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1930年代初，在兩位年輕的歷史學家陳恭祿與蕭一山之間，圍繞后者所著《清代通史》下卷，以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為主戰場，發生了一場曠日持久、異常激烈的“文字戰”。當年（1932），陳恭祿三十三歲，為金陵大學歷史系講師，蕭一山三十一歲，為南京中央大學教授。論戰過后，后者搜羅各方辯論文章，輯成《〈清代通史〉下卷講稿辨論集》（北平中華印書局1934年8月版），并特作一長序，從自身立場回顧“辯論”始末，從一開始得見陳文，“聞而色喜”，鑒于“討論之責任”而“竭誠答之”，到無法忍受對方“強誣狡賴”，進而“痛心國難，疾首士風”，不得不“浪費筆墨，詳函申辨”，透露心態的曲折變化。這一場以“學術批評”為導火線而引發的筆墨官司，此來彼往，步步升級，生動呈現了民國學界生態的復雜面相，文字鋒芒背后，蘊含當時學人之基礎素養及各自汲引的思想學術資源，公共媒體性質的大報副刊為“書評”所提供的發表空間也充滿了張力（詳拙文《陳恭祿與蕭一山筆戰始末》，《南方周末》2023年8月4日）。陳恭祿書評從“論歷史方法與史料”（舉例十余）、“論作者應有之態度”（舉例凡三）、“指正書中錯誤”（舉例凡十）、“指摘別字”（舉例凡四）等四方面立論。最后一項，蕭一山既諉責于“校對疏忽”，辯解說“印講義作者均不校對，一委諸印刷局手民，故別字連篇也”，此處也不再贅。惟前三項茲事體大，質言之，包含了史法、史料、史觀及史事考辨，犖犖大端，多關系“史學根本問題”者，與蕭一山諸反論合觀比勘，足資啟發。竊以為“中國近代史學科”發軔期的學術派分、暗中競逐，在陳、蕭二氏筆戰文字中多有透露，藉此可窺1930年代學界主流、非主流各派在糾葛中并進的多元學風。

蕭一山（1902-1978）

蕭一山：《〈清代通史〉卷下講稿辨論集》，北平中華印書局1934年

陳恭祿（1900-1966）

裘陳江編校：《陳恭祿史學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

總字數達一百二十萬的《清代通史》上、中卷在1923、1925年先后問世，彼時蕭一山還是一個廿歲出頭、大學未畢業的年輕人，在梁啟超、朱希祖、蔣百里、李大釗、李泰棻、蔣夢麟等名家前輩“加持”之下，這顆學術新星以飛快速度冉冉升起，可謂名動一時。1925年，他從北大畢業后，執教于北京數所院校，多次講授“近世史”。不晚于1927年，《清代通史》下卷講義已基本完稿，“當時隨編隨印”，發給北大、北師大與北平文史政治學院諸生習讀，民間書局借機翻印，而有“盜本”流布。《清代通史》上、中卷敘事時段始自清朝開國，迄于鴉片戰爭，下卷接續而作，第一冊內容全為表格，起清初，迄清末，收錄《清代宰輔表》《清代軍機大臣表》《清代督撫表》《清代學者生卒及其著述表》等；第二冊敘述太平天國與英法聯軍之役，歷二十四年（1850-1874），包括粵、捻、回、苗亂之起滅，以及咸豐、同治兩朝之內政外交諸史事，基本屬于近代史范疇。

1932年10月3日，陳恭祿在《大公報·文學副刊》發表《評蕭一山〈清代通史〉下卷第一二冊》一文，率先發難，直言“此次印行下卷第一二冊，作者蕭君一山仍用前法編著成書，吾人讀之頗為失望。蓋自上中卷印行以來，據余所知，未見公允之評論”。所謂“公允之評論”闕如，大約是指蕭著前兩卷問世后，眾人推揚過甚，而少談其問題，文中針對“下卷第一二冊”的尖銳評論，可以說是蕭一山一帆風順的學術道路上遭受的第一次重擊。

蕭一山：《清代通史》卷下之二，北平文治學院講稿，民國二十年（1931）

陳恭祿：《評蕭一山〈清代通史〉下卷第一二冊》，《大公報·文學副刊》1932年10月3日

陳恭祿書評開宗明義，揭示“史書之價值，視作者所用之材料及編纂之方法而定”。關于“編纂之方法”，按陳氏表述習慣，義同于“歷史方法”，主要就史書編纂之體裁、體例而言，側重“技術”層面。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教授今西龍為《清代通史》作序，便頗欣賞蕭一山“能夠將浩瀚的舊材料，融化成自己的東西，又加上許多新史料，并且記述也安排得宜，詳而且確，實是從來得未曾睹的佳著”。梁啟超也極揄揚作者“欲操之術”，徑言曰“蕭子之于史，非直識力精越，乃其技術亦罕見也！”（《清代通史·梁序》，此文落款：“民國十二年十二月一日，梁啟超序于京師北海之松坡圖書館”）

關于“技術罕見”一語，著名版本目錄、古籍整理專家楊家駱（1912-1991）續有發揮，1933年在《圖書年鑒》推介蕭著，說“至民國十二年蕭一山《清代通史》上卷書成，始能稱為新史體輸入后之一大創作，凡梁帝、鄭樵欲變而不得其道，章學誠識其意而不能得其體者，一舉而解決之”，其表彰蕭著“蓋有四善”，有所謂“詮配之善”，即附表眾多，政治史與文化史之比量各居其半，可以“參互排比，因果自明”，“體例之善”，即能糅合紀傳體、紀事本末體、通志、通典體與新式章節體于一爐（按另二善為“立場之善”“資料之善”）。及至晚年，又為新版《清代通史》撰跋，概括定本的體例特點：

全書十七篇，分九十六章，四百二十九節，節之下又立目，篇章節目，各有標題，不惟可見纂組之功，抑且助循覽之易。自司馬遷仿世本旁行斜上為十表，著者亦師其意，所附宰輔、軍機大臣、督撫三表，固舊史所曾有，大事、世系、學者著述、外交約章四表，則此編所新創。貫會全史，補其未詳，既省史文，復便檢尋。至全書事求詳確，文務明晰，征引必列其書名，附及則系以小注。（楊家駱：《蕭一山先生著清代通史稿跋》，《中國一周》1963年7月29日，收入《蕭一山先生文集》下冊，677-680頁）

然各花入各眼，上述蕭著“體例”之“善”者，在書評作者陳恭祿看來，反而最落下乘，最為史家不愜人意處，文中所舉“史表”“古史問答”二例，及其引發的爭論，堪相連類，掎摭利病。

梁啟超題署“清代通史”

一、關于“史表”

《清代通史》下卷第一冊內容全為“史表”，如樞臣疆吏表、學者生卒著述表，各達數百頁之譜。陳恭祿從三方面提出質疑：

（一）就作用而言，“表占若許重要地位，殆囿于古人之體例。對普通讀者毫無益處”；

（二）就內容而言，“樞臣疆吏表有《熙朝宰輔錄》《樞垣紀略》《清史稿》等足供檢查，作者稍將其損益抄入，攘為己有，天下著書之易，無過于此”，譬如一八六一年，“朝廷創設總理衙門，其組織同于軍機處，職權嘗或過之，按照作者體例，必當列之為表，何竟缺乏？或將疑作者無藍本可抄矣”；

（三）就位置而言，“作者以表為下卷第一冊，更不可解。政治上之演進，莫不有延續性，乃于鴉片戰后，咸豐朝前，插表一冊，分之為二，豈適宜之地乎？”

陳恭祿：《為〈清代通史〉下卷答蕭一山君》，《大公報·文學副刊》1933年2月27日

按“史表”一體，淵源有自，向為史家作重。太史公《史記》創立“十表”，以紀治亂興亡之大略，皆楷模之作，而“開著作家無數法門”，后世多沿之。劉知幾視“表以譜列年爵”為《史記》長處之一，“雖燕、越萬里，而于徑寸之內犬牙可接；雖昭穆九代，而于方尺之中雁行有敘”（《史通》卷二《二體》）。顧炎武認為人物列表可補“傳中有未悉備者”，“年經月緯，一覽了如，作史體裁，莫大于是”（《日知錄》卷二十六“作史不立表志”條）。為蕭一山尊崇的梁啟超，生前屢談“把正文變為圖表”對于歷史表述的必要與好處，“范繁賾的史事為整飭，化亂蕪的文章為簡潔，且使讀者一目瞭然”，“凡遇復雜之史跡以表馭之，什九皆可就范也”，“可以把許多不容易擺在正文內的資料保存下來”，他本人身體力行，自述“生平讀書最喜造表”，“造表所用之勞費，恒蓰什佰于著書”（參見《中國歷史研究法》第六章《史跡的論次》《中國歷史研究法續編》“總論”第二章《史家的四長》、“分論三”《文物的專史》等處表述）。蔣百里為《清代通史》作序，也說：“通史之要，莫重于圖表。而圖表之術，今勝于古。記載一事，往往有歷數千百言而不能明者，劃一線而大勢可了然于掌。且可使讀者于瞬時間得全體綜合之觀念。此新工具為吾人所不能不利用者也。”（《清代通史·蔣序》）此處圖、表二事，當分別言之，且梁、蔣二氏更多從“新史學”的輔佐工具論其功用；蕭書制作各表，則接近于傳統的人物世系表，與正文配合，充“通史”之一體。

蕭一山認為史書有表，可以“置繁賾于簡明，條事物于一貫”，十分重視史表，也投入很多精力和時間編制史表。最初所擬“六表”包括：清代大事年表第一、清代宰輔表第二、清代軍機大臣表第三、清代督撫表第四、清代學者著述表第五、清代外交約章表第六，見《清代通史六表敘例》（民國十二年稿，二十五年一月修訂于北京，《非宇館文存》卷五）。《清代通史》上卷收入各類史表三十余個，占近百頁篇幅，中卷有表二十八個，占二百頁，下卷史表所占比例更大，僅《清代學者生卒及其著述表》將近三百頁。李泰棻稱許《清代通史》中的史表作用，以為“有清制度較繁，往代《會典》《通典》，雖載其詳，顧卷帙紛多，覽之匪易。一山于其官爵，祿位，兵刑，選舉，學校之制，多納于表；卷首并詳列大事俾讀者一目了然”（《清代通史·李序》）。后世學者總結《清代通史》的著述特點，也突出“重視史表的作用”一點，認為“作者把一些繁瑣的事跡，枯燥而又難于記憶的數字、世系、制度、條約、行政區劃、學者著述等等，均通過提綱挈領、鉤要提元的工夫，一一列成簡表，附于書前或文末，既節省了大量的篇幅，又給人以一目了然的印象，效果較好”（蕭立巖：《蕭一山傳略》，《中國史學家評傳》下冊，1610-1611頁）。近時仍有學者表彰蕭一山對“史表”的成功運用，認為 “發揚了中國古代歷史編纂學的優良傳統”，“表現出極其可貴的創新精神”，“對于我們今天探討歷史編纂仍然富有啟發意義”（參見陳其泰：《現代史家對史表的成功運用——以蕭一山〈清代通史〉為例》，《人文雜志》2013年第11期）。

《清代通史》六表之五《清代學者著述表》

然而，陳恭祿看待《清代通史》下卷第一冊之“史表”，不惟“效果”不佳，甚且性質可疑。其批評意見包含三點。其一，次序突兀，位置不當。蕭一山對此辯解說，“愚書七表，本為附錄，初與正文無干，因全書未成，續有增刊，此亦無可如何之事。陳君謂插表于咸豐朝前，直可謂無的放矢”（《為〈清代通史批評事再致吳宓君書并答陳恭祿君〉》，1932年11月3日）。是否“無的放矢”，陳恭祿作有反駁：“蕭君既言表為附錄，而印行之講稿，則稱表為卷下之一，史稿為卷下之二，書中亦無說明，豈能謂余‘無的放矢’乎？”（《為〈清代通史〉下卷答蕭一山君》，1933年2月27日）惟《清代通史》下卷一、二冊為“講稿”性質，既屬未定之書，“史表”位置亦具有臨時特色，究竟何為“適宜”，此處不必具論。（按1963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清代通史》定本，“七表”置于卷末，目錄為：清代大事年表第一、清帝愛新覺羅氏世系表第二、清代宰輔表第三、清代軍機大臣表第四 、清代督撫表第五、清代學者著述表第六、清代外交約章表第七。）

其二，內容龐雜，饾饤獺祭。“表所列舉者，多為人名、官名、年代，讀者不能記憶，且或不愿一讀，其性質近于人名大辭典，辭典固非歷史”，如此不惟不能“省篇幅”，更視史書無異“百科全書”，這在陳恭祿看來“原不足取”，他進而質問：“二十世紀之史書，當以明了整個社會為目的，何必不辨是非，墨守舊法？”（《評蕭一山〈清代通史〉下卷第一二冊》，1932年10月3日）按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表之有用無用，端賴讀者眼光。陳氏徑謂“對普通讀者毫無益處”，或嫌稍過。差不多同時，謝國楨在《北平圖書館館刊》六卷二號也發表關于《清代通史》下卷的“介紹文”，指陳同一事實，但表示“作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這些表雖然不能無漏落的地方，但也很可以備人的檢查”。所言未掩其善，似較平允。

謝國楨：《新書介紹：清代通史下卷甲集二冊（銅山蕭一山著）》，《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6卷 第2號，1932年3-4月

其三，“攘他人之著作以為己有”。針對“史表”制作，陳恭祿敏銳地指出，凡下卷收錄之樞臣、疆吏、學者各表，均有現成著錄文獻可資參考，故排比鋪陳，不厭其詳，而近代新設的總理衙門，一無憑藉，職官年表只能闕如，如此不能不有“作者編書之方法，多為一己之便利”的嫌疑。對于此種嚴重指控，蕭一山當然不肯承認，反問道：“不知陳君曾看過《熙朝宰輔錄》《樞垣紀略》《清史稿》否？愚敢必其絕未看過，不過據愚書各表前之例言，而知其書名而已。天下批評之易，真無過于此矣！”不過，這一觀察并非陳氏獨有。謝國楨也發現“史表”其來有自，而且更加具體地揭示了所據“藍本”——

第一部分的《清代宰輔》等表是依著《清史稿》和潘世恩的《熙朝宰輔錄》做的，清史館所修《清史稿》是按年月排的，這個表是按人名，不過把《清史稿》的表重新倒轉過來罷了。所以如鮑承光等人原表所略的事實，這個表也未能舉出來。《清代督撫表》是依著吳廷燮的《同治以來督撫表》《清史稿》中之《疆臣表》而倒轉來排列的。《清代學者生卒及其著述年表》是依著《疑年錄》和顧頡剛的《清代著述考》而作的。

關于“史表”問題，蕭一山在后續辯論中，援據吳廷燮、陳垣等前例，說明治史為治史之大端，絕非“不過抄胥之事，將無價值可言”，又駁斥“著表最易”一說，自我剖白僅《清代學者生卒及其著述表》一項，“愚費三年之力，尚未完全，而六十萬言之書，亦不過費時三年而已”。他抨彈陳恭祿“無史表常識，而又妄發議論”，甚而奉勸“如其反對史表，可讀《史通》，未嘗不可于子玄之說，假一例證”，“《史通》既不曾讀，亦尚有此‘可以一讀’之《清代通史》在”（《為〈清代通史〉下卷講稿第一二冊批評事致〈大公報·文副〉編者書并答陳恭祿君》，1932年11月3日）。但對于諸表攘襲前人之說，未作出正面回應。

還可略補一筆的是，幾年后，一位名叫許霽英的青年學人在《大公報·史地周刊》發表文章，也對《清代通史》中卷第一篇所載《乾隆宰輔表》提出“商榷”。全表共列宰輔六十人，“今觀表中所編列，體例則前后不一，訛誤掛漏不下四五十處，且遇有不難查考者亦多任其空缺”，作者一一舉證，由此感喟——“是則疏荒之譏，亦不能為蕭君諒矣”。

許霽英：《對蕭著〈清代通史〉中卷“乾隆宰輔表”之商榷》，《大公報（天津）》1936年12月18日，第11版

二、關于“問答語體”

《清代通史》下卷第二冊主體部分為太平天國與英法聯軍之役，書內敘事記人，屢現歷史人物對面“問答”的場景。陳恭祿以為此類不合史法——

古史中之有問答，原為古代之文體，在今嚴格論之，殊難作為有價值之史料。蓋二人問答之語，何由傳出？史官記之者，何從知之？記錄有無附會、潤飾、夸張之辭？殊難斷定，其真偽成分亦難辨別。近時史家除引用節略或可信原文之問答，從無用之入書者。蕭君于其書中竟常用之。（《評蕭一山〈清代通史〉下卷第一二冊》，1932年10月3日）

書評中舉出星相術士、蕭朝貴、洪大全、李續賓、李秀成、法美廣州領事、洪秀全等七例，質問道：“茲就所舉者論之，或為密謀，或為軍國大事，或為一二人之私語，作者何以知之？”進而批駁其病在“以小說視歷史”，“根稗史為史料”，“囿于夸張之說”，“為作者裝點附會之辭”。

按“問對”一體，古已有之。《文心雕龍·雜文篇》：“宋玉含才，頗亦負俗，始造對問，以申其志，放懷寥廓，氣實使文。自《對問》以后，東方朔效而廣之，名為《客難》，托古慰志，疏而有辨。揚雄《解嘲》，雜以諧謔，回環自釋，頗亦為工。”此類之作，“（形式上）載昔人一時問答之辭，或設客難，（內容上）以著其意”，徐師曾《文體明辨》、吳訥《文章辨體》等著作從“文體”角度皆作有解說，一般歸納其性質為“文人假設之辭”。余嘉錫《古書通例》“古書多造作故事”一條，論“諸子著書，詞人作賦，義有奧衍，辭有往復，則設為故事以證其義，假為問答以盡其辭，不必實有其人，亦不必真有此問也”（《古書通例》卷二“明體例第二”）。傳統典籍中出現“問答”的場合，數見不鮮，一些史學本位者仍傾向于區分“假說”與“實錄”，并不以“采為逸事，編諸史籍”為然。如專講“史法”的劉知幾，很早就劃分文、史界限，“以園吏之寓言、騷人之假說，而定為實錄，斯已謬矣”，揭示“自戰國以下，詞人屬文，皆偽立客主，假相酬答”，至后世史家，“皆采為逸事，編諸史籍，疑誤后學，不其甚耶？”（《史通》外篇卷十八《雜說下》）顧炎武也認為文史有別，不宜牽混，“古人為賦，多假設之辭，序述往事，以為點綴，不必一一符同也”，不可“掎摭史傳，以議此賦之不合”（《日知錄》卷十九《假設之辭》）。

蕭一山：《為〈清代通史〉下卷講稿第一二冊批評事再致〈大公報·文副〉編者吳宓君書——并答陳恭祿君》，連載于《大公報·圖書副刊》1934年7月7日、14日、21日、28日

陳恭祿依據“存疑”“辨偽”的史學原則，不接受“問答之辭”可以征信，亦不認同其可以入史。蕭一山起而辯難，而謂：“姑不論問答語體之見于史冊者，若二十四史，若兩《通鑒》，若九種《紀事本末》等比比皆是，但如陳君所云，令弟證書中問答之語，則非起死骨于地下不可。弟固無此還生術也。”（《為〈清代通史〉下卷講稿第一二冊批評事再致〈大公報·文副〉編者吳宓君書并答陳恭祿君》，1934年4月28日）此處援古證今，堅持認為“問答語體”適用于史著，不足為奇，更不必有疑。

由上述話頭引申，二人之間產生了關于“歷史的懷疑論者”的一番辯論。先是蕭氏指控——

夫二人之語，不能傳出，則二人之事，獨可傳出乎？史官無從知其問答之語，又何從知其問答之事？此歷史的懷疑論者，真可謂無微不至矣。陳君何不思之甚耶？

陳氏隨即反駁——

關于書中問答語體，余于原評論其毫不足信，并舉八[七]例說明，蕭君不能自圓其說，斥余為“歷史的懷疑論者”。余非其人，亦不愿為之，不過平日對于史料，主張嚴格鑒別，定其真偽可信之價值，決定取舍，從不以小說視歷史，而更加以附會也。二十世紀之歷史學者，莫不如此，余非以學者自視，不過未入歧途，而惜蕭君不知近代之歷史方法耳。

按關于“問答之語”性質為何、能用否、如何用，因立場不同，言人人殊。擅長“談藝”的錢鍾書嘗言“詞章憑空，異乎文獻征信，未宜刻舟求劍”，“據此以訂史，是為捕風影，據史以訂此，是為殺風景”（《管錐編》第四冊，“全宋文卷三四”）。在他眼中，“史不可盡信”，有時還跡近于詩、小說、傳奇，摻雜了“文學的虛構”——“上古既無錄音之具，又乏速記之方，駟不及舌，而何其口角親切，如聆罄欬歟？或為密勿之談，或乃心口相語，屬垣燭隱，何所據依？……蓋非記言也，乃代言也，如后世小說、劇本中之對話獨白也。……史家追敘真人實事，每須遙體人情，懸想事勢，設身局中，潛心腔內，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幾入情合理。蓋與小說、院本之臆造人物、虛構境地，不盡同而可相通；記言特其一端。”（《管錐編》第一冊，“左傳正義一”）史書中所謂“問答之語”，不是實錄古人的“記言”，而是具有作者意識的“代言”，并且此種代而言之，絕非隨意創造，需要史家“設身處地，依傍性格身份，假之喉舌，想當然耳”。按錢鍾書說法，作史者據往跡、按舊編而“補闕申隱”，也需要“靈奇酣放”的想象，也好似“肉死象之白骨，俾首尾完足”。在此意義上，文、史之間已非判若鴻溝，不可逾越，相反地，兩者關系密切，“接枝交葉”。

錢鍾書《談藝錄》

如果說，錢鍾書論史學求真之道，“非傳真之道，而傳神之難，遺其神，即亦失其真矣”（《談藝錄·靜修讀史評》），終究掩藏不住一顆“文心”，顯與實證主義派史家異輒，古事真相可由科學方法重建而傳，沒有精神的古事，卻“仿佛走了電的電池”，其所謂“代言”之善，大致也應在此思路上理解；那么，蕭、陳二氏對于“問答語體”盡管見解不一，然身份認同都是“二十世紀之歷史學家”，爭論重點在于如何還原歷史，不論“疑”或“不疑”，尚均發生在史學實證層面上。“史不可盡信”“史事無不待考證者”，大致是民國趨新學者的共識，他們好講“方法”，強調“鑒別”，處處抱著“存疑主義”，甚而有一種“寧可疑而錯，不可信而錯”的態度（參閱王汎森《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只是作為北大出身的“新學生”的蕭一山，對傳統史學抱有某種“特殊情結”，在追敘歷史上的真人實事之際，自信更具“遙體人情，懸想事勢”的能力。他控訴陳恭祿為“誤入歧途”的“歷史的懷疑論者”，于“問答語體”喋喋纏糾，恰成“陳君無歷史基礎常識，而又‘大言欺人’之確證”，后者則徑以“近代之歷史方法”作為自我辯護的工具，強調要將史料的“嚴格鑒別”，而抵制一切“附會”“潤飾”“夸張”之辭。從以上對話，我們可以看到，檢驗“問答”的史料價值，二人各持方法與尺度，其故在于所援據的史學理論資源不同。由此，“問答”一體“足信”與否，已成公婆互爭有理的“羅生門”，殊難片言定讞，給批評者戴上一頂“懷疑論者”的帽子，似亦不足服人。

三、“文人不與言史事”？

蕭一山《清代通史》下卷講義印行后，謝國楨專門做了書評，有趣的是，史事“搜證”、史料“搜輯”而外，花很多篇幅大談“史學敘述的方法”——

自從考證學興，史學敘述的方法，越發不講了。只要東抄一段，西錄一段，加上一點案語，于是乎就是什么考的大文章了。其實作史這一件事，須費了許多氣力，找了許多材料，辨別了材料的真假，把他的事實融會心中，我的文章發表出來，那么才有精彩。……我看清初只有萬季野“有作史的本領”，近來梁任公的論文，真是光焰萬丈，確如他說“吾文有力，吾手有鬼”的樣子。即如他做的《近三百年學術史》，讀了教人忘倦。胡適之，格局小得多，但他的條理暢達，是不可及的。

謝國楨是梁啟超弟子。我們知道梁著《中國歷史研究法》討論“史才”的部分，便“專講史家的文章技術”，兼取“組織”與“文采”兩端，前者注重剪裁、排列，后者則貴在簡潔、飛動。謝國楨在此處表彰乃師“作史的本領”，有文有質，文史合一，其實也間接點出了蕭一山著述瓣香所在。

刊登陳恭祿書評的《大公報》“文副”版主編吳宓，對《清代通史》的一些“缺點”盡管有所指摘，但從傳統文化觀出發，欣賞蕭一山“舊學”根柢深厚，“文章”辭藻精工，在今皆極不易得——

近世專門之學盛，而一般文化程度低降。故作史者往往于古學缺乏修養，文章素不經心，其著作雖羅列事實，清疏嚴密，而文字則晦昧干枯，了無神采。此在中國近今尤為恒見，因中國新學來自西方，材料方法取自異國載籍，工為此者，自更難望其于本國文史沉浸有素。況自文字改革，舊學湮滅，讀線裝書者，亦只急促翻檢，尋取可人吾題或適合吾意之材料， 排比堆積，以成吾之著述，誰復精心融會，實行研煉，以撰作有聲有色之妙文乎！

今之作者，率皆舊學乏修養，文章不精煉，故著作史書，若其事實之精確相等，則文較工美者勝。本此以言，則蕭一山君之《清代通史》似為有價值而可贊許之書。

有意思的是，若以陳恭祿尺度衡之，上述“贊許”之詞不僅搔不到癢處，甚至有舍本逐末、褒貶倒置的嫌疑。“文史分立”是他一貫的主張，在他看來，蕭一山充其量算是中國傳統式的“文人”，而距離標準的“歷史學者”尚遠。前述“問對”一體運用于史著的爭議，便很能反映二人對于文、史邊界敏感程度的差異。

《大公報·文學副刊》主編吳宓

吳宓:《〈文學副刊〉編者案語》，《大公報·文學副刊》1932年11月3日

同一種書，讀者觀感因眼光不同而大相徑庭。吳宓贊賞蕭一山“著作史書”而能“有聲有色”，誠為難能可貴，陳恭祿卻苦其“文章不精煉”，行文大部“仍是未消化未審核之史料”。今日有學者以為蕭一山文風“質樸、簡潔、生動”，“對于改進當前史學著作的表達方式，大有借鑒意義”（張光華《論蕭一山史學著作的文風》，《史學史研究》2013年第2期），王家范卻強調“先生征引史料務求保持原貌，往往大段采錄，不加刪減，由此保存了大量原始歷史文獻，也為讀者留下了獨立咀嚼的較大的空間”（《蕭一山與〈清代通史〉》，《歷史研究》2006年第2期）。陳恭祿特別反感的一點，就是《清代通史》大抄文獻，“從不問其所言來自何方，雜然抄襲，毫無主張”，“其視史書無異于百科全書，原不足取”，不禁由是反問道：“著書果若此之易，究何益于讀者乎？”

就史學著作而言，行文繁冗尚在其次，吃緊的，更在文省而事誤、或文省而事不增。顧炎武嘗論“文章繁簡”，便主張“辭主乎達，不主乎簡”。陳寅恪也說過“講歷史重在準確，功夫所至，不嫌瑣細”。蕭一山在論戰之際，也從這一角度為自己辯護：

蓋辭省則意吝，畢載則言妨，為斯變體，不得不然，陳君固未之能懂也。

蓋當時之情形，不能確知，故引附原文，而注明其出處，此是謹慎必然之筆。凡通史寫注明出處者，皆作者融會貫通之言。反之，則凡注明出處者，皆引證他人之語，而借以參考，非作者所愿負責。此種寫法，于古有征，于今亦有征，中西史書，比比皆是，不僅一部《清代通史》也。

不過，需要說明，陳恭祿批評其實包含兩層，一是史料原文抄得太多，二是只有抄錄沒有鑒別，所以他要強調“史料之利用，非抄襲之謂，乃分析其內容，辨別其真偽，考證其事實，然后引用，否則輾轉傳抄，仍是未消化未審核之史料，何必多此一舉？”蕭一山的答文只是回應了第一層（關于蕭著“史料”使用問題的具體討論，參拙文《“批評”如何可能？陳恭祿與蕭一山筆戰述評（上篇）》，《中國文化》2022年第2期）。

至1942年，蕭一山任教于內遷四川三臺的東北大學，發表《近代史料史書及其批評》《近代史書鳥瞰》二文。時隔多年，經過長期的“自學”和“補課”，蕭一山的史料學素養已非昔日可比，對近代史料“叢林”全局在胸，而能剖析入微，只是間或積習發作，言下仍有若干“大言”的流露。陳恭祿閱讀之下，又忍不住作文批判，在一篇題為《史料與學者》的文章開頭，即發表了一番“感想”——

近代史之史料，浩如煙海，絕非一人之力所能遍讀。不自量而言之，徒見其膽大妄為，而為通人所笑。學者知其然也，非親讀或曾利用之史料，決不敢有所論列。其研究之范圍，常限于專題或某一時期，既不能以之推論一切，更不能強不知以為知。凡研究學問之人士，無不如此。近時我國史學視前稍有進步，為一可喜之事，而最大之阻礙，則為文史不分，以為能文者皆可為史家。

此處“文人”，明指蕭一山，批評其濫充“史家”，“自居于學者地位，妄議一切，不免誤人”。文中“僅就方法上”指出三點“謬誤”，一曰“傅會”（牽強附會之解釋，非愚即枉），二曰“強不知以為知”（不知外國史料，所言多為新創作之事實），三曰“不知何謂著作”（以抄錄史料為著作，辨別史料與著作之基本知識，亦嫌不夠）。

蕭一山：《近代史書史料及其批評》，《志林》第3期，國立東北大學，1942年1月4日

陳恭祿：《史料與學者》，《斯文半月刊》1942年第2卷第10期

清儒章學誠雖提倡文史貫通，大體仍站在治經史之學的士大夫立場反對文人習氣，主張“文人不與言史事”，以為“文士剿襲之弊，與史家運用之功，相似而實相天淵”。到了民國，像傅斯年這樣的新學者更明確指出：“文史兩途，性質固不齊一，史為科學，而文為藝術。”陳恭祿素持“文史分立”主張，如文章標題——“史料與學者”——所暗示的，文人不足以言史學，原因在于：

國人所以如此者，由于不知歷史性質，亦不知歷史方法。文人未受歷史學之訓練，偶爾見得一二史料，即自標榜為學者。殊不知史料為一事，保存史料又為一事，研究史料發為論文又為一事。學者之貢獻，乃視其研究之結果——有無新知識也。國人受傳統思想之影響，不能辨別，原無足怪。文人濫充歷史學者，有此觀念，而發為文字，則不能不予以指正。

學者之異于文人者，在經過史學的嚴格訓練，明曉歷史學之性質與方法，能夠在充分搜集和考證史料的基礎上，進行綜合敘述、提供新知。非此，則不足言“史家”。1930年代初，蕭一山有海外考察之行，在歐洲蒐輯“太平天國史料”頗有成績，自居為一大“貢獻”，陳恭祿由“保存”與“研究”之異著眼，加以反駁，而謂“實則抄錄史料，為任何人所能為，蕭先生自視，亦太卑矣”。

那么，究竟“何謂著述”？陳恭祿論“今日編著歷史之方法”，亦嘗期許“以深切美麗之文寫成”（《中國近代史·自序》，1934年），包含了“文”的追求，但更要緊的是“質”的保障，他說：“著作非抄錄史料之謂，乃研究可信之史料，分析其內容，據所得之史實并將其融會貫通，然后敘述其發生之背景、經過之始末及對于后世之影響，讀之庶可明了各時代之情狀也。”（《〈中國通史〉（第一冊）自序》，1944年）然則在對史料“辨別虛實”的前提下，重建“真確可信之史跡”，進而“融會貫通”，追求一種“有統系之作品”，反映了陳恭祿考據與綜合并重的治史思路。惟運用之妙，因人而異，驗證于史學實踐的效果，似仍不免眾說紛紜、毀譽不一之嫌。陳恭祿不滿于“近人關于近百年史之著作”，對曾友豪、孟世杰、邢鵬舉、杜冰波、蕭一山諸家作品多有抨彈，嘆息“求一敘其始末之書，竟不可得”；而給他帶來空前學術聲譽的《中國近代史》在1934年問世后，同樣遭受過批評，被指“其中亦頗多可以商榷的地方”，以至于不得不起而自辯，從而在1936年4月至7月的《大公報·圖書副刊》再次上演了一場激烈的“文字戰”，深有意味的是，這一次筆墨官司的被告成了他本人（說詳拙文《“剃人頭者，人亦剃其頭”——論1930年代的“近百年史之著作”批評》，另文待刊）。蕭一山在1942年發表有關“近代史書史料”的評論文章時，對自己早期著述的“疏漏之處”基本可以平情對待，言下卻始終未忘當年辯論的對手方，并悠悠然“捎帶一槍”——“陳恭祿先生之《中國近代史》，才力不能駕馭史料，報章常有批評，茲不贅言”——我們似乎也就可以理解，這一次為何反倒是陳恭祿按捺不住火氣，所謂“文人濫充歷史學者”這樣懟人的話究竟有何言外之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