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個月創(chuàng)作，三十萬字體量，一部上世紀(jì)六、七十年代上海知識分子和準(zhǔn)知識分子群體的精神生活史。翻開小說，作者介紹一頁卻寫著：“吳亮，祖籍潮州，生于上海，小學(xué)學(xué)歷，務(wù)工十四年，從文逾卅載。《朝霞》是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

讀者缺少這類文本的閱讀經(jīng)驗：其一，內(nèi)容上，“故事”與“思想”所占比重不分伯仲。習(xí)慣于看由“故事”為主要構(gòu)成的小說，而作者在這部小說中拋出了大量哲學(xué)、宗教、政治的純“思想”內(nèi)容，這些內(nèi)容同故事密不可分，非讀不可，給人造成了距離感。

其二，敘述方式是“碎片化”的，全書有一百零一章，五、六百個片段，仿佛沒有開頭沒有結(jié)尾，又好像處處是開頭處處可結(jié)尾。

其三，不同體裁隨時空降，若以小說的故事部分為主線，那么隨時會插入主線的可能是一封信，一篇日記，一段《舊約》的文字，一組以話劇形式寫的對話、一個夢、一段讀書札記、一些評論……甚至還有作者直接跳出了小說“談寫作”。這種類似于電影中的雜耍蒙太奇的寫法，令人眼花繚亂。

其四，作者用一種非常強硬的文字與標(biāo)點的排布方式，來牽領(lǐng)著讀者進入整部小說的體系。不給人以喘息機會，大段大段的文字中間沒有句號，有的甚至沒有標(biāo)點符號，不論是主觀視角的思想敘述，還是客觀視角的故事敘述，幾乎沒有一段文字可以輕松閱讀。

看不太懂的《朝霞》，讀起來卻是欲罷不能。小說中所描述的上世紀(jì)六、七十年代的“上海故事”，不論是物質(zhì)的，還是精神的，都深深地將讀者吸了進去，不止是被人物、被故事所吸引，更是為籠罩著整部作品的一種“意蘊”所著迷。

片段與整體

《朝霞》不是回憶錄，但具有很強的“回憶”性質(zhì)。作者的記憶力實在是非常好，如此多的細節(jié)鋪陳光靠想象是很難完成的。“回憶”是整個故事的起點，小說的第“-1”章表明：“寫作欲望被一種難以忘懷的童年經(jīng)驗喚起，不斷強化，終于成為一個意念，揮之不去”，第“0”章的開頭“邦斯舅舅回到溧陽路麥加里的那年已經(jīng)六十五歲了”（一直覺得這里若作為開頭是更好的選擇），于是整個故事基于回憶的線索拉開了帷幕。

“回憶”總是“片段”的，人腦記憶的物理方式是抓住特定場景和關(guān)鍵信息，而并不是把所有細枝末節(jié)都記住——這樣會導(dǎo)致大腦神經(jīng)元的大量占用和記憶紊亂。小說“碎片化”的組成，仿佛就是對“回憶”本質(zhì)的一種模仿，把我們通常慣于虛構(gòu)的連貫性與整體性故意打破，還真實以本來面目。“回憶”在人物之外成為了無形的主角，更準(zhǔn)確地說，盡管使用了第三人稱敘事，小說真正的主角是作者本人，內(nèi)容是作者記憶中的事。

有趣之處在于，即便是由如此碎片化的、各種體裁的文字所構(gòu)成，小說給讀者的整體感并不弱于那些純以“故事”和連續(xù)性敘述為主要模式的長篇作品，甚至在某些角度還略勝一籌。原因在于作者深諳“廣度”與“專注”對于任何優(yōu)秀的作品都是需要同時掌握的技術(shù)。

《朝霞》的“廣度”不僅僅是故事空間和人物命運的廣度，在精神空間層面，涉及古今中外，從中國古典詩詞到西洋哲學(xué)科學(xué)。作品中貫穿始終的對西方文學(xué)、哲學(xué)的鐘情，代表那個禁錮時代知識分子階層普遍的精神追求。

小說在“專注”方面做得尤其出色：故事的時間跨度集中在上個世紀(jì)七十年代，當(dāng)代的筆墨有些許，但主要的時間范圍是限定的；故事的發(fā)生地主要集中在上海市中心原法租界區(qū)域（現(xiàn)黃浦區(qū)）和公共租界區(qū)域（現(xiàn)虹口區(qū)）；人物的階層集中為知識分子階層和準(zhǔn)知識分子階層（知識分子的后代）。故事和思想就是在上述聚集度很高的時空范圍內(nèi)慢慢醞釀發(fā)芽，盡管最開始寫作的方式是在網(wǎng)站上一段一段邊寫邊發(fā)表的，基于對“專注”的把握，故事和人物竟然零零碎碎地逐漸成形，那些片段就好像是一塊一塊磚頭，越積累越立體，最后變成了一棟風(fēng)格鮮明卻整齊有序的房子。

逼仄與開闊

寫上海，寫上海人，離不開寫石庫門里弄。王安憶的《長恨歌》一開始，就用了相當(dāng)長的篇幅，飽含情感地描寫了里弄。《朝霞》的處理方法要克制許多，里弄在很多時候都是作為一種客觀存在而出現(xiàn)在人物的故事線索中，但是那種居住環(huán)境的逼仄感依然無處不在。

“那天下午他坐在宋老師的低矮三樓房間里，從老虎天窗望出去對面是一排高高低低灰磚廠房”石庫門建筑的老虎窗，是一種開在坡屋頂上的天窗，用作房屋頂部的采光和通風(fēng)。宋老師住的這個“低矮三層房間”叫做“三層閣”，是為了提高石庫門房子的居住密度而搭設(shè)出來的閣樓空間。由于空間連著屋頂，所以只有中部尚有可以直立的高度，兩邊高度隨著屋頂?shù)男螤钪饾u變低，只能放置床用以躺臥。阿諾也住在“三層閣”的空間，小說中提起“十年前他經(jīng)常做可怕的夢，夢見老虎腦袋伸進窗口，他無法移動兩腿，夢見他從三層曬臺跌落”，“老虎腦袋”應(yīng)為孩童不懂得“老虎窗”的真實由來而產(chǎn)生的臆想。

除了里弄之外，《朝霞》中還有一種住宅叫做“公寓”。“社會青年馬立克沒有窗，這是一間嵌在走廊轉(zhuǎn)彎處的儲藏室，房間里的房間”，小說一開始這樣描述馬立克的住所。再往后看，“馬立克那幾年應(yīng)該住在復(fù)興中路和重慶南路轉(zhuǎn)角那排長長的深褐色公寓，三樓臨街有三個窗戶橫向展開，里面分別是寬敞的客廳與兩間臥房”。這棟公寓的名字叫重慶公寓，建成于上世紀(jì)30年代。公寓這種建筑類型是主要興盛于20、30年代的小眾居住地產(chǎn)，位置上多處于城市繁華地段，設(shè)計、施工質(zhì)量普遍很高，多出自洋行之手。不同于里弄住宅，公寓的服務(wù)對象洋人和華人社會精英，以一梯兩戶為主流，類似于獨立式住宅，可以說是市中心的“豪宅”。重慶公寓建成后，主要住戶是白俄、葡萄牙人和華人精英。在這樣有三個大房間的大房子里，馬立克卻選擇住在走道上的儲藏室，終年睡在黑暗的空間中。

有心還是無意，小說主人公們開闊的思想狀態(tài)同他們所處的逼仄環(huán)境形成了一種鮮明的對比。年輕一代中學(xué)畢業(yè)后尚無機會念大學(xué)，被國家分配去了工廠、國營單位上班，或者去農(nóng)村插隊。人生幾乎沒有什么選擇，但是局限并沒有把他們變成大腦空空、沒有追求的人；相反，《朝霞》里的年輕人充滿了理想主義的色彩，他們追求“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自我，他們瘋狂地讀書，任自己的思想在求知識、求真理的過程中肆意馳聘。

小說中的“讀書”是一種無功利性的、純粹的求知行為，讀書和討論問題是年輕人精神生活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阿諾和鄰居林林、東東以借書為交往方式，和馬立克也是在圖書館相識。讀書仿佛是年輕人的之間的暗號與密語，那種“惟有讀書高”的姿態(tài)在整部小說中制造出了一種迷人而深邃的氛圍。作者信手捻來的羅蘭·巴特、歌德、別林斯基、康德等思想大師，圍繞在年輕人周圍，令他們保持懷疑與警醒的頭腦，免于在壓抑的年代迷失自我。

相對于年輕人的形而上，知識分子更注重在生活的細微處去探尋沖破思想禁錮和獲得心靈自由的可能性，他們開始重新挖掘物質(zhì)生活中所蘊含的浪漫主義和人生真諦。審讀馬恩全集重譯稿任務(wù)之外，馬馘倫教授熱衷于翻譯拉伯雷《巨人傳》中繁瑣、精致的法菜食單，將“魚子醬、菠菜泥、咸金槍魚……”以工工整整的法中對照寫在廢紙上，儀式般的。遠在青海勞改農(nóng)場的邦斯舅舅是一位生活雜家，不僅對食療偏方頗有興趣，普通的煙草、大白菜都能成為他津津樂道的研究對象。依靠這些對生活的極致探究，他孤零零地在青海湖旁堅韌地生活著。

勞動模范孫來福在政治失意后，把興趣轉(zhuǎn)向了“閑情逸致”，集郵、養(yǎng)花、養(yǎng)魚、養(yǎng)鴿子，“三樓曬臺奇跡般地被孫繼中爸爸改造成一個玻璃花房，這個花房居然不可思議地延伸到屋檐之上，不僅如此，更讓李致行江楚天嘆為觀止的是，與玻璃花房毗鄰的還有一間懸空的鴿子屋，幾十只信鴿撲棱撲棱不斷起飛，盤旋，滑翔、上升，俯沖，在藍天下畫出漂亮的弧線，最后降落在那個搭筑在三樓屋檐之上的鴿子屋檐周圍……”這種對逼仄空間的極致利用，不僅讓敘述本身充滿了戲劇性，而且賦予人物性格以別樣的張力。不論處于什么環(huán)境之下，人都可以選擇飽含熱情地體驗生命，去沖破心靈的禁錮，這一點是小說傳達出來的一種強有力的信念。

靜止與游弋

小說中的兩代人，在那個年代呈現(xiàn)出“靜止”與“游弋”兩種完全不同的狀態(tài)。知識分子是身不由己的“靜止”狀態(tài)，不論是長期在勞改農(nóng)場的邦斯舅舅，被關(guān)進提籃橋監(jiān)獄的李兆熹叔叔，還是沒有失去人生自由但也無法掌控自己命運的翻譯家馬馘倫夫婦、在酒泉研究火箭不能回家的沈灝爸爸。經(jīng)歷了動蕩歲月的父母輩，僥幸活了下來但已經(jīng)被磨平了棱角，偏安一隅地等待著命運可能還會發(fā)生的轉(zhuǎn)變。

而年輕一代要“游手好閑”得多，他們“游弋”在上海，“游弋”到外省，活動空間很大。“游弋”是“躁動”。主人公阿諾是一個城市“游弋”的愛好者，“他相信一個人可以在一天之內(nèi)穿越上海穿越世界，只憑借一幅完整的地圖”，他常常在地段醫(yī)院混病假，然后在城市里“尋路”，從一條弄堂進去，另一條弄堂穿出來站在某條路沿街。阿諾在殷老師家失去童貞后，“此后的三天如幽魂到處閑逛，心灰意冷，神情渙散，完全沒有靜下來讀書的狀態(tài)”，他在沒有目標(biāo)地胡亂行走，單相思宋老師無果，迷戀的鄰家女孩纖纖似乎愛上了別人，同殷老師的偶遇將他的青春畫上了一個身體上的句號。

游弋是“逃離”。沈灝離開和姆媽兩個人的房間，在公平路碼頭上船，“他第一次意識到自己聞到濃濃的吳淞江里腐爛的腥臭味，唯一一條通往吳淞口的逃跑路線，然后折返，進入長江，兩岸工廠的煙囪噴出的棕色濃煙緩緩上升，稀釋，散開，與最底下的云層融為一體，它們自由了，以無形的形式逃逸”。沈灝逃離的不僅僅是姆媽和李致行爸爸發(fā)生的令他無法面對的婚外情，他也試圖將自己從對母親無比依戀的戀母情節(jié)中解脫出來，尋找屬于自己的生活和情感道路。

“游弋”是探索。李致行去江西插隊，四處流竄訪學(xué)尋友，路上遇到推銷員、畫工老翁等人，社會現(xiàn)實撲面而來。孫繼中在安徽涇縣，拾起畫畫的興趣，在自然風(fēng)光中找到了與城市景觀截然不同的意趣。迷戀軍事的東東，無法忍受滬東造船廠天天重復(fù)的生活，想要成為一名海軍，參軍未果終于借機去了柳州西江造船廠。有時候，年輕的人們聚在一起遠游，孫繼中、何顯揚、沈灝和李致行從休寧南城供銷社出來直奔齊云山；又過了一陣子，李致行、江楚天和曹永祿師傅并排坐在三清宮遺址旁邊，大談香煙和茄科植物。

年輕人的“游弋”不僅同父母輩的“靜止”是相對的，也同那個時代的“靜止”所對應(yīng)。《朝霞》是半部青春小說，“讀書”和“游弋”是年輕人的基本生存狀態(tài)，“游弋“可能是為了到達某個目的地，更多的時候，“游弋”本身就是一個目的。在寫這些年輕人的時候，作者是在寫青春這個揮之不去的念想。青春本就是一種“游弋”，目的地總是不那么明晰，事業(yè)和愛情不知道何去何從，道路和時間卻還很長。“游弋”是尋找，找的東西不是很具體，也不是很確定，足夠幸運的人最后可能找到了自己。

《朝霞》是一部另類的上海小說，它寫的不是物質(zhì)的上海，是“思想”的上海，這是從來沒有人認(rèn)真寫過的上海故事。這個故事的魅力將會在時間中慢慢發(fā)酵，就像是故事里的主人公們一樣，默默而堅定地尋找著自己的路，“這里無人大聲喧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