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帶著作家的新身份回到北京，接受媒體采訪。（圖/由被訪者提供）

演員、編劇、攝影師、老板、短視頻“網紅”曹操，在拍了200多部戲后，決定寫一部歷史懸疑小說。“不懂”是他做一切事情的出發點，“我干了那么多‘亂七八糟’的事，其實就是缺什么補什么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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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7月正午，高溫令人困倦，剛回中國不久的曹操也帶些疲態。

他身著便裝，背靠沙發，等待記者的到來。訪談在他的工作室二樓進行，燈光、桌椅以及其他道具都是現成的，除了放置幾本他的新作《金宮案》，其余部分幾乎不用做任何調整。

常看他視頻的人，一眼能認出，這就是曹操平日直播的地兒。

匆匆吃了頓飯，曹操換了件寬松的襯衫，拿了把折扇，一副說書人的樣子。

在攝影師開機前，曹操特意囑咐：“我左臉好看，這是當演員的經驗。”

鏡頭對準他，他又側側身子，立馬興奮起來。熟悉的曹操回來了。

他有一口地道的京片子，能熟練地將兒化音放在合適的位置，說到有趣之處，他的肢體語言也漸漸變得豐富。

在談論他的小說之前，他先講了兩個故事，一個關乎他為何學中文，另一個則是他幼時的夢。

二十來歲時，曹操和同齡男孩一樣，“愛裝酷”。

彼時，他正在讀大學，學校要求每個學生學一門外語。

同學們的偏好是法語、德語、西班牙語，曹操覺得“學的人太多，不酷”。

他想學漢語，起碼在喜歡的女孩面前說起來時，也有面子。他未曾想過，這一學就是27年。

再將時間指針撥回到他的童年。當老師問孩子們“長大了，你想干什么？”時，有人說醫生，有人說律師，曹操的答案顯得格外抽象，“我希望我的生活像小說里的角色那樣，能慢慢探索無窮無盡的新世界”。

如今，機緣巧合下習得的中文與對世界的探索欲聯結在了一起，曹操為它賦予了一個充滿歷史和懸疑意味的名字——《金宮案》。

這部小說故事講的是，納謀魯取奉命調查宮中婕妤死亡的真相，但在探案進程中，他發現了事件背后更大的秘密。

在書作的起始，曹操引用了《韓非子·主道》中的話：“虛靜無事，以暗見疵。”在他眼中，這是對本書最好的概括。

“會講故事的老頭兒”

語言能讓人對異域產生更深的認知，這在曹操身上也不例外。

學漢語后，他對中國文化的興趣漸趨濃厚。他總去書店找相關讀物，但他發現，在書店分區中，“沒歷史，沒哲學，只有一些老外在中國干了一個什么事兒的記錄”。

曹操看了幾本就開始厭煩，因為“那些作者并不是想表達在中國的游歷讓他們大開眼界，而是像拿個放大鏡，到處宣揚，說‘讓我來帶你們看看中國最有意思的東西’”。

曹操下了決心，要是他寫書，絕對不這樣寫。在他心里，中國是個歷史很長、文化很多元的地方，“值得欣賞的東西太多了，沒有必要把‘我’放在中間當主角”。

1996年，曹操來到北京。首都的城市建設尚未大規模進行，“四環還沒通，只修到了學院路，過了那兒，有一截小土路，再之后就是中關村，中關村只有一層賣電子產品的攤位，賣碟的人還有不少”。

曹操因拍攝多部影視劇而被中國觀眾所熟知。圖為曹操拍攝工作照。（圖/由被訪者提供）

當時，曹操住花家地，從房子的窗戶往外望去，一片空曠，北邊只有一棟樓，一旁是個土豆廠 。

朋友跟他說，在那兒買房是好選擇，他心想，那這人得多瘋啊。

幾年以后，北京大變樣。曹操眼見著這座城市修好了路，建了一座又一座的樓，但在這一進程中，他發覺，“人其實沒什么改變，都是熱心腸兒，尤其是一些大爺，一搭腔兒就停不下來”。

曹操在生活里遇到過不少這樣的人，“他們有特別多的人生經驗，所以有很多話想說，我知道他是好心，也覺得他的話有價值，可有時候確實不太能聽得進去”。

曹操意識到，某種程度上，自己也是那些愛閑談的“老頭兒”中的一員。

做了20多年演員的他深知，大爺們的絮叨之所以讓人難以沉浸，主要問題出在講述方式上。

疫情前不久，曹操動了寫書的念頭兒。

他不想曲高和寡，也不想呈現出一種說教的姿態。于是，他開始思索，哪種故事模式更能讓讀者接受。

寫作前，曹操做了些調研。他發現，當今的影視劇和書籍，主要有兩類內容，其一是愛情故事，其二是謀殺案。

從小就樂意看偵探小說的曹操，絲毫沒猶豫，選擇了將后者作為軀殼，裝載自己的表達，“這有點兒像是吃藥，外頭包一層糖衣，就更容易吃得下去了”。

“劇本是說明書，而小說是成品”

曹操演過200多部戲，做演員的時候，他格外喜歡一類敘事——“競爭對手之間不明著打，只是暗戳戳地捅刀子，置身于那種危險感，你會感覺周圍全是人，但你完全不知道誰是敵人、誰是朋友。”

類似的故事，在中西方的文本中都不算多，這極大地激發了他的創作欲望。

不過，有個問題限制著他，在中國歷史中，明爭到處都是，暗斗卻非常稀有。

直到曹操了解了南宋與金之間的關系，他毅然把故事背景設置在這段歷史時期。

更讓他欣喜的是，在那個特殊的時代，有許多漢化的外來人，他們的經歷與自己如出一轍。

曹操新作《金宮案》。

在總結相近的生活軌跡時，曹操說：“這樣的身份有個好處，就是能非常清楚地感受到哪些是人類共通的東西，哪些是自己國家、自己村里才有的特點。”

于曹操而言，寫作的過程是磨礪。

最突出的體現，是對歷史細節的還原，“想要讓讀者感到真實，金國老百姓用什么面粉，戰場上的兵和宮廷里的兵分別用的是刀還是劍，都要逐一搞清楚”。

有時候，一套大部頭的歷史書，可能只有兩三句話有用處。

曹操拿書中寫到的一位太監舉例，“他幾歲去勢，怎么操作，去勢的方式和年齡會不會影響他的長相，印象里的太監都是矮胖的，那么有沒有高瘦的，全都得研究”。

很多資料、書籍沒有英文版，有些更是文言文，對曹操這個老外來說，這些無疑都是障礙。

在3年多的寫作時間里，支撐曹操堅持下去的是興趣。他說：“如果不是覺得這東西特好玩兒，能有人愛看，我就不寫了。”

此外，修正過去一些故事中的錯誤也是曹操沉下心完成《金宮案》的理由。

他說：“做演員最大的痛苦是接了個活兒，必須得干，不然沒法養家糊口。以前，為了演好影視劇，我得分析劇本，好的、壞的角色，我都見了不止一次，所以寫小說，也是個創作的‘地圖’，它很有用，告訴寫東西的人，這兒別去，千萬別去，因為那是錯誤累積出來的經驗。”

寫小說前，曹操寫過幾個劇本。他覺得，劇本的完成度也很高，可歸根結底，“劇本不是成品，它是影視劇的說明書，如果你寫劇本，只有四個人會完整地看，一個制片，一個導演，一個演員，外加你媽媽。而小說是成品，它將會面對千千萬萬的讀者”。

最早的一批讀者，實際上是曹操的朋友。“每個星期，幾個‘書呆子’哥們兒都會坐到一起，拿著八九頁正在寫的東西，互相分享和交流。”《金宮案》就是在這個寫作會上一筆筆改出來的。

“這角色太假了”“這什么文筆啊”“這詞兒用得不對”，有時聽到刺耳的評價，曹操會坐立難安。

但到了最后，無論話語好壞，他照單全收：“做藝術家必須得了解別人怎么看，接受批評才能發展，對吧？”

客觀評價作品，是對藝術家真正的尊重

在成為小說作者前，曹操已有許多身份：演員、編劇、攝影師、老板、短視頻“網紅”……在外人眼里，他是個不折不扣的“愛折騰”的人。每當別人提出這個判斷時，曹操總會講另一個故事。

那是他上幼兒園時的事兒。某天，園里來了個牙醫，老師讓所有孩子排隊，“牙醫讓孩子打開嘴巴，挨個兒檢查，我那時候5歲，根本沒聽說過什么是牙醫，所以也不知道他為什么要讓我張嘴”。

當別的小朋友照做時，曹操始終將嘴緊閉。

老師給曹操的媽媽打了電話，媽媽到學校詢問原因，曹操說：“我想聽到他們對我提問的解釋，我之所以問，就證明我有不明白的地方。”

對曹操來說，“不懂”是他做一切事情的出發點，“我干了那么多‘亂七八糟’的事，其實就是缺什么補什么的過程”。

曹操坦言，做演員時，自己最不缺的是尊重，“到了現場，聽到的話是‘曹老師，您休息室在這兒’‘曹老師，導演讓您下一場戲再上’，所有人對我都挺客氣的”。

后來，曹操在北京798藝術區的某個藝術空間舉辦了一次攝影展。

一次偶然的對話讓他意識到，真正的尊重，也許來自對作品的探討與客觀的評價。

他和策展人做了精心的設計，一面墻掛中國人拍中國的照片，另一面墻則是外國人拍中國的影像。

中間有一道白墻，參觀者可以在上面寫下自己的感受。

有一回，一位參觀者突然走到曹操跟前問他，從藝術的角度，這種布展應該怎么解讀。

那一瞬間，曹操覺得，觀眾對他的態度完全不一樣了，“可能在人們的傳統觀念里，演員不需要過多的智力支持，而策展人、藝術家或者作家，是需要的，所以待遇也就不同”。

書出版后，曹操倒是沒著急看讀者的反饋。他有個習慣，作品上市的頭一個月里，絕不看評論。

“為什么呢？要說我不好，我心疼；要是壓根兒不提我，那我更心疼。當然，最糟糕的是那個等待評價刷新的階段。”

曹操說：“仔細想，做演員、拍照片、寫小說，我做的其實都是講故事。”他猶記得11歲的某天，他買了本“特好看”的小說。

往常，他早已睡下，但那個晚上，他趴在被窩里，打著手電筒，一頁頁地翻看著。

媽媽上樓問他怎么還不睡覺。他關掉手電筒，等媽媽的腳步聲消失，再借著微弱的光接著看。

那段日子的清晨，曹操以同一個姿勢醒來——他趴在枕邊，手電筒和書上都淌了些哈喇子。

想到這里，曹操越發對作品有明晰的定位：“我想寫給11歲的自己。”

7月中旬，曹操的新書分享會在北京舉行。

活動結束，一個孩子買了書，來找曹操要簽名。

孩子的媽媽說，孩子是自己主動來的，來之前，他每晚都趴被窩里看上幾頁。

曹操問他今年多大，孩子回答11歲了。

在慨嘆這一切像個輪回的同時，曹操也覺得，“這輩子干了件值得的事兒”。

現在，書寫完了，幼時的夢也成真了。

本文首發于《新周刊》64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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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L

原標題：《一個叫“曹操”的網紅老外，寫了本中國歷史懸疑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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