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龍的“維希時刻”

上周四，法國總統馬克龍在巴黎郊區發表聲明時，承認60多年前阿爾及利亞的法國殖民政府折磨并殺死了時年25歲的法國數學家莫里斯·奧丁（Maurice Audin）。奧丁是一名支持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的共產主義者，參與了反對法國殖民者的斗爭，在1957年被捕后消失，此后他的家人一直在努力尋找發生在他身上的事情真相，直到上周才從馬克龍交付的一份由律師和歷史學家起草的官方文件中發現法國當局對奧丁之死負有直接責任。《衛報》日前刊載安德魯·赫西（Andrew Hussey）的評論稱，這或將成為他的總統任期中意義最為重大的事件之一。

《大西洋月刊》刊載的亞思敏·賽爾汗（Yasmeen Serhan）撰寫的評論文章提到，馬克龍在聲明中說，“一個為了更高效地打擊對手而允許執法機構逮捕、拘留、審問任何‘嫌疑人’的系統使他的消失成為了可能”，并表示奧丁被認為在軍方的扣押中死亡。他補充說道，“法蘭西共和國有維護真相的責任……因而不能最小化或免除雙方在這次沖突中犯下的罪責和暴行。”他還呼吁將戰爭期間失蹤者的檔案開放給歷史學者和家人。盡管馬克龍并未對法國在阿爾及利亞的行動正式致歉，但對莫里斯·奧丁的遺孀喬塞特·奧丁表達了歉意，有研究者認為，承認對奧丁的酷刑的意義也延伸到了其他的受害者家庭，他們已經為此等待了超過60年。

兩則報道都將馬克龍的這一聲明與法國前總統希拉克1995年在維希發表的著名講話相提并論，在這次講話中，希拉克承認法國政府在二戰中將76000名猶太人驅逐至德國死亡集中營，充當了納粹的同謀，標志著法國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與一段近期的恥辱的過往的和解。因此，赫西將馬克龍此次的聲明稱為他的“維希時刻（Vichy moment） ”。

赫西指出，即使以殖民戰爭的標準視之，1954-1962年間的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也極其殘忍。其中最具爭議性的方面之一就是法國軍方將酷刑合法化為針對阿爾及利亞反叛分子的戰爭武器。這是當時法國所面臨的巨大道德困境，加繆和其他知識分子認為，酷刑不僅對人性的犯罪，更使施刑者蒙羞，在二戰中經歷了納粹暴政的法國人現在也做出了和納粹同樣的行為。而奧丁的案例顯示他們對法國公民同樣進行折磨和殺害，這一事實早在1958年就被法國記者亨利·阿萊格（Henri Alleg）所揭露。因被懷疑同情阿爾及利亞民族主義者，阿萊格與奧丁在同一時期被逮捕、折磨，但他得以幸存，并將經歷寫成了《問題》（La Question）一書，盡管立刻在法國和阿爾及利亞被禁，但還是在戰爭頂峰時期于地下廣泛流傳。

赫西分析稱，馬克龍屬于在阿爾及利亞戰爭結束后才出生因而沒有情感包袱的一代人。這意味著法國迎來了第一個將阿爾及利亞戰爭作為一個歷史事件而不是被禁忌和沉默包裹的家丑交由歷史學家進行研究的機會。懸而未決的問題是，這是否會在當代法國社會帶來很大改變，尤其是在那些已經在法國建立數十年之久的阿爾及利亞傳統社區。法國左翼始終面臨的一大禁忌就是在激進伊斯蘭主義者和法國殖民遺產之間建立聯系，這種做法被駁斥為粗糙的決定論甚至純粹的種族歧視。但事實上，法國本土的恐怖主義者以及法國監獄中的穆斯林罪犯中有阿爾及利亞背景的比例高得不成比例。現在法國的第五、第六代法裔阿爾及利亞人中有很多不確定自己在法國和更廣闊的世界中的位置的年輕人，他們對戰爭中和戰爭后發生的事情只有片面的、零散的觀點，只能從祖父母和其他親屬口中獲知一些軼事。學校系統只以最中立的表述講授這場戰爭，沒有個人經歷、流亡和移民的創傷。這經常讓他們感到憤怒，與家人不和，質疑他們一開始為什么來到法國。從這個角度來看，阿爾及利亞戰爭及其后果在法國仍是未盡的事業，這對左右翼都適用。一個例子是，作為對馬克龍聲明的回應，法國前內政部長、薩科齊的密友以及移民遣返的倡導者布里斯·霍爾特弗（Brice Hortefeux）在《巴黎人報》（Le Parisien）上宣稱馬克龍揭開舊傷疤只是為了嘩眾取寵，并表示對當前針對阿爾及利亞戰爭的“懺悔”文化感到厭惡。

文章最后總結稱，馬克龍“維希時刻”的意義不僅在于承認過去的糟糕錯誤，更重要的是嘗試向當下的一代人重新確認戰爭已經過去而法國可以向前邁進。奧丁事件只是和法國歷史和解的一小步，但至少走向了正確的方向——走進了21世紀。

左翼民粹主義的塞壬之歌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評論者認為民粹主義是左翼奪回權力、面對全球化推進維護經濟安全必要政策的最佳策略。近日，智利圣迭戈波塔利斯大學政治學教授克里斯托瓦爾?羅維拉?卡特瓦瑟（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在Project Syndicate撰文發出提醒，思想者應當超越民粹主義的選舉效率，看到其對民主可能構成的威脅。

卡特瓦瑟首先指出世界各地的社會民主黨近年來都陷入了掙扎：法國社會黨在2017年大選中僅獲得6%的選票，該黨派因此被迫出售位于巴黎索爾費里諾街的總部大樓；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去年秋天的聯邦大選中僅獲得20%的選票，是為該黨派戰后最差表現；西班牙社會主義工人黨在2015、2016年度的大選中的得票都只是剛剛超過20%，比10年前減少了一半。而與此同時，這些國家中的左翼民粹主義政黨都在選舉中獲取了相當份額的選票：20%的法國選民在2017年投票給了梅郎雄的“不屈法國”黨；9%的德國人投給了左翼黨；21%的西班牙人選擇支持“我們可以”黨。

文章接著指出，在這種情形下，越來越多的權威人士和學者認為左翼民粹主義是使左翼重新掌權并實施政策幫助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下的所謂“失敗者們”的最佳策略。例如威斯敏斯特大學的尚塔爾·墨菲（Chantal Mouffe）就在她的新書《為左翼民粹主義》（For a Left Populism）中聲稱，“左派民粹主義可以理解為構建‘人民’和‘寡頭’之間的政治邊界的話語建構策略，在當前的緊要關頭構成了 恢復和深化民主所需要的政治類型。”

卡特瓦瑟指出，墨菲將她的分析局限于西歐，用了一整章的篇幅從撒切爾主義中闡發經驗，卻忽視了近年來世界上真實存在的左翼民粹主義政府。其中包括厄瓜多爾總統科雷亞（Rafael Correa）從2007年到2017年的十年任期，烏戈·查維茲（Hugo Chávez）及其繼任者尼古拉斯·馬杜羅（Nicolás Maduro）在委內瑞拉的統治，以及玻利維亞總統埃沃·莫拉萊斯（Evo Morales）的政府。卡特瓦瑟認為，盡管拉美和西歐的左翼民粹主義種類并不完全相同，但也不能被割裂，因為西歐左翼民粹主義者常常從拉美同仁身上獲得靈感。例如“我們可以”黨最初選舉策略的設計者伊尼戈·埃雷宏（Inigo Errejon）的博士論文題目就是莫拉萊斯的崛起，梅郎雄也多次為查韋斯主義和馬杜羅政權辯護，他還在2017年的競選宣言中建議法國加入美洲玻利瓦爾聯盟——一個由卡斯特羅和查韋斯在2004年創立的政府間組織。而梅郎雄就在墨菲新書的致謝名單之中。

卡特瓦瑟接著分析稱，檢視當代拉美激進左翼民粹的記錄，看到的將是一幅毀滅性的畫面。自世紀之交以來，這些力量毀壞了這些國家的民主制度。科雷亞、查韋斯和莫拉萊斯上臺后，都通過公投快速實施了重大憲法改革，不僅削弱了舊式精英的力量，也嚴重限制了反對黨與之公平競爭的能力。尤其是在委內瑞拉，司法機構失去獨立性，腐敗猖獗，通脹失控。拉美近年來的左翼民粹主義經歷顯然是災難性的，那些主張將其作為“恢復和深化民主”方式的人應當承認這一現實。對玻利維亞、厄瓜多爾和委內瑞拉的客觀實證檢驗現實，名義上包容的民粹主義政策的代價太大了。莫拉萊斯、科雷亞和馬杜羅對其國家的民主規范和制度造成了持久的破壞，馬杜羅尤其表明所謂的幫助“失敗者”的代價可能是創造更多的失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