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大同里是上海市靜安區的一條里弄，建成至今已有九十余年歷史。大同里的住戶中，有幾家在上海乃至中國近現代史上都有不可忽視的地位。《大同里舊事》的作者邵光遠經過對王季堃家族、童潤夫家族、岑培遠家庭、周銘謙家族、袁永定家族、顧廷芳家族、周其音家族和陳子禎家族后人的采訪，筑成了大同里的一段風云往事，也體現出海派文化下市民生活的別樣風采。

澎湃新聞請講欄目經上海文化出版社授權，刊發大同里原住民的系列口述文章，邀讀者一同品味上海老弄堂舊事。

大同里29號也是二上二下式樣的石庫門房屋，它的西廂房與27號的東廂房相連，客堂間和31號的客堂間相連。由于大同里從29號開始一直到33號，比27號和25號要前突大約1.5米，所以29號到33號的房子建筑總面積略大于27號，它們的總建筑面積可以達到200多平方米，和27號一樣，共有正房間九間。

據老住戶回憶說，29號和31號原來是一起被廣東人姓譚的兩兄弟所有。上世紀20年代，兩兄弟由于染上了賭博，輸了錢，才將這兩棟房子都給賣了。29號就賣給了蘇州商人陳子禎。清末民初，上海大力發展的年代，由于陳子禎在上海敢冒險，大膽進取，所以同時擁有上海名列前二的私人廣播電臺——亞美麟記廣播電臺、著名的滄州書場、樂園殯儀館等產業。當時上海著名的評彈藝術家、越劇名伶、滑稽笑星等都在他的電臺和書場演出過。陳子禎還是位社會公益事業的熱心捐助者，抗戰時期創辦過平江孤兒院以及流動診療所等，成為上海紅十字會的理事。

采訪時間：2014年3月7日、3月12日

受訪者：陳治文、陳頌周、陳家祥

采訪者：邵光遠

采訪者：非常高興能采訪陳治文老先生，您雖然已98歲高齡，但耳清目明，頭腦清晰，非常不容易！請陳老先生介紹一下你們祖上的從業經歷以及你們家何時入住大同里的一些具體情況。

陳治文：我祖父是蘇州開陳萬原珠寶店的，和清皇室有商業往來。一次在去香港和澳門采購原料的途中，不幸遇難身亡，從此家道中落。因為祖父母生前很注重對我父親陳子禎的教育，他從小就讀過英語。到上海后又得到了親家的幫助，讓他去就讀青年會夜校。后來他又在海滿洋行做過進出口生意，再之后又在金立紡織廠做工，紡織廠老板是蘇州東山人，又是同鄉，因此我父親得到了老板的照顧和賞識。有一次，弄堂后面的棚戶區被火燒之后，濃煙彌漫，惡臭難聞。為了救濟災民，我父親把工廠后面的鐵門打開，發放救濟物資，送醫送藥，還鼓勵廠里的員工幫助他們。又有一次，有房子著火了，父親組織救火隊救援。結果發現是暴徒為了騙保險故意放火燒房子。父親的這些行為得到了大眾的一致好評，稱他嫉惡如仇，不畏強暴，敢于和惡勢力做斗爭。我們是在1926年左右搬到大同里29號來的，當時父親有一個生意伙伴，名叫楊敬冰。他搬到了大同里33號，所以我父親也一起搬到這里來了。

采訪者：聽說陳子禎老先生以前創辦過多種企業，能否做一些介紹？

陳頌周：我父親陳子禎是1897年7月17日出生，于1980年10月3日去世，享年83歲。之前做過很多事業，開過咖喱飯店、太平洋水產公司、絲綢廠、滄州書場、樂園殯儀館、亞美電器廠、國華電器行。國華電臺和亞美電臺合并為一個電臺，即后來的亞美麟記廣播電臺。當時電臺就開設在書場樓上，云集了一批滬上知名的滑稽明星和戲曲名家。他們每天在電臺播完音之后就到書場去演出。書場的名氣很大，規模也很大，不是同類書場所能比的。

陳治文：在閑暇之余，還會經營一些小生意，比如帕克金筆、電鐘、自動化開關無線電。只要國外進口的他都會去經營。雖然有些不是特別成功，比如金牛牌肥皂、金牛牌橘子水。父親曾經還想在朱家角辦養殖場呢！

采訪者：聽說亞美麟記廣播電臺經常播放評彈、越劇和滑稽戲，而且還提攜過許多年輕的藝術家，請陳先生做一些這方面的介紹。

陳治文：當時越劇十姐妹還非常年輕，要辦自己的學校，借助亞美麟記廣播電臺做宣傳。考慮到會有很多越劇迷蜂擁到亞美麟記廣播電臺來，會有安全隱患，所以最后還是把直播室臨時設置在大同里29號的客堂間，也就是我們家里。之后《山河戀》也是在那里錄音的。

采訪者：其他戲曲如滑稽戲等名角也在亞美麟記廣播電臺播音演出過嗎？

陳治文：滑稽戲播出的頻率不是很高，但是姚慕雙、周柏春、楊華生和笑嘻嘻等名家的滑稽表演都曾經在我們電臺播出過。辛亥革命之后，也就是民國早期，我父親和廣東人合伙在公館馬路（今金陵東路）開辦了國華電器行，之后又開辦了國華電臺，以評彈為主要演出形式，并且出版了《廣播漕》雜志，自己編寫劇目，還得到《新聞報》的采訪和邀稿，其中印象比較深的是父親一直在改編《長生殿》的評彈劇本。

采訪者：當時你們在經營廣播電臺時，競爭肯定非常激烈，你們是通過哪些途徑來體現自己競爭力的呢？

陳治文：亞美麟記廣播電臺晚上六點到七點黃金時段有一檔節目叫做“海陸空”。主要是為聽眾播報港務、鐵路、航空等全方位的信息。記得當年“江亞輪”沉沒的時候，電臺里的電話蜂擁而至。大家都來電臺打聽自己親人的消息。

當時，另外一家廣播電臺聘請了著名主持人萬仰祖，主持了一檔叫《百萬金空中書場》的節目。由于主持人主持得非常有特色，所以吸引了很多上海的聽眾。為了應對我們廣播電臺聽眾流失的困局，我想出了一個主意，就是由茂昌眼鏡公司贊助，制作一個特別節目，由評彈名家韓士良做主持，安排了一天一部評彈曲目演出，如《三笑》《玉蜻蜓》等，這使我們重新奪回了一批聽眾群。后來有人做過一個調查，上海聽眾由于喜歡萬仰祖，所以比較傾向于收聽《百萬金空中書場》，但亞美麟記廣播電臺因為覆蓋了上海和江蘇、浙江等地區，所以聽眾較廣。總的來說，收聽率最后還是亞美麟記廣播電臺略勝一籌。

采訪者：聽說在您父親開辦的亞美麟記廣播電臺里，您作為經理曾經和當時上海有名的文化人接觸，請您做一些相關的介紹。

陳治文：我們廣播電臺有一檔音樂節目是專門播放輕音樂和當時有名的好萊塢電影音樂的，其中包括秀蘭·鄧波爾主演的電影音樂和《綠野仙蹤》《簡·愛》等影片音樂。朱曾汶作為美國華納電影公司上海分公司廣告宣傳部經理，經常來推廣華納公司的電影音樂，而張芝[注：1928年出生，中國第一代播音員。17時就開始了廣播生涯，從業50余年。1958年上海電視臺正式成立，成為上海第一位電視主持人，曾現場報道劉少奇陪同原蘇聯元首訪華。]是這檔音樂節目的播音兼主持。朱曾汶英俊瀟灑。張芝年輕貌美，性格活躍。由于朱曾汶經常到電臺來和我聯系工作，所以無形中我等于做了他們的媒人。記得當時播放好萊塢電影音樂時，觀眾都非常踴躍地打來電話，發表評論和點播自己喜歡的曲目。

采訪者：請您再回憶一下是否有其他知名人士和你們接觸過？

陳治文：我夫人朱如馨在40年代至50年代時，曾經在上海有名的“程慕頤化驗所”工作。當時上海有許多私立醫院是沒有自己的化驗科的，血液化驗和體液化驗都需要送到“程慕頤化驗所”進行化驗。而程慕頤是程乃珊的叔公（程乃珊祖父程慕灝的親哥哥），所以程乃珊小的時候經常由祖父程慕灝帶著到我夫人工作的化驗所去玩。有一次，程慕頤、程慕灝兄弟倆有事外出，請我夫人將幼小的程乃珊送回家。程乃珊小的時候剪了一個童花頭，非常活潑可愛。

采訪者：我曉得你們是蘇州人，對評彈情有獨鐘。您父親還開了滄州書場，獲得了巨大成功。許多評彈名家都在你們的廣播電臺和書場演出過。請介紹一下這方面的情況。

陳治文：父親和生意伙伴楊敬冰關系一直很不錯，在嘗試了多次投資失敗之后，當時的著名評彈演員薛筱卿就建議父親去開辦書場。當時，父親的一位表兄在平安大戲院和哈同愛儷園[注：俗稱“哈同花園”，民國時期上海最大的私家花園。1955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征用該地，建成中蘇友好大廈，即今上海展覽中心。]之間開設了一家滄州飯店（即現在的錦滄文華大酒店）。一開始，我們是借助飯店里的一個場子作為評彈演出的場所，所以取名滄州書場。誰知道后來獲得了巨大成功，連愛儷園里的廣東傭人也來滄州書場聽蘇州評彈了。這樣的話場子就顯得太小了，急需擴大演出場所。通過朋友介紹，我們將上海著名商人虞洽卿[注：1920年合伙創辦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任理事長。1923年當選為上海總商會會長。抗戰時期堅持抗日愛國，日軍占領租界后赴渝經營滇緬公路運輸，支待抗戰。]位于南京路成都北路口的宗祠借來，當做新的滄州書場。當時一樓是ADK雨衣，二樓是滄州書場，三樓是福記咖喱飯店，四樓是亞美麟記廣播電臺。書場有400多個座位，規模在當時相當壯觀。書場吸引了很多社會名流，也得到了他們的鼓勵和支持。1942年，我從大同大學土木工程系畢業，本來滄州書場和亞美麟記廣播電臺都是由我兄弟來管理的，但當時我兄弟生重病，他過世之后，我就不得不放棄自己的專業留在家里，幫助父親經營書場和廣播電臺。

采訪者：聽說滄州書場當時有一大批著名的評彈藝術家駐場演出。您能介紹一下嗎？

陳治文：當時在滄州書場駐場演出的有張鑒庭、張鑒國兄弟，蔣月泉，王柏蔭，唐耿良，潘柏英，張鴻聲，韓士良，周云瑞，陳希安，他們當時被封為“七煞檔”。他們十個人輪流演出，名躁一時，轟動申城，可謂是評彈藝術界的老法師了。現在我們經常聽見的吳君玉是他們的晚輩了。另外還有像嚴雪亭、李伯康等評彈名家也經常到書場來演出。評彈皇后范雪君由于檔期排滿，電臺不能請她來直播，只能去她家上門錄音，然后再在電臺里播出。一般她的演出都是放在黃金時段播出的。

采訪者：現在戲曲頻道有一檔節目名叫《評彈風云》，里面還專門介紹了滄州書場的歷史，節目中還提及滄州書場的陳經理。請您再回憶一下關于書場演員的往事吧！

陳治文：嚴雪亭想學《楊乃武》這出戲，但苦于沒有資料，只好雇人把當時名角李伯康的戲文唱詞都錄下來，他反復研究后終于唱完了全本，后來名氣反而比李伯康響。

采訪者：解放后，各書場都進行了調整，請您介紹一下當時的情況。

陳治文：50年代初進行了公私合營，滄州書場、仙樂書場、靜園書場三個書場合并，統一管理。我擔任這三個書場的私方經理。當時第一位公方經理是一個南下干部，他非常和氣，在工作上和我配合得也很默契，真正體現出了一個優秀共產黨員的品質。但幾年后又調來一位女性的公方經理，這時官僚主義的習氣就開始在她身上體現出來了。但是我們評彈界還是非常努力的，積極創作和時代相合拍的作品。《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海上英雄》《焦裕祿》等一系列新的作品先后在這幾家書場上演，得到了廣大市民的好評。

采訪者：聽說筱丹桂去世時是在樂園殯儀館出殯的，請介紹一下當時的情況。

陳頌周：我聽父親說，筱丹桂出殯當天，樂園殯儀館附近是人山人海的。儀式結束后，工作人員光撿到的鞋子就能堆成一座小山，這屬于殯儀館開館以來少有的場景。這次追悼會給大眾留下了相當深刻的印象。父親比較有經商頭腦，請了最好的化妝師和最好的音響師等，這些都是成功運營的必要條件。

采訪者：接下來，請談談陳先生在抗戰時期為國家做出的貢獻吧！

陳頌周：日軍轟炸上海時，上海有很多孤兒需要救治和收容。他開設了一個孤兒院——平江兒童教養院，孤兒院里的所有孤兒都姓了父親的陳姓。其中有個孤兒生了白癜風，父親還用土方治好了他的病。除了孤兒院之外，流動診療所成了社會上貧苦需要幫助的難民的救治中心。為了便于幫助這些人，還有專車開上街頭提供服務，主要是幫人家義務看病。

采訪者：當年陳先生收養在孤兒院里的孤兒現在是否還有聯系？

陳頌周：我聽父親說，平江兒童教養院里有幾位孤兒新中國成立后還進入中央工作。只是我當時年紀尚小，他提過的名字我都記不清楚了。如果父母還健在的話，一定可以叫出他們的名字。這些孤兒現在年齡應該都不小了，有些年長的如果活著幾乎已經過百歲，小的也要八九十歲了。如果能找到一些當年的孤兒的話，也可以讓當年那段歷史更加豐富而又清晰地讓后人熟知。如果以后出版的書里能夠放點當年的照片，有人看見的話，或許可以再找到當初的孤兒。

采訪者：有關您父親作為紅十字會理事的事，您還有什么回憶嗎？

陳治文：我父親一貫見義勇為，樂善好施。抗戰時建立孤兒院收養孤兒，成立流動診療所，為貧苦人士提供醫療幫助。他還辦過義務救火會等組織，還親自上過火場參與救火，所以在國民政府時期已經是上海紅十字會的會員了。上海解放后，依然是紅十字會的會員并有幸被選為常務理事。解放初期，陳毅市長曾親自接見包括父親在內的一批愛國工商界人士。

采訪者：再請回憶一下您父親在解放上海前后所做出的貢獻吧！

陳頌周：父親還幫助共產黨偷偷搞宣傳，頭一天晚上在家中錄好音，第二天拿去電臺播放。所以早上國民黨來檢查電臺時，都沒有查到什么。為了更好地便于地下黨開展宣傳錄音工作，父親在大同里29號客堂間還搭了一個臨時的錄音棚。記憶中有袁雪芬（越劇袁派創始人）等進步人士也來幫助做過宣傳工作。

采訪者：陳子禎老先生是在何時因為何事被送入監獄的呢？

陳頌周：聽我父親說，當時有人為了表明自己的革命精神，誣陷我父親家里藏有槍支，后來在1958年，政府派人到我家來進行搜查，連房頂的瓦片都被搜了個遍，但并沒有搜查出槍支，只搜到了一個杜月笙六十歲生日時的壽碗。后來，父親就因為這個碗被關進去坐了幾年牢，理由是父親和黑幫人員有來往。事實上，參與杜月笙六十歲生日的賓客不下千人，可能還包括一些中共地下黨員在內。但父親卻因為那個特定年代的往事，而受到了不應有的冤屈。好在改革開放后，黨和政府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為父親進行了平反，總算在我父親去世前洗刷了冤屈。這件事情可以說是他晚年的一件幸事，因為他總算堅持活到給他平反的那一天了。

采訪者：這次我看到您保存了一些字畫和老照片等，這些見證歷史的珍貴信物，在“文革”抄家時是何以保存下來的，請您談一下好嗎？

陳頌周：由于父親在上世紀50年代含冤入獄，60年代初出獄后一直處于失業并被管制狀態。“文革”開始后，父親原單位的人先到我家來抄家，但因為他們都是成年人，又原本是同事，相對比較文明，所以沒有造成很大的破壞。不過我已經感覺到將來會有更加激烈的行為出現，因為周邊經常發生各種抄家事情，打砸搶、拉出去批斗也經常發生，甚至聽到某某人經不住這些而自殺了的消息，所以當時的我盡管只有十幾歲，但卻靈機一動，將家里收藏的幾幅較名貴的字畫先裱糊在墻上，然后再覆蓋上舊報紙，這樣別人就輕易看不出來，只會以為是墻上糊著報紙，所以我家幾幅較好的字畫就這樣被我保存下來了。而這些老照片是放在相冊中的。當時周邊學校的紅衛兵得知我父親的一些歷史問題之后，就沖進我家，翻箱倒柜想查所謂的罪證。他們將我家的幾本相冊全部翻出來，放在弄堂里燒毀，其中有一本正好被幾件衣服蓋住，他們粗心地沒有發現，所以等他們走后，我趕緊將這本相冊藏到別處，這樣我們現在才能看到這些老照片。

采訪者：胡賡佩先生是一位非常成功的企業家、慈善家，在香港眼鏡行業是位教父級的人物，他在上海創業時的一些故事，我在20多年前曾聽您母親講述過，現在請您再談一談，好嗎？

陳頌周：這個聽我父親以前講起過。胡賡佩是父親的朋友，年輕時就創辦了茂昌眼鏡公司，那時可能20歲還不到。當時公司的門面是開在南市等區域，并非在南京路鬧市區。恰逢市政拆遷，找不到好的鋪面。走投無路之際，他同一位蘇州同鄉一起到大同里來向父親求助。但是也不巧，那天我父親正好去外地出差，他們撲了個空。幾天后，他們又登門拜訪，才得以與我父親相見。我父親是個性格很豪爽的人，他很欽佩胡先生的年輕有為，創業有成，并且大家又是好朋友，所以，就將南京東路的一處門面鋪位贈送與他。在上世紀30年代的上海灘，南京路可是鉆石地段，有錢也很難租到鋪位。果然不出所料，茂昌眼鏡公司自從坐落于南京路之后，生意越來越興旺。胡先生非常感激我父親，于是和我父親在生意上經常相互幫襯。茂昌眼鏡公司的廣告一定是投放在我父親的亞美麟記廣播電臺，有時茂昌眼鏡公司還會贊助廣播電臺的一些專題節目。1954年，胡先生從上海移居香港開創了茂昌眼鏡公司香港公司，業務擴大至東南亞和日本等地，生意越做越好。胡先生在臨去香港前，曾專程到大同里29號來，邀請我父親同他一起去香港發展。但我父親當年曾被陳毅市長接見過，對新政府充滿信心，所以婉拒了胡先生的邀請。1982年，胡先生特地從香港飛到上海，來大同里29號尋找我的父親。但我們早已在“文革”中被掃地出門搬走了，好在鄰居知道我們的新住處，就將我們的住址告訴了胡先生，他才找到了我們。遺憾的是，我父親已在一年前去世，他只遇到了我母親和我。他和我母親見面時顯得特別激動。當時他就說：我有今天，全靠陳子禎老先生的幫助。當時我為了開辦茂昌眼鏡店找不到好的鋪面，陳先生就將南京東路黃金地段的鋪面送給我。正是陳先生的慷慨幫助，所以才有了我今日的成就。這位茂昌眼鏡店的老板臨走時還給了我一個很大的紅包。按照香港人的說法，這是“利是”，是給我這個大小姐的見面禮。

采訪者：您小時候住在大同里29號，您或者弄堂里的小伙伴們都有些什么樣的趣事呢？

陳頌周：我小時候同別的小朋友有些不同，我看見大人們穿著木拖鞋，走起路來吧嗒吧嗒響，感到很有趣，就想自己也買一雙穿穿, 但我父母不同意，他們認為小孩子穿木拖鞋，走路容易摔跤。但是我非常向往，執意要買。有一次，你母親帶我到她哥哥，也就是你住在王家沙同孚大樓的舅舅家去玩。那天，你母親知道我很喜歡木拖鞋，就為我買了一雙。回來的時候，還一起坐了人力三輪車。那天之后，我因為得到了心儀已久的木拖鞋，開心了好一陣，至今還記憶深刻。

另外，由于父母管教相對較緊，不太允許我隨便到弄堂里去玩，我只能通過我們家天井里大門的縫隙，向弄堂里張望。看到年齡相仿的小朋友路過時，就叫她們等一下，然后我打開大門，讓她們到我家來陪我玩。我自己卻很少有機會去弄堂里放開了玩。

讀小學以后，大同里2號主人的曾孫女王民怡是我的小學同學，我有時會到王家花園里去玩。她們家的花園非常大，有假山、樹木花草等，很漂亮。在大房子的邊上有一間小房子，門一直是緊閉著的，從來不讓小孩子進去。聽說是她們家女主人老太太的佛堂，老太太每天都要到里面去念經拜佛。有一次，我們幾個乘大人不注意，偷偷鉆進這個房間。我看到里面全是紅木家具，供奉著許多佛像，這件事印象非常深刻。

“文革”開始后，我和幾個小伙伴到隔壁弄堂，自在里10號三樓的小伙伴家去玩。我們將她家的被子墊在地上練功、翻跟斗，她們還要我對著墻壁練拳頭。她們說，你家成分不好，要練好拳頭，以后有人欺負你，你就可以防身了。等到小伙伴的媽媽回家了，我們四下逃避，有的在門后，有的去陽臺，生怕她媽媽發怒。

采訪者：我們弄堂里有許多人家當時都用保姆的，您可以談談你們家以前的老保姆阿寶媽媽同你們一家的感情如何嗎？

陳頌周：阿寶媽媽把我從小帶大，對我非常好。我記得還在上幼兒園的時候，我父親被誣陷進了監牢，他被抓走的時候，阿寶媽媽大哭了一場，后來我母親由于工作關系，到郊區去做防治吸血蟲工作，家里只有阿寶媽媽帶著我，我們兩個相依為命。那時，我雖然只有五六歲，但內心已懂得孤獨和無助。我還記得有一年的冬天，有一天我吵著要穿裙子去上幼兒園，阿寶媽媽拗不過我，就只能給我穿上裙子，然后再在外面裹一件棉襖。到了幼兒園，老師說：“陳頌周，你的打扮怎么這么難看？”我聽老師這么一說，趕緊將裙子脫掉了。在三年困難時期，為了給我吃頓好的，阿寶媽媽通宵去國際飯店排隊，早上等我和母親前往時，只見她用報紙鋪在地上睡著了，母親和我都感動得落淚了。

阿寶媽媽對我的照料是無微不至的，她的戶口也是報在我們家的。原本我們是打算讓她跟著我們家，一直到她老了為她養老送終的。但是，“文革”爆發后，我們一家遭到沖擊，在別人欺負我時，她總是第一個站出來替我擋著，許多拳打腳踢都落到了她的身上。好幾次，我晚上看見她身上青一塊、紫一塊的，幼小的心靈從此埋下了心結，我始終不肯原諒那幾個人。

1968年，我們家被掃地出門。一家三口人住進了武定路12平方米不到的小房子里。實在是安置不下阿寶媽媽了，她也只好回到蘇州老家去了，非常遺憾！

“文革”結束后，母親試著去蘇州尋找過阿寶媽媽，當時也有心讓我轉到蘇州下放，到阿寶媽媽身邊去，相互間也能有個照應。不過她女婿土根告訴我母親，阿寶媽媽回蘇州老家后不久，又去上海找我們了，之后就再也沒回去過。我們全家都感到意外，不知她的下落。如果在世，阿寶媽媽應該有90多歲了。祝好人一生平安！

采訪者：“文化大革命”發生后，你們是哪一年搬離大同里29號的？記得你也去插隊過，出去那年你多大？

陳頌周：我出生于1953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我只有13歲。由于父親的歷史問題，我有時也成為父親被批斗時的陪斗。我們在大同里以及隔壁的自在里、南陽公寓等地，相繼被當眾揪斗。我當時的心情可想而知，是極度的羞愧和自卑。因為這幾條弄堂里都有我的同學，大家平時都非常熟悉。我一個正在成長中的少年，被頭戴高帽子、胸前掛著牌子陪斗，真是感到無地自容。

我是68屆初中生，當時我的中學老師對我很好，她同情我的遭遇，暗地里盡可能地幫助我。68屆正好遇到上山下鄉一片紅，雖然我父親是堅決反對讓我一個人背井離鄉去外地農村插隊落戶，但由于我父親的成分關系，紅衛兵為了逼我去插隊，就天天到我家來揪斗我父親。那年我只有15歲，我的班主任老師私下同我講：“看來，你不去插隊是逃不過去的了。如果你再頂著，你父親就要被斗死了。”當時，我父親身體狀況已經很差了，全身浮腫，十分衰弱，身心疲憊。我年紀雖然小，但我感到我必須為家庭、為我父親分擔憂愁。所以我下了決心，將家中的戶口本偷出去，偷偷地將戶口遷出。至于當時插隊的方向，往北方去就是內蒙古、黑龍江，往南方去就是江西、云南。老師為我出主意說，內蒙古是牧區，不用一年四季干農活，相對吃苦要少一些。所以我就選了內蒙古。當父母知道我已經將戶口遷出，要去內蒙古插隊落戶時，他們當場抱頭痛哭起來，我母親更是非常的傷心，哭成了淚人。就在這一年，我們一家三口又被趕出大同里29號的客堂間，被安排到武定路一間不到12平方米的小房子里。我與父母分別去內蒙古時，心情實在是糟糕透了。

采訪者：你年齡這么小就離開父母和家鄉，到內蒙古這么遠的地方去插隊落戶，肯定吃了很多苦，可以談談當年插隊落戶的經歷嗎？

陳頌周：我離開上海去內蒙古插隊時剛過15周歲，連16周歲都不到。我們這一批知青到達內蒙古后，當地的老鄉接待我們還是比較熱情的。他們把幾家條件相對較好的家庭，安排給我們住宿，但是我們上海去的知青還是不能適應當地人的生活方式。當地老鄉無論男女老少，全家人是睡在一個炕上的。盡管老鄉把炕頭讓給我們知青睡，因為炕頭最暖和，在當地都是留給老長輩睡的，可見他們對我們已經是夠熱情的了，可作為大城市來的我們還是不習慣。我們一起去的八位女生，同時提出異議。當地老鄉就把一所學校的教室改造了一間出來，給我們八個女生居住。

采訪者：你當年在內蒙古插隊時具體做些什么？

陳頌周：內蒙古的冬季是不干活的，他們那里一年只干半年活，到了冬季就躲進屋內。我還算幸運的，因為當地缺醫少藥，加上我母親是位醫務工作者，所以政府的慰問團就指定我到上海來學醫，回去后做赤腳醫生。我曾經在延安西路地段醫院、第一婦嬰醫院等醫院學到了許多醫學知識。

回到內蒙古后，我作為赤腳醫生，用自己所學到的醫學知識為當地老鄉服務，很受歡迎，還接生了好幾個小孩呢！ 兩年后，我父親得了嚴重肝腹水，病危通知頻發。我母親一個人要上班，又要照顧父親，實在忙不過來。我的一位親戚就和我母親提議，想把我從內蒙古調到安徽插隊，這樣能離上海近點。因為從內蒙古插隊的地方到上海起碼要兩到三天路程，而從安徽插隊的地方基本上一天之內就可以回到上海，要是有什么急事，也可以盡快趕回家。為了能調到離上海近點的地方，我的這位親戚通過熟人聯系，將我調到了安徽宿縣插隊。說句真心話，在內蒙古插隊時，我的工作相對輕松，而到了安徽之后，尤其是碰上農忙，反而比較艱辛。當時，安徽宿縣不是像內蒙古那樣是用牲口犁地的，而是用人力進行的，非常辛苦。但是，辛苦歸辛苦，在安徽插隊期間也有很大的收獲，那就是我拜了一位很好的美術老師。我的老師劉季雨出身于書香門第，畢業于浙江美術學院，是著名畫家關良先生的高足。劉季雨先生在藝術上是很有成就的，只是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被無辜地卷入漩渦，下放到宿縣任教。我很幸運，能在宿縣插隊時遇到這位劉老師。1977年恢復高考第一年，我以全區第一名的成績考取了上海戲劇學院舞美專業，第二名也是一位上海知青。當時“文革”剛剛結束，左的一套思想還禁錮著人們的腦子，安徽當地的青年也有想進入上戲，所以當地的招生辦就為當地青年爭取了兩個名額。當地招生辦用我父親有歷史問題說事，說我的名字叫陳頌周，就是陳子禎的狗崽子。而另一位上海知青家庭成分也不過關，所以，當地招生辦以我們兩個政審不過關為由，替換上兩個他們的人。不過上戲到安徽來的老師很惜才，并且充滿正義感。我還記得他們的名字，一位叫戴文明，一位叫程錦和。這兩位老師認為我們兩位上海知青專業很優秀，如果因為其他原因不能被錄取，他們情愿放棄兩個招生名額，不再招當地推薦的沒有業務水平的人。最后，當地的兩個上戲名額就這樣給作廢了。

采訪者：這樁事對您的打擊肯定很大，因為當時能考進大學是件非常不容易，也相當榮耀的事。

陳頌周：我得知我的專業成績地區第一名，并被錄取時，心里很高興，打包好行李，就發往上海。村里的老鄉知道我考上大學了，也紛紛前來送行。但誰知道，當地招生辦的人為了私利，竟利用我父親的歷史問題做文章，使我失去了進上戲的機會，我整個人都崩潰了。由于行李已經托運到上海去了，回村里已無法生活，我只能暫住在縣城的招待所，一個人像行尸走肉一樣地發呆了好幾天。劉季雨老師知道我的情況后很同情，他說：“為了你的前途，你要和你父親的姓名作切割，以防以后再發生類似的事情。”他幫我改名字，我就姓我母親的周姓，名字改成慶華。他說：“慶華可以解釋為慶祝中華的意思，這樣不是很革命嗎？”所以我就改名字叫周慶華，一直沿用至今。

采訪者：你們當年去插隊落戶收入是非常可憐的，您是通過什么方法維持生計的？后來返城大潮出現，您又是在何時返回上海的？

陳頌周：當年在內蒙古插隊時，每天掙的工分錢是少得可憐的。有時候一天只有幾分錢，干農活的話連口糧也很難保證，更別說來回上海的路費了。當時內蒙古到上海的單程旅費就要30多元，回一趟上海探親的路費是根本沒法掙到的。我們一同插隊的幾位男生，比較有經濟頭腦，他們看準了一些商機。比如內蒙古的火柴很缺，價錢也比上海貴好多，上海當時是賣2分錢一盒，到內蒙古就可以賣到四五分錢一盒。還有一種治療頭痛的中藥叫頭痛粉，在內蒙古是很難買到的，也比較貴，但在上海卻可以買到。所以他們每次回上海就帶些火柴、頭痛粉回去賣。火柴上海0.02元，帶回去就可以賣到0.04—0.05元。后來，我們女生也學著男生的樣，搞起了“跑單幫”的事情。這樣，就可以將來回的路費掙出來。現在回想起來，像這種火柴是屬于易燃易爆物品，列車上是不允許大量攜帶的。當時如果發生什么意外的話，后果真的是不堪設想，想想真的后怕。到了安徽以后，芝麻、花生和麻油等土特產，當時的上海奇缺，我們就順便帶一些回去送人或轉讓掉，抵些路費。不然的話，這些來回的路費就只能靠家長資助。我們知青也很要強，不希望給父母增加經濟壓力。當時我們這些做法被稱為投機倒把，理論上是要受批判的，但我們也是出于無奈，為了生計呀！

采訪者：很高興能夠采訪到陳家祥先生本人。在我的記憶中，我們弄堂里最聰明的就是你這個大哥哥陳家祥了。據我所知，你圍棋下得很好，象棋可以和對手下盲棋。請談談你接受教育的情況？

陳家祥：我是五四中學65屆高中畢業的，受到了國家與學校老師們的良好教育。在小學時擔任大隊長，中學擔任校學生會宣傳委員，并在少年宮參加科技培訓，所以對科技方面很著迷。祖父被人誣陷，不但受了牢獄之災，出獄后還成了被管制分子。在當時特定歷史條件下，有三種人的直系親屬是不能夠被大學錄取的（被殺、被關、被管）。所以我參加高考時，雖然數學、物理都考了120分（100分滿分，20分附加題）、化學考了98分（100分滿分，無附加題），按照當時的成績，是超過了名優大學的錄取分數線的，但由于祖父的原因，大學錄取通知并沒有發到我手上。在一本、二本錄取完成后，我突然很幸運地被上海科技大學錄取，進入無線電專業學習。一年級學了一個月之后，跳級讀二年級。1966年“文革”開始后，上海科技大學校長劉芳被人貼大字報，指出政策明文規定“被殺、被管、被關的直系親屬不能進大學”，但劉校長還是破格錄取了我。當我從大字報上了解到這一真相后，深深為劉芳校長的精神所感動，因為她使我獲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我弟弟學習也很好，但也是因為成分的關系，連高中都不讓他讀。我大學畢業后，被分配到湖南臨湘縣廣播局工作。改革開放后，參與籌建岳陽市電子研究所，并擔任研究所所長十四年。岳陽市電子研究所在我任所長期間，獲得了多項國家級和省級的成果和專利技術。90年代末由于我弟弟突然中風，父母年邁需要照顧，所以我作為引進專業技術人才，調回上海并在上海電氣自動化設計研究所工作，擔任副總工程師。

采訪者：作為一個學習非常優秀的學生，卻因為受到你祖父的牽連，在擇校方面受到非常大的挫折，連上大學的機會也差點被剝奪，對此你有什么想法？

陳家祥：當時我年紀很輕，由于出身問題受到牽連，心里肯定是很痛苦的。但隨著自己年齡的增長，社會時代的變遷，反過頭來再看祖父曾經做過的事情，他在抗戰時期并沒有貪圖自身的享樂，而是積極參與對孤兒的救助以及對貧困人員的醫治。國共內戰時，他還通過廣播電臺積極為進步人士做宣傳。抗美援朝時也積極捐款捐物。這些行為在我們后輩看來，祖父稱得上是個好人，他具有中國人的正義與善良的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