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邦茶座>>

“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是思想界和學術界關注的重要議題，在當下也有特別的現實意義。在器物層面，也是一個極富挑戰的領域。

湖湘學者劉漢輝長期深耕于此，以治學的態度辨析文獻、以詩意的志趣精選文學、以匠人的精神設計文創、以入世的情懷傳播文化，一件件作品也勾勒出一個若隱若現的“文脈”影子。

本期政邦茶座邀請到劉漢輝先生，談談那些“文創作品”背后的故事與思考。

本期政邦茶座嘉賓：

劉漢輝 學者，主編有《五岳吟》《湖湘四典》《長沙百詠》《曾國藩嘉聯鈔》等，長期致力于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

政邦茶座主持人：

高明勇 政邦智庫理事長

高明勇：您的這些“作品”，讓人想到一個詞，“雅致”。拿到這些線裝書作品后，解開骨栓，打開函套，一種別樣的儀式感撲面而來。這些看得出，花費不少心血，您自己怎么看？

劉漢輝：確實不少人看到我主編的《長沙百詠》《湖湘四典》等作品，感到有些驚訝，因為很少有人以這樣的心力與志趣來做一部書——錦套一函，豎貼一枚帛簽，解開骨栓，打開函套，展現出宣紙精印、素樸大方的線裝書，但我想，他們在驚訝之余，也會感到親切，因為這原本就是最中國的書籍方式，只是很多人日常接觸不多，感覺離開我們已經很久了。

高明勇：長期致力于此，應該有自己的獨特見解吧？

劉漢輝：簡單說，做出這種選擇，緣自三個方面。

首先是對選題的理解。書籍可以說是人們溫飽解決之后的精神生活之必需品，因而“選題”也必須是能夠給人們提供精神營養的。而浩瀚的國文典籍，也意味著選擇什么要重于如何去做。

其次是對受眾的尊重。線裝書有成熟的范式，現代科技有很好的材料和技術，函裝本身自帶儀式感，而儀式感就是傳統禮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如古人相見，拱手為禮，書籍有了這種儀式感，自然是對受眾的尊重，算是內容與形式的統一。

再次是個人的情趣。我承認我是傳統文化的服膺者，尤其是古典審美，有一種發自內心的熱愛，制作出版這樣的書，首先也滿足了我個人的審美趣味。

高明勇：朋友都說，劉漢輝先生做文創，用最好的紙，采取最好的印制方式，最好的裝幀方式，一切都追求極致，真正體現了匠人精神。我想知道您是如何理解“匠人精神”的？

劉漢輝：謝謝大家抬愛，您說的“匠人精神”對我而言，更多是一種對歷史的敬意。

比如《長沙百詠》，我面對的是什么呢？面對的是湖湘千百年來獨特的文化傳統與文化精神。屈原、賈誼以降，到唐代的張九齡、張說、李白、王昌齡、常建、劉長卿、杜甫、韓愈、柳宗元、劉禹錫、元稹，到宋代的蘇東坡、黃庭堅、米芾、秦觀、朱熹、張孝祥、辛棄疾、姜白石，再到清季以來屈大均、袁枚、錢大昕、姚鼐、鄭板橋、黃景仁、張問陶、陳寶箴、黃遵憲、康有為、秋瑾等，他們吟詠長沙的作品，或悲憤憂患，或沉郁頓挫，或沉吟山水，詠懷史跡，其人其情與此地獨特的山川風物、民俗史事相應和、相激發，已成為湖湘文化的重要部分。對此，內心自然產生敬畏、崇尚，便有一種把事做得與之相匹配的沖動。《長沙百詠》內容確定之后，就會想到要請當代一流書法家書寫以及宣紙印制函裝的考慮，你越認真，各個環節就越配合，也才可能達到最接近理想的效果。

高明勇：龔旭東先生曾在《光明日報》撰文說，《長沙百詠》總體上可視為二千年來湖南一地士人心靈流變史的濃縮本，借用楊度的詩句，可謂是“留作千年紀念碑”。其實不止《長沙百詠》，截至目前您參與編撰的幾本書幾乎都是圍繞湖湘文化，您在編撰這些圖書的過程中是如何勾勒“湖湘文脈”的形象的？

劉漢輝：龔老師是我尊敬的學人，給過我很多啟發和引導，他說得很到位，《長沙百詠》總體上可視為二千年來湖南一地士人心靈流變史的濃縮本，這是我在選擇內容時的總體思路，為什么被貶官員、失意文人來到（或神到）這片荊蠻之地（相對中原文化而言），都會詩情勃發，感嘆“不到瀟湘豈有詩”？湖南這個地方到底有些怎樣的精神特質？說“湖湘文脈”，一定要把握獨特的湖湘氣質，我后來編的《湖湘四典》、魏源的《五岳吟》、《曾國藩嘉聯鈔》都是這個思想指導，某種程度上說，“湖湘文脈”就是靠這些具體的人物與詩文支撐起來的。

高明勇：《湖湘四典》，能看出是在以詩意的志趣精選文學經典。

劉漢輝：《湖湘四典》應該說更能代表我在這方面的一些思索。《湖湘四典》收入的是跟湖南有關的四篇名文，一是屈原的《懷沙》，二是陶淵明的《桃花源記》，三是周敦頤的《愛蓮說》，四是范仲淹的《岳陽樓記》。這四篇文章可以說都曾入編中學語文教材，但千百年來，不同年齡、不同經歷、不同修養的人會從中品讀出不同層面的內涵，文內文外彰顯的是湖湘文脈的骨脊，滋養的是湘人志士的襟懷，如此方成“典”！

作為中華文明的發祥地之一，湖南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充滿獨特文化傳統和人文魅力的地方。迄今發現的人類最早稻作文化遺址、中華始祖炎舜二帝的陵寢均在境內。炎帝和舜帝均葬在湖南，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情，至少可以表明，這里是上古先人認為與天最接近的地方之一，所以屈原選擇在這里投江見志，也可以理解為，這表明，這里是最后的、可能也是最好的精神安妥之處。

這樣說有沒有道理呢？陶淵明就是一個證明，《桃花源記》塑造了一個怡然自樂的大同社會，寄托了與現實污濁社會相對立的美好理想，可是他為何要把這個世外桃源放在湖南武陵？這同樣表明在陶淵明的意識深處，認為湖南這個地方，是一個最有詩意的存在。事實上，這也是古代一個普遍的文化認知，比如瀟湘這個詞，在詩文里反復出現，賦予了煙水迷離、浪漫超凡的審美意象，這是在其它地方所沒有的。

正是這種不滯于物的精神性空間，讓《愛蓮說》的出現成為必然，周敦頤是出生于湖南道縣的思想家，《愛蓮說》托物言志，在抒發人文情懷上達到了一種新的境界，可以說是直接傳承了屈原香草美人與陶淵明“愛菊”的高尚人格傳統。同樣，《岳陽樓記》也是完成了對屈原以降歷代流徙至湖南以及湖南本土知識分子高尚人格與精神傳統的深刻總結。

高明勇：這個解釋還是有些新意的。

劉漢輝：文脈是建構出來的，其所建構，必根植于當地特有的山川地理，并因這山川地理而成就的獨特精神氣質。綜而觀之，正由于有屈原那樣憂國憂民的高尚情懷，有陶淵明那樣對理想社會的深情向往，有周敦頤那樣出污泥而不染的人格操守，有范仲淹那樣先憂后樂的精神風骨……有歷代先賢們為湖南不斷累積的優秀文化資源、持續構筑的堅實文化基底，湖南文化和湖南人才才會在近現代以來出現連綿不絕的壯麗噴發，創造出群星璀璨、光耀四海的人文奇觀。

高明勇：這些作品看下來有個直接感受，您做的這些事情更像是當地政府應該積極推動的，為什么您以一己之力去做這些事情？有沒有思考過，這些書籍的出品對于地方政府挖掘當地傳統文化、推廣地方文旅有什么積極影響？

劉漢輝：我做這些，純粹是出乎個人的興趣，個人的認知到了一定的程度，就有一種使命感，就想去做一些事情，同時，也想做一些不一樣的事情。至于是否應該由政府出品，并沒有去考慮。做成了、做好了，對政府挖掘當地傳統文化、推廣地方文旅，產生積極意義，當然是我樂見的，也是覺得開心的事情。

但我覺得在做這些事情之前，著眼點還不在于要推廣地方文旅，而是想在一個更高的層次，如何評估觀照湖湘文化，做一點更有增量性的嘗試。比如我做《梅山賦》，就是想拓展一下湘學研究的內涵與外延，進一步開闊湘學研究的學術視野。就是說，不但要重視精英文化、經典文本思想，也要重視民間文化、日用民風習俗等。

高明勇：梅山？似乎沒什么太多印象。

劉漢輝：所謂“梅山”，是一個特定的區域性歷史文化概念。上到常德益陽，西到懷化溆浦沅陵，下到邵陽，東邊整個老湘鄉包括今天的婁底，整個湘江與沅水之間的湘中資水流域廣大區域都屬梅山區域范疇，可以說，這是湖南歷史文化很重要的組成部分。

在宋以前，梅山地區與外界少有聯系，也缺乏文字記載。清人鄒人倜的《梅山賦》是一篇推介梅山的優秀作品，該賦不僅描繪了梅山的山水形勝與四季風光，更簡要梳理了梅山的沿革盛衰與人文風習，是助人進入梅山自然歷史人文大世界的很好的導游辭。

但這篇賦一直深埋在文獻之中，鮮為人知。此文出來以后，被認為是“具有時代意義與價值的梅山文化品牌之作”，對于推介梅山文化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我更看重的，是引導更多人去關注那些被遮蔽、被隱藏的湖湘文資源，可以更好的與現有的湖湘“顯學”等進行互動、互補、互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