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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數字經濟過去十多年發展很快，基于中國信通院《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研究報告》顯示，2022年，中國數字經濟規模達到50.2萬億元，同比名義增長10.3%，已連續11年顯著高于同期GDP名義增速，數字經濟占GDP比重相當于第二產業占國民經濟的比重，達到41.5%。

數字經濟最大變化是數據變成了生產要素，這在以前所有經濟形態中是不存在的。然而，數據要素發展也面臨著難題，“數據不出省”“部門之間不流通”“數據確權難”等問題長期困擾著大數據行業的發展，全國已經建成的地方大數據交易所大多擺脫不了地域限制，難以形成全國性的數據流通和交易。

圍繞上述議題，9月1日，中國工業經濟學會會長江小涓，中國友誼促進會理事長陳智敏，原中國保監會副主席周延禮等在由人民網·人民數據主辦的數據要素發展座談會暨數據要素公共服務平臺上線儀式上展開討論。

數據要素公共服務平臺是首個全國性數據要素公共服務平臺，將對數據加工、確權、流通起到關鍵性作用。

會上，人民數據聯合中國電信、湖北數據集團、數字安徽有限責任公司等10家單位發起成立“數據要素聯盟”，聯盟將以數據存、管、用為核心，以數據確權業務為抓手，促進數據要素市場規范化，確保數據流通交易的合規性，為數據交易市場的繁榮發展提供更順暢的路徑。 

江小娟：數據的價值釋放在于用起來、動起來，要讓數據有更多的交易和使用 

2022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構建數據基礎制度更好發揮數據要素作用的意見》，提出要在中國建立四項數據基礎制度，分別是數據產權制度、流通交易制度、收益分配制度和安全治理制度，被稱為“數據二十條”。

會上，江小涓就“數據二十條”起草過程中的研判思考進行了分享。

江小涓指出，數據作為生產要素，既有生產要素的一般性質，也有很多獨特性質，這就帶來了數據問題的復雜性。

她認為，第一，關于數據產權問題，數據具有多主體參與性、非唯一性、伴生性等性質，使得數據產權問題的復雜性體現在多方面。首先，數據確權問題比較復雜。“如果我們對數據確權后才能夠使用流通和交易，就相當于要各相關方要一致授權，由于數據產生相關主體對數據利益的關切程度差異非常大，所以授權的意愿差異也很大，很多主體將來用與不用并不是相互關聯的。如果這樣明確地要求先確權才使用，最終可能導致誰也用不了。” 

其次，江小涓進一步分析稱，數據和一般物品的產權不一樣，一般物品的產權很容易就能確定下來，一旦確定了產權，就對其他人有了排他性。數據完全可以多次復用，而且它依舊存在，從經濟學上來講，它是一個典型的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的對象，這種性質的對象其實不太適合用來作為私人財產來處理。 

“即便是把數據作為知識產權來處理，也會面臨很大的困難，知識產權應該有獨創性、有勞動付出的，但是很多數據是伴生性的，行為過程就會產生數據。特別是知識產權主要是用來作為侵權處理來使用的，但是數據侵權以后，你根本就不知道，維權也比較困難。 ” 

未交易的數據是不是有用，是不是有價格？江小涓提醒，在交易沒有發生之前，這些數據毫無用處。“有國外專家估計，產生有用的數據不到2%，我們為什么要給98%的數據做無益的確權呢？這背后有很多問題。”

基于上述數據的特性，江小涓建議：“我們不應回避數據所有權的問題，但更要強調使用權。數據的價值釋放在于用起來、動起來，要讓數據有更多的交易和使用，推動市場加快發展，從實踐中來總結經驗，以現實需求為導向為數據權屬問題破題。”

關于數據交易是場內交易還是場外交易的問題，她說：“我們應秉持開放的態度，鼓勵場內場外交易并行。”

另外，江小涓認為，雖有困難，但公共數據的開放是必須堅持的原則。

關于數據安全，她則稱：“討論認為，在使用中才能發現和解決問題，才能不斷探索構筑有效的防護體系。要以數據安全保障數據合理使用，以數據使用促進數據安全技術的持續發展。”

江小涓進一步表示，“數據二十條”出臺后，最大的變化是數據交易所蓬勃發展。截至今年6月底，共有47家數據交易所成立。她提到，調研走訪發現，各數據交易所在理念創新、制度建設推進等方面進展喜人，但目前還存在數據交易體量有限、交易總體不活躍的情況。期待未來能夠有更多積極的探索和實踐，繼續探索不局限于交易所內的數據應用場景；繼續探索各個交易所之間數據交易流通的路徑和方法；進一步做好公共數據公益性和商業開發之間的關系處理；加快實踐探索跨境數據交易等。 

陳智敏：要還數于民，體現公民的數據財產屬性

陳智敏表示，“8月1日，財政部剛剛發布的《企業數據資源相關會計處理暫行規定》，將符合相關條例的數據資源確定為無形資產，并列為企業的資產負債表，很多專家認為，數據有望成為財政收入的重要支撐，可能代替現在所謂的土地財政，今后很可能是地方政府數據財政的重要基礎。”

數字經濟現在占GDP的總量已經到了40%，陳智敏認為，這說明數據要素作為新型的生產力已經形成了。勞動工具由農業時代的農具、工業時代的機器，變成了數字經濟的算法、算力，如人工智能、云計算、區塊鏈等。勞動對象由農業時代的土地，工業時代的石油等變成了數據。互聯網為數字經濟運行提供了網絡平臺，是數字生產力的重要載體。

“如何促進形成與數字生產力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是我們必須要回答的時代之問和全球之問。”陳智敏說，當前，世界上出現了這樣和那樣的問題和我們在工業化時代建立起的生產關系與數字經濟不相適應有很大關系。中國數字經濟占GDP40%，西方國家已經占到了50%、60%，數字經濟占了相當大的比重，但是生產關系嚴重的不相適應。

陳智敏強調，公民對數據的主體權利應該包括公民的數據權，這是大數據時代下的《憲法》意義上的公民基本權利，人權、物權、數據權。公民的數據權還包括人格權，即公民的個人隱私保護權，公民的數據財產權，即數據創造的社會財富分配權。我認為，這個問題是非常重要的，這是專家學者研究得不夠的一個問題。”

陳智敏進一步說道：“現在，一般講隱私權比較多，對公民的基本權利，特別是財富的分配權利研究得不夠，因為這個問題關系到數據時代公平正義的問題，關系到社會共同富裕的問題，甚至關系到人類社會的前途命運。”這個問題需要理論界進一步深入研究，實踐界進一步探討。財政部企業數據資源相關會計處理暫行規定，比較好地體現了企業數據的財產屬性，做到還數于民，體現公民的數據財產屬性，讓全體人民更好地共享數字經濟發展成果，還需要進一步研究數據要素分配和再分配的機制，推動建立相關的法律法規和相關制度。

二是數據要素公共服務平臺應在數據的科學統籌、高效流通方面發揮更重要的作用。數據作為新的生產要素，其本質是數字經濟的生產資料，即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它能夠準確地反映和正在重塑再造人與人之間，人與物，人與社會，企業與企業，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系。希望數據要素服務平臺能夠抓住數據20條的出臺和國家數據局的組建帶來的契機，在打破數據的條塊分割、企業壟斷、數據壁壘和信息孤島等方面能發揮積極作用。因為，現在數據都是被企業、行政單位、行政條塊所有的，不能夠有效流通。有效解決制約數據在全國范圍內高效流通流動的難題，遵循客觀經濟規律，推動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推動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分配體制改革，實現高質量發展。

三是積極開展數據領域的國際合作。數據跨境流動是數字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決定的，必須加強國際合作，在開展國際合作時要堅持國家主權的原則，反對數據霸權，抵制長臂管轄，保證數據依法有序跨境流動。要積極參與推動制定數據跨境流動相關的國際標準和規則。 

周延禮：數據作為生產要素是有價值的，數據確權十分重要

周延禮表示，中國數字經濟規模已經是全球第二，到了2025年數字經濟占GDP的比例超過50%，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做好金融數據與數字經濟融合發展，是金融界應該考慮的問題。

他提到，數字技術賦能的金融，最大的一個特點是效率的變革、服務的變革，有利于金融的創新。 

他舉例稱，現在銀行的貸款很少面對面進行，絕大部分都是在線上進行操作，“前不久我們到山東日照調研，哪怕是基層，基本上90%以上的銀行貸款都是在線上操作了，這得益于數字技術提供了便利。 ”

周延禮表示，從金融科技發展的現狀看，數字技術賦能金融服務，給傳統的銀行保險機構和其他金融機構都會帶來金融效率的提升，尤其是征信數字化管理、信貸線上投放、風險實時化管控、保險精準化定價等方面，數字技術提供了精準服務的技術條件，都與數據要素化密不可分；從金融科技的風險防控看，數字技術在降低金融機構的運營成本、提高風險管控能力方面都得益于數據要素化。數據流在金融業數字基礎設施中的安全運行，解決了存量數據的碎片化、沉淀性和分散性問題，形成及時性、完整性、全面性的數據運行格局，對風險管理大有裨益。“數據作為生產要素是有價值的。如同資本、勞動力、生產資料和技術要素，數據價值體現在產品價格上。因此，數據確權十分重要。”

周延禮提出五點建議：第一，建立數據確權的制度，推動公共數據、企業數據、個人數據分級分類，授權使用。第二，建立合規高效的數據要素流通和交易制度，完善數據全流程合規監管體系，建設規范的數據交易定價融資市場。第三，完善數據交易市場化配置機制，更好地發揮政府在數據要素、收益分配當中的引導調節作用，建立體現效率、促進公平的數據要素收益分配制度。第四，把安全貫穿于數據治理的全過程，守住安全的底線，尤其是數據安全的底線，明確監管的紅線，加強重點領域執法合作。第五，構建政府、企業、社會多方協同的治理機制，強化分行業監管、跨行業協同監管，壓實企業的數據安全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