祿有批評的資格：

倘蔣先生以其研究外交史之心得，批評愚書一部分之外交史，則愚膜拜頂禮，當進請教益。今陳君既未尋取原料，又不知通史與專史之義，惟據一二點以批評外交史，又據外交史之一章以批評全書，輒作全稱肯定之辭。其誤謬無過于此！偶竊他人一二余義，未察原委，輒發狂言，殊不知學問一事， 究非道聽途說可得也。

在清末外交史領域，陳恭祿研究有素，堪稱專家（1930年代前后，陳氏進入學術井噴期，除出版《中國近代史》外，還撰寫、發表大量論文與書評，包括《批評〈中國外交史〉（曾友豪編）》（《時事新報·書報春秋》第46期，1928年）；《四國天津條約成立之經過》（《金陵學報》1931年第1卷第2期）；《評邢鵬舉〈中國近百年史〉》（《大公報·文學副刊》第283期，1933年6月5日）；《甲午戰后庚子亂前中國變法運動之研究（1895-1898）》（《國立武漢大學文哲季刊》1933年第3卷第1期）；《評〈遠東國際關系史〉》（《國立武漢大學文哲季刊》1933年第3卷第2期）；《評杜冰波著〈中國最近八十年來的革命與外交〉》（《圖書評論》1934年第2卷第7期）；《孟世杰編〈中國近百年史〉》（《圖書評論》1934年第2卷第12期）；《曾國藩與海軍》（《國立武漢大學文哲季刊》1934年第3卷第4期），因此掌握了較多發言權。蕭一山則認為陳恭祿僅“據一二點以批評外交史，又據外交史之一章以批評全書”，是裹挾偏見的。

蔣廷黻編：《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上卷，商務印書館1931年

陳恭祿：《中國近代史》，商務印書館1935年初版

陳恭祿的批評，或有攻其一點，不及其余之嫌，但毋庸諱言，蕭著《清代通史》“外交史”部分的薄弱，確為事實。蕭一山撰寫上、中卷時，因涉外關系史料匱乏，這部分已經問題較多。1934年，當時還是清華大學歷史系本科學生的夏鼐作文評論蕭一山著《清代通史》外交史一部分，對象即上卷第五篇《中外之交通與會約》與中卷第四篇《十九世紀之世界大勢與中國》，批評范圍包括：（1）材料的分配布置，（2）史實因果的探求，（3）取材之未適當，（4）整理史料工夫之欠缺。他解釋之所以專評“外交史”部分，理由在于——“余在近數年來所最注意研究的是外交史，而這書中最不可靠的部分剛巧也是外交史”（《蕭一山著〈清代通史〉》，《圖書評論》1934年第2卷第5期）。

其他姑不具論，即“取材”一端，《清代通史》在“外交史料”方面的缺陷顯而易見。除“于西人著述取材較少”（詳后文）而外，下卷一仍前兩卷舊貫，未能利用三朝《籌辦夷務始末》，最為人所詬病。當然這里有客觀原因。蕭一山解釋說：

按《始末》印行于民國十八九年，拙著英法聯軍之役一章，系成于民國十五年， 故前后不相及。且不僅《始末》一書，即軍機處檔案，愚于民國十六年始得披閱，亦未能充分利用。故須加以修正，未敢冒然出版。

按官修三朝《籌辦夷務始末》，原藏宮中，秘不示人，要到1927年10月首次展出，蔣廷黻等人方始得以抄錄，1929-1930年由故宮博物院陸續影印出版，學界方得以廣泛利用?！肚宕ㄊ贰飞?、中卷成書較早，下卷講義“英法聯軍之役”一章作于1926年，蕭一山初謂從1927年開始對《始末》及軍機處檔案有所“披閱”，然“未能充分利用”，后改稱“時短不及僅少取耳”，并在寫作他章時“頗多”采用——

弟前文僅言作英法之役一章時，《始末》尚未出世，而講稿第十章用《始末》者頗多，陳君知之否？弟因陳君原評，僅言英法之役一章事，故不涉及他章，真誠如此。陳君乃以“未出世”作“未一讀”解，而強謂十五年未見《始末》，即為十八年以后未讀《始末》之證，有是理乎？

已刊印的“英法聯軍之役”一章，與《始末》出版“前后不相及”，未用之，姑且情有可原，已撰成的講稿第十章據說用之，然當時未出版，亦無從證實，可存而不論。不過，蕭一山言不止此，更進一說：

弟謂陳君主西人之說，似曾受淺聞浮慕者之影響；主《始末》之說，似曾受整理官檔者之影響，惟其史既毫無根底，而學又無常識，以致謬誤百出，終未能得一當也。（《為〈清代通史〉下卷講稿第一二冊批評事再致〈大公報·文副〉編者吳宓君書——并答陳恭祿君》，1934年4月28日）

這等于說，不用“西人著述”或《始末》一類新史料者，理由充分，無可厚非，主用此類新史料者，反而中心無主，思想不清，不過襲“西人之說”的唾余，用作壓人的工具。此中學思糾葛，實有必要加以分說。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

二、“原料”“次料”孰輕孰重？

民國學人的“史料觀”，包括區分史料為“原料/次料”“直接史料/間接史料”的基本認知，多受西方實證主義史學著作與觀念熏染，以德國史家伯倫漢（Ernst Bernheim，1850-1942）《史學方法論》（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1889）與法國史家朗格諾瓦（C. V. Langlois）、瑟諾博司（Ch. Seignobos）《史學原論》（Introduction aux Etudes Historiques，1898）二種影響為巨，尤其后者排斥歷史哲學，將史學方法論“技術化”，強調歷史學的工作便是搜求史料、考訂所搜得的史料、連貫所考訂過的史料，極度契合史學專業化潮流，在華風行不衰，傳播深廣（關于二書在中國的傳播和接受情況，參看李孝遷、胡昌智：《史學旅行——蘭克遺產與中國近代史學》第三、四章，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

陳恭祿很早接觸過《史學原論》，對朗格諾瓦關于直接史料、間接史料的分類法絕不陌生，他也了解美國學者約翰遜（Johnson）的《歷史學家與歷史證據》（Historian and Historical Evidence）區別史料為記載、遺物、傳說的三分法，尤其信奉英國學者克倫泊（C. G. Crump）《歷史與歷史研究》（History and Historical Research）一書提出的原料（Primary source）、次料（Secondary source）的分類法，也即今人所謂一手史料、二手史料之說，直到1960年代這一史料分類法在他眼中仍為“最好方法，足以解決一切疑難的糾紛”（《論史料真實性》，《南京大學學報》1962年第4期）。

李孝遷、胡昌智：《史學旅行——蘭克遺產與中國近代史學》，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

按原料、次料的兩分法，在1930年代已為眾多史家采納并使用。蔣廷黻編纂《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時，便明確指出：

資料分兩種：一種是原料（Primary source），一種是次料（Secondary source）。簡略說，原料是在事的人關于所在的事所寫的文書或紀律；次料是事外的人的撰著。原料不盡可信；次料非盡不可信。比較說，原料可信的程度在次料之上。所以研究歷史者必須從原料下手。

他相應提出三個“選擇材料的標準”——擇其信、擇其要、擇其新，且認為“比較可信的即上文所謂原料”。

陳恭祿對于“史料”的極端重視貫穿整個治史生涯。1934年發表《近代中國史史料評論》（《國立武漢大學文哲季刊》第3卷第3期）一文，首次較為系統全面地梳理了近代史料的種類與性質，列舉并分析檔案、官書、遺集、信件、日記、年譜、時人記載、禁書以及訪問、小說、報紙雜志等史料的價值，其論點大多并不落后于今日史料學研究，文中總結：“以上所論之中西史料，幾盡原料Primary sources of Materials，次料Secondary sources of Materials尚未論及。原料專供專家研究，次料蓋為普通讀者，指史家參考原料，辨別真偽，成立事實之后，綜合其所得之結果，敘述成書也?！?/p>

1935年他在評價簡又文《太平天國雜記》一書時，也就“史料選錄”提出三個標準：

一曰信。史料可別為二，一為原料，一為次料。原料則指當事人之紀錄，或紀載其所見及親身經歷之事件。次料則據他人所言或其記錄而作之文字。自史料價值而論，大體上自以前者為高。二曰要。史料繁多，浩如煙海，尤以近代史為甚，決無一一印行之理，倘或細大不捐，讀者除專家外，固不愿一讀。三曰新。新指所言之史跡不見于普通史籍，而為新知識也。（《〈太平天國雜記〉（第一輯）》，《國立武漢大學文哲季刊》第5卷第1期）

陳恭祿：《近代中國史史料評論》，《國立武漢大學文哲季刊》1934年第3卷第3期

陳恭祿：《〈太平天國雜記〉（第一輯）》，《國立武漢大學文哲季刊》1935年第5卷第1期

陳恭祿的史料分類、擇取的標準近同蔣氏，而對史料價值的判斷，似更明快。他在引述原料、次料概念時，意在強調史料的原始性和可靠性，這種分類方法其實可商榷之處頗多，史料的原始性本是相對而言的。他所理解的“清史原料”范圍，大致包括奏疏、諭旨、公文、尺牘、日記等類，主張凡著書立說“必須參考”，方不枉為史學“紀律”。治史既首選原料，對于史著的評判也以其取材為重要判定依據，善用原料者為上，其余次之。他對于蕭一山的批評即基于此種立場——

所可忠告蕭君者，今日編著道光以后之清史，外交方面三朝《籌辦夷務始末》最可憑信，其他斷片敘述如《中西紀事》等書，普通書如《清史講義》等類，雖須一讀，要皆無足輕重。全集如曾文正公、左文襄公、李文忠公等書，均必須參看者也。今編歷史，茍舍原料而用近于傳說之次料，多無印行一讀之價值。蕭君自謂十八年講稿為文史學院講義，去年為書賈盜印，《籌辦夷務始末》時已印行，蕭君亦于書中明言此書，既未一讀，何必引用欺人妄言耶？又何不修正前稿？固不能卸去責任。（《為〈清代通史〉下卷答蕭一山君》，1933年2月27日）

針對《清代通史》下卷的外交史料利用，他認為大宗闕失（未能利用三朝《籌辦夷務始末》）、本末倒置（舍原料而用近于傳說之次料），存在非常嚴重的問題。蕭一山則以為此乃過甚其詞，用官書、稗史的對立來否定“說部野談”價值，論調失于絕對：

原料、次料乃相對的而非絕對的，非以官書、稗史而分，實以事實之來源而分，故官書有時亦可為次料，而稗史有時亦可作原料。

蕭一山甚至認為對方“并不知原料與次料之為何，故以教之”，其辯論策論，約分兩步：一則批駁對方所謂“原料”非為“最可憑信”，再則論證自身所用“次料”實乃“自有價值”。他說：

就陳君之見而論，以《夷務始末》為惟一可據之書，而私家之紀載，毫不足憑。則野史之意安在？何為歷來史家多反對官修諸史耶？試問著史者僅據一官牘而可成書否？即退一步言，官書可信以據矣，則似《夷務始末》者，若《平定羅剎方略》《平定粵匪方略》等等，清代所修者至多，而《東華錄》亦此類，陳君何不主張并取為唯一之原料，而獨厚于《始末》一書？即再退一步言，《始末》多奏疏及往來公文，仍系編纂之書，非原料可比，若原料者，軍機處檔案之價值遠過于《始末》百倍，陳君亦知之乎？（以上兩段，見《為〈清代通史〉下卷講稿第一二冊批評事再致〈大公報·文副〉編者吳宓君書并答陳恭祿君》，1934年4月28日）

蕭一山反對視《籌辦夷務始末》為“惟一可據之書”，認為“官牘”序列中《方略》《東華錄》之類，即可與之并駕齊驅，至于性質更加原始的軍機處檔案，價值更“遠過百倍”。按此處析論“原料”，分類尚較粗疏，而歸《東華錄》于清代官修，亦有誤解。《始末》作為官書的一種，當然不可能概“原料”之全部。孟森論列明清史料，揭示“所謂史料，又分無數等級”，大致包括（1）未經任何整理（“最初未經文人之筆所點竄”）的原始檔案、塘報、錄供等，為“初級史料”；（2）進入文書流轉程序的章奏、稟帖等，為“進一級之史料”；（3）“錄送史館”，已初步整理（“已征用史文句例點改”“按日排纂”）的起居注、日錄等，為“又進一步之史料”，“其距勒為正史，則等級尚遠”；（4）以上史料，由館臣作成“長編”“外紀”等史抄；（5）“至修‘實錄’，而一朝編年之史成”，然“逮修正史，則實錄又成史料”（《史與史料》，1935年）。時至今日，史料規模愈大，“史料學”析之愈精，參照文書形成流轉過程，清代史料可以做更加精密的排序。不過，史料排序關系并不直接等同于史料價值的遞變關系，毋寧說，某種程度上，它只是反映了史料原始樣態的存真程度。蕭一山說：“若以《始末》一書而論，總署文件有檔案為其原料，大臣奏疏有專集為其原料，外國照會有西文公牘為其原料，此書選匯，便觀覽耳?！彼灰浴肮贂睘椤霸稀钡淖铐敿?，誠有所見，惟原始檔案的史料價值不必然高于官書。任何史料都可以區分若干層次，每一層次性質各異，功用亦不同。《籌辦夷務始末》之于近代史研究的多重價值，迄至今日仍為識者見重。蕭一山當年斷言，“陳君以《始末》一書為批評弟稿之法寶，然其所讀僅一二片段，而尚不能懂，弟自信所看比陳君為多，且能善用之”。然《清代通史》講義失用《始末》之闕，終不容諱。蕭一山又說：“弟用檔案，非原料乎？若以《始末》官書，始為原料，弟用官書亦多矣，陳君知之乎？”然未舉證。

學界有一說法，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于1922年成立“清內閣大庫檔案整理委員會”（后改稱“明清史料整理會”），專責整理及研究明清檔案，當時作為北大學生的蕭一山“身與其役”，“所以他的清史參考資料，不但來源豐富，而且多為原始記述”（《蕭一山先生文集》，劉季洪序）；“能夠看到一般人不易看到的材料，這就為他編寫此書（《清代通史》）提供了豐富的資料來源”（蕭立巖《蕭一山傳略》）。蕭一山并非國學門或史學系的學生，而就讀于北大政治系，也一度參與內閣檔案整理工作，據其自述：“清代內閣檔案自撥歸國立北平大學整理后，余亦躬與斯役，披閱所及，取證滋多。此雖案牘之言，實難盡信，然較之官書，勝萬萬矣。”（《清代通史·敘例）雖“躬與斯役”，但“披閱所及，取證滋多”云云，說得比較模糊。實際上，今檢《清代通史》初版各卷，并無直接引用軍機處、內閣大庫或總署檔案者。蕭一山后撰有《清代檔案之整理與研究》《清代史書史料及其批評》等文章，凡述及“檔案”部分，基本屬于目錄性質，亦有若干史學方法論的發揮，然均未涉本人整理、利用檔案史料的經驗或心得。結合陳恭祿的批評來看，蕭一山早年在清代檔案、官書方面，沒有下過太多功夫，確近事實。（按新版《清代通史》相關檔案資料的充實修訂，是后來陸續追補，這一情況在他1961年所作“補記”亦可窺見一二——“本書出版已近四十年，國難重重，迄未修訂。于此期間，新史料發現甚多，如軍機處及內閣大庫檔案之整理，《夷務始末》及外交史料之印行，太平天國遺書文物之研究，各國秘檔私藏之公開展覽，凡足以證往諜傳說之謬誤者，皆一一加以刪正，原缺篇章，亦為補充，又增數十萬言”。）

陳恭祿：《為〈清代通史〉下卷答蕭一山君》，《大公報·文學副刊》1933年2月27日

蕭一山：《為〈清代通史〉下卷講稿第一二冊批評事再致〈大公報·文副〉編者吳宓君書——并答陳恭祿君》，連載于《大公報·圖書副刊》1934年7月7日、14日、21日、28日

蕭一山聲稱“原料、次料乃相對的而非絕對的”，義近于陳寅恪所言“于官書及私著等量齊觀，詳辨而慎取之”（《順宗實錄與續玄怪錄》），但落實在《清代通史》，仍給人厚此薄彼、畸輕畸重之感。按陳恭祿的觀察，下卷二冊“所根據者多為普通書籍”。他對蕭一山臚列所用之書，“辨別其內容，判定其可信之價值”，指出《中西紀事》《防海紀略》《國朝柔遠記》“不過時人之觀察，當時之傳說，其中所敘史跡，多不足信”，《清鑒易知錄》《清史綱要》《清史講義》“淺陋不值吾人一讀，固不能作為著書立說之史料”。（夏鼐檢討中卷“鴉片戰爭”一章，也有類似意見，指出“本章中的材料，大部分采自夏燮的《中西紀事》?！吨形骷o事》中的記載，大半得自傳聞，不甚可靠。所以我在本章內所發現的錯誤，也就最多”。）對此，蕭一山亦有說焉：

陳君又謂《中西紀事》《防海紀略》《國朝柔遠記》等書皆不過時人之觀察，當時之傳說，其中所敘史跡，多不足信，而最可憑信者，為三朝《籌辦夷務始末》，是陳君重官牘而輕私家之言矣。豈亦知史學發展之通例乎？蓋官牘最重于古代，而口碑漸興于近日。弟書導言有云：“夫史實既準乎現象，而歷史復昉于紀述，則天地之變遷，事物之源委，政教大綱，里巷瑣談，無論巨細，有紀述而昭示者，皆可為史，故官書、傳記、稗史、口碑皆史也。至其虛飾增華，妄意捏造，托辭諷喻，或不足傳信來葉者，辨而正之，亦史家之職志耳。”

蕭一山為反擊“稗史多不足信”“淺陋不值一讀”之說，特別抬高近代“口碑”的價值，且加以理論闡發，同文引據名人之說，“蔡孑民先生序《明清史料》言官牘、稗史相得益彰之義甚詳，可參看”（原文見蔡元培《〈明清史料檔案甲集〉序》，1930年），繼而申論：

即再退一百步言，《始末》為最可憑信之上等史料，然其所舉之事實，有以異于弟之稗史否？若《中西紀事》等書，為中國外交史之椎輪，皆自有其價值，非陳君可任意上下者。陳君因有憾于《清代通史》，而將《清代通史》所引據之書，一筆“抹殺”，寧不“武斷”？

陳恭祿治晚清外交史，舉《中西紀事》為例，“雖須一讀，要皆無足輕重”，蕭一山則反其道而用之，盛推該書，至謂“中國外交史之椎輪”，簡直針鋒相投。陳恭祿“重官牘而輕私家之言”，被蕭一山認為“無史料常識而又‘離奇武斷’之確證”，惟后者將官書與私記的史料價值直接“等量齊觀”，似乎忽略了應有的“詳辨慎取”的步驟。

又，陳恭祿批評蕭一山“參看之書太少”，后者反譏“所謂‘普通書籍’及《清朝全史》等，尚不能全讀，謂非淺薄而何？”

江上蹇叟（夏燮）著《中西紀事》二十四卷

三、如何取材于“西人著述”？

關于“外交史研究”的特性，蔣廷黻曾作有一著名論斷：“外交史的特別在于它的國際性質。一切外交問題，少則牽連兩國，多則牽連數十國。研究外交史者必須搜集凡有關系的各方面的材料。根據一國政府的公文來論外交，等于專聽一面之詞來判訟?！?span style="color:#7f8c8d;">（《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上卷自序》）對于“研究近代中國史”應有的史料視野，陳恭祿同樣不乏自覺，認為“必須打通中外隔膜，材料當博取考證，不可限于本國記錄”，不過，他也并非一味崇洋，下一轉語——“就質量而言，自以本國材料為重要”。

揆諸《清代通史》利用史料情況，在“英法所保存之史料及外人著述”方面的闕失，誠是一大短板。（王世杰1963年9月23日：“近日閱蕭一山《清代通史》。此書共五冊，不能不認為近今中國史學巨著。著者用力數十年，閱覽甚博，此書確可供參考，文字亦可誦[文言]。但著者頗乏史識，為求博與‘迎合中國人喜讀小說性的傳記’起見，征引往往長濫。且著者顯然不能看外文書，故議論記載只能以中國書為范圍。此其缺也?！?973年8月8日：“續閱黎東方《細說清朝》。黎氏史筆雖不甚嚴謹，但其敘述究較蕭一山《清代通史》為勝；以黎能參閱若干西方文獻，蕭則未能參考西籍?！绷置览蚓庉嬓！锻跏澜苋沼洝废聝?，第1006、1525頁。按王世杰所閱讀者，應該是1963年定稿版本，而尚有“未能參考西籍”之譏，早期版本在這方面的缺失，更可想見。）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

陳恭祿為下卷“校對”出很多西方人名、專名方面的錯誤，盡管不能一言而決，但循跡追蹤，不能不有所懷疑——“關于外人之事跡，蕭君多不知悉。余疑作者殆未參看外國史書也”（《評蕭一山〈清代通史〉下卷第一二冊》，1932年10月3日）。

面對質問，蕭一山無可否認，卻自護其短，強為之辯：

陳君謂愚于西人著述取材較少，此為知言，愚不諱飾。然如Morse之書，為近人專講外交史之藍本者，愚固早讀之矣。西人述中國事，其可靠性是否在中國人著述以上，猶屬疑問。國人不知為系統的研究，惟竊取一二外籍，得其片辭只義以為寶，其弊與抱殘守缺者正等。（《為〈清代通史〉下卷講稿第一二冊批評事致〈大公報·文副〉編者書并答陳恭祿君》，1932年11月3日）

按，“Morse之書”，指馬士（舊譯摩爾斯，Hosea  B. Morse，1855-1934）三卷本名著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今譯名《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為陳恭祿所推崇的外交史標準著作，辯論中屢次道及，“摩爾士利用英國史料，所著之書，頗有參看之價值”，“摩爾士《大清帝國國際關系史》詳紀事之始末，尚望蕭君一讀，再發議論”（《為〈清代通史〉下卷再答蕭一山君》，1934年8月11日）。蕭一山聲明自己對馬士書并不陌生，“早讀之矣”，但對“西人述中國事”一類書的“可靠性”表示懷疑，相應看低“外籍”在研究中的地位，甚至說出一些越界的話：

摩爾士之書，愚十四年前即讀之，拙著并不違于事實，何必更借“洋大人”之言，以欺壓全中國民眾也。

[美]馬士著，張匯文等譯：《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第一卷，三聯書店1957年11月第1版

有意思的是，蕭一山一面主張不必“以外籍為寶”，一面又大量襲用日本學者稻葉君山（1876-1940）所著《清朝全史》。陳恭祿視《清朝全史》為“普通書籍”，不滿蕭一山“雜然抄襲，毫無主張”，惟未充分舉證說明。這一點，在兩年后夏鼐書評中得到了充分論證。該文指出“一部專門著作，對于材料的來源，應該逐一注明出處。本書對此，或注或不注，體例并不一致”，提示規范不嚴而外，又揭露“本篇中的主要材料，似多取之于中譯稻葉氏著《清朝全史》”，通過二書對勘，證實蕭書多陳襲稻葉書第二十八、三十四、三十七、三十八、四十四、五十二至五十七等章，“除因襲《清朝全史》的錯誤以外，又增添了幾個錯誤”，摘出史實、人地譯名等訛誤總計數十處之多（《蕭一山著〈清代通史〉》，《圖書評論》1934年第2卷第5期）。

[日]稻葉君山著，但燾譯：《清朝全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年影印本

按1914年4月，即清亡后第三年，日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推出稻葉君山所著《清朝全史》。同年底，但燾中譯本由上海中華書局印刷出版。全書分上下兩冊，八十四章，凡數十萬言，自滿洲部族起源，迄宣統帝退位，政治、經濟、文化、邊政、外交諸事俱備，被認為是“第一部全面敘論清朝歷史的學術著作”，梁啟超將之列為外人撰寫清史著作中“尚可讀”的“入門書”。據蕭一山自述，《清代通史》橫空出世的很大部分原因，即在與《清朝全史》競勝。1932年，他致《大公報》答辯書，便作有說明：“愚于十三年前，因清史譯本之刺激，而編著此書，舉凡政治、學術、文化、社會、經濟、外交、制度，皆無可憑之專史，篳路藍縷，費力至多?！贝颂帯扒迨纷g本”，即指《清朝全史》。稍后，他對撰述清史的最初動機，更詳而言之：

民國三四年間，海上有譯日人稻葉君山氏之《清朝全史》者，頗風行一時。余方讀書中學，以國人不自著書，而假手外人，真吾國學術界之恥也！稍長，乃埋頭致力，發奮著《清代通史》……使余努力以成草稿，借開近代史研究之先路，則外人視之，或不至目中國學術為無人，斯余之素愿矣。（《〈清代通史下卷講稿辯論集〉序》，1934年9月15日）

蕭一山：《〈清代通史下卷講稿辯論集〉序》，1934年9月15日

后世學者基本都接受上述說法，相信早在大學之前，蕭一山就有感于風行一時的《清朝全史》“觀點紕繆，疏舛頗多”，且深以國史假手外人為恥，遂有《清代通史》之作。不過，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篳路藍縷”之際，蕭氏既以超越稻葉其學為目標，又不得不對稻葉其書多有借助，尤其有關“外交史”部分，不唯談不到訂正舛誤、超越原書，反而無以鑒別，以訛傳訛，留下不少硬傷。夏鼐注意到，凡原書缺、漏之處，蕭書一仍舊貫，并無力補正——

本篇中之西人姓名，多已循例附注原名。但對那些比較晦僻的姓名中，即有需要附注原名者，反不附注。這又是稻葉君山的不周到處，貽誤及于蕭著！

而原著錯誤處，蕭書也是曹隨蕭規，誤打誤撞。夏鼐舉證書中“抉擇史料”之誤，說他“不但自己上了他人的當，并且還要貽誤讀者”——

《清朝全史》中關于中西交通的幾章，皆取材于西人著述,有時候簡直等于翻譯。其中不乏誤譯之處，以及所謂“手民之過”。蕭先生取此間接之又間接的材料為據，本已失檢，而又未與英法原文對勘，修正其錯誤之點，誠屬可憾。

書中“小節錯誤”如誤拼西字及誤書年月，非止于簡單的“手民之過”，而是因襲《清朝全史》的錯誤，包括：（1）有人名誤書者，（2）有國籍誤書者，（3）有到華年代誤書者，（4）有命終年月誤書者，（5）有書名誤書者（《蕭一山著〈清代通史〉》，《圖書評論》1934年第2卷第5期）。按稻葉之著《清代通史》，也非白手起家，自有其史源憑藉，所謂“取材于西人著述”，即包括馬士、高第（Henri Gordier）等西方研究專書。也就是說，蕭一山認為“可靠性”存疑的“西人著作”，不惟是《清朝全史》的取材藍本，而且也是他全面因襲、據以申論而不自知的史料基礎。年輕氣盛的夏鼐，舉出實證，也說了一通稍帶諷刺的俏皮話：

蕭先生妄抄錯誤譯文，而又自己看不懂他所抄襲的譯文，于是加按曲解曰：“日記有此條而上諭無之，蓋以為小事不足辨解者也?！毕胂褙S富之極，只可惜是“瞎子斷匾”之例。

《清朝全史》采取Morse的書，但誤譯了這一段。蕭先生上了《清朝全史》的當。其所增添的解釋，也只是“瞎子斷匾”。上面壓根兒沒有匾；瞎子卻在下面津津有味地批評它的筆劃的粗細優劣！

“瞎子斷匾”云云，明顯帶有初生牛犢的意氣，拋開這些情緒化的言辭，夏鼐之作確有充分的學理支撐，雖然當時他只是清華大學的一個本科學生。從整體立論而言，明晰可見其秉承師教，堅持“研究中國近代外交史，非多參考西文書籍不可”。書評最后一段特別致意：

聽說蕭先生在著作本書的時候，“年紀還不到二十二歲”，自然還沒有機會來多讀西書?，F在蕭先生既有機會到英國去讀書，而國文方面的材料，又增加了《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等書，宜可旁征博引，重寫本書。吾人將拭目以俟之！

夏鼐：《蕭一山著〈清代通史〉》，《圖書評論》1934年第2卷第5期

《清代通史》對于西方史料的挖掘和運用十分欠缺，是為軟肋，不須隱諱。上述有關“西文書籍”見解，大多為陳恭祿所共有，其本人出身教會大學，著作以“多西人材料”見長，而批評蕭書，亦集矢于此。夏鼐書評發表之際，蕭一山正在海外訪學，與陳恭祿筆戰尚未結束。目前未見他對夏文的直接回應，但針對“陳君既言《始末》為惟一可憑之上等原料”“又迷信西人之說”，仍持續爭辯，并采取了同時將二者“相對化”的辯護策略：

依弟之見，中國之著作官牘，與西人之著作官牘，只可當編述時參考之用。而必須先為系統之研究，不能據其一鱗半爪以為斷，如前文所論，固未可謂某書為絕對的可信而他書則否。蓋一書有一書之用處，非比而觀之，不能定其取舍，此最淺近之史學常識，恐陳君亦未之能懂也。又如近人之盲目的迷信外人，襲取浮毛，吐棄故籍，不知外人著述，殊為濫易，其事亦多得自傳聞，而又雜以成見，最著者則傳教之士，與遠征之夫。

蕭一山游歷歐洲，交際既多，眼界為之大開，經驗自已不同。為證明“外人著述濫易”，可以直接引據西方名人之言，來直接打擊辯論對手——“英之漢學家翟理斯（Giles）年八十七矣，屢與弟言其一生深恨外國教士著書言中國事，英人且如此，中國人不可以憬然乎？”

陳恭祿與之辯論“圓明園被焚之責任，實由于英使之主張”，認為蕭書參引英文回憶錄內容單薄，且譯文“決不忠實，不足憑信”，舉出“英人紀錄關于此事者”尚另有著述四種（詳后文）。此刻蕭一山在海外所見西書，當然非國內可以同日而語，說話口氣也硬了許多。他一面堅持舊作不引西書自有道理，“弟之不敢多引異籍，以其抵迕甚多，在未為系統的研究前，則寧取中籍而誤，尚易改正，且立場不訛，如取異籍而誤，則將有惑世之罪矣”；一面反過來指責陳恭祿開列西書目錄出處可疑，“弟疑陳君從某處參考書目抄來，即不然，亦僅見其書面，而未閱其內容”，甚至有底氣直接給對方上一堂西文史料課——“陳君如果欲研究英法之役一事，弟可以為彼開一參考書目，蓋美國愛塞可斯研究所關于中國之書目，英法之役一節，有書二三十種，倫敦博物院雖無專題，弟估計亦當有數十種，而英國官書合報告之文，亦有一二十種，但恐陳君不能虛心以求教耳”。

如果說辨析“異籍”史料價值，尚屬技術討論，那么批評“迷信外人、吐棄故籍”，已帶有若干言外之意，至于說“借‘洋大人’之言，以欺壓全中國民眾”，無疑上綱上線了。蕭一山致《大公報》文副主編吳宓函中發揮的一種悠遠的“感想”，便典型地反映了此類思路：

弟書至此，頗有一種感想，因中國時髦學生及不通之留學生，常以幾個外國文字夾雜在國文中，無論有無必要，即借此以炫人，而人亦以其懂外文、知洋務重視之，實則彼并不懂外文，不悉洋務也。此為一般不悉外情者，盲目迷信外人之由來也。又近年以來，純用國學，不能騙人矣，純用西學，亦不易騙人矣，則假西人言中國事者以騙之，因懂國學者，不諳西文，懂西學者，不諳國故，介乎兩者，術斯巧矣。此為一般不悉國情者，盲目吐棄故籍之由來也。此種風氣，如不打破，則中國學術，永難得真實發展之望，不知先生以為然否？陳君固不足責也。

此處將提倡西學者，一律貶斥為“不悉外情”“不悉國情”，而惟有“炫人”“騙人”伎倆，仿佛上文辯論中、西史料差異，引申至史觀高下，進而上升到民族心理、夷夏競爭的層面，距離學術討論的初衷已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