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初，在位于淮海中路上頂層可以近觀那個年代上海的地標錦江飯店的社科院研究生部念書，是一種獨特的人生體驗，至少是一種獨特的求學經(jīng)歷。

我的英語老師來自“上外”，長得有點兒像老年的周小燕，只是面容要粗獷些。我還記得她有一次叫我站起來朗誦《新概念英語》第四冊所造成的尷尬。

我的圖書館在萬航渡路上“華政”校園內(nèi)，如果坐班車去那里時間就會太趕，所以我一般是騎自行車長途跋涉去借書。Dummett的《真理和其他謎題》,Rawls的《正義論》和Husserl的《邏輯研究》就是這樣借到的。當然，最重要的是Strawson的Individuals。

我的食堂在同一幢樓的二層，我就是在那一片滬語世界里學會了至今還會像許知遠嘣英語單詞那樣不時嘣出來的上海腔調(diào)，雖然這在閔大荒基本上用不著。

我的社科院沒有體育場，也沒有游泳館，我的業(yè)余生活就是在門口的淮海路上散步，或者騎自行車穿過黃陂路盡頭的人民廣場去福州路或南京東路上淘書。

后來，622弄7號門外的淮海中路上也開出了一家書店，名為“上海-香港三聯(lián)書店”。我至今都沒有弄清這至今還開在原地的書店是何種背景以及何以能在淮海路上存活至今，但是對于那時的社科院人來說，這無疑就是多了一個去處。一般來說，周二和周五這個研究人員點卯打卡日，那里就會人頭攢動起來。

有一次，我在那里撞見我的老師范明生先生。他顯然也是從我前面提到的二樓食堂午餐后過來遛彎的。我至今都記得范老師巡逡在書架前的神色。葉秀山先生在回憶賀麟的一篇文字中曾經(jīng)形容賀先生在書架前“威嚴得像個將軍，深情得像個戀人”，但那是在自己的書架前。而淘書的范老師，則更像個靈活老練的獵人，他個子比較小，神情里頗有一種世事洞明的機敏精警，眼睛很亮，就好像在等待隨時可能出現(xiàn)的獵物。范老師也看到了我，不但打了招呼，而且好像問了我有什么發(fā)現(xiàn)，但是一方面本就有些欲言又止的樣子，另一方面又很快就沉浸回自己的世界中去了。

這是我唯一一次和范老師“一起”逛書店，無論從自述，還是那天的行止，都能判斷出范老師不但愛書，而且愛“獵”書。有個印象很深的例子，范老師有一次——這也是唯一一次——提出要到我們的宿舍來看看。他先是到五樓我的三位師兄合住的寢室，我曾經(jīng)去過那里和師兄們聊天，記得三位師兄“各自為政”，用厚實的布簾把各自的活動空間區(qū)隔了開來，這未免使室內(nèi)更逼仄昏暗。記得那天范老師一到六樓就大聲感嘆我們那屋的亮堂，這不但是因為上了層樓，主要是我和室友都沒用布簾遮陰和陽，而是十字打開，赤條條來去。

有意思的是，范老師來到房間東北側我的小空間內(nèi)，并沒有怎么噓寒問暖，而是馬上就盯著我的書架翻看了起來，照例是在社科院門口那家書店的神色。那時我的書架上不但有從那家書店買到的《侯外廬歷史論文選集》，從南京東路學術書苑淘到的胡塞爾的《大觀念》和魏特夫的《東方專制主義》，還有陳康先生譯注的《巴曼尼得斯篇》、汪子嵩先生領銜的《希臘哲學史》第一卷，當然也有范老師的《柏拉圖哲學述評》。范老師一邊瀏覽書架，一邊稱道“小應，你的書很精啊！”后來，同門易兵兄聽說了這話，調(diào)侃說：“你的書架上放著老范自己的書，他當然就說很精了啊！”我們都大笑了起來。

范老師當然是個書生，于是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也就是個書呆子，這個我當然不能同意。用昨天下午一起送別范老師時俞宣孟先生的話：范老師只是不太有現(xiàn)在所謂“政治正確”的觀念，所以不太適合擔任“第一把手”而已。這固然既有觀念上的原因，更是個性的影響所致。

照我的觀察和體會，范老師所代表的可算是過去這個世紀的夾縫中擰巴的一代智識人。一方面，歷次酷烈的有時幾有沒頂之虞的運動災妄并沒有徹底淘去他們身上的士人底色；另一方面，面對新時期變形蛻化殘孳余孽的幫兇式惡勢力，他們又每每會妥協(xié)順從，而不是奮勇地起而抗爭。

這方面俞宣孟老師昨天也給我講了個生動的故事，說是有一次下班后范老師沒有回家，而是氣呼呼地跑到他平時最為相得的俞老師那里，痛訴有一篇有抄襲之嫌的文章卻被評了獎。宣孟老師當場就向范老師提了兩個問題：你為什么不當場提出反對意見？你現(xiàn)在敢不敢把這件事公之于眾？聽了這擲地有聲的話，范老師一邊回答說“敢”，一邊也感嘆他眼前的這位講話人果然是從大風大浪里過來的！

我這里也有個小例子來說明范老師身上的這種特質(zhì)。1993年畢業(yè)前夕，范老師本來是安排我留在所里工作的，但是臨到院組織人事部門到研究生部考察時，卻被反映我有所謂“風紀”問題，而這所謂問題，不外乎是有一次因為在淮海路還是成都路上和一位已經(jīng)畢業(yè)留院的朋友喝了點酒回院部有點晚了，與守門的保安起了爭執(zhí)。但是有誰能想到，留所這件關乎我出路的事情竟因這個所謂“風紀”問題而徹底黃了！

昨天，我和宣孟師聊天提及這件往事時，宣孟師以“受點挫折比一帆風順要好”做了總結和開示，從一個回溯的立場，這當然是對的。而且三十年后，尤其是在范老師已經(jīng)離世后重提這件事，我并沒有絲毫責怪他的意思，而只是想以此事為例說明以他為代表的那一代人身上的某種個性特質(zhì)而已。

與此事連聯(lián)相及的是，1993年四五月間，我為“挽狂瀾于既倒”，爭取調(diào)劑轉校讀博士而連續(xù)奔波于寧杭間，待我回到上海把我的籌劃和“運作”告訴范老師時，他竟有些意外地嘆了一句：“看不出來小應你還挺有能力啊！”我有些哭笑不得，一方面在我這只是一種生存本能的掙扎展現(xiàn)，固無足稱道也；另一方面，恰恰是因為自己的“能力”問題，才導致如此窘境，難道不是嗎？

暑假中有一晚，我和八十年代即已成名、從美國肯庸學院來華師大教課的蕭陽兄在吳涇蘭香湖邊聊天，他了解并引用過我所做的共和主義譯介，并從電子版讀過我的幾個小文集。當我們一起沿湖騎行完畢即將分開時，黑暗中的他有些感慨并感動于我在所謂艱苦的條件下付出和經(jīng)歷的奮斗和求索。

我知道他所感嘆的是，我從一開始就沒去他那樣頂級的研究機構，能夠接觸到第一流的人物，享受優(yōu)越的研究條件。這些固然并沒有錯，也是我無可如何且安之若素的。但相對于蕭陽兄的體己之言，我不太恰當?shù)芈?lián)想到的卻是——我們每個人都不是楊振寧。據(jù)說楊振寧很小時，就有人對他的父親楊武之教授說：振寧將來會得諾貝爾獎！命運的神奇在于，楊振寧后來“果然”得到了諾貝爾獎。

我在這里要說的是：我們每個人都不是楊振寧，無論是在宿命的還是在許諾的意義上。這也就是我題頭所謂“人生在世”的一項基本而重要的含義吧。

世間再無范老師，范老師依然“在世”！教師節(jié)快樂，范老師！

（2023.9.10教師節(jié)寫于閔行吳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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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奇，系華東師范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