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選自

《1962-1991私人文學史：杜拉斯訪談錄》

瑪格麗特·杜拉斯 著

中信出版集團

不能像引導其他人那樣引導瑪格麗特·杜拉斯進行訪談。這并不是因為她嘗試逃避問題。不，她知道傾聽問題并回答，而且不會找借口蜻蜓點水式地回避問題。甚至有時候，她比任何人都更沉浸在問題之中。但是她的話和她的寫作有明顯的相似之處。

多米尼克·奧利（Dominique Aury）曾在《琴聲如訴》的序言中寫道：“她不言而言。”在這里，瑪格麗特·杜拉斯對問題進行了“障礙清除”，她的聲音、她的提議，還有她的沉默重新構成了她的書的風格。而人們很快就注意到在一場以談論自我為主題、甚至極度地想把自己放在世界中心而不去表露它無限的復雜性的談話中，杜拉斯表現出來的那種克制。

談話簡短而且多少有些令人困惑，因為對瑪格麗特·杜拉斯來說，寫作現象被風格現象和書的結構抹殺了。人們看到她并沒有順著問題打開的視角去談，去解釋她創作的起因和創作過程。在這個問題上，她的解釋十分簡單，就像她書中的句子一樣凝煉，仿佛只剩骨頭。“她走著，他說，我尤其堅持這一點。這將是一次十分漫長的行程，分為幾百次伴隨著統一節拍——她的步調——的行走，她走著，句子也跟著她走……”

01.

“我在嘗試撤回自我。”

瑪格麗特·杜拉斯：我嘗試寫我所說的開放的書，一些建議，一些讀者可以在其中“悄悄塞進”自己的書的結構。如何達到這一點？顯然是通過風格，“通過不說話”。我試圖建構，同時也在試圖解構，清理我的思想。如果您愿意，我是在嘗試撤回自我，在寫作的自我面前撤回多話的自我。

按時下的風氣看來，在讀者面前隱去自我，或許是作家最關心的事情。她在作品中劃了一道界限。而且有一個重要的事實是，最初的幾本書與其他書幾乎沒有共同之處，除了輕盈、精準、細膩的創作手法。過去的創作手法從風格中解放出來，而今天的創作手法已經從屬于風格。

瑪格麗特·杜拉斯：在最初的幾本書中，我尤其關注寫作的敘事功能。

于貝爾·尼桑：但是，已經很細膩了……

瑪格麗特·杜拉斯：這在當時沒有現在重要。當時那不是我寫作的首要問題。

于貝爾·尼桑：是進化了還是醒悟了？

瑪格麗特·杜拉斯：我想是兩者兼而有之。尤其是……對，說到底，更像是一種醒悟吧。這始于《琴聲如訴》。在《琴聲如訴》中——我第一次說起這個！——我嘗試敘述我悄悄經歷的個人體驗。于是，出現了羞恥心的問題。我在這種體驗周圍筑起高墻。我用冰把它圍起來。我選擇了一種形式：體驗越驚心動魄，筆觸越樸素無華。

在瑪格麗特·杜拉斯的散文中插入了一些真正的詩歌，其中有些有時會讓人想到圣-瓊·佩斯如偉大咒語般的詩篇，另外一些讓人想到皮埃爾·勒韋迪的筆記。……每一座像小島一樣充滿詩意的片段難道不就是一種突破嗎，甚至是對寫作的一種捍衛，盡管結構十分準確——也正因為如此——在嘗試釋放自我、確認自我、臨時指引這本書？

瑪格麗特·杜拉斯：不是系統地。或許有像小島一樣充滿詩意的段落，但不是系統的。

于貝爾·尼桑：但有時候，會大大超出“島”的范圍。在《副領事》中，作為長序曲的亞洲小女孩的故事是一首純粹的詩，一曲真正的歌。

瑪格麗特·杜拉斯：我不會說出“詩歌”這個詞。在《副領事》中，我尋找了一種富有樂感的句法。我想通過重復表達饑餓的主題，這跟慈善悲憫之心無關——您看得很清楚，不是嗎？——我想用錘子的擊打聲來使其具有樂感，把饑餓變成幻覺和荒誕。隨著饑餓的自我毀滅，舞臺清空，副領事就是這樣準備出場的。女乞丐的故事沒有與副領事的故事交叉。他到達的是一片音樂繚繞的場地。這是我第一次這樣做。為了處理這個序曲，我嘗試使用十分簡單的元素：空曠的天空（我稱之為“頭頂的碗”）、污泥、石頭、塵土、鹽。饑餓本身是一種應該拒絕的誘惑。

02.

“我和我的書處在危機關系中。”

人們從解讀作家作品的最新研究中挖掘意義，由此去評判作家創作的初衷。這就產生了某種監視的印象。這就要控制住寫作，通過逐漸壓縮，使作品只剩下簡單的結構，其中寫作和作家都消失了，唯一的個人印記（或存在）便是風格的標記。按照這種新觀念，對于一本她開始討厭的舊書，瑪格麗特·杜拉斯甚至會重寫。于是她拋棄了又追回……

瑪格麗特·杜拉斯：波朗說《平靜的生活》（La Vie tranquille）是我寫得最好的一本書。這不是真的。然后我會拋棄最討人喜歡的書。我可能會讓讀者不高興：我拋棄了《塔吉尼亞的小馬》（Les Petits Chevaux de Tarquinia）。因為這是一本充滿魅力、極易閱讀的書……

于貝爾·尼桑：這不再是一種價值判斷。這是一種保護您免受莫名侵害的方式……

瑪格麗特·杜拉斯：不。這是一種自我體系內部的價值判斷。我并不是說我覺得這本書糟糕，但考慮到我正在嘗試做的東西，我拒絕了它。在這里，我可以用“拒絕”這個詞！

于貝爾·尼桑：您追回了哪些書？

瑪格麗特·杜拉斯：在以前寫過的書中，《直布羅陀水手》，正是這本。在敘述的推進中有些東西是我想追回的，我覺得它非常現代：這種在一個不存在的故事前的冗長序曲。此外還有五本書：《昂代斯瑪先生的午后》《琴聲如訴》《勞兒之劫》《副領事》《英國情人》（L'Amante anglaise）。

恰恰就是在這幾本書里，瑪格麗特·杜拉斯從人生決定性的體驗出發展開她的追尋，《琴聲如訴》就給了她這種體驗。指出這一點很有意思，我們在前面已經暗示過了，這種堅定的努力，這種一絲不茍的探究，這種越來越樸素的風格無一不是從美學、從形式上的明證。書并不是拿給讀者讀的，正如作家暗示的那樣；它是用來填充的。或許瑪格麗特·杜拉斯的唯一意圖是向讀者提供這種紅外線眼鏡，戴上它便可以發現夜晚隱藏的東西？于是，作家成了人們獲取秘密的中介。但是持這種主張的作家會遭遇哪些困難？

瑪格麗特·杜拉斯：我或許寫得太順手了。于是，困難便出現在倒回去看的時候：一切都得重寫，都得從頭再來。對我來說，問題在于不要敘述。讓敘述自行完成！女乞丐的故事是最先出現的問題。這是我在印度支那經歷的一個故事，當時我還是個孩子，這個恐怖的故事伴隨了我的一生。需要從我經歷的故事的礦藏中提取出這個故事，解除抵押——我作為見證人的抵押。然而我不能毫無痛苦地進入這個故事，我的痛苦會影響女乞丐的痛苦。于是我漸漸披上了第二作者的外衣，一個年輕男人，剛剛到達印度，他寫了讓人為印度哭泣的東西，不管他是誰，只要是新到的就行，等等。

在這里，瑪格麗特·杜拉斯用一種委婉的方式，承認了她有一種至關重要的寫作能力，這種能力可以引導書進行下去。寫作存在一定的自主性，而且她對此的信念尤其讓她跟其他作家很接近。即使在這一共同點上，使其不同的，首先是自主現象，只是為了方便對話才被稱作寫作的：實際上，她的解釋證實了這一點，正是這整本書突然獲得了一種自主，也就是說不僅是寫作，還有情節的推進都是自動的。隨后，瑪格麗特極為冷靜地重寫了自動寫成的文本，不是為了使其更完美，而是為了解構它，減少其中的軼事和異國情調，使其達到一個平衡點，她要求從這本書中散發出來的光線盡量變得輕盈，與蜘蛛網的結構一樣輕盈。

瑪格麗特·杜拉斯：寫作，就是讓寫作自行完成。也就是既知道也不知道要寫什么。不相信人們知道。害怕。看到朝哪個方向走。有一些很簡單的坐標。人們對自己說：“今天，我描述的女人走出房間，黃昏時回來。”但是，一旦女人出門，就應該讓她完成這本書。每天，一本正在寫作的書都會改變方向。應該跟隨它……說到底，我說的是我的情況！

在這一點上，我確定，我完全確定寫作就是通過那個出現在書桌前的人而自行完成的，他只是書的到訪者。總的來說，薩特的理論在于置身于寫作之中，這個理論已經終結了。在我看來，薩特可能忽略了寫作具有一個神奇的功能。不是人的沖動，而是詞語對詞語的沖動，意義對意義的沖動。現在人們知道這一點了。但是之后，我向后退。我成為了讀者。我成了我的讀者。在這一點上，薩特說得對：作家應該是自己的第一個讀者。在這個時候，我要么走老路，要么重新開始。

瑪格麗特·杜拉斯：我和我的書處在危機關系中。此外小說也處在危機之中。但是我想它需要一直處于危機之中。如果它不處于永久的變革之中，它就什么也不是……

于貝爾·尼桑：您會將自己視為小說家嗎？

瑪格麗特·杜拉斯：我不知道。

于貝爾·尼桑：您的書被貼上了小說的標簽。

瑪格麗特·杜拉斯：在伽利瑪出版社，每一次人們都在想貼什么標簽。最后都貼上了小說，因為小說賣得好……

應該貼什么標簽？她不知道。這是一個小問題。其次，她不喜歡被歸類。“我不會給自己歸類。”她聲稱。她獨自一人，遠離各種群體，有時會被他們迷住，但很快就會被這種偏好可能會導致的附屬關系嚇到，要么無動于衷，這時她就會因為沒有更多地參與而感到后悔，她會解決她的書遇到的個人危機。她估計她與“新小說”的共同之處僅在于“一種探索精神”。但是她會把這些交給他人去評判。“正如人們所愿，這跟我沒有關系。”

瑪格麗特·杜拉斯：不，我覺得，在現代小說中，我們這里的研究比其他地方的有趣得多。也更重要。那些試圖扼殺巴爾扎克式對社會的刻畫、減少作家在社會中和在自己眼中的作用的人，正是法國人。既不是英國人，也不是美國人。

03.

“我不相信沒有時間寫作的作家。”

如果相信她的出版人所作的調查，而且從她收到的信件來看，瑪格麗特·杜拉斯在年輕人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她沒有對此作出解釋。至少在對話中，她沒有思考過，這種巨大的成功是否來自她既沒有真正與繼承傳統的小說決裂，又開辟了通往新視野的角度，這樣既滿足了保守潮流，也滿足了進步潮流，這些潮流處于復雜關系中，在選擇尚未確定的年輕人中間相互對峙；或者也有可能是她的書結構開放，尤其受到了想象力如同沒有墓地的魂魄一樣游蕩的年輕人的喜愛。

瑪格麗特·杜拉斯：人們對我說，我的讀者是大學生，這讓我很高興……總之，我收到不少大學生的來信。之前那一代給我寫信的反而少。

于貝爾·尼桑：在那些寫作的人眼里您是女人嗎？

瑪格麗特·杜拉斯：在女人眼里，是的，在男人眼里，不那么明顯。

于貝爾·尼桑：男作家？

瑪格麗特·杜拉斯：他們說“杜拉斯”……

瑪格麗特·杜拉斯：我從出版社那里領取不菲的月薪。這迫使我寫作。這樣才有理由領錢。但這是工作嗎？或者是職業嗎？應該修正這些概念！不管寫得極少、根本不寫還是寫很多，我每天都會坐在桌前。但我也能在火車上寫，我在哪里就在哪里寫。那些不能隨處寫作的人，需要某種安靜的環境、某種光線的人，這些人，我想他們并不是真的想寫。對于沒有時間寫作的作家，我不相信他們。

人們再次感受到了寫作——為完全避免混淆，應該稱其為寫作的需要——對作家生活施加的壓力。在這里，它變成了一種本性，以至于儀式被打亂了。但這可以解釋為與其他人相比，瑪格麗特·杜拉斯的寫作不那么像咒語。再說一遍，這是為某種平衡服務的寫作，即書的結構的平衡。在由自己完成的文學中，如此獻身于寫作的作家扮演著什么角色？

瑪格麗特·杜拉斯：我接收手稿。我感覺，當人們因為出版社不會出版他們的書而絕望，當他們找遍了人依舊無果后，他們就會把手稿寄給作家。這里面很少會有好書。但畢竟有時候還是會有驚喜。兩年之內，我收到過兩次手稿。這不算多。

于貝爾·尼桑：您從交給您的壞書中找到共同點了嗎？

瑪格麗特·杜拉斯：是的。指出這一點很有趣。低租金住房的生活，阿爾及利亞戰爭，印度支那戰爭。這就成了文學的雜物間。人們馬上把自己的經歷扔進去。沒有經過時間沉淀，所以很糟糕。

于貝爾·尼桑：您會鼓勵年輕人嗎？還是說您會勸他們放棄？

瑪格麗特·杜拉斯：我很少鼓勵。這確實是最次的職業。這讓人痛苦、讓人煩惱，侵占生活中其他東西的位置。某種幸福的位置！至于促使人們寫作的欲望，可以征服它，把它用在其他地方，用在夫妻間的日常生活。可以發瘋，旅游，變成瘋子。為什么不發瘋呢？寫作或許是一種酷刑，一旦開始便無法脫身。

這種她通過暫時不寫作而獲得的幸福，是其他任何幸福都無法替代的吧？難道在這里找不到任何寫作帶來的幸福的痕跡嗎，無論是生產書的喜悅，還是在思考各個階段、向前推進和最終完成時得到的快樂？有一種寫作的激情，仿佛在詞語、思考和判斷的叢林中奔跑一般！然后在書完成后，似乎又產生了新計劃……這種不斷的再生，本身不就是一種幸福嗎？

瑪格麗特·杜拉斯：我完成了《英國情人》，它取代了《塞納-瓦茲的高架橋》，一本我討厭的書。然后我有了計劃。必須如此。否則就會焦慮，這是最糟糕的。

于貝爾·尼桑：圍繞寫作的文學活動呢？

瑪格麗特·杜拉斯：電影劇本。電視和報紙采訪。

于貝爾·尼桑：您喜歡采訪誰？您的文章是關于誰的？哪些人讓您著迷？

瑪格麗特·杜拉斯：妓女、瘋子、罪犯。

最后這句話言簡意賅，但或許吐露了最重要的事。因為說到底，哪怕是被收買的愛情、自愿的瘋狂和罪惡的死亡，這些不都是人們終其一生孜孜不倦尋找和重建的天堂、純潔的天堂、永恒的天堂的主要標志嗎？當然，瑪格麗特·杜拉斯并沒有求助于有時如夢似幻的形而上學。她不是在寫作層面、唯一的寫作層面開展主要斗爭的。

但是她并沒有禁止人們從她的解釋和她的書的結構出發想象其結構，這些在沉默的面紗背后的結構使她能夠更接近其他人，超越了人們最初的想象。《廣場》的女主人公說：“先生，我并不想叫您不愉快，不，我太想讓生活變一變，從中走出去，所以對于旅行我不感興趣，不想去看什么新奇事物。”最終，這本沒有趣聞的書，這個如數學視角一般的無限空間，這段不再流動的時間構成了一部作品，為了不讓任何東西死去。

原標題：《杜拉斯｜我不相信沒有時間寫作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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