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省張謇研究會名譽會長羅一民

西方慈善理念的吸納

張謇雖是由傳統文化哺育的一代儒生，但為了使國家盡早富強繁榮，他對西方文明的各種可取之處都努力學習借鑒。對于為何搞慈善，如何搞慈善，他在繼承中國傳統文化的同時，亦從西方慈善理念中汲取了不少有益的成分。

張謇在1884年結束幕僚生涯，回鄉備考和“經營鄉里”時，就做了一些收野尸、賑災民的善事。后來，又在1904年后創辦了南通育嬰堂等慈善項目，但真正大規模興辦具有現代意義的慈善機構，如養老院、棲流所、戒毒所、濟良所、貧民工場、育啞學校等，卻是在1912年以后。這是為什么呢？原來，這與一位西方人的勸導和刺激有關。

這位西方人就是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曾被清廷賜予頭品頂戴）。他是一位在中國生活多年、在中外均有重要影響的“中國通”。他認為，中國文化未來的出路在于綜合融會古今中外文化可取之處，建立一個兼容并包、廣泛吸取和專精一學、觸類旁通的新學。

1912年4月，李提摩太在與張謇攀談時，提出了一個鮮明而尖銳的觀點：“中國非真能實行普及教育，公共衛生，大興實業，推廣慈善，必不能共和，必不能發達。行此四事，一二十年后，必躋一等國；能行二三事，亦不至落三等國。此比練海陸軍為強。究竟能有幾省能行否？”這番話使張謇既振聾發聵，又羞愧難當。他當即表示，目前在全國普及尚難，但個別地方可以作些嘗試。李則說：“有兩三處做模范即善”。于是，張謇暗下決心，要在地方自治（包括慈善事業）方面做“模范”，為中國人爭口氣。

張謇在與李提摩太攀談后的第二天，便寫下了《感言之設計》，在南通原有基礎之上，全面規劃設計實業、公共衛生、普及教育、慈善四件大事。關于慈善的設計是：“推廣慈善則育嬰堂除幼稚園之增設自任外，須增建初等小學五所，平屋二十五間，連具須七千圓。小平工廠七間，連具須三千圓。改建宿舍樓五十一幢，連具須二萬圓。養老院連工廠器具須一萬五千圓。殘廢院連工廠器具須一萬五千圓。育啞學校須一萬五千圓。貧民工廠須三萬圓。婦女工廠須一萬圓。合計十一萬五千圓，核銀七萬七千七百兩。”另外，他對已辦或將辦的慈善機構，都仿效西方模式，改進管理制度和方法，促其轉型升級。

西方慈善理念的影響，也促使張謇將中國古代傳統認知與西方近代觀念相融合，從而進一步認識慈善的重要意義，并增強自覺推進慈善事業的動力。他認為，“老幼孤獨不得所，大亂之道也。墨家者流以養三老五更為兼愛，孔子志安老，孟子申之”，“慈善與國家社會之說之通于政，近世歐美人之言也。比年耶教會設安老院于上海，安老云者，猶孔子意。”在這里，張謇將孔孟之道與西方近代理念相比照，說明兩者都以國家治理和社會穩定的政治高度看待慈善，都應予以重視和踐行。

其實，早在此之前，張謇就留意西方的慈善作為。他在1903年出游日本時，便考察了若干具有西方色彩的慈善機構。看了盲啞學校后，感到“使人油然生愷惻慈祥之感”。回國后，便向地方政府建議興辦盲啞學堂。1904年，他重建南通育嬰堂時，也是受到上海徐家匯天主教會主辦的匯育育嬰堂的啟發，并相應地移植了他們的一整套制度和方法。“復與同人力去普通嬰堂腐敗之陋習，參用徐家匯教會之良法，開辦一載，活嬰千余，成效昭然。”當然，這只是初步的嘗試。1912年以后，南通才出現了全面興辦融中外文明為一爐的近代慈善事業的高潮。

1914年12月，張謇為南通醫學院題寫校訓：“祈通中西，以宏慈善。”這既表達了他對中西醫結合培育醫學人才的殷切期望，又反映了他融合中西文化理念興辦慈善的基本思路。

構建“新新世界”的需求

張謇所有的事業追求，都是圍繞構建“新新世界”的需要而展開。慈善事業亦是如此。

具有世界眼光和進步文明觀的張謇，把世界上的先進國家看作是“文明村落”，他的“新新世界”的理想，就是也要把中國建成與先進國家比肩的“文明村落”，“此或不辱我中國之志”。而慈善，在張謇看來，則是現代文明國家的重要標志。不行現代慈善，就無法邁進現代國家的門檻。因此，必須大興文明之風，大辦慈善事業，大力促進全社會的文明轉型。在這里，張謇已經把慈善的地位與作用，提升到促進文明，改良社會，乃至救亡強國的高度來認識。在這種認識的指導下，他才會對興辦慈善有無比的自覺和執著。

張謇關于構建“新新世界”的設想，首先付諸南通的地方自治。他認為，實業、教育、慈善是地方自治的三根主要支柱，缺一不可。其中，實業是根本基礎，教育是積極充實，慈善是必要補充。“竊謇以國家之強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于實業教育，而彌縫其不及者唯賴慈善。”在張謇看來，慈善雖然僅處于后列的輔助補充地位，但對于構建一個完整的文明社會，卻是必不可少的。“王政不得行，于是慈善家言補之，于是國家社會之義補之。”就社會結構和社會分配而言，如果老弱病殘等社會弱勢群體，不能以慈善的途徑予以關照，社會成員就不能共享社會財富，社會就有很多缺憾，就無法構成真正的文明社會。同時，還會引起社會動亂，“老幼孤獨不得所，大亂之道也。”正因張謇把慈善看作是地方自治和構建“新新世界”之必需和必然，他才會用畢生的精力和財力興辦慈善事業。

在張謇的心目中，“新新世界”是一個社會和諧、人民安康的世界。但他所處的時代，恰恰貧富懸殊，矛盾尖銳，社會動蕩。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呢？他認為，一個重要途徑就是靠慈善。他為當時社會病癥開出的藥方是“安富”“振窮”“恤貧”。

所謂“安富”，就是為實業和民營經濟的發展創造良好環境，讓企業家安心經營，讓富人安心賺錢。所謂“振窮”，就是依靠經濟發展，振興貧困人口和貧困地區。所謂“恤貧”，就是利用民間慈善和國家撫恤，使沒有能力工作掙錢的貧民，也可以過上正常的生活。張謇主張，在發展經濟的基礎上，對正常人“廣設生計”，“皆有所效以資其生”；對殘疾人“亦有所安以恤其苦”。這樣就可以“調劑貧富”，“根除社會上之不平等”。他衷心希望并大聲呼吁“將來國家若能明定法令，使富人幫助窮人，則盡善矣。”

為了實現人人各盡所能、各有所安的和諧社會，從而建成現代化的“新新世界”，張謇主張慈善也應由傳統走向現代。他認為，傳統的慈善救助偏重物質上的幫濟與扶助，突出以“養”為主，而從構建“新新世界”出發，傳統慈善應順應時代潮流，實現跨越式轉型，實施物質和精神救濟扶助并重，“養”與“教”相結合。因此，張謇后來在創辦慈善項目時，竭力踐行“教養并重”的理念。一方面對貧弱殘缺人群提供基本的生活條件，一方面對其進行知識傳授和技能培訓，并著力培養他們成為心靈健康、人格健全的正常人。他特別強調“救濟之行的目的，即在促其自新，扶其自立，俾由被救而達于自救，故禮義廉恥之誘導，職業技能之訓練，較之衣食住所之供給，關系尤重。”

張謇在重建和改造育嬰堂時，設立了幼稚園，使“育嬰”和“幼教”相結合，并為十歲以上的孩子辦了初等小學和平工傳習所，幫助他們成人后正常就業。他所開辦的貧民工場，既提供勞動場所，又培訓工藝技能，讓收養留教的學徒工，畢業后就可謀生創業。他所創辦的棲流所收養的流浪人員，也要“日作粗工”，并“習有小藝”，逐步養成獨立走向社會的生存能力。他注重濟良所對失足女子的文化學習和思想教育，開設了國文、算學、手工和倫理道德課程。他在中國首創的育啞學校，除了針對育啞人的特點進行特殊文化教育外，還揚長補短式地進行特定技能培訓，學員畢業后，常被商務印書館及一些圖書印刷出版單位錄用。

正因為有著“新新世界”理想的指引和激勵，張謇才不遺余力地大辦慈善事業，并依據建立“新新世界”的需要，以現代的方法創辦現代慈善項目。

（本文系江蘇省政協原副主席、江蘇省張謇研究會名譽會長、江蘇國際文化交流中心理事長羅一民9月1日在2023中華慈善論壇上演講的部分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