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上的希臘化文明遺產一直是學界關注的重點，因為這是延伸歐亞文明歷史軸線的實物證據。但是很多外來器物本身卻湮沒于歷史塵埃中，即使擺在眼前，也不明所以。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前年在西安東郊月登閣唐墓中曾發現一件角杯，命名為“唐三彩胡人角杯”。本文依據該角杯，并聯系流散海外的文物，結合犍陀羅藝術中頻現的希臘海神造型，首次提出“希臘海神在中國”這一國際具象化課題。希臘化文明是絲綢之路建構歐亞文明交流最關鍵的內容，新見唐三彩希臘小海神特里同造型角杯，不僅客觀上證明了中古雕塑藝術的創新實踐，而且有益于重新審視中西文化交流的多維價值。

一 希臘神話中的特里同

神話是先民們的心靈之夢和混沌憧憬，創世英雄更是先民的精神偶像。覆蓋愛琴海地區的古希臘，創造出從大陸延伸至大海深處的海洋之神。與其他大河文明不同，古希臘文明是一個海洋文明。古希臘人到地中海周邊貿易，海上貿易強國與保衛愛琴海的戰船力量曾經是古希臘人的光榮資本，公元前4世紀時，古希臘大船就達到百噸級，其對海洋的重視遠遠超過同時期其他城邦國家。古希臘人認為海是神圣的生命之源，大海不僅創造出自然的生命力量，而且是海神的居所。掀起驚濤駭浪和搖撼地震風暴的海神波塞冬（Poseidon），一直是令人敬畏的存在。

圖一  大英博物館藏波塞冬硬幣

特里同是海神波塞冬和海后安菲特里忒（Amphitrite）的兒子，在古希臘神話中是海的信使。波塞冬是古希臘神話中的海神，奧林匹斯十二主神之一，是宙斯和哈迪斯的兄弟。其赤身裸體，象征物為三叉戟，經常做出投擲三叉戟的姿勢，或用三叉戟敲擊地面（圖一）。波塞冬執掌水源和部分冥界，常與海生怪獸相伴，也掌管馬匹，傳說他給予了人類第一匹馬。他的坐騎是白馬駕駛的黃金戰車，因而古希臘、古羅馬各種藝術品中海神總是與馬密不可分，但有時波塞冬的坐騎又是一頭鯨魚，代表著永無止境的貪婪。當波塞冬憤怒揮動三叉戟時，海中就會出現海怪，這不但能輕易掀起滔天巨浪，引發風暴和海嘯使大陸沉沒，還能將萬物打得粉碎，甚至引發天地崩裂的大地震。當他駕駛戰車在大海上奔馳時，波浪會變得平靜，并且周圍有海豚跟隨。因此愛琴海附近的希臘海員和漁民對他及小海神極為崇拜（圖二）。

圖二  羅馬馬賽克壁畫（特里同與涅里伊德）

特里同的母親安菲特里忒原是古希臘神話里的海洋女神，她與其他海洋仙女的差別在于她的王后氣質，傳說中當波塞冬第一次在納克索斯島見到她和其他海洋仙女在一起時，就被她的美貌和舞姿所打動，隨即將她攜回宮殿，在大海螺殼上唱起婚禮歌。另一種說法是她為了躲避波塞冬的追求逃至大海的盡頭，而波塞冬的海豚找到了她，海豚因此獲得獎賞化作不朽的星座。古希臘和古羅馬的神話中敘述了不同的故事，但安菲特里忒均是大海之神的女兒。安菲特里忒從未作為波塞冬的妻子出現在崇拜儀式或是藝術作品中，但她與波塞冬被當作地位相當的大海統治者而并列出現，體現了他們在海洋以及海洋生物中的至高權威。古人面對深不見底的大海時，常常恐懼到手足無措，想象力讓他們覺得波濤中都是妖魔鬼怪，出海的經驗卻告訴他們海豚對人類很友好，所以海豚作為忠心耿耿的生物，經常出現在各種藝術品中，波塞冬常被描繪成腳踩海豚的海王。

圖三  西班牙帕特納—德里韋拉出土特里同馬賽克壁畫（26~175 年）

特里同的形象通常為人魚，上半身是人形，下半身則帶有一條魚尾，在某些作品中，特里同在五十個騎著海鰻般生物的美麗女性環繞下破浪前行。特里同與波塞冬一樣，亦常帶有三叉戟，但他最重要的象征物是海螺殼，用來當作號角以揚起或平息海浪和川流（圖三）。當他用力吹響這只海螺時，聲音就像一只兇猛的野獸發出的咆哮，連具有神力的巨人都大驚失色（圖四、五）。傳說中宙斯滅世后，特里同與波塞冬一起平息了洪水，因此特里同常被當作鎮海之神，保佑航海、捕魚的人們。

圖四  大都會博物館藏特里同石雕（1 世紀）

圖五  大都會博物館藏特里同石雕（1 世紀）

根據赫西俄德《神譜》（約前8世紀）的描述，特里同和他的父母住在大海深處的金殿內。古希臘神話中充斥著諸神與魔鬼，古人熱衷于將所有自然現象和抽象概念擬人化，并且長生不死。海洋是生命搖籃也是死亡源泉，在古希臘神話眾多版本中，特里同也有召喚、誘導死者靈魂回歸故里的職能，海員和漁民們堅信他能預言未來，崇拜他有高超的法力和支配自然的能力，以及超長的壽命。實質上，那時候面對海難，人們都認為是海洋怪物襲擊正常航行的船只，古人常用大自然的生物來塑造自己想象中的神界。特里同還出現在古羅馬神話和傳說中，在《埃涅伊德》（Virgil’s Aeneid，前29～前19年）中，就記載了特里同將挑戰他的米瑟努斯（Misenus）扔下了海。這些神話都帶有濃濃的海洋氣息，借海洋動物形象呈現人世間的恩怨情仇，塑造出古希臘悲劇人物般的性格認知，開拓、豐富了以愛琴海地區為代表的海洋藝術題材和審美意蘊。在英國文學中，特里同則被描繪成波塞冬神的信使或傳令官。特里同能成為流動于歐亞大陸的神祇，取決于各地人們對于宗教神話的務實態度，人們祈求神靈的庇佑，即使與大海不相關的事情，人們也將海神改造成護佑平安生活之神（圖六）。

圖六 希臘奧林匹克出土特里同青銅盾牌（前 6 世紀）

隨著時間的流逝，特里同的名字和形象與一族或男或女的人魚生物“特里同斯”（Tritons）相聯系，由他們組成海神的護衛隊。古希臘地理學家保薩尼亞斯（Pausanias）對特里同斯曾有詳細的描寫。特里同還有多物種組合的變種，如“肯陶洛斯—特里同”（Centauro-Triton）和“半人馬魚”（Ichthyocentaur），具有馬的前腿、人的身體以及魚的尾巴，因此有學者推測特里同這一形象來自腓尼基魚形。騎海獸的海洋仙女、騎海豚的愛神等具有海洋生命的神話人物在古代地中海周邊非常普遍（圖七）。

圖七 意大利赫庫蘭尼姆古城馬賽克壁畫（尼普頓與安菲特里忒）

公元前7～前6世紀，隨著雅典在愛琴海乃至整個地中海與周邊城邦的長期爭奪，尤其是公元前480年雅典及希臘海軍在薩拉米斯（Salamis，今薩拉米斯島）擊敗了波斯海軍，扭轉了希波戰爭的戰局后，冒險之戰使人們對海神的崇拜達到了新的高潮。不僅希臘酒宴上“會飲”（Drink Together或Symposium）刺激人們像海洋狂飆沖擊一切敵人，而且后來還發行了手持三叉戟的海神波塞冬圖案的銀幣。但因為波塞冬四處留情，有時庇護一些壞人，所以在地中海地區，特里同的名字和形象均超越了波塞冬。公元前530~前520年制作于雅典的彩繪黑陶罐上，繪有半人半魚形象的小海神特里同與赫拉克勒斯戰斗的場景，表現了特里同在海洋中強大的力量（圖八、九）。

圖八 希臘彩繪黑陶罐（前530~前 520年）

圖九 希臘彩繪黑陶罐局部（赫拉克勒斯與特里同）

希臘在占領區常用神話英雄之名來命名新的城市，由于其在公民殖民地擴展中設立的“城外疆域”主要是一些島嶼或海岸城邦，大部分散布在愛琴海各處，故而古典的海神之風隨著政治擴張傳播也越發廣泛。最初對海洋不熟悉的羅馬人為了擊敗迦太基人將自己改造成航海民族，認為特里同是他們的庇護神，小海神特里同與酒神、日神等諸神文化隨著希臘后裔移民從愛琴海區域進入地中海廣袤地區。伴隨著貿易的發展和航海技術的進步，很多描繪神話場景和圖像的石雕、陶器等，開始傳播到波斯及中亞巴克特里亞地區，各種載體都可以作為神話故事傳播的工具，這些器物中包含很多特里同的珍貴圖像，甚至有公元前2世紀的特里同造型骨灰甕。特里同形象后來又被犍陀羅藝術吸納，海洋情結轉變為農牧傾向。在早期佛像的兩個制作中心——犍陀羅和秣菟羅（Mathura），均發現了大量特里同形象雕刻。貝格拉姆古城出土印度象牙雕版上也有特里同人物母題。大力頌揚海神是希臘化地區文化傳播的一個特征。

二 唐三彩角杯上的特里同

唐三彩角杯出土于陜西、河南等地，部分散見于海內外博物館，種類繁多，制作精良，有的通體敷彩貼金，極具裝飾性與藝術性。但是在唐三彩角杯上有單獨的西方人造型還是罕見的，為什么會在角杯上塑造西方人形象呢？初步判斷無非是外來的來通杯與入華胡人有聯系，并推測很可能是胡人飲酒喝醉的形象。但是，2021年，西安東郊月登閣唐墓出土的三彩角杯，不是以往簡單的“胡人”形象，而是帶有“神人”的具體寓意。該角杯整體呈海螺造型，其上的人物形象與古希臘小海神特里同有相似的基本元素，具有特別的象征意義（圖一○～一五）。

圖一〇 西安月登閣唐墓出土三彩角杯

圖一一  西安月登閣唐墓出土三彩角杯

圖一二  西安月登閣唐墓出土三彩角杯

圖一三 西安月登閣唐墓出土三彩角杯底部

圖一四 西安月登閣唐墓出土三彩角杯特里同形象

圖一五 西安月登閣唐墓出土三彩角杯特里同形象

第一，從人物造型看，該角杯上的人物與以往所見胡人形象明顯不同。人物身體微微后仰，面目清秀，雙目直視前方，年輕的臉上似乎稚氣未退，這正符合特里同的容貌特征。通常來說，波塞冬滿臉胡須，而特里同無絡腮胡子。建造于1642年的羅馬巴貝里尼廣場特里同噴泉（Fontana del Tritone），其形象仍是未成年造型。大英博物館藏品以及巴基斯坦白沙瓦地區出土的很多特里同造型的器物，為我們辨識特里同形象提供了很好的標本。

第二，從人物動作看，該角杯上的人物雙手舉著碩大的海螺，放置于嘴邊，作吹奏狀。根據古希臘神話的描繪，特里同雖然繼承了波塞冬手持三叉戟的動作，但是特里同最主要的武器是海螺殼。他用力吹奏海螺時會產生很大聲音，像是一個充滿野性力量的挑戰者；而當他輕輕吹奏海螺時，海螺聲會使整個海洋平靜、緩和下來，意味著神與自然的激烈對抗趨于和諧寧靜。特里同“向海而生”就是以海螺為標志。

第三，從人物裝束看，該角杯上的人物雙腳赤裸，不似以往常見的著靴胡人，而在海洋中戲水的海神均是赤足。傳說特里同和他的父母住在大海深處的金殿內，在《阿爾戈英雄紀》中說他曾經居住在利比亞的海邊，赤腳蹚水，在海岸上引航，指引阿爾戈號的船員們將船駛入地中海。波塞冬和特里同都有著令人生畏的神祇形象，但工匠依據“模具”“粉本”制作時，由于器物尺寸所限，在小小空間內難以達到希臘雕塑的細致程度，因而人物的西方面貌就稍顯粗糙。值得注意的是，角杯上的人物頭戴多層折邊圓高帽，很可能是地中海東部流行的弗里吉亞（Phrygian）軟帽，而不是長卷發特里同原貌，說明該角杯造型已褪掉西方人物原本外表，變成了中土熟悉的胡人面貌。

第四，從角杯造型看，其整體就是一個海螺。希臘時代之后，特里同經常被刻畫為吹奏海螺的形象，他與一個海螺殼緊密聯系在一起，因此也被認為是俄刻阿諾斯（Oceanus）或波塞冬出行序列中的“鼓手和號手”。傳說特里同的身體常被海藻覆蓋，因此工匠在角杯上塑造出排列有序的圓圈圖案，猶如海螺的回旋繚繞的紋飾。

第五，角杯背面飾有古希臘神話常見的紋飾。既有古希臘神話中經常描繪的鳶尾花、日冠花等，根莖花紋細節逼真；又有古希臘神話中的神翠鳥（Halcyon），傳說當它飛過海洋時暴風雨就會平息，棲息后會帶來安寧。愛琴海周圍島嶼的海洋生物海螺，與海鳥共同展現在圖案中，可能代表著天、海間的友好相處。

此外，該角杯彎曲把手上還飾有一周連珠紋。希臘化藝術傳入西域后，很多造型都發生了變化，如龜茲壁畫中裸體人物和棕櫚枝、葡萄紋，敦煌石窟中愛奧尼亞式柱頭，麥積山具有赫拉克勒斯（Heracles）特征的天王像等，都蘊含著希臘化文化因素。西方人面孔的神話人物被融入中國墓葬藝術之中，這種融合雖不多見，但制作唐三彩的工匠大膽創新的美學設計與一絲不茍的工藝完美融為一體，巧妙地將舶來品——小海神形象與海螺殼結合并運用于角杯造型之中。

頭戴尖帽、深目高鼻的陶胡人俑和三彩俑常見于唐代，工匠們以高超的技術創作出各種胡人形態，充盈著唐人的精神世界。三彩器出現于唐高宗時期，玄宗開元、天寶年間極為盛行，涌現了很多精品。三彩器皿較少，常見人物俑、鎮墓俑及馬、家畜、家禽等動物，均具有豐美的藝術意匠。人物俑及鎮墓俑超自然形象的魌頭，最具藝術價值。唐三彩見證了當時的社會生活，完備地展現了社會生活的各種形態。角杯用三彩工藝制作，具有明顯的大唐色彩。

圖一六 大英博物館藏白釉獅首杯

角杯作為舶來品是中西方交流的最好證據。有裝飾的來通起源于古希臘地區，后經西亞、中亞傳入中國。唐代時，屢見不鮮的來通已帶有明顯的地域特征，出現了方口、六邊口、圓口等不同器形，從早期的角杯式來通到后來的龍首式、象首式、犀角式、臥鴨式、立禽式、鸚鵡式等角杯，再到五代、宋、遼時期的摩羯式角杯，反映出多種文化因素的相互影響。大英博物館收藏的白釉獅首杯（圖一六）以及其他博物館收藏的各式角杯，就是典型的中國工匠模仿外來器形制作的器物（圖一七、一八）。來通在中國器物造型中的嬗變，是絲綢之路文化交流與交融的典型例證。

圖一七 日本和泉久市保惣紀念美術館藏三彩象形角杯

圖一八 陜西歷史博物館藏唐三彩龍首吐水角杯

唐三彩角杯在人際間交流或是流通、消費過程中，常以物的話語符號直接敘事，但并非是單純的舉盞喝酒，其藝術造型是一種外來文化的符號，饋贈炫物、奉獻回贈、以物為媒、互相收受等，都會考慮到角杯藝術的設計，使其成為縈回在腦海的實體化器物，物存人心，從而作為愛物陪葬于地下秘境。

唐人喜愛這類造型的三彩角杯，雖然他們不一定知道西方的小海神特里同，但可能與人們篤信道教“謫仙人”“騎鸞飛鶴”“飛天術”有關，人們站在艷羨者位置去欣賞仙境上的仙人，“呼我游太素，玉杯賜瓊漿”，超逸絕塵、飄飄欲仙，具有翱翔通天模式。如此，西方的特里同藝術造型進入中國飲酒藝術范圍，西方虛構的海神成為中古文人重構欣賞酒仙的把玩品。

我們感嘆唐人具有“尚奇之風”，有推陳出新的天賦并好奇外來藝術的意象，工匠設計、制造唐三彩器物時，居然能將希臘小海神特里同融入自己的創作中。如果說海神之光照射進地中海，因而在歐洲形成各種各樣的特里同藝術形象，那特里同形象是如何進入中華大地并成為角杯上的藝術造型呢？帶有希臘小海神特里同形象的工藝品輸入中國，或許是拜占庭和波斯的外交禮物，或許是粟特商人的貿易奢侈品，又或許是中亞周邊民族的進貢禮品，這些器物上的形象從社會上層向下傳播，被民間廣泛吸取和借鑒。來源于希臘等地區的角杯常見于唐代墓葬中，也是西方藝術元素傳播到中國民間的一個物證。

與以往常見的三彩胡人牽駝俑相比，新見角杯上的人物形象不再是赤髯碧眼、身穿窄袖衫、頭戴高尖帽或翻檐帽的趕駝販夫的粟特胡人形象。古希臘人、古羅馬人均是被大海包圍的民族，很多富裕家庭使用海洋生物裝飾房屋內部與庭院，龐貝遺址里發現了大量海洋生物馬賽克裝飾畫，還在別墅里發現了高2.05米的海神尼普頓（Neptune）大理石雕像。種種神話故事反映了人們對大海的迷戀，海洋生物的藝術形象多具有人類特征，即使特里同是半人半魚的形象，也被視為與海怪搏斗的神靈。唐三彩工匠們選擇外來異域人物的真實圖像，制造出小海神特里同形象角杯。該角杯的發現，不僅填補了絲綢之路上希臘化文化遺產的空白，還豐富與活化了中外交流的歷史場景。

亞歐文明強調的“海洋意識”，通過神話人物小海神特里同進行了傳播，可見海洋文化驅動力不再是一個抽象或是晦澀的詞匯。古人傳說來自“西海”（地中海）的“海胡”，現在以考古出土的實物資料，帶著厚重的歷史、精致的造型和唐三彩璀璨的顏色，將漫漫海洋必經之道中的文明傳說，靜靜展現在世人眼前。

三 特里同形象在歐亞跨文化的傳播及嬗變

公元前334年，希臘—馬其頓聯軍統帥亞歷山大大帝經過十年征戰，囊括了地中海到波斯灣和中亞、印度周邊地區，擴大了東西方的交往，希臘化世界形成。特里同藝術造型從愛琴海到唐長安，在漫長的東西方交流、傳播過程中，其造型也屢有嬗變。不論是在希臘瓶畫、雕塑還是壁畫中，海神雖以不同的造型出現，但都達到了古代文明的藝術高度。羅馬人吸收了古希臘宗教神話，波塞冬、特里同都成為羅馬神祇，其名稱也被羅馬化。正是西方古典文化的特殊魅力，將小海神特里同這樣的藝術造型通過不同途徑和諸種方式隨著亞歷山大東征而傳播至亞洲。

波瀾壯闊的希臘化運動不僅給中亞和西北印度帶來了流傳甚廣的古希臘神話，同時也帶來了高超的石雕技藝和精美的繪畫藝術，希臘化藝術得以從帕提亞、巴克特利亞、粟特地區傳播到中國新疆地區。例如，8世紀庫木吐拉石窟女供養人手持的豐饒角變成了花朵，克孜爾石窟龍身雕塑上騎有長翅膀的小愛神，古希臘樣式大棒、盾牌、獅頭形頭盔，以及希臘女雜技演員在利劍之間行走圖像等。

犍陀羅地區是希臘化世界與中國交流互動最關鍵的通道，值得我們重點關注。

圖一九 大英博物館藏犍陀羅特里同浮雕

犍陀羅藝術涉及巴基斯坦、阿富汗地區，關于其文化淵源有伊朗靈感說和羅馬溯源說，澄清“雙淵源”具體內容如何產生和發展是極為困難的，但不可否認的是，“希臘化”的傳播是其最顯著的特色。羅馬的藝術工匠將專注于表現人物精神世界的希臘化雕塑帶到犍陀羅，不僅對佛像、菩薩像和敘事性浮雕產生了全面影響，而且啟發了犍陀羅工匠的靈感，對古希臘神話人物進行了本土化改造，特里同就是一個典型例子。收藏于大英博物館的犍陀羅石板浮雕上的小海神特里同像（圖一九），夸張地表現出發達的腹肌，有的還出現古希臘的塞壬海妖。

圖二〇 阿富汗蒂拉丘地1號墓出土特里同金牌飾

阿富汗阿伊·哈努姆遺址（Ai Khanoum）出土了赫拉克勒斯、雅典娜等具有希臘化特征的雕像，雖然有些遺物糅合了部分伊朗文化元素，可是主流還是保存了希臘文化的母體，尤其是圓形石制“裝飾盤”（Toilet Tray），除了雕刻酒神狄俄尼索斯、大力士赫拉克勒斯、女神達芙妮諸神外，還有海神波塞冬、小海神特里同以及尼爾尤斯女兒海寧芙騎乘的各種海獸。海獸是裝飾盤上常出現的形象。在犍陀羅出土的浮雕中，小海神特里同數量眾多，常以成行成排形象出現，在神話人物的表達之外，增加了裝飾性的含義。另外引人注目的“人與海豚紋金飾牌”中，有7個人魚形象的特里同（圖二○），1世紀印度—希臘王國錢幣上也出現一手持槳、一手托海豚的特里同。這些都反映了當時中西交流除通過陸路外，也大量接受海上交通帶來的文化信息。

圖二一  日本平山郁夫絲綢之路博物館藏犍陀羅特里同吹雙腔笛雕像

圖二二  日本平山郁夫絲綢之路博物館藏犍陀羅特里同彈魯特琴雕像

我們注意到，最初的希臘特里同有時僅持三叉戟，傳入犍陀羅后演變為吹奏雙笛，1～3世紀犍陀羅雕刻中基本不見特里同手持三叉戟的形象。中亞犍陀羅地區的石雕藝術，與遙遠地中海的古希臘神話故事內容結合后又有新的表達。近年在國內博物館巡展的日本平山郁夫藏絲路文物展中，石質高浮雕的人物形象手持雙腔笛、魯特琴（圖二一、二二），人們疑惑該形象究竟是海神波塞冬還是小海神特里同？作為古希臘神話中的人物，小海神特里同手中通常持神物海螺，但在犍陀羅石雕上，海螺則變為雙腔笛。海螺常見于地中海地區，但在犍陀羅地區并不常見，或許為了便于當地人接受，雕刻匠師對特里同形象進行了改變。將自身文化中的內容表達轉變為其他文化中容易接受的形式，是文化傳播時非常重要的一環。犍陀羅佛教藝術中的有翼天使出現在新疆米蘭，刪掉飛翼變為飛天；古希臘神話中的丘比特（或厄洛斯）轉化為騎海豚形象，甚至海豚在中亞被直接轉化為魚的外形，這也說明文化在傳播的過程中不是一成不變的，會和其他文化融合。

圖二三  烏茲別克斯坦撒馬爾罕大使廳壁畫

烏茲別克斯坦撒馬爾罕大使廳壁畫上，繪有唐代宮廷女性乘坐獅鷲格里芬頭游船，水中即有“馬首魚尾”的小海神特里同形象，還配有其他水中生物來襯托海洋中的特里同（圖二三）。俄羅斯學者復原這幅壁畫后，認為大船下面水中丑陋怪物是張嘴伸舌的“大耳朵龍”，是身有翅膀和山羊腿的中國雜交龍，這顯然是望圖生義的錯誤，沒有注意到希臘化海神在中亞演變的藝術影響。其實，太原隋代虞弘墓槨壁第1、2幅浮雕上即有醒目的馬首花尾魚圖案，也是來源于小海神特里同的造型藝術。

任何文明古國和民族都有自己優美曠逸的神話遺產，但像古希臘神話中的小海神特里同能輾轉遠播到亞洲的并不多。小海神特里同成為中國唐三彩器物上的藝術形象，而且并非借鑒而是直接運用，更為罕見。以該件角杯為契機，可以重新審視以往未被認識的帶有小海神特里同形象的唐三彩器物。

圖二四  加拿大多倫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館藏唐三彩角杯

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收藏的唐三彩角杯（圖二四），長11.6厘米，與本次西安出土角杯大小相同。該件器物長期以來無人釋讀，只籠統描述為“7世紀模印來通杯”，并沒有將其與小海神特里同相聯系。角杯上的人物戴的帽子不是粟特人或波斯人的尖頂帽，而是圓形軟帽，與羅馬人的服飾和戴帽的藝術造型相似。歐洲私人收藏的唐三彩西方人形象騎海螺角杯（圖二五），幾乎與本次西安出土角杯一模一樣，此前因器物真偽與來源不明，學界并不敢輕易下結論。

圖二五  唐三彩角杯（歐洲私人藏品）

連續出現的唐三彩特里同藝術造型角杯，說明此類器物的內容和風格受到當時民眾的喜愛，并引領了時尚風氣，工匠們根據市場需求制造出角杯，滿足各個階層的需要。角杯因主人生前喜好而隨葬于墓中，或讓墓主在地下繼續享受富足舒適的生活，或作為祭酒禮器，用于敬獻神靈、祭奠祖先。

這類匠心獨運的藝術品，由作坊里的工匠制作生產，尚不確知是受委托而造，還是兇肆市場自由選購。很多工匠可能是流動人口，從地中海到波斯地區，經歷戰爭和強制遷徙，足跡遍布歐亞大陸。入華的外國工匠更容易接受外來圖樣，繼而因地制宜地采用不同技巧制作新奇的工藝品，如采用本土化的陶土制作三彩器，適應中國人的需要。從犍陀羅時代到隋唐時期，經過幾百年的流變，人們從欣賞特里同造型藝術轉變為對神靈的敬仰，逐漸使特里同這一形象神圣化和標桿化。特里同成為雕塑藝術理想的題材，并成為各類藝術門類競相追摹的對象。文獻記載缺少對工匠模仿的記錄，可是墓葬出土的隨葬器物對此進行了補充，使我們了解了唐朝已出現工藝精湛的、帶有外來文化因素的稀罕工藝品。

從學術角度探索希臘小海神特里同傳入中國的路徑，無疑是一項挑戰。目前具有“希臘化”特征的文物顯示，當時存在著一個流動交錯、重疊聯系的藝術工藝網絡，并不是固定在一個起源地，也不一定具有同樣的地方文化身份。例如陶器和陶塑作品中，雅典魔女美杜莎頭部早期樣式。蛇發女怪頭像被作為房前檐磚飾；獅子頭和怪獸頭等，都是希臘化陶塑在和田、庫車等地的再現。此外，紹托爾佛寺（Tapa Shotor，今阿富汗貝格拉姆以東）中造型自由的赫拉克勒斯——金剛手菩薩，以及佛龕中形似希臘女神提喀的女性造像，見證了古希臘文化與佛教藝術在中亞的融合與延續。這些無疑都是唐三彩陶塑可以借鑒的成品模具。

考古出土器物比歷史記載更接近真實。我們以前普遍認為希臘化的文化遺產傳入中國，是零星的、短暫的，以世界眼光審視不斷出土的各類器物，可見中古隋唐時期中西交流是密切的，從遙遠的海洋神話傳說到“海胡”器物的出土，文化的交往本身就具有國際意義，可以喚醒彼此的歷史記憶。唐三彩小海神特里同造型角杯的出土，為我們認識世界各地所見同類器物提供了共生互動的標本，它延伸了文明的高度與地理的廣度，中西交匯通過唐三彩的載體煥發出新的生命力，這為重構全球史視野下的絲綢之路文明互鑒、交融的歷史景觀提供了新的取徑。

（本文原標題為《從愛琴海到唐長安——新發現唐三彩希臘海神特里同造型角杯研究》，全文原刊于《文物》2023年第8期，澎湃新聞經作者授權轉刊時，注釋未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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