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8年9月18日，是海派報人、“小報狀元”唐大郎誕辰一百一十周年。我們特此發(fā)表本文，以為紀念。

海派報人唐大郎（云旌）以“江南第一枝筆”名世，久已傳為佳話。后輩友人沈毓剛、董樂山寫回憶文章，不約而同將此頭銜寫入篇名。他的老友盧溢芳《上海灘憶舊錄》一書，辟有專門章節(jié)記大郎的奇聞軼事，也題為“第一枝筆唐大郎”。而報社同事張林嵐喚他“小報狀元”，當亦緣乎此。

唐大郎自1933年成為職業(yè)報人，因其才華橫溢，又胸無城府，言語滑稽，故交游綦廣。朋友們都愛他、捧他。桑弧說：“我很喜歡同大郎談話，他的話調里蘊藏著豐富的活力。有時我用欣賞一件藝術品的態(tài)度來聽他的說話以及審視他說話時的神貌，就常常引起一種舒適之感。”（《懷大郎》，《社會日報》1941年3月19日）柯靈也贊其“好處是通體透明，沒有一點渣滓。高貴也罷，鄙陋也罷，他從不文飾自己，這才是真正的‘水晶肚皮’”（《再寬大一點》，《海報》1944年8月24日）。其中尤以戲劇家吳祖光所撰《我不能忘記的一個演員》（《大家》1947年第一期）堪稱極致。

吳文著重描繪大郎最近一次客串扮演黃天霸的見聞，使廣大讀者充分領略唐大郎的獨特風采和超高人氣：“滿坑滿谷的觀眾大多是為唐大郎來的。他快出臺之前，大家特別顯得不耐煩，吹哨子，鼓掌，笑，喊，幾乎要把場子鬧翻；這時候他忽然出現(xiàn)，大家歡呼大叫有如瘋狂。我沒有叫，我被他征服了。”后面又說：“梅楊爭艷，程譚競響，而上林春色獨占鰲頭者乃江南第一枝筆唐大郎也，大郎豈非人杰哉。”將票友唐大郎與京劇名家梅蘭芳、楊小樓、程硯秋、譚富英并舉，把他捧上了天。

拋開熟人朋友的吹捧之詞，翻閱收錄眾多海派文人作品及生平簡史、措辭較為公允的《海派作家人物志》，開門第一章就寫唐大郎，稱他“在小型報發(fā)展的歷史上”是“一枝生力軍”，其“影響是巨大的，憑著他的才氣與幽默，他的隨筆與詩為讀者深深傾倒，因此有‘江南第一枝筆’之目”，似顯示此稱號已獲得圈內(nèi)人的認可。

不過也有反例。陳定山《春申舊聞·上海小報之筆戰(zhàn)》評騭張丹斧的詩文書法“非率爾操觚者”可比，竟插話說“唐大郎自稱江南第一枝筆，望丹翁背項遠矣”。金雄白《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也指唐大郎“是寫小報的第一長才，且自稱為‘江南第一枝筆’”。很明顯，同一稱號，人稱和自稱雖只一字之差，卻有著本質的區(qū)別，前者近乎客觀評價，后者則頗有點自吹自擂的味道。事實究竟如何呢？只能爬梳文獻，以期回到歷史現(xiàn)場。

1948年12月30日《羅賓漢》所刊大雷《第一支筆》，先是說了大致的來歷：

大郎兄是小型報的一顆慧星，也是文壇的怪杰，最像從前的畢倚虹。二十年來健筆凌云，無論詩或文，都是才氣縱橫，有他獨特的風格，因此有“第一支筆”之譽。

關于第一支筆，還有一個故事，當年蹦蹦戲名旦白玉霜初次來滬，不很得意，鎩羽將歸，那時大郎正捧她，做了兩首詩，從此大受觀眾注意，戲院便留著不放，時來運轉，竟大紅大紫了。有一天峪云山人代白玉霜在家里請客，半狂素擅詼諧，說白玉霜是第一張嘴，大郎是第一支筆，真是旗鼓相當。當時聽的人都轟然附和，第一支筆之名也便傳開了。

后又給出另一版本：

昨天西階先生文內(nèi)提及此名，還說是他首先在《晶報》這么稱他的，不知究是西階先生先寫呢，還是半狂先說？這可待考了。

覆核前一日西階《朱桂莘與朱霽青》，文末果然有：

大郎先生的“第一支筆”，是我在《晶報》，對于他對（在）戰(zhàn)前《鐵報》第一天寫稿時候題了這個名稱，二十年來稱霸報壇不愧這個名號。

既然出現(xiàn)了兩種提法，不妨逐一落實。

1935年6月1日起，大郎便現(xiàn)身《鐵報》，起初署用“淋漓”寫“涓涓集”專欄，“淋漓”筆名較陌生，要經(jīng)過一番考察才發(fā)現(xiàn)也是大郎，旁人能否一眼看出，值得懷疑。但“西階”亦非等閑之輩，他是報界元老錢芥塵的筆名。這年10月31日，大郎在《鐵報》上寫：“錢芥塵先生，為《晶報》寫稿，筆名行云，亦署道聽、西階。其寫小報上木刻之美，為當代第一。芥塵先生書法，與葉恭綽先生幾可類真，而飄逸有時過之。今年夏，先生一病甚危，旋愈而目疾繼作，幾至亡一睛，以劉以祥醫(yī)師之診，得告無恙。今皆健復，故先生近又為《晶報》作稿，其美觀之木刻，又與吾人重見于報上矣。”[《涓涓集（一四八）晶晶重見行云書》]可見當大郎初現(xiàn)于《鐵報》之時，錢芥塵正患眼疾。但他既如此說了，理應跟進，畢竟彼時他并未輟筆。

錢芥塵書法

然而，仔細爬梳錢氏刊于1935年至1936年間的《晶報》文字，1935年6月前后不見他談及唐大郎，直到次年1月14日才有一則連篇名也沒有的補白：“邇來小型報紙，皆有充實內(nèi)容趨向，人才杰出，愚于唐云旌先生，不獨佩其文章，亦且佩其書法……”轉至3月14日，又見西階《唐大郎篤于友誼》，中謂：“嘉定唐云旌先生，于小型報紙，不作第二人想，文名藉甚，主編東方夜譚、小休散記，真類晉唐小品。近以毛子佩先生之友誼關系，乃移刊《鐵報》，然與顧（爾康）《東方》固維持終始……”雖大有推重大郎為小報第一人之意，卻也未提“第一枝筆”四字，且已在大郎替《鐵報》供稿九個月之后了。故錢氏的回憶有悖于事實。

在此補述，“大雷”即俞逸芬的筆名，“峪云山人”則是滬上聞人徐朗西，同時也是白玉霜的義父。半狂姓尢（多誤為尤），蘇州人，別署鐵蛇道人，齋名梅花清夢廬等，曾主編《戲劇周刊》《小日報》及《萬歲》半月刊等。

尢半狂

時值1935年夏，評劇演員白玉霜因表演露骨，有傷風化，遭北平當局驅逐，遂于8月來滬獻藝。先在中央大戲院，幾日后移步至恩派亞戲院登臺，初不為人知，后竟生意興隆乃至日日滿座。

9月21日，唐大郎受導演鄭應時之邀，觀摩過白的《新殺子報》，并在后臺采訪她。24日，大郎的《白玉霜印象記》刊于《社會日報》，另有一首贈詩則登在同日《鐵報》：“來自‘荒城’白玉霜，嗷嘈歌管久登場，秋波臨去饒馀味，多謝招邀鄭二郎。”次日深宵又“一夕不眠”，在枕畔寫四絕句，“縱筆書成，不加雕鑿”，寫罷寄給陳靈犀，刊于25日《社日》。詩云：

天津橋上麗人行，一笑來時四座傾，翰玉溫情輸粉膩，天留一派是春情。

敞開著肉粉紅衫，氣涌丹田鼻竅關，媚可殺人淫殺我，歸來腳軟要人攙。

柔魂十斛銷何夠，得似其人更有誰？上海慧儂應折服，北平壓倒翠花兒！

浪語如絲到處飄，“四毛錢去買香蕉”，我今解得淫為藝，奚讓梯維與轉陶。

之后還有補作。總之，連日來滬上小報捧白詩文甚夥，大郎是其中的一枝健筆，至少寫了六篇文章，十來首詩。

10月8日夜，白玉霜假座徐朗西寓所，設宴招待同文諸友，飯后眾人圍坐品茗，互為問答。“白態(tài)度亢爽，大家以其唱作之美，推舉她為海上第一張口，而亦譽唐大郎為海上第一枝筆。并稱以第一枝筆捧第一張口，堪為恰到好處”（楊柳《白玉霜是第一張口》，《世界晨報增刊》1935年10月10日）。

具體是誰稱譽大郎的呢？1935年10月13日，大郎在《鐵報》“涓涓集”一三一“戲不如文”里有所揭示：

靈犀記半狂之言，謂唐大郎是上海第一枝筆，白玉霜是上海第一張嘴，上海二字，靈犀乃誤為中國，范圍尤廣矣。惟靈犀曾一度看白玉霜，歸后嘆曰：看白玉霜戲，猶不如看大郎梯公捧白玉霜之文也。可見靈犀對于白老板之茄門矣。

翻閱前一日的《社會日報》，陳靈犀“先生閣七勿搭八集”有：

前夜徐朗西先生邀飲于其寓，座有白玉霜及大郎等，或致詞曰：“大郎之文，與玉霜之歌，是可并垂不朽者也。”半狂笑曰：“是語良當，大郎天下第一支筆也，玉霜天下第一張嘴也；以第一支筆，捧第一張嘴，宜乎恩派亞車馬盈門矣。”

對照旁觀者楊柳所寫，尢半狂當時說的，多半“海上第一枝筆”，而細辨大郎文意，他對此也是欣然接受的。

當然，這本是隨口的一句玩笑話，不過大郎后來多次在報間復述。如1936年7月5日《世界晨報》：“尤半翁書來，有句曰：‘吾兄既負第一枝筆之譽，注意者必多，’半翁歡喜口頭上挖苦，此話明明挖苦，然愚讀之，恒引為快樂，年紀越大，面皮越老……”明知是調侃，照樣引為樂事。

還拿來說葷段子。1935年10月22日至1936年1月17日，大郎在《世界晨報》以“晚唐”筆名寫“漫談散記隨筆集”，共八十八期后止步。隔了多月，5月10日又作《在野人語》，就有些不大正經(jīng)：

一夜以峪云山人之介，識高占非夫人高倩蘋女士，則俐齒伶牙，詞鋒如鋸，愚作欽服之言曰：“人謂高小姐嘴厲害，今日一見，名不虛傳矣。”倩蘋笑曰：“我的嘴厲害，有什么用，那能及得上你筆的厲害？”愚聞言悚然，既又失笑。嘗憶山人為白玉霜招宴之日，尤半狂君，指愚曰：“你是上海第一枝筆，”又指玉霜曰：“你則上海第一張口也。”半狂之言謔而趣，然非倩蘋所云，而為白玉霜之□，不尤有針鋒相對之妙矣歟？

此文署名在野，從文中所用“今典”可知作者即大郎。租界報紙對男女性器俗稱概以方框替代，大郎遂將口與□（引者按：從尸從穴）攪和在了一起。

需要說明的是，1935年《世界晨報》剛經(jīng)歷過一次改革。聶紺弩《一年來的中國文化動態(tài)》（《中華月報》1936年元旦特刊）稱：“《世界晨報》是一種早就有的小報，中間停頓過一些時；再出現(xiàn)的時候，面目簡直和從前不同了。從《世界晨報》底編法和取材看來，似乎在極力想擺脫低級趣味、消遣態(tài)度，并且真正灌輸點知識給讀者。它底名人傳記、活的知識、給讀者的信、假法庭、各種職業(yè)訪問等欄，都很帶有‘中間讀物’底色彩——把硬性的內(nèi)容寫成軟性的文章。可惜的是，它還有一個舊小報式的尾巴，并且也漸漸不夠精彩了。”而大郎在《世界晨報》改革后發(fā)表的專欄文章，總的來看依舊口無遮攔，不忌葷腥。也許聶氏所謂“舊小報式的尾巴”即針對此類狎邪文字而發(fā)。有意思的是，大郎對此從不諱言，如前引吳祖光文章曾提及大郎某次對夏衍說：“‘夏公，你比如是一家藥鋪，買什么藥，有什么藥。我也是一家藥鋪，但只賣一種藥，就是春藥。’”

陸陸續(xù)續(xù)地，朋友們也拿這綽號來打趣他。如姚揖秋在1936年12月27日及次年1月16日《世界晨報》所撰“浪墨”專欄，兩度提及大郎有“海上第一枝筆”之稱，態(tài)度很是謙恭。1938年9月下旬，大郎在報間偶爾流露欲客串演劇未果，友人兼教戲師傅史悠宗讀后，便于《東方日報》發(fā)表多篇“白松軒劇話”，對“報界同文中之第一枝筆”極力慫恿，寫得熱情洋溢，部分措辭甚至不無肉麻之嫌。

至于“江南第一枝筆”這一日后更為普及的名號，則要到1938年12月19日《社會日報·高唐散記》，才首次在報間露頭，乃是復述大郎友人、票友李在田的幾句戲謔的“現(xiàn)掛”：

在田陪文娟演《殺家》之教師，輕松老辣，內(nèi)行見之失色，對蕭恩曰：“蕭恩哎，我給你提個人兒，你認識不認識？三層樓上聽得見，二層樓上看得見，金素琴的師兄，張文娟的爺叔，人稱江南第一枝筆的唐大爺，你認識不認識？請他老人家說一句話，你這漁稅銀子，也得給了罷，告訴你，今天也是他老人家派我來的，我要不沖他的面子，我還不上臺吶。”臺下于是哄堂，愚亦為之面赧，愚以為在田此語之妙，不在謔弄故人，而以教師爺身份，出以流氓講斤頭口氣，為可愛也。

大雷文中還有一句夫子自道，實為有感而發(fā)：“譬如張秋蟲稱我為倡門才子，本是罵我，不料后來傳開去，好像變成了恭維，受者自然很窘，但卻完全失去原意了。”與之類似，大郎的這個稱號，由原先的調侃逐步演變成正面的恭維，也只在短短幾年間。

1939年1月9日《社會日報·高唐散記》：

昔時，有人以“第一枝筆”稱愚，意在挖苦也，當初受之頗不安，及后，大家都以此四字為鄙人招牌，于是吾革漸重，卒至無所用其不安矣，素琴每為愚介紹友人，輒曰：“是唐先生，江南第一枝筆”。愚亦轉為素琴介紹曰：“是金小姐，當今之前進坤旦也。”

這頭銜出自大郎所賞愛的女伶金素琴之口，很可以想見其撰文時的欣喜之情。

至1943年3月17日《海報·三百首外集》，則“江南第一枝筆”出自著名舞星之口，顯然在社會上已是相當普及了：

不虛辛苦事行吟，賴有蛾眉識我深，悵絕江南一枝筆，安從為汝“撥馀陰”？

一夜，坐于“大滬”，為“中國小姐”王美梅進場之第三日。生涯之盛，一時無兩。予友與之舞，舞時指我于客座間，謂王曰：“是為唐生。”王則曰：“唐生非江南第一枝筆邪？”吾友狂喜，謂予曰：“吾友文名，今乃被于美人之齒頰間矣。”遂賦此自娛。

總之，無論“上海第一枝筆”、“海上第一枝筆”還是“江南第一枝筆”，從字面上講，前二者別無二致，后者則外延略有擴展。它們確實均出自旁人之口，而大郎每每于報間復述之，態(tài)度時而認真，時而戲謔。久而久之，也就習以為常，處之泰然了。

1951年3月，隨著文藝界思想改造運動全面鋪開，大郎啟程赴北京西郊華北革命大學，歷經(jīng)近九個月的改造后順利畢業(yè)。其間，他將生活、學習見聞寫成隨筆“西苑雜記”，在其主編的《亦報》上連載，在第十五篇《我的思想總結》里，他痛批“‘江南第一枝筆’時代所犯的種種罪惡”，因為“實際上，都是為一切的反動勢力服務”。轉至1954年元月初，大郎開始為香港《大公報》寫“唱江南”專欄，謳歌新中國的新事物，直至“文革”前夕方告擱筆。對此，老友黃苗子是這么評論的：“唐云旌風流倜儻，其純摯之性情往往流露于詩文間，此‘江南第一枝筆’今益為社會寫新生，為河山寫壯麗。”（雷父《帶花倚劍堂詩話·新民報三詩人》，香港《大公報》1954年5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