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央行的工具箱里五花八門，但最重要的一定是價格工具。

價格工具有對內的利率工具，還有對外的匯率工具。央行最常做的事情就是，通過靈活的價格工具對經濟運行調控，對健康的運行形態進行順周期的確認，對失衡的運行形態進行逆周期的糾偏。

以利率工具為例，央行既可以通過加息來遏制潛在通脹積累，還可以通過降息刺激經濟產出缺口的快速彌合。至于匯率工具的施用，央行可以選擇固定匯率，也可采用更具彈性的浮動匯率。當然，由于受到對手國政策、經濟的影響，匯率政策的執行更為復雜。

本世紀以來，更靈活的價格工具受到各國央行的青睞。人民銀行也不例外，但中國的情況更為復雜。

這是因為央行的價格調控是基于金融市場化的，沒有市場化或者市場化程度很低，價格調控就無從談起。過去這些年，中國金融漸次自由化，貨幣調控由數量工具轉向價格工具，央行邊學邊練，可以說在飛行中完成了引擎的迭代。

與此同時，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對央行的調控提出近乎苛刻的要求。根據丁伯根法則，政策工具的數量至少要等于目標的數量，而新常態央行貨幣政策的目標可謂繁雜，包括調結構、穩就業、防通脹、穩增長、維護金融穩定，以及維持國際收支平衡等等。

那么，央媽是怎樣應對的呢，手法如何？上月，一則“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報價行重啟逆周期因子”的消息，引起坊間對央媽“逆周期色彩”的揣測。其實如何？我們不妨取一個較長的時段看。

下圖以2012年為初始，觀察近七年來人民銀行對利率和匯率工具的使用情況。2012年可謂中國經濟分水嶺式的一年，增速由過去的10%左右臺階式地降至7%以下，同時，適齡勞動力人口開始凈減少（七年來累計減少2000多萬）。在增速換擋和人口老化的雙重壓力下，結構調整勢在必行。事實上中國經濟是在2012年進入“新常態”的，只不過這個變化要到幾年之后才被官方所確認。

注：2018年的GDP增速數據截止上半年末，利率和匯率數據均截止8月末。

從數據看，2012年以來，我國GDP實際增速僅在2017年出現短暫回升（較上年微增0.2%），其余時間均處于下降態勢。名義增速也僅在2016年和2017年有所回升。對此經濟基本面，央行更多采取“順”的態度，或者說通過價格工具對“新常態”進行確認和適應。

如圖，貨幣市場的關鍵利率變化曲線和經濟增速曲線在形態上基本保持了一致。匯率政策也簡單，利率升，匯率強；利率降，匯率弱。事實上匯率政策對“新常態”的確認和適應，更快于利率政策，基本在2012年就完成了，所以我們看到匯率和利率僅在2012年出現背離，之后背離很快消失。

由此，新常態以來的“央媽style”就很清楚了，屬于典型的“基本面決定政策”，所謂“逆周期”的色彩并不明顯。說白了，央行的態度就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而不是像過去那樣主動干涉，通過大水漫灌托起經濟增長的瓢。

當然，這個結論僅基于過去七年的經濟數據，而不表明央媽刻意為之，從一開始就采取這樣的策略。前面也說過，對于價格工具，央媽是邊學邊用的，同時還要兼顧多重政策目標，在不同時段“相機抉擇”。

如果這個邏輯說得通，那么在新常態新情況不斷涌現的情況下，央行對于價格調控仍然會采取“走一步看一步”的態度。而我們對央媽政策取向的預判，也大可回到對經濟運行基本面的分析上來，而不必一廂情愿。

畢竟，正如權威人士所說的，“L”是一個階段，不是一兩年就能過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