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長篇小說《流俗地》之前，馬來西亞華語作家黎紫書一直懷揣著對故土的復雜情感。在她生活的馬來西亞，中文的生存處境和發展空間逐漸緊縮，作為一個對漢語寫作充滿熱情的寫作者來說，這樣的創作環境無疑是逼仄的。

近期，黎紫書作品分享會多地舉行，她表示，“我從來沒有要求自己必須要寫馬華題材，只要我覺得現在這個人生階段，我接觸到的，真正能啟發我，我思考最多的是什么，我就寫什么。”分享會上的作家、評論家又如何談論她的寫作？

創作長篇小說《流俗地》之前，馬來西亞華語作家黎紫書一直懷揣著對故土的復雜情感。在她生活的馬來西亞，中文的生存處境和發展空間逐漸緊縮，作為一個對漢語寫作充滿熱情的寫作者來說，這樣的創作環境無疑是逼仄的。為了尋求更廣博、更自由的文化生態，同樣也是為了尋覓更加不設限的自我，黎紫書踏上了離開故鄉的道路，她以游子的身份不斷回望著怡保小城，最終以盲女銀霞的視角，在《流俗地》中重構自己眼中那片土地上的“溫柔的光”。

在小說里，主人公銀霞本身看不見，卻又遇到一個名字里有光的人，以作家毛尖在近期于上海思南文學之家舉行的“華語書寫的另一個傳統——黎紫書作品分享會”上的說法，這是太溫暖，也太美好的一個情節設計，“這使得銀霞這些年受到的傷害都能被補償。愛情需要一點童話意味的元素。”

黎紫書《流俗地》

黎紫書坦言，顧有光這個角色，其實有很多讀者不喜歡。“甚至有讀者說，銀霞嫁給這樣的老頭子，實在是惡心。我替顧有光感到傷心。對于銀霞來說，顧有光的存在是一個聲音的存在，是一個溫度的存在，是她在人生中唯一可以把不堪往事說出來的那個人。對她來說，年齡有什么問題？她的眼睛看不到，她不會覺得這是一個問題。這是我們在把視覺上的成見加在銀霞身上。還有讀者認為，銀霞配不上顧有光。我覺得，我們用愛情的名義去審視兩個人相不相配，是很庸俗、很低級的。在銀霞和顧老師心中，配不配這個問題根本就沒有存在過。雖然我們明眼人眼中有這么多的想法和批評，但在小說中，細輝在開車時接到電話，聽到銀霞要嫁給顧老師，他的整個世界都安靜下來了。”

分別于北京、南京舉行的黎紫書作品分享會現場

體現在《流俗地》里，重要的是如作家徐則臣在日前于北京SKP RENDEZVOUS書店舉辦的“此時此地，溫柔的光——黎紫書作品分享會”上所說，黎紫書沉下來關照日常生活的細節。以徐則臣的閱讀，十年前的黎紫書的文字里有很強烈的時代超越性和先鋒感，而如今的這部小說則全然沒有從前的曲高和寡。“雖然我和喬葉與黎紫書不在一個場域里寫作，我們的文化背景和寫作題材也大有差別，但是我們到一定階段所需要面對的抽象的難度和寫作的困境是一樣的。”他由此認為，作家要敞開自己，向人間、大地、生活敞開，向歷史和文化敞開，那些表面上瑣碎的，甚至形而下的問題，的確構成了生活的絕大部分，而小說家必須為這些問題發言。也只有把自己的姿態往下降，開始踩到大地上，作家們才會有關注日常生活的寫作，也才有可能跟讀者產生共鳴。

進而言之，作家真正向生活敞開，才有可能在真正意義上關注眾生，并寫好群像。毛尖感慨，這是一個告別群像的年代，“寫群像需要非常高超的技巧，而且‘群像’這個概念本身就很難得。黎紫書的群像建構特別清晰，每個人的聲口都是很不一樣的。她的寫作難度是很高的，所有人既交織在一起，又要彼此對話，每個人都要在對話中交代自己的個性。紫書這種交織群像和建造聲口的能力令我嘆為觀止。”

對此，黎紫書回應道，對緊密關系的把握，跟她小時候的生活有關。“小時候我住排屋，鄰里關系很緊密，各家各戶可以串門。家里沒有電視機、錄影機，就要跑到鄰居家看，也沒有人驅趕我們。今天，各家各戶都有自己的電視，每天回到家，關起門，打開冷氣，躲在自己小小的、自足的世界里，不需要從別人那里得到什么，也就造成了關系的疏離。”她之所以會下筆創作群像小說，也源于少年時代的閱讀經驗。“我很喜歡金庸的武俠小說，通常喜歡的是周邊的角色。金庸很厲害，筆下的每個人都很突出，都不一樣。這在我心里種下了一個種子，我以后也要嘗試寫一本群像小說。我寫的不是武俠小說，而是平凡世界里的人物，那這群人要怎么突出出來？這就用上了我在做記者時受到的訓練，那時候我經常去底層社會采訪，聽那里的人是怎樣說話的。可能我對這方面比較敏感，雖然我寫的是平凡人，但我也可以找到讓讀者記得他們的辦法。”

但與此同時，就像毛尖說的那樣，雖然《流俗地》里有些平凡人、非常卑微的人，他們在泥土里摸爬滾打過，被生活踐踏過，但所有人都是驕傲的，驕傲是他們在這片土地繼續生存下去的活力。而黎紫書也是驕傲的。“拿到《流俗地》之后，我先看了后記。我想，紫書怎么這么驕傲？后來我把小說讀完，我覺得，驕傲成了紫書的一種倫理，是她的美學倫理和寫作倫理。你很驕傲，你筆下的人物也都很驕傲。紫書用自己的驕傲，賦予每個人以美感。”

然而剛開始寫作時，黎紫書卻是“謙卑”的，她以各類文學獎評獎標準作為自己的標尺，這不是因為她急功近利，而是她身處的寫作環境使然。“馬華文學圈就是一個很小的圈子，沒有幾個人讀中文作品，尤其是文學那么冷僻的東西。如果你出了一本書，印1000本賣完，你就是暢銷作家。在馬來西亞，作家基本上很少寫長篇小說。因為寫出來往往沒有地方發表。甚至短篇小說寫長了，寫了15000字，編輯都說這個很難發，要分兩三期來連載。我得過很多文學獎，其實參加文學獎也是一種無奈之舉。因為如果我不參加那些文學獎，我寫的很多作品根本就沒有機會被人注意到，更不可能靠寫作謀生。”

而黎紫書本來是不需要靠寫作謀生的。35歲之前，她曾經在《星洲日報》擔任過一段時間新聞記者，這是馬來西亞當地為數不多的、能夠通過中文書寫來謀生的一項工作。她原先以為這會是一份終身職業，直到她發現這份工作消耗太大，重復性太高，決定辭職當一名全職的中文作家。黎紫書感慨，在那樣一個環境里，這個決定非常悲壯，為了讓自己能靠文學謀生，也為了讓自己的作品被看見，她曾專門鉆研如何寫出一種“得獎體質”的小說。“那時候，我得獎的野心和目標是很明確的。我寫很多短篇小說，因為那時候文學獎只頒給短篇小說，不頒給長篇。我會去參考歷年得獎作品，看看人家寫什么，又去翻看那些評審會議記錄。我那時候寫的作品很多都是針對這些評審的標準去寫的。”

直到獲了一些文學獎，自己的作品也被更多人看見后，黎紫書才停止了對文學獎的追逐，轉而重新思考如何寫作。也因此，她創作出了近年廣受好評的《流俗地》。“我在寫這部小說的時候不會去思慮其在馬華文學中的地位和意義，我想到的是我自己要怎樣寫作，我的小說要怎么樣完成。”她說自己在小說世界里面，扮演的是令狐沖這樣的角色。“我不去談民族大義，我要自自在在地去寫我自己喜歡、自己認可的小說。”

有意思的是，黎紫書不以文學獎為標尺的作品，卻成了許多作者在競逐文學獎時的模仿對象。毛尖表示，這是因為她比較提倡寫自己身邊的人和事，使得年輕作者開始回到自己的生活中來了。“她帶來了特別好的影響，日常生活的蒙太奇進入小說以后，會使小說多了一些寵辱不驚。”以毛尖的閱讀，小說中有些類似馬票嫂的人物，寫得很悲慘，其實很容易變成“訴苦文學”，但黎紫書有一種幽默感，可以把它化解開來。“這是她小說中有彈性的地方。而且，紫書的句子很短，她是一個用句號寫作的作家。我很喜歡她的句號美學，當痛苦發生的時候，她用一個句號停頓了，對情緒進行了控制，讓小說既有力量，又有幽默感，這種特質在馬華作家當中非常少見。”

同為“70后”作家，魯敏感慨黎紫書在一個并不非常活躍的場域里面用華語寫作，卻保持了漢語寫作優雅、準確、清晰、繁簡得當的美感。在近期于南京先鋒書店舉行的“生命的暗流與霞光——黎紫書新書分享會”上，她贊許《流俗地》是一次返璞歸真、洗盡鉛華的寫作。作為出版人，十月文藝出版社總編輯韓敬群也很是敬佩黎紫書對漢語寫作的嚴謹和赤忱，“在《流俗地》中，在黎紫書的筆下，一些普通的漢字都具有了它們的靈性、神性。例如她寫銀霞跟人下棋，將她撫摸棋子的動作比作‘撫摸一個個陣亡的士兵’，諸如此類出神入化的表達方式在小說里俯拾皆是，這樣的充滿靈性和美感的表達令人驚喜。”

這樣充滿靈性和美感的表達，加之出生于“南方以南”的馬來西亞，也就使得黎紫書的作品被放置到“新南方寫作”的概念下加以觀照。在于廣州花城文學院舉行的以“黎紫書的南方經驗與文學想象”為主題的分享活動中，評論家龍揚志表示，《流俗地》雖然是一部呈現馬華社群的小說，但同時也是華人生存境況的寓言，“銀霞這樣一個傳奇性的人物，其命運是被局限的，她代表了整個華人的困境。但偉大的作品一定是要呈現人性，包括人性的復雜性，小說在銀霞等人困頓的命運中又予以光亮和希望，令人非常感動。”

以黎紫書自己的說法，《流俗地》寫的是馬來西亞土地上一群平凡人的生活，可能并沒有那么多離奇的情節，但真實地呈現了人物的命運與選擇。從事記者這段經歷讓她有機會接觸到不同階層的人和他們的生活，“十多年的新聞記者工作讓我收獲了多樣的人生體驗。報道車禍新聞、采訪諾貝爾獎得主、訪問月餅鋪老板，我報道的題材、采訪的人物觸及社會不同的層面。有了這種的經驗，我才能處理好小說里各種不屬于我自己的生活圈子的人之間的人際關系，也才有能力在作品中去塑造各種各樣的人物。”

也因此，她塑造出了銀霞這樣一個人物形象。當然，她此前就在自己的作品中塑造了很多像銀霞這樣堅韌而強大的女性，這也是她在生活中所看見的女性們的樣子，她希望能在作品中呈現出女性世界不同的層次感，也能夠更讓大家更誠實地看待這些女性。此次，她選擇以盲人作為主角展開故事則既是因緣巧合，也是理當如此。她說：“我的家鄉怡保是一個小地方，出租車臺只有兩個，我通常只搭乘其中一個，每次打電話，我就聽到同樣的一個女聲，經常打的關系，所以她也聽出我的聲音，雖然我們沒有問彼此的名字，這個人我也沒有見過，可是我開始想象她，莫名其妙想到把盲人代入到這個出租車臺的調度員里面，這個call姐坐在小小的辦公室里，聽電話，吩咐出租車司機，傳話，她本人卻沒有怎么出門，可是她每次接到電話可以準確地說出地點……”

黎紫書部分作品

不僅如此，黎紫書覺得銀霞必須得是個盲人。這是因為作為寫作者，她想要制造一種困境給自己去突破。更重要的是，盲人的視角比較清明、比較干凈，“我的家鄉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社會，各族群彼此之間有各種各樣的成見，我想從一個盲人的角度去看這個社會，她有與別人不一樣的眼睛，她的眼睛看不到那么多標簽。她對事物的認知，不像我們這些有視覺的人，有這么多的盲點。盲人對社會、對人的認知跟我們是不一樣的。我們受到各種各樣的標簽和成見的影響，盲點其實比盲人更多。”

在黎紫書看來，讓一個從來沒有見到過這個城市、這個國家的盲人來講述這個地方的故事，更有奇幻的作用，效果更強，張力也更大。而對于她自己而言，以這樣的視角書寫怡保，也打開了一條奇異的通道去重新理解自己的家鄉。但她寫怡保這座小城的風雨流變、市井奇觀，也并不是說要把題材局限于此。“我從來沒有要求自己必須要寫馬華題材，只要我覺得現在這個人生階段，我接觸到的，真正能啟發我，我思考最多的是什么，我就寫什么。”

新媒體編輯：傅小平

配圖：出版資料、攝圖網

原標題：《作家向生活敞開，才有可能在真正意義上關注眾生｜作家、評論家談黎紫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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