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5-16日，“清代江南文人的日常生活與精神世界”學術工作坊在上海社科國際創新基地舉行。本次工作坊由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主辦、古代史研究室主任司馬朝軍研究員主持，來自日本金澤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北京大學、南京大學、復旦大學、人民文學出版社、上海大學、上海師范大學、安徽大學等科研院所的30余位學者與會，探討了清代江南士人的讀書、聚會等日常生活，及其背后的精神世界。澎湃新聞選取兩位學者的報告做詳細介紹，以饗讀者。

晚清軍機大臣何汝霖的鄉居生活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張劍研究員的報告題目為《居鄉誠不易——從〈何汝霖日記〉看一位晚清顯宦的鄉居生活》。

何汝霖（1781-1853），字雨人，江寧（南京）上元人，于道光二十年、其六十歲時任軍機大臣上行走，歷宗人府丞、副都御史；道光二十五年擢兵部尚書；道光二十七年五月丁母憂，回鄉守制；道光二十九年八月服闋，命以一品頂戴署禮部侍郎，尋署戶部尚書，仍直軍機處，授禮部尚書。

何汝霖在回鄉丁憂期間的日記描繪了在其他史料中難以接觸到的仆人、塾師、巿井親友等基層人物，以及對水災的記錄和對江蘇吏治敗壞和紳風不競的無情揭露。張劍認為《何汝霖日記》“比小說更精彩”，它讓人們看到官員鄉居生活的另外一面，也看到一個陌生又熟悉的社會。

首先令何汝霖煩擾的是他的仆人們。兩位女仆劉嫗和徐嫗關系不睦，互不理睬。在何氏心目中，劉嫗“老穩”，且會做菜，時受夸獎，“劉嫗自疊元宵，頗可口，又作炸醬亦好”。而對徐嫗，何氏則幾無一處贊語：

徐嫗多言而燥，嘵嘵不休，令人生厭，而其作事尚不過滑，故可容之。

恨徐嫗多嘴多事之病，日甚一日，且與定兒時時拌舌，聞之生厭。驅之不能，惟有忍氣受之而已。

對這位愛搬弄是非的多嘴女傭，雖然其“謬丑日甚”，幾乎將人氣壞，何汝霖也只是“忍之而已”。而對于男仆溫和的毛病，何汝霖也同樣隱忍，當他從另一男仆李升處聽說“所有年來溫和之霸道跋扈混賬”時，也曾“悔恨難名”，但由于何家內外雜務溫和頗為得力，何汝霖不得不予以遷就，直至道光二十九年回京時，仍是溫和在打理雇車等出行雜務。

對于仆人們的訴求，何汝霖還盡量予以滿足。如李升“訴云伊家一年以來事故多而變產負債甚重，必回去一行，年內回南”，何汝霖不僅“不便力阻其行”，而且為其如何回京費力謀劃。何汝霖報送母喪的訃書，因李順負責的門房“遺漏多多，致訃書一無所告”，何對李順略加申斥，李順“遂決意請去”，這和徐嫗“動輒口稱要回京”一樣，都是下人自尊而又任性的反映，對此何氏也只是在日記中書寫一句“真昧良也”了事。

在何氏日記中，這些仆人絕非一個個抽象的低賤符號，而是皆具性情、各有脾氣的活生生的人。對于他們，何汝霖常常私下大發牢騷，表面還得表現出“忍”字工夫。

此外，親戚朋友也令何汝霖頗感無奈，其中最甚者是其侄何渭漁（名兆熊）一家。在何汝霖筆下，渭漁簡直就是貪財、輕信、愚昧、仗勢生非者的代稱和化身。渭漁平素在地方愛占小便宜，竟得了個“何小錢”的綽號：

下晝與涌興談渭漁事，備言愛小便宜各事，群呼“何小錢”，云慣攙用小錢故也。

這種愛占便宜的手段，在叔父那里也無所不用其極。

夜不成寐，心復跳難忍。遂起坐，而一切心事雜起。因思渭漁之貪而謬，謊多，無時無之，取索無厭，竟無藥可救。

渭漁來，為置田地巧計百出，可氣可笑。

渭漁時來磨錢，多欲無厭，卻滿面怒色，殊不可耐。

他還仗著何汝霖的權勢，在外面做有不少包攬詞訟、干預地方的勾當：

渭漁來寓，問以近有札致江邑為人說事否，渠無可辭，不過飾詞遮掩。力斥之，而意頗不動，可怕之至。近復走入此路，何晦事耳。防之，真出意外，令我眠不貼席矣。

約張沛兄來寓細詢，渭漁在府為人說事已不止一次，好在方令并未照辦，亦并不認識其謬何如。擬一二日親赴兩府，告以再有書信來，即將遞書人扣下，連原札送交公館查辦。如再隱忍，必告之藩司提去訊問。書至此，幾將我悶死。此子近來一壞如此，正不敢深求，不敢遠望矣。

在咸豐二年何汝霖去世后，失去了這株大樹的蔭庇，渭漁一支很快便衰落下去。何汝霖居鄉兩年多的日記里，“可笑”一詞出現了65次，“可氣”一詞出現了16次，其中的大部分，是送給這些親戚朋友的。

張劍最后總結，出于風水和習俗，何汝霖要將亡母安葬于故土，這才回到了闊別二十多年的家鄉。何汝霖本來居于食物鏈的上層，但回到故鄉，道德和情感上的反哺壓力急劇飊升，為了維持他的名望和身份，他經常要付出更多的實際利益。比如道光二十八年的賑捐，他由于幫襯太多、花銷太大，手頭已不寬裕，正在為捐一千兩還是兩千兩而煩惱，但是李星沅卻勸他須“捐二竿，方與現在地位相稱”，最后何汝霖只好勉力籌措兩千兩捐出。又如他在受到鄉親艷羨和抬舉的同時，卻也必須考慮他們各種的告幫和請求，才能避免忘恩負義、不念舊情、發跡變泰之類的道德指責。他像一只肥碩的昆蟲，掉在縱橫交錯的人情大網中無法掙脫，而周圍趴滿了各種垂涎已久的蜘蛛。因此他才有時悲嘆“家鄉之人事，其壞如此”“家鄉凡稍有馀者，皆設法弄之以索錢，真不可居之地”。

地方文人曹庭棟和他的永宇溪莊

復旦大學歷史系馮賢亮教授報告的題目是《曹庭棟的永宇溪莊：盛清時代一位地方文人的生活》。

曹庭棟（1699-1785），系出華亭干溪，世居浙江嘉善，字楷人，號六圃，初名廷，后改為庭，以示終老牖下之意。曹庭棟出身嘉興府望族曹氏，從康熙五十六年后，曾十次參加鄉試，一直未能成功，遂徹底放棄舉業、絕意仕途，從事他所鐘情的詩文創作及其相關的文人交游活動。曹庭棟十分重視他的壽藏經營工作后，其晚年的生活構成一直與壽藏所在的永宇溪莊經營活動相伴隨，直至乾隆五十年辭世。馮賢亮認為，透過身歷康、雍、乾三朝的曹庭棟個人生活的經營等內容，可以呈現宏大歷史背景下地域社會的演進與盛清時代文人生活的實態。

乾隆二十五年初冬，62歲的曹庭棟于縣城北關外的永宇圩中找到一塊隙地，當時占卜的結果是“吉”。壽藏的經營工作即于次年春天開始。溪莊的整個空間，包括了塋門、塋道、梅稜、嗅梅欄、茶壖、楝塘、招鶴橋、且亭等布置，形式緊湊，也不乏文人雅致。曹庭棟在整個墓園的空間安排中，對莊屋的建設很費心思，也較富情趣。他不僅考慮身后事，而且注重身前居守游息的問題。莊屋及周邊布置，主要由正門、順寧居、月臺、雙巢、秋水夕陽亭、西廊、俟廬、蔬圃、塋田與土神廟構成。

溪莊的日常管理由僧人常年住莊維持。在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守莊僧貫一去世后，由其徒孫云珊承管莊務。次年三月，云珊辭去莊務后，曹庭棟急忙于三十七日邀請僧人慧順入莊管理。此時，溪莊前又擴地數丈，庭棟決定用于栽桑。這數丈之地的桑林，除了足以擁護塋前外，還可以為溪莊獲取一定的商業利益。另外，曹庭棟要求在莊內另抅密室，名稱“觀妙”，可以終日起居于此，不見賓客。乾隆四十二年冬天，慧順辭去莊務，十月十一日庭棟又延請僧人洪元進莊。對為人樸實而“不失禪家舉止”的洪元的到來，曹庭棟特別有感觸，且評價甚高，大概是他所約請的守莊僧中最滿意者。為此，他寫了個小記，通過住莊工作承接之記述，表達出此前守莊僧為何頻繁辭職的原因，就在于不能甘于莊中生活的淡泊。

永宇溪莊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不少文人雅士在此聚會。如乾隆二十六年四月十日，在時年78歲的蔡秋澄的邀約下，縣中年高的同志如88歲的戴二蕉、87歲的程纘三、82歲的蔣準庵、81歲的顧虎仲、73歲的許竹君、68歲的謝宸園、67歲的錢第五與最年輕的63歲的曹庭棟一起，堪稱“九老”，集會于曹家的尊德堂。尊德會并無特別的禮儀要求，只要穿便服，按年齒開筵行酒，奏樂盡歡，閑談不及世務，但因年高，多需整冠束帶的子弟陪飲，直至夜分散去。這種雅集，被他們頌為“太平樂事”，并相約各自賦詩，并配圖畫。再如，乾隆四十三年，曹庭棟80歲，陽春三月，老友錢茂秦邀集高年同志，包括庭棟在內共十二人為“順存會”，其中有一名是僧人，這些人的年紀加起來有960歲。

此外，曹庭棟在溪莊的閑游活動多以梅為中心，種梅、探梅、憶梅在其詩詞中屢屢出現，體現出對梅花的偏愛。

馮賢亮認為，曹庭棟出身于縣域社會中頂級的曹氏家族，功名不高，是一名廩貢生，大概屬于年資深、又享公費待遇的生員而合法地捐得貢生的身份，地位較生員為尊，也有機會為官。他在地方權勢網絡中，并不具有什么特殊地位。但他畢竟出身高華門第，聲望雅重士林，盡管厭棄舉業，絕意仕途，放浪形骸于林泉之間，在鄉里仍一直被目為“巨人長德”。所以可以說，曹庭棟總體上主要依賴的是文化經營，從而建構起社會影響力，最終使其被視為地方名流，至少成為了嘉善士人文化圈中的“領袖”。

馮賢亮特別指出，曹家從崇禎元年中進士的曹勛開始到曹庭棟這一代，即進入了所謂的盛清時期，對曹氏家族及其個體生命會有怎樣的影響，曹庭棟的生活史提供了較好的樣例。解讀特定時代的地方社會與特定人物的生活形態，注重代表性人物對于其生活世界的感知、個人生命的體悟，甚至對于王朝歷史演進的評判，將使傳統士人生活的解讀，更形整體而全面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