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在臺北開會，茶歇時遇到了復旦大學的老友倪偉。閑談中我向倪偉打聽，在臺北哪兒可以買到CD唱片。倪偉說：“你想買CD，最好找老呂。臺北的唱片店，沒有他不知道的。”他一邊這么說，一邊伸長了脖子四下張望，仿佛隨時都可以把那個他稱作“老呂”的人，從喧鬧的人群中提溜出來。我又問他老呂是誰，倪偉的神色稍稍有點訝異：“呂正惠啊！”聽他的口氣，好像在臺灣不認識呂正惠，是一個很大的罪過似的。

倪偉一連問了好幾個人，都說不清老呂的去向。最后，老呂的一位弟子告訴了我們準確的消息：她看見老師被幾個學者簇擁著出了門，大概是去泡咖啡館了。中午吃盒飯的時候，我看見倪偉領著一個年近六旬的老者朝我走過來，便趕緊起身與他寒暄。這人相貌奇古，嘴巴闊大，腳蹬涼鞋，衣著松松垮垮，一身山民裝扮，與我平時所常見的那些衣履鮮潔、望之儼然的臺灣學者很不一樣。沒聊幾句，老呂就問我想找哪一類的CD唱片。我告訴他，有一套飛利浦公司出的莫扎特弦樂四重奏、五重奏合集，是意大利四重奏組所錄制的版本，在大陸不易找到，想看看臺灣有沒有。老呂一聽，滿不在乎地對我說：“這套唱片倒不難找。我記得附近的一家唱片店就有。我們這就過去，怎么樣？”

就這樣，我跟老呂見面還不到五分鐘，就糊里糊涂地跟著他出了會議大廳。我們從門口的立交橋下穿過，又走了幾條街，來到了一家門臉不是很大的唱片店。老呂報上CD曲目和版本，老板只簡單地說了句“斷貨”，就不再理會我們了。因下午還有會，去其他唱片店，時間來不及，我們在店里隨處轉了轉，最后悻悻而歸。

一年后的某個夏日，我記得是在一次學術會議的開幕前夕，清華大學的王中忱教授笑嘻嘻地走到了我跟前，將一套嶄新的莫扎特四重奏、五重奏合集交到了我的手上。他說，這套唱片，是老呂托社科院文學所的一位學者從臺灣帶回來的。他還說，為了替我尋找這套唱片，老呂轉遍了臺北的唱片店，最后是在臺中買到的。

這大概就是我與呂正惠先生相識的緣起吧。

后來，老呂攜夫人來清華講學，我與王中忱、解志熙教授陪他在甲所喝酒。為了答謝他四處奔波為我買CD的辛勞，我回贈了他一套匈牙利作曲家巴托克的弦樂四重奏唱片。那時，我雖不知道老呂在音樂欣賞方面的喜好和趣味，但也隱約聽說，他對西方二十世紀的作曲家很有研究。我想，送他巴托克，總是不會錯的。不料，老呂告訴我，相同版本的唱片，他已經有了一套。仿佛是為了讓我寬心似的，他很快又接著說，我送他的這套唱片，他一定會作為禮物珍藏。而家中已有的那套，他回到臺灣后就拿去送人。

再后來，老呂時常來北京開會、講課，我也有了更多的機會與他一起飲酒暢敘。漸漸地，我們就成了無話不談的朋友。

今年八月底，我在捷克南部的一個小鎮旅行時，同時收到了呂正惠先生和他的責任編輯發來的電子郵件，得知老呂的《CD流浪記》一書，即將在北京大學出版社重版。這本書在大陸已印過兩次，多年來，一直為古典音樂愛好者所重視。對于這本書的存在，我雖時有耳聞，但一直沒有機會拜讀。這次聽說它在北大出版社增補再版，就有了即刻閱讀的沖動。好在九月初，我從歐洲回到北京之后，這本書已經放在了我辦公室的書桌上。

說實話，在我和老呂不算很多的交往中，我總是為他身上某種特殊的稟賦和氣質，感到既迷惑又好奇。換句話說，我對于臺灣還能有這一流的人物存在，暗暗感到有些吃驚。得益于作者直言無隱的寫法，我在一字一句讀完全書之后，老呂云遮霧繞的身世和行跡，已經有了一個十分清晰的輪廓。這本書，也多少印證了我對他為人的種種猜測——簡單來說，我覺得老呂是屬于那種在文化和歷史進程和時間洪流中，進化得不夠好的那一類存在物。我的意思當然不是說，老呂這個人完全拒絕進化，而只是想說，他在進化之后留下了太多頑固而堅實的剩余物。關于這一點，我準備放在后面去談，現在回過頭來先說說這本書。

既然這是一本談論西方古典音樂的著作，在閱讀這本書的過程中，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就不能不引起我特別的興趣和關注。第一，作為一個擁有至少7000張CD唱片的資深“發燒友”，老呂是如何走上愛樂之路的？最初的契機是什么？多年來迷醉于西方古典音樂這一經歷，給他的生活帶來了哪些樂趣或助益？第二，老呂的欣賞趣味如何？他對西方音樂史有何特殊見解？第三，聆聽古典音樂，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到了他的世界觀、文學觀以及人生態度？接下來，我打算結合這本書的閱讀體會，逐一談一談對這些問題的看法。

根據老呂在《一點回憶》中的自述，他在讀高三時，一位汪姓同學給了他這樣的忠告：對于好靜不好動的人來說，養成聽古典音樂的習慣，將來大有好處。這位同學后來與老呂失去聯絡，不知所終。但同學的這句忠告，或許就是老呂走上愛樂之路的最初根芽吧。在大學讀書期間，老呂開始通過聽盜版黑膠唱片，慢慢地進入了西方古典音樂的世界。等到結婚之后，他終于有了一些閑錢，便為自己購置了一套“花費奢靡”的音響。

不過，在這一時期，老呂對古典音樂的泛泛涉獵，與淺嘗輒止的普通愛樂者并無多大的不同。古典音樂作為日常生活的裝飾和點綴，除了音樂本身的美之外，吸引他的很多東西，也許都與音樂無關。也就是說，“聽音樂”，只是樂趣和情調的一部分，對生活而言還遠不是必需品。正如老呂在談及自己購置音響的心情時所坦承的那樣：“我們為了自己能過上中產階級的生活而高興。”就像兒童在得到糖果時常有的情形一樣，他不僅會貪嗜于糖果的美味，也會為包裝糖果的彩色玻璃紙而感到欣悅。

在這本書中，老呂有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題為《二穆嬌娃》。剛看到這個題目時，我還以為有位音樂家名叫“二穆嬌娃”呢，讀到后面才知道，原來“二穆”指的是小提琴家穆洛娃和穆特，而所謂“嬌娃”，當然指的是二人在CD封面照片中呈現的美貌。老呂其實對穆特演奏技藝評價不高，他后來不斷追買穆特唱片的原因之一，或許是因為音樂家容貌所發生的“可喜變化”——她從一個稍顯稚嫩的美少女，已搖身一變為“明艷動人”的少婦。同樣，老呂之所以成為鋼琴家皮爾斯的擁躉，不僅源于皮爾斯的封面照片十分“迷人”和“性感”，還因為中年后的皮爾斯笑起來的時候，很像列夫·托爾斯泰在小說中所描述的安娜·卡列尼娜。難怪有人譏笑老呂是在追逐“封面女郎”，而不是在聽音樂。

老呂真正對古典音樂表現出癲狂般的癡迷，以至于“不能一日無此君”，恐怕與他突然遭遇到的重大人生變故有關。關于這件事的始末，老呂在書中論列甚詳，我這里就不再交代了。我想說的是，臺灣的政治和社會巨變（加上他最鐘愛的妹妹自殺身亡），不僅讓他的日常生活出現嚴重的危機，使他一度心滿意足的中產階級生活世界徹底坍塌，甚至就連生活信念本身都出現了分崩離析的狀況。用老呂自己的話來說，他看不下任何書，寫不出任何文章，每天抽兩包煙，時常深夜醉倒街頭。在這一時期，古典音樂成了他繼續生活下去的重要理由之一。

我想，聆聽古典音樂這一行為，在老呂的人生危機中所扮演的角色，大概有以下幾個方面：對于他極感痛苦、孤獨的境遇而言，音樂是避難所；對于他失去信心的生活而言，音樂是打發無聊的工具（海德格爾對無聊的簡單定義是：你越是希望時間很快過去，時間越是賴著不走）；對于他“躲進小樓成一統”的情感意志來說，音樂成了隔絕周圍世界的幕障；最后，對于必須找出點什么事做而不讓自己發瘋的“操心”或“籌措”而言，購買唱片就成了一個代償性的日常行為。

老呂歷年來所購買的CD唱片，竟然多達7000至8000張。擁有如此之多的CD，是一個什么概念呢？也許有一部分讀者，對這個數字沒有什么切實的感覺，我在這里可以稍稍解釋一下。因為老呂所購買的CD全部都是正版（正版CD有高價、中價和平價之分），而且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所謂的名盤，姑且就按中價版每張120元的平均價格來計算，將這些唱片全部買回家中，大概需要花費80-100萬人民幣。對于一個僅靠教師工資維持生計的人來說，他在唱片上的驚人花費是不難想象的。當然我們也可以換一個算法：如果每天聽一張唱片（通常60-70分鐘），一天不間斷地將這些唱片全部聽完一遍，就得耗去整整20年的時間。如果平均兩天聽一張呢，那就需要40年。考慮到其中的有些唱片，老呂一聽再聽，甚至是百聽不厭，合理的推測是，在老呂所收藏的CD中，一定有相當數量的唱片或許從未拆封。我傾向于認為，正是購買唱片這個行為本身（而不是聽音樂），最終幫助老呂度順利渡過了這次難關。這也不難解釋，為什么我在看完《CD流浪記》這本書后，感到肅然起敬的對象，首先并不是老呂本人，而是默默站在他身后為他提供重要支撐的呂夫人。

說起呂夫人，這里不妨再說一段趣聞。有一回在北京陪老呂喝酒，眼見得老呂喝得興起，似乎很快就要醉倒之時，呂夫人靜靜地坐在一旁，眼神中滿是憂慮和擔心，卻始終默然無語，只是不時求援似的將目光投向坐在老呂身邊的解志熙。最后，解志熙教授不得不佯裝板下臉來，從老呂手中奪下酒盅，提前宣布晚宴結束。后來我才知道，老呂來北京之前，呂夫人就和解志熙教授達成了不成文的協議：保證不讓老呂喝醉，是呂夫人同意他來清華講學的唯一前提。不過，這段趣聞也說明了這樣一個事實：對于任性而好酒的老呂，性情溫和的呂夫人基本上沒有什么約束力。

在閱讀《CD流浪記》的過程中，我在這本書的許多地方都劃了線，并隨手記錄下一些感想。那些標記和劃線的部分，有的與音樂有關，有的與音樂無關；有的地方表明我同意老呂的見解，有一些地方，我對他的一些觀點和看法，也略有疑問。不過總體而言，我贊同他的部分，占去了十分之八九。這一點是很讓人吃驚的。

若說老呂最服膺的作曲家，大抵是巴赫、貝多芬、海頓、莫扎特、舒伯特、舒曼、布魯克納、巴托克、肖斯塔科維奇、普羅科菲耶夫這樣一些人。也許還應該加上馬勒（關于馬勒，老呂在書中雖很少提及，但從他沒有收入這本書的《馬勒拯救我于炎炎夏日》一文的標題來看，他對馬勒的喜愛毋庸置疑）。我們或許可以把這些音樂家納入“半人半神”的第一序列。這沒有什么好奇怪的，但凡喜歡古典音樂的人，幾乎都會對上述大師的作品視若珍寶，推崇備至。

老呂也很喜歡舒曼、勃拉姆斯、威爾第、肖邦、西貝柳斯、李斯特、柴可夫斯基、德沃夏克、門德爾松、格里格、比才和柏遼茲等人。在老呂看來，這個序列的作曲家當然也相當偉大，但他的喜愛似乎是有條件的，并非毫無保留。比如說，他對柴可夫斯基與德沃夏克似乎略有微詞——坦率地說，老呂對這兩個人物的評價，我內心也是基本贊同的。和老呂一樣，我也覺得柴可夫斯基有點淺，而德沃夏克則有點俗。但如果讓我來選擇，上述名單中至少有兩位作曲家，我會毫不猶豫地將他們列入第一序列。我指的是勃拉姆斯和肖邦。

先說說勃拉姆斯。老呂至少有兩篇文章談到了他對勃拉姆斯的欣賞感受，其中有兩段是這樣寫的：

勃拉姆斯的音樂，的確如他孤僻而不合時宜的外表，很難討好人。沒有奔騰的熱情，沒有細膩的幽怨，沒有優美的曲調，也沒有堂皇的風格。總而言之，一眼之下能夠吸引人注意的外表，勃拉姆斯都沒有。

他的音樂就像一個粗大而笨拙的男人所說的情話，這情話一點也不旖旎溫馨，甚至還會帶一點惡意的調侃語氣。

老呂對勃拉姆斯的評價是否公允暫且不論，僅就欣賞經歷來說，我與老呂也有著完全不同的感受。對我來說，勃拉姆斯是那種一聽之下就會深陷其中，且讓人無法自拔的作曲家。他的作品風格內斂、稍顯冷峻，但情感的表達卻極為優美、細膩和深入。那是一種在苦難中“翻過筋斗”的人才會有的情感表達。不過老呂雖然有所保留，但在總體上仍將勃拉姆斯歸入感人至深的偉大音樂家之列，并表示勃拉姆斯確實有資格與巴赫、貝多芬并列為“三B”。在老呂對勃拉姆斯稍顯矛盾的評價中，有一點我們完全一致——老呂極力推崇勃拉姆斯的《單簧管五重奏》，并認為這是一個極其美妙、讓人舍不得去聽的瑰寶。而我也一直認為，勃拉姆斯的這個作品，是世界上兩個絕無僅有的、偉大的單簧管五重奏之一（另一首屬于無所不能的莫扎特）。

至于對肖邦的評價，我和老呂的分歧或許更大一些，這里不再細述。老呂曾坦言，在肖邦的作品中，他唯一聽得下去的是瑪祖卡、前奏曲和練習曲。我甚至頗有些疑心，老呂或許是因為癡迷意大利鋼琴家波里尼，而愛屋及烏，捎帶上聽一點肖邦的。這里順便說一下，當老呂在初聽波里尼演奏的肖邦練習曲時，波里尼還是一個二十八九歲的小伙子，而我不久前在薩爾斯堡的音樂廳觀看他的現場演出時，波里尼已經是一個七十六歲的老人了。當他最后一次步履蹣跚地返場，在幽暗的燈光下加演他一生鐘愛的肖邦時，說實話我的心里多少有一點傷感。不論是作為演奏者的波里尼本人，還是作為聽眾的我，我們都是在肖邦的音樂中漸漸老去的。

老呂的音樂趣味極其廣博，但同時也按照自己的特殊喜好有所側重。他的欣賞范圍主要集中在巴洛克、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三個時期。文藝復興時期的作曲家，老呂很少談論，具體如何不得而知。而對現代音樂和二十世紀作曲家的選擇，老呂的視野比我要寬闊得多。他最為推重的巴托克、普羅科菲耶夫和肖斯塔科維奇，也是我所偏愛的音樂家。在作品演繹方面，老呂對托斯卡尼尼、福爾特萬格勒、瓦爾特、卡拉揚、伯姆等指揮大師家極為欣賞，對里赫特、肯普夫、阿勞和波里尼、大衛·奧伊斯特拉赫、柯岡等演奏家也贊不絕口。這方面，我也沒有任何不同意見。唯一例外的是，我對卡拉揚的興趣，也許沒他那么大。在錄音方面，老呂對現場和歷史錄音極為重視，尤其是前蘇聯黑膠唱片的CD轉錄，無不窮搜逖攬，甚至在版本和曲目的選擇上不厭交錯重復。讀者只要看一下《里赫特早期的現場錄音》這篇文章，即可以對老呂在這方面的功力和趣味有所管窺。

在閱讀這本書的過程中，老呂時常提到的“農家子弟”一詞引起了我的注意。至少有兩次，他特別強調說，他之所以喜歡海頓，是因為海頓是農家子弟；他喜歡威爾第，因為威爾第是農家子弟；他本來不喜歡德沃夏克，可當他知道德沃夏克也是一位農家子弟時，“正在想出理由去喜歡他”。這是什么古怪邏輯呢？我心下暗想，假如我告訴老呂，我也是一個農家子弟，老呂會不會對我也另眼相看呢？讀到這里，我忍不住啞然失笑。笑過之后，老呂身上那種山民和農人的樸素和執拗，又讓我不得不嚴肅地加以對待。

寫到這里，我必須來說一說這本書的一個最大優點，或者說最大的美德。或許正因為老呂是農家子弟，在現代化或城市化的進程中，他身上最好的那部分“農民性”（或如沈從文所說的“鄉巴佬”根性）尚未被濾除殆盡，這才使他的世界觀、人生觀、政治態度和藝術見解，呈現出超絕于流俗、時尚和陳詞濫調社會話語之上的親切、自然和卓異。他不唯書，不唯上，不唯權威是從，甚至完全不受所謂“政治正確性”機械律條的局囿，直抒胸臆、無所顧忌。這些特點集中體現在他對前蘇聯偉大鋼琴家里赫特的評價上。西方音樂界對前蘇聯和俄羅斯音樂家的種種偏見，讓老呂怒不可遏，以至于情見乎辭，直斥為“胡說八道”。

從某種角度來說，里赫特似乎也可以被視為真正意義上的“農家子弟”。因為在老呂看來，里赫特不屬于現代世界，或者說，他是一個“游離于現代文明之外的人”。蘇聯解體之后，里赫特一方面對官僚化的蘇聯政權多有批評，但同時也拒絕西方世界的身份歸化。他晚年在歐洲巡游演出時，盡管他的故鄉烏克蘭已經成為一個獨立共和國，里赫特仍堅決要求將演出海報上的“烏克蘭鋼琴家”更正為“蘇聯鋼琴家”。里赫特的身世，他一以貫之的政治態度和價值立場，特別是對故國家園的復雜心境，引起了老呂極大的共鳴。聯想到老呂憂世傷生的特殊經歷，他將里赫特引為同調，就一點都不奇怪了。

記得看完這本書的當天晚上，在欣賞音樂的間隙，我把老呂在這本書中所記述的里赫特的身世經歷講給妻子聽，她竟多次情不能禁，潸然淚下，我不得不略作停頓，等待她的情緒稍稍平復。

總體而言，老呂是一個生性散淡，熱愛生活的人。他對政治本來沒什么興趣，與所謂的“英雄主義情懷”也一直保持著距離。在早期的一篇文章中，他對英雄主義主題在歐洲交響樂中的勃興與衰歇，曾做過一番回顧。他明明不太喜歡肖斯塔科維奇交響樂中的英雄主義情結，卻還是一遍遍地硬起頭皮去努力地“傾聽”，據說是為了避免掉入虛無主義的深淵之中。反抗虛無，拒絕隨波逐流，似乎也可以解釋他在非常時期對古典音樂沉迷的不得已。如今，從虛無主義的恐懼中掙脫出來的老呂，已經不常聽古典音樂了，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算完全沒有古典音樂，日子也照樣過得下去。但對古典音樂拯救他于水火之中的“恩典”，老呂一直深懷感激之情，并始終銘記在心，未曾或忘。

兩年前，老呂引用《詩經·柏舟》中的一個精妙比喻，為自己幾十年來的“愛樂生涯”作了總結。現在，我將相關內容摘抄在下面，作為這篇文章的結尾：

心之憂矣，如匪浣衣。

我的心就像一堆沒有洗過的臟衣服，不但臟，而且臭，既然不潔白，當然也就不得安寧。這就譬如原來是一塊白布，現在染上了污泥，染上了油垢，越看越難過。你如果把這樣一塊臟布放在溪澗中，讓溪水不斷地沖刷，只要時間一長，水能洗刷的都能刷掉，把布晾干，布雖然變干凈了，但總會留下無法洗凈的污跡。我覺得古典音樂就好比不斷沖刷的山泉，我心靈的這一塊布雖然再也不能恢復潔白，但至少布本身是干凈的，那些污跡是人事歷練中必然留下的痕跡，生命本來就該如此，心靈能夠重新恢復平靜，就是造化對你最大的賜福。

2018年9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