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一件事證明你消費降級了”話題，前不久登上了微博熱搜。在社交網站“豆瓣”上，“今天消費降級了嗎”小組成員超過36萬人。抖音、B站、小紅書等社交媒體上，出現了省錢類博主，“薅羊毛”“拼團”“平替”成為購物搜索的關鍵詞。

今年“6·18”期間，阿里和京東銷售額增速雙雙下降，主打低價市場的拼多多則業績猛增。面對各大電商平臺的折扣促銷，有些年輕人表示“已經麻了”，“不買立省100%”正成為一種選擇……

消費轉向正在發生

多方信息反饋，當前消費轉向正在發生。

然而，這是否能夠說明，中國像日本一樣，進入了“低欲望社會”呢？低欲望社會，是研究戰略管理的日本學者大前研一提出的概念。他認為，在經歷了通貨緊縮、經濟持續低迷的20年后，許多日本年輕人既不愿意結婚生子，也不愿意買房買車，“低欲望”是這一群體的共性特征。

顯而易見的是，中日國情不一樣，產生這種現象的背景不一樣。兩國的國土面積相差懸殊，地大物博的中國，經濟社會復雜程度要遠甚于日本。至少不能說，“低欲望”是目前中國年輕人當中普遍存在的現象。

當然，也不可否認，“低欲望”在國內年輕人中得到了一些共鳴，“反向消費”“二手消費”“極簡消費”乃至“斷舍離”理念得到了一部分人的認可。有的年輕人開始熱衷在名創優品這類“十元店”消費，有的把自己閑置的物品拿出來變現，還有的轉向對文化、藝術、體育以及付費知識的消費。在他們看來，這是“更聰明的消費”，是一種了解自己真實需求的有效消費。

消費者在選購飾品。 王全超 圖

如此看來，年輕人的欲望也許不是變得“萎靡不振”，而是當物質豐富到“唾手可得”、渠道便捷到“極速可達”，欲望更加容易得到滿足之后，要么向著更高一層的需求發展，要么變得索然無味，表現出一種所謂的“低欲望”狀態。

低欲望，是一種表象。圍繞“消費降級”這一話題，因理性而消費“減負”，或許并不應該被視為消費“降級”，某種意義上更是一種消費“升級”。對于不少熱衷于買買買的年輕人來說，相較于糾結消費有沒有降級，更需要反思的是，如何不受欲望的裹挾，不去追求浮夸，減少不必要的浪費，拒絕過度透支未來的超前消費。

如今，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既不想對生活質量將就，又想與過度消費保持距離，開始有意識地將“不花錢”“少花錢”變得合理化。這些似乎都預示著一種理性消費意識的覺醒。

“我喜歡喝這個口味的奶茶”“我也穿這個牌子的衣服”“我買了某某的書(課)”……很多時候，作為消費主力，年輕人的消費行為，觸發的除了當事人純粹的物質需求，還更凸顯為一種文化符號和社群認同的紐帶，乃至引領社會生活價值歸屬。

“消費降級”話題，近來頻頻被提起，持續被熱議。所謂消費者不花錢、少花錢，一個值得注意的維度是消費觀念出現了“拐彎”。同時，隨著各種靈活就業變得常態化，預防性儲蓄有所增加。經過疫情的沖擊，年輕人對未來的預期變得更加理性，未雨綢繆應對風險的意識正在增強。

最被倚重的“一駕”

值得一提的是，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過往“投資越多發展越快”的路徑依賴，正在逐步被打破。在當前經濟復蘇的關鍵階段，擴內需被提到新的高度，消費成為經濟增長“三駕馬車”中最被倚重的“一駕”。

面對全球經濟低迷，越來越多人相信，經濟增長主要受阻于人們的消費能力。只有內需起來了，與消費相關的制造業、配套服務業才能起來，經濟才能迎來新的上升周期。前提是讓勞動者有再生產和消費的財富積累，也就是提升居民收入和福利待遇水平。國家發展改革委近日發布的《關于恢復和擴大消費的措施》提出，突出體現大眾化、普惠性，營造便利消費、放心消費環境，不斷提升消費便利度、舒適度、滿意度。

眼下，全國各地紛紛圍繞提振消費出臺政策措施，從“擴大消費券規模”到“購車補貼延期”，從淄博“燒烤”到貴州“村超”、石家莊“搖滾”，各地拿出真金白銀與奇招妙招刺激消費、發送“大禮包”。更有地方在政策中明確提出，將實施“城鄉居民收入十年倍增計劃”，要推動“高校畢業生穩定增收”以及“健全公共服務體系，合理減輕中等收入群體負擔”等。

可以看出，地方對于經濟增長的邏輯理解得愈發深刻，中國消費市場在部分領域出現了邊際好轉。不能讓這些好的政策停留在紙上，讓居民消費只在某些方面得到改善，一些地方的促消費舉措更不能成為表態式“盆景工程”。

提振消費，最終將直面深層次矛盾，探索建立和完善長效機制。《關于恢復和擴大消費的措施》提出，持續深化改革，加快清理制約消費的各種規定和做法，有序破除消費領域的體制機制障礙和隱性壁壘，促進不同地區和行業標準、規則、政策協調統一。

歸根到底，還是要把教育、醫療、保障性住房搞好，使社會保障體系健全起來，讓地方財政支出“花在刀刃上”，真正放到改善民生上，讓各類消費群體都有穩定收入“能消費”，沒有后顧之憂“敢消費”，并構建好“易消費”的環境，引導“愿消費”的信心與預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