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登的婦女”

吳健雄身上有許多響亮的標簽：“物理研究的第一夫人”“世界物理女王”“東方居里夫人”“普林斯頓第一位女講師”“哥大歷史上第一位物理系女教授”“美國物理協會第一任女會長”等。它們紛紛體現了世界對這位在男性統治的領域獲得輝煌成就的女性的震驚和敬重（Chiang, 2014），而隱藏在這些標簽背后的是一個胸懷大志、不卑不亢的女性靈魂。

吳健雄曾在書信中提到，她一生受父親和胡適先生的影響最大，還曾表示：“父親教我做人要做‘大我’而非‘小我’”（馮，1992；Chiang, 2014）。生于新生中國的動蕩期（1912年），還在懵懂中的吳健雄從小接受著思想開明的父親吳仲裔的啟蒙教育。從取名的那一刻起，父親就一視同仁地對待女兒和兒子，按照“健”字輩和“英雄豪杰”的順序，給排行第二的女兒吳健雄取了十分陽剛的名字。父親讓她學習詩詞歌賦與算術，因她過人的天賦，對她寄予厚望。他時常給女兒念《申報》上的科學文章，送給她自己組裝的礦石收音機，激發了吳健雄對自然科學的興趣，去探尋自我存在的價值。父親不僅關注自己女兒的成長，還心懷大義，帶著女兒在故鄉瀏河鎮創辦明德女子職業學校，廣納四鄉民女讀書，通過教育抹去“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性別偏見（Cooperman，2004；Chiang, 2014）。

進一步令吳健雄走出女性束縛的是胡適先生，尤其是他在蘇州第二女子師范學校名為《摩登的婦女》的演講，他對新時代婦女走出舊傳統的鼓勵，讓青年吳健雄“思緒澎湃，激動不已”（Chiang, 2014）。這不僅堅定了她投身科學的決心，還激發了她不卑不亢的女性覺醒。1942年吳健雄與同為物理學家的袁家騮結為伉儷，婚后一直追求一種和諧而平等的夫妻關系。在她全心從事研究之時，丈夫便會分擔家務。對外她也常向人夸耀她有一個很體諒她的丈夫，然而每當有人戲稱她為“袁教授”，她都立刻更正為“吳教授”（McGrayne，1998）。作為當時哥大物理系唯一的女教授，她對學生的要求毫不放松，有著“龍夫人”（“Dragon Lady”）的綽號（Chiang, 2014）。在學生眼里她是喜愛中式旗袍，柔美且威儀的實驗室主宰者，但也頗具母性的關懷，把學生真正當成自己的子弟。后來，她還肩負起了更大的女性解放責任，在不同場合公開發出女性的聲音：例如1963年美國《新聞周刊》中提到她曾說過的：“美國人普遍認為女科學家都是邋遢的老處女，這是男人的錯誤認識”[1]；再如1964年在麻省理工學院的一場研討會中的質問：“我十分懷疑，難道微小的原子和核子，數學的表征或者生物的基因分子也會對男性和女性有不同的偏好嗎？”[2]；以及在《宇宙輻射：從天文學到量子物理》中載錄的：“只有一件事比從實驗室回到家里看到滿池的臟碗更糟糕，那就是不能去實驗室”[3] （Giorgio et al., 2001）。

“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胡適

“或許讓一個在現代學物理的學生意識到1956年以前那些研究物理的基本禁忌是很難的……難以想象會有人質疑‘空間反射’‘電荷共軛’和‘時間反演’下的對稱性。用實驗去測試褻瀆神明的猜想近乎是一種罪惡?！盵1] 吳健雄用“罪惡”一詞來形容她在1956年做的證明李政道和楊振寧關于弱相互作用中“宇稱不守恒”理論推測的實驗并不為過，因為當時科學界對“宇稱守恒”深信不疑，世界頂尖物理學家費曼指出這項實驗的“瘋狂”，理論物理學家泡利也認為吳健雄在“浪費時間”。而吳健雄銘記著在中國公學求學時，胡適先生的教導——“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她不畏傳統和巨人，堅持自己的科學洞見，把檢驗李、楊的猜想視為寶貴的機會。她告誡自己“即使最終的實驗結果是在衰變中宇稱是守恒的，也能獲得一個破壞守恒的上限值”，為人類對宇宙進一步的認識做出貢獻（李，2007）。在作出決定之時，吳健雄正要與袁家騮一同探望闊別20多年的故土，為了實驗，她退掉了船票，開始了近一年的“求證”過程。

一旦走進了實驗室，吳健雄便會精益求精，一絲不茍。檢驗“宇稱守恒”是一項精度極高的實驗，要在極端環境下處理微小粒子，其中涉及的“原子能極化”“超低溫條件下β放射源的研制與β衰變的彈測”，以及實驗現象的分析都是空前的難題（李，2007）。為了使用華盛頓國家標準局的超低溫儀器，吳健雄頻繁地往返于紐約和華盛頓，與精心尋找到的四位科學家一同夜以繼日地實驗，細心解決其中遇到的每一個問題。即使實驗結果顯示出“宇稱不守恒”是正確的，吳健雄還是會自我質疑，不斷檢查實驗裝置以確保結果的準確性。1956年的圣誕假期期間，實驗差不多算成功了，吳健雄仍召集研究生們反復查驗，不貿然對外透露消息。吳健雄的嚴謹也贏得了當時物理界的認可，“如果實驗是吳健雄做的，就一定是對的”（Chiang, 2014）。

“中國人還是中國人，只是有了世界的眼光?！?——貝聿銘

吳健雄1936年離開任教的浙江大學，赴美留學，一別便是37年。初到美國，她被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破格錄取，西海岸自由開放的氛圍和大學先進的設備令其心向往之，但她始終保有著中國情懷（Wang，1970-1980）。高領旗袍和中國飯店的四菜一湯伴她度過一個個異鄉歲月，根據江才健在吳健雄傳記中的記載，她還曾在一次演講時因太過投入，按照中文的方式，從右至左書寫物理公式（Chiang, 2014）。

太平洋戰爭的爆發阻隔了回國的路，直到中美相互隔絕的局面打破不久后的1973年，她才得以首次重返故鄉。一回來她便投身于母校的建設和祖國的科學教育，用私人積蓄設立了“（紐約）吳仲裔獎學基金會”，在南京大學、明德中學（前身為明德女子職業學校）等設立吳健雄、袁家騮獎學金（杭，2012）。她還多次回國講學，并為北京和臺灣等地大型物理實驗設備的籌建工作提出許多建議。生命的最后，她選擇落葉歸根，安葬在故鄉明德中學的一顆紫薇樹旁。那是父親在她兒時種下的紫薇樹，彼時已枝繁葉茂（Chiang, 2014）。

吳健雄并不喜歡與“第一夫人”或“第一女性”有關的稱謂，她廢寢忘食地做實驗也并不是為了獲得諾貝爾獎，而是為了追隨內心的聲音，尋求真理。在一心一意前行的途中，她贏得了外界由衷的認可和尊重。或許真正的女性解放不能倚仗由外至內地解除鐐銬，而是需要發掘潛藏在個體心底的內在能量。吳健雄帶著兒時對科學的熱情和對居里夫人的景仰，最終成為了像愛因斯坦眼中的居里夫人一樣擁有“單純的愿望”“對科學的客觀認識”和“崇高品格”的獨立女性（李，1997），甚至成為在她的老師賽格瑞看來，比居里夫人更“入世、優雅和聰慧”的獨立女性（Chiang，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