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草綱目〉通識》，王家葵著，中華書局2023年7月出版，276頁，56.00元

《本草綱目》之名家喻戶曉，但何為“本草綱目”，卻是一個需要解釋的“通識性”問題。2016年，科學出版社曾組織出版《本草綱目研究集成》，從《導讀》《詳注》《圖考》《研究札記》等方面深入地介紹了《本草綱目》。不過，對一般讀者來說，閱讀如此巨制并不容易。《〈本草綱目〉通識》（以下簡稱《通識》，引用僅標注頁碼）一書的主要目標群體應是“從事傳統醫藥行業以外的讀者”，讀罷可對《本草綱目》的文獻結構與李時珍的學術思路有大概了解。與先前諸種“導讀”書籍不同，《通識》并沒有就藥理、藥物來介紹《本草綱目》，更多是從文化觀念上清本溯源，使普通讀者也能夠對“本草”系列叢書的流與變有所知悉，以觀歷史的層累與文化的碰撞。

王家葵教授深耕本草領域多年，這本《通識》小書，從一張李時珍郵票談起，簡潔明了地道出現今對李時珍以及《本草綱目》的誤讀，即“本草”并不等同于“藥用植物”，李時珍也絕非僅僅是“輯”成了《本草綱目》。

本書前兩章，分別解“本草”與“綱目”。

李約瑟說“明代最偉大的科學成就即《本草綱目》，是為本草系列著作的巔峰”（260頁）。這里提及，本草有“系列著作”。而要想評判《本草綱目》，必先知其源流。本書的第一章即著力于此。這一章重點拎出一條主線，即“綜合類大型本草”的發展始末，末了補充主線外的“旁系”，讀罷可知本草來龍去脈。關于本草“主流”與“旁支”的分類說法，實際上也有其學術源流，李約瑟、白井光太郎、鄭金生等人都對此有進一步的解釋。《通識》一書的重點自然是在“主流”，即《神農本草經》-《本草經集注》-《新修本草》-《證類本草》-《本草綱目》等之間的起承轉合。不過，知識文化的變遷往往不能只看官家，所謂的“旁系”之中，隱藏著許多有關知識在地化與日常接受的提示。比如，從使用者的角度講，有諸如《通識》中提到的“藥學類手冊”（68頁），包含了供醫學生使用的藥學入門書和供平民百姓使用的藥學工具書；而從出版方的角度講，有官方編輯綜合性本草和地方文人、出版商主導編纂的本草出版物之分——尤其是在“自十六世紀開始，官方編輯綜合性本草的傳統式微，本草的編輯、出版與詮釋轉入文人和出版商之手”，在這一方面，邊和的《藥之為物：明清的本草與知識文化》（Know Your Remedies: Pharmacy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China）或許有更多細微的體察（相關介紹和書評見“劉小朦評《藥之為物》｜辨草識藥：重繪明清中國的知識版圖”，《上海書評》，2022年4月18日）。

第二章是本書的重點，占據的篇幅也最大。所謂“綱目”，有三個層次：篇章結構則總論為綱，各論為目；區分物類則大部為綱，子類為目；敘說藥物則標名為綱，列事為目（71頁）。本章即依循這三層，層層展開，先言“序列總論四卷”，再說“分門部類四十八卷”，最后為“卷次內容簡說”。“序列總論四卷”中，又有別開生面之處。作者從《本草綱目》總論中引申出三個話題進一步討論。第一個問題“六失與六不治”，背后實際上是醫患關系的探討；第二個問題，“同名異物”，實則牽涉理論與實踐的調適、互動；第三個問題，“用藥禁忌”，最為有趣，落腳到用藥知識在民間的傳播，引證了不少文學小說作品。作者從社會學、傳播學等多角度，關照到《本草綱目》背后的“人”的因素，這是很重要的。對物的研究，重在透物見人，書籍并非一本平面的知識圖譜，它有自身的時空層累，而人事的偶然性與異動無不影響著書籍的面貌。百姓平民的知識學習與積累容易被忽視，它往往沒有清晰連貫的脈絡，也缺乏系統性與可供檢驗性。一方面，“民眾的醫藥知識除了口耳相傳，更來源于易于傳誦的歌訣和偏于人文的醫學書”（109頁）；另一方面，民眾往往不會對這類知識進行認真的檢驗，例如對于用藥禁忌，“以避之為吉，后人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通過驗證來否定前說的可能性……‘先圣’擁有更大的話語權，流傳過程中既是出現不同聲音，接受程度較低，難于獲得廣泛傳播”（113頁）。由此推及各種觀念、言論乃至圖像的“以訛傳訛”，自有其民間邏輯在。

《本草綱目》被比擬為“百科全書”的關鍵，也在這一章中被點出，即“列事為目”之八目中的“釋名”“集解”“正誤”“發明”是其特色所在（186頁）。譬如，“發明”重在闡釋醫理，王家葵舉例“人部”藥物中李時珍的反對立場，言其是“站在儒家‘仁學’的角度立論”（204頁），這與明清之際文人的“格物致知”之觀點是相符合的，“明清文人將‘醫卜星歷’乃至繪畫等專業技能視作儒者格物之學的一部分”（“劉小朦評《藥之為物》｜辨草識藥：重繪明清中國的知識版圖”，《上海書評》，2022年4月18日）。《本草綱目》在王世貞等人看來，正是這樣的“格物之學”；但與此同時，作為醫者的李時珍，其著述此書的出發點卻不一定是要迎合文人風尚，他可能更多將之視為一項事關公眾福祉的事業（Bian He, Know Your Remedies: Pharmacy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Chin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p.46）。從這個角度，或許也可以進一步思考《本草綱目》對“巫”的兼收。《通識》的結語中提到，李書中諸種“具有巫術色彩的條目”在晚近“經常被批評者拈出作為笑料”（264-265頁），王家葵認為，李時珍對“巫”的部分吸收，源自“明代好奇尚誕的風氣”（266頁）。筆者認為，歸結于與明代文人文化息息相關的尚奇風尚，或許有些牽強。首先，“巫”有其深厚的歷史傳統，亦是一種群體性知識，并不能簡單歸因于一時的風尚追崇。而“巫術”的傳播不僅依靠書籍，也依托于“巫醫”群體。李時珍對于“巫”成分的保留，可能是考慮到當時“巫術”在地方民眾當中的影響，以及“巫醫”始終承載的復雜的社會作用。其次，明代“尚奇”是否包含了以“巫術”為“奇”的指向呢？就文學小說創作而言，明代之“奇”，主要體現在“常中出奇”和“以幻為奇”中，這二者實際為一體兩面，“部分文人日益重視奇詭幻怪之事中‘真’的一面，強調小說戲曲創作應當‘幻中有真’、‘真幻結合’，從而將奇的重點由‘幻’轉移到‘真’上來”（陳剛，《晚明“常中出奇”的觀念成因考論》，《文藝理論研究》2019年第6期）。《拍案驚奇》主張所寫之事要“多近人情日用，不甚及鬼怪虛誕”，“奇”的內涵是“在于能夠以曲折精細的筆觸將日常生活全方位、立體化地展現出來”，或是“通過巧合的運用、懸念的設置、細致生動的心理描寫來讓小說具有更高的閱讀價值”（同上），而非一味的神怪題材呈現。《本草綱目》雖非文學創作，但顯然也非為獵奇。書中涉及巫術色彩的內容，可能只是李時珍基于當時醫療的社會實踐，考量民眾的知識接受，采用“上自墳典，下及傳奇，凡有相關，靡不備采”的材料收集方式的結果。不過在此之外，也有可能與其個人對道家神仙方術的取向有關。

《本草綱目》并非“本草”系列書籍中首度使用圖像者，但是比較其不同版本的圖像流傳，可以關聯到明清的出版生態與風尚，第三章即著力于此。王家葵早年即參與編寫了《本草綱目研究集成》系列叢書，是《本草綱目圖考》的作者之一，因此他本身即對各版本《本草綱目》的圖像有所了然。《本草綱目圖考》逐一比較金陵本、錢本、張本三大系統的藥圖，考釋《綱目》藥圖異同之原委，及其與前后本草藥圖之繼承關系（《本草綱目圖考》，前言）。如欲對《通識》第三章的內容有更進一步的了解，則《圖考》一書將是有益的參考。基于筆者個人的興趣所在，接下來也想試著對第三章多做一些探討。

《通識》在第三章提列了《本草綱目》圖像的“一祖三系”，簡稱金陵本（祖本）、江西本（祖本之“嫡系”）、錢衙本和張紹棠本（“修訂本”），前兩者的圖版較為接近，后二者則有較多的圖式圖樣修訂。通過比較，能夠看到視覺語言在《本草綱目》各版本中的發展。錢本之所以對圖像有較大的修訂，與明末清初的“文人意識”（241頁）不無關系。錢本所追求的文人畫意趣，可能是當時版畫插圖的一種共同風尚。作者舉例了“慈烏圖”“燕圖”及“木芙蓉圖”種種，引詩文以證插畫作家對于文人雅趣的重視。不過，需要注意的是，盡管錢衙本可能有對文人意趣的追崇，但是一些圖像或畫面的表現，卻未必是其插畫作家陸喆或刻工項南洲的首創。以錢衙本《木芙蓉》一圖為例，它的重新構圖未必如《通識》所言，是對《長物志》“芙蓉宜植池岸，臨水為佳，若他處植之，絕無豐致”（244頁）的直接表現，而是有可能直接借鑒了更早出版的《唐詩畫譜》的圖式。

木芙蓉圖，《本草綱目》錢衙本

“芙蓉花四種”，《唐詩畫譜·新鐫木本花鳥譜》，[明]黃鳳池輯，明萬歷至天啟時期清繪齋、集雅齋合刊本，日本內閣文庫藏本

而在“鸚鵡”一例的分析中，作者認為錢本將鸚鵡安置在鳥架上，是為表示馴養，但是考察明萬歷新安派蔡汝佐所繪《圖繪宗彝》以及明末清初陳洪綬所繪仕女圖，或許可以認為，如此的鸚鵡表現，來自于“調鸚圖”的構圖方式，無不是追隨彼時畫壇風尚的表現。

[明]陳洪綬《斜倚薫籠圖》局部，上海博物館藏

“調鸚鵡”，《圖繪宗彝》

“鸚鵡”，《本草綱目》錢衙本

同樣是媒介取材的問題，《通識》有提法很形象，作者提及在各種版本的《本草綱目》中，獅子的形象已經距離真實越來越遠，只能視作對于“獅形物”或曰“獅子器物”（253、254頁）的模仿。更進一步說，“金陵本、錢衙本取材于石獅，而張本造型接近舞獅”（253頁）。這也提示我們，在了解古代各種視覺形象的塑造時，勢必要考慮創作者的素材與取材媒介——也即現實經驗與媒材的可獲取性所帶來的結果。不過，《本草綱目》的“獅子”來源，未必是三維的“石獅”，考察當時其他二維平面的“獅子”形象，譬如民窯生產的外銷瓷器上，實則都是一樣的簡率，不同行業的畫工可能只是相互效仿而已。

不同版本《本草綱目》中的“獅”，《本草綱目圖考》，1744頁

 青花獅子紋盤，明嘉靖年間，美國大都會博物館

在結語部分，作者簡要提及了《本草綱目》在域外及對現代的影響，也關涉到了李時珍的局限性。不過，雖有“《本草綱目》在東洋是漢方醫學的寶典，在西洋是博物性質的百科全書”（62頁）一說，是書“博物性質”的界定仍有進一步探討的空間。借用劉小朦之言，或許是一較為中肯的作答：“傳統本草與藥物知識并不僅僅關乎治療，它也是不同群體探索自然事物及其與人、與宇宙關聯的學問與實踐。我們或許可以將這種取向稱之為‘博物學’（natural history），但不必以歐洲博物學的標準來評價中國本草的發展與興衰。”（“劉小朦評《藥之為物》｜辨草識藥：重繪明清中國的知識版圖”，《上海書評》，2022年4月18日）

時至今日，除了對“科學”“技術”“藥學”等概念的反思之外，也可以從不同的觀者角度來審視《本草綱目》的概念與意象，思考它究竟如何從方方面面影響著當代人的生活與創作（如施慧的系列作品《本草綱目》）。

本草綱目·1，2009-2010，施慧

本草綱目·2，2014.08.18-2014.09.08，施慧

我們需要“通識”一類的書籍來引導我們進入《本草綱目》，或許正暗示了個體對于這方面知識的遺忘與缺失。孔子在談論《詩經》時，曾評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我想，這評價放之于《本草綱目》亦有可取之處。對多數像我一樣不甚知解此書的人，借助《通識》，應可找到“初識于鳥獸草木之名”的門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