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著名評書表演藝術家單田芳辭世，帶走了“說書人”的時代。

2011年，單田芳曾出版自傳《言歸正傳：單田芳說單田芳》，以自述的形式從他五歲開始講起，偽“滿洲國”的童年、內戰期間舉家逃亡、起于草根的評書世家的辛酸和鼎盛、赴京探視被收監的父親、家庭經歷大裂變、“文革”期間受批斗、落實政策、一波三折復出藝壇、赴京艱苦創業等內容首次得到全面披露和忠實再現。

澎湃新聞請講欄目經中國工人出版社授權，摘錄單田芳自傳中的部分內容刊發，以表達對單田芳老先生的追思與懷念。

長春這個城市對我來說，顯得非常重要，它帶給我童年的快樂、幸福，也帶給我許多災難，尤其在“文革”期間我在長春先后流亡了四年，所遭所遇可以說刻骨銘心，現在我領著演出隊再次回到長春，那種亢奮的心情簡直難以形容。我們在長春市紅星劇場演出了五場，因為觀眾太多，又加了兩場，觀眾多與少這是次要問題，主要是我這個人變了，過去是個流亡者，不敢見人，東躲西藏，為了生存帶著孩子老婆賣水泡花，擔驚受怕，受盡了凌辱，可是今天我成了名演員，也可以說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小名人，過去在長春的那些朋友都為我歡呼，為我高興。趙玉林、洪生、樹槐、蔣四、小牛都紛紛到后臺來看望我，大叔長大叔短，發自內心地替我高興，每天演出時后臺都變成了接待室，看我的人接連不斷，相見之下我們有說不完的知心話，有流不盡的真摯感情。

誰也沒想到，對我們最熱情的最能咋呼的就是那個打我老婆和孩子的曹寶昌，他見著我們大姐長大姐短（我老伴兒也同行），就好像沒發生過去那些不愉快的事，真情實意地約我到他家去做客。因為請客的人太多，我和全桂商量了一下，第一個還是選擇了曹寶昌，我這種以德報怨的做法不是不對，如果我要不去，顯得我心胸狹小，記恨前仇，人都有過錯，現在情況不同了，我不能再計較這些了，在長春期間曹寶昌圍前圍后，簡直變成了我的護衛和安保隊長。

我抽出時間，到各家去拜會，談到往事，悲喜交加，我還邀請他們如果有時間到鞍山去做客。我還抽出時間逛了長春的一商店、五商店、二商店和東北商場，這可不是為了購物，而是站在這些商店的門前回憶著過去我女兒和老婆賣水泡花的情景。

我站在五商店門前，勾起我一段痛心的往事。就是在這個地方，有一天，我們正賣水泡花，女兒舉著杯子站到商店門口，我站在約三百米遠的地方，給她背裉包，突然我發現情況不對，有一二十人把我女兒包圍，看樣子不是購買水泡花，而是出事了，等我趕到近前的時候，我女兒被當地的工商所和民兵帶走了。我的心提到嗓子眼兒，在后邊偷偷地跟著，親眼看見女兒被帶到當地派出所，我又不敢進去，又不敢露面，不曉得女兒這次是吉是兇，以往沒發生過類似事件，頂多是他們把杯給摔了，把你轟走了事，這次為什么要抓人呢？

我等啊等啊，又不敢站到一個地方等，怕引起人們對我的注意，我就裝成沒事人似的，在派出所門前不斷地溜達，好不容易熬過了一個小時，我看見慧莉終于被放出來了，慧莉沒有看見我，隨著人流往北走，在遠離派出所的地方，我三步兩步趕上去，把她叫住，我一看，慧莉頭發散亂，面目蒼腫，臉上有道紅印子，就知道她挨打了，我小聲問她：“他們打你了？”慧莉哭著對我說：“這幫人可缺德了，不光打我嘴巴，薅我頭發，還用皮鞋踢我的肚子。”我聽了之后，字字句句就好像錐子刺心那樣痛心，我把女兒領到吉林省銀行門前，坐在臺階上，用手撫摸著女兒的頭，我哭了，因為附近沒人，我可以放聲哭泣，我對女兒說：“孩子，什么也不怪，就怪你爸爸是個倒霉蛋，因為我的事使你們受了株連，有學沒法念，跟著我到處流亡，干了這種類似乞丐的營生，爸爸對不起你們哪！”我還說：“今后咱不干了，再尋找別的活路，一定不叫你受氣挨打了。”

慧莉非常懂事，哭著哭著她突然不哭了，她說：“不，我還要賣水泡花，這兒待不下去，咱可以換個地方，要不今后咱怎么生活啊？”打那兒之后，我們就換到二商店門前去賣水泡花了……

人哪，真是十年河東十年河西啊，每當看到這些地方，我心里充滿了咸酸苦辣的滋味。再看看眼前的變化，我的干勁兒就更足了，災難是財富，也是一本生動的教科書。人只有通過痛苦的磨煉，才能變得更堅強。

人生在世，就是在矛盾中生活，在斗爭中成長的，舊的矛盾沒了，新的矛盾又來了。一個是我的老伴兒身體不好，每況愈下，每年春秋兩季就犯老病氣管炎、肺氣腫，長年打針吃藥也不見起色，每逢過年過節都是她的重病期，節日的歡樂被她的疾病蒙上了陰影。有兩次我在外地演出，因為她病重，我不得不中途返回，后來她病好了，我又出去接著演出，她的病也是我心中的一塊病，即使在外邊演出的時候，我也惦記著這件事。

第二個矛盾是我的牙齒跟著我搗亂，從“文革”中牙齒被打掉了幾顆之后，我的牙就疼，從來沒有間斷過，開始帶牙套演出，結果掉顆牙就得換個牙套，得適應很長時間才能合適，剛合適了，別的牙又開始松動了，又得去拔牙換新牙套，作為一個評書演員，主要靠的是嗓子和牙齒，牙出了毛病，對我來說是個大的威脅。到了１９８４年，我一狠心把滿口的牙都拔掉了，換了一口假牙。

俗話說，牙疼不算病，疼起來真要命，這些年來，我一直跟我的滿口牙做斗爭，總是忍著牙疼，說書錄書，或到各地去演出，滿口假牙安好之后，對我來說是一種新的折磨和痛苦。您想，滿口塑料掐在牙床子上，那是一種什么滋味？我總覺得滿嘴里都是牙，連舌頭都沒有地方待了。大夫給我打麻醉針、鎮痛劑，我是鎮痛片不離手，有時候疼得連覺都睡不著。

我還清楚地記得，我率隊到安徽省巢湖去演出，我的上牙齦腫了，還化了膿，長了好幾個膿包，既不敢吃飯，甚至連熱水都不敢喝，可是演出的日期又不能更改，我只好忍痛堅持，在我臨上場前，讓我的同事找一根大針，叫他把我上牙齦上的膿包全挑開，找點藥棉花和紗布往外擠膿，同志們下不了手，我就找來面鏡子，忍著痛自己挑，挑破之后，往外擠膿，當血水淌凈了之后，就不那么疼了，然后我又帶上假牙，堅持去演出，演出結束后，我頭痛欲裂，只好到醫院去打鎮痛劑。即使這種情況我的演出依然沒有間斷過，我心里說我的痛苦誰知道！好不容易盼著演出結束了，給團里完成了經濟任務，回家一看我老伴兒又病倒了。

偏偏在這個時候，有七家出版社先后找我約稿，他們是遼寧春風文藝出版社、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內蒙古少兒出版社、河南中原出版社、河南農民出版社、黃河出版社，還有山西人民出版社等，因為那時文化食糧太缺乏了，傳統書籍非常受歡迎，因此各家出版社瞄準了這個商機紛紛向我約稿，上面我說過了，我是來者不拒，因為是好事嘛，我能放著錢不掙往外推嗎？所以我滿口答應了。此后不單單是演出，還要寫書，我在火車上寫，在輪船上寫，在賓館里寫，還是那句話，別人可以盡情地瀟灑，而我卻一個勁兒地努力工作，還要保證按時交稿，后來實在忙不過來了，我就想了個新辦法，在家里把書錄下來，把磁帶給出版社，讓他們按著磁帶變成文字，然后再出版發行，經過幾年的奮斗，我的經濟實力有了很大的提高，這可是用我辛勤的耕耘換來的。

在這里我要告訴八〇后九〇后的讀者們，現在有些年輕人心浮氣躁，貪圖名利，恨不得一夜走紅或一夜成名，發家致富的心情太迫切了，這是不可取的，飯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一分耕耘一分收獲，天上掉餡餅的事是不存在的，一定要踏踏實實工作，只有這樣，才能取得豐碩的果實，我的經歷就是個例子。

我實在太累了，真想解脫出來好好地休息休息，正在這時，我又率隊到安徽演出，沒有想到的是，我們隊里一位打前站的同志，本來年富力強，卻突然病故在賓館，這件事不僅驚動了當地的公安部門，也驚動了鞍山的家屬和曲藝團，他們幾經調查，此人是自然死亡。

這個人叫毛科星，我們倆是多年的老同志了，還在一起蹲過牛棚，真可以說患難與共、風雨同舟，他的突然離世對我好像當頭一棒，好多天我都緩不過勁兒來，一閉上眼睛他就在我眼前。演出之余我睡不著覺，經常考慮這件事，回想起我在農村那十年，恢復工作后的幾年當中，一直在受累，從來不知道自己心疼自己，而且任務越來越重，假如要像老毛這樣，一切不全完了嗎？因此我腦子里冒出一個新的想法———提前退休，只有擺脫了曲藝團繁重的工作和這種繁重的演出，我才可以減負，也可以使自己的活動空間更大一些。后來我們在湖北黃石演出了十場，演出結束后，我把演出服疊好，把扇子和醒木包好，交給保管員說：“你把這些東西保存好，今后我用不著了。”他聽這話有點不對勁兒，問我道：“咋就用不著了？難道你不演出了？”我說：“是啊，這是我率隊演出的最后一站，今后不再演出了。”大家聽后一笑，還以為我在說笑話。

回到鞍山以后，我馬上找到支部書記向他提出退休的要求，書記聽后吃驚非小，對我說：“老單哪，你咋了？難道太累了不成？如果你覺得累了，那就休息一段時間，你才五十掛零，離退休早著呢，怎么能提出這個要求呢？”此后我又遞了幾份要求提前退休的申請書，結果團里都不同意，我又跑到文化局人事科，向賀科長提出要求，老賀也是我的老朋友，他說：“老單哪，你的要求我很難答復，因為你離退休還早呢，我怎么給你辦理手續？是不是有啥不順心的事？”他又非常關心地對我說：“聽說明年演員要往上調工資，又要分房子，根據你現在的表現和條件，這兩項全都站得住，難道放著這些好事你全不要了？還是回去好好考慮考慮吧。”我對老賀說：“我也不是孩子了，已經過了知天命之年，對問題考慮得非常仔細，否則我不會提出這個要求，請你們就答應了吧。”

由于我再三要求，文化局和曲藝團都不同意，但也不給我派任務了。我的心沒有死，不辦理手續就等于這件事沒有辦完，我是鐵了心要提前退休，終于經過了一年掛零的時間，曲藝團一看我真的要退休，也就沒辦法了，讓我自己到文化局去說，我再次見到了賀科長，老賀說三天以后你再來一趟吧，我一聽有門兒，三天之后我又去了，老賀意味深長地對我說：“老單哪，我希望你再好好考慮考慮，假如真辦了退休手續，再想改回來就難了，由于你提前退休這么多年，只能開工資的百分之七十五，你算算劃得來嗎？再說你也沒有什么理由啊？”我說：“有，我文化大革命受過傷。”他說：“證據呢？如果有醫院的診斷證明我們還可以考慮。”我說：“好吧，我馬上回去檢查。”從文化局出來，我直奔了鐵東區人民醫院，到那兒拍了張片子，等結果出來之后，大夫對我說：“從片子上看，你有兩處骨傷，你的頸椎和脊椎出現了兩處劈裂性骨折。”我一看片子上清清楚楚，頓時嚇了一跳，心說我一點兒感覺也沒有啊，從來也沒疼痛過，咋就出現骨折了呢？

我把片子交到文化局老賀手里，老賀說：“區人民醫院不是權威機構，他們照的片子無效，需要市中心醫院的檢查才可以。”我一聽氣大了，這不是拿我耍著玩兒嘛，因此我賭著氣又到了鞍山市中心醫院，再次拍了個片子，等片子出來之后，與鐵東區人民醫院的片子完全符合，我心說看你們這回還有什么說的，我拿著這份權威的檢驗證明再次找到文化局，老賀一看沒詞了，告訴我，明天再來一趟，他要向局領導請示匯報。

回到家里我就想這兩處骨折，毫無疑問，都是在十年動亂中他們批斗我留下的，我之所以沒有感覺，是因為病情沒有發作。

第二天我又到了文化局，老賀從抽屜里取出了紅色的退休證，握在手里說：“老單哪，局領導都同意你提前退休了，但是還是希望你留下來，別看退休證有了，放到我這里還等于你沒有退休。”我半開玩笑地說：“賀大老爺，你就把我放了吧，一點兒考慮的余地也沒有了。”最后老賀長嘆一聲把退休證給了我，我拿著退休證高高興興地回到家里，進門把退休證往桌上一放，告訴我的兒女們趕緊去市場買肉買海鮮，咱們全家好好祝賀一下，今天終于如愿以償，爸爸退休了，解脫了。老實說全家人對我提前退休不怎么理解，也不怎么支持，但我是一家之主，我決定了的事情他們是無法改變的。

這是１９８７年發生的事情，因為年代久遠，退休證我都丟了。曲藝團我退出來了，其目的就是保障電臺的錄書工作能及時完成，出版社的出書任務能及時完成，這兩大項工作我是不能松手的。我不是自顯其能，當時我已感覺到電臺這塊陣地是我未來發展的一個主要方向，我是無論如何不能放棄的。

到現在為止，我共錄制了將近百部評書，從來就沒有間斷過，一直堅持到今天。同時，我先后出版了十七部評書，搞個人評書專場演出還搞過近百場，可以說忙得不亦樂乎。但這種忙是苦中有樂，我心甘情愿，因為壓力沒有了，我可以自由翱翔，甩開膀子大干，時間是屬于我個人的，我可以自由支配，財源不斷，名利雙收。

人往往被勝利沖昏頭腦，回首往事，我最大的錯誤就是１９８８年我買了一臺剛問世的夏利牌轎車。我買車的心情比較復雜，一是生活好了，我的眼光瞄準了高檔奢侈品，我想我祖宗八代也沒有擁有過汽車，過去的數年間我飽受酸甜苦辣，用自己的錢為自己買一部車不算過分；二是外事比較忙，近道還好說，遠道都是借車用，有些不方便，自己有車方便多了。另一個秘密是我也想在人前顯擺顯擺，過去我單田芳混了大半輩子，灰頭土臉，現在我擁有了轎車，讓別人看看，心里找個平衡。車買了，隨之而來的是煩惱也來了，我并不知道養車的困難，也不知道那么多煩瑣的規矩，一是家里無人會開車，得雇用司機，二是車子停到樓下沒有車庫，又怕丟了，又怕被別人砸壞劃傷，每天晚上提心吊膽，甚至一晚上都要醒幾次到下面去看看，還要交各種費用，又要維修保養，有時候還經常違反交通規則被人家罰款，一連串的煩惱使我后悔不迭，這簡直是花錢買罪受，雖然面子上似乎風光了，暗地里不定多少人妒忌和眼紅呢。

事情就是這樣，都具有兩面性，當初落實政策的時候我跟全桂都下了決心，我們商量好了要低調生活，不要張揚，可是現在通過十年的努力，早把誓言忘了個干干凈凈。要說這個錯誤主要是在我身上，從買車的那天開始我跟我老伴兒之間就發生了重大的分歧，她是堅決不同意我買車的，理由只有一個，心疼錢，她說這些錢來之不易，買了一輛車幾乎把家底兒都掏空了，這犯得上嗎？再說有了車每月能坐幾次，這個錢那個錢得花多少錢？這是吃飽了撐的，錢多了燒的。汽車買到手之后，不僅沒給家庭帶來歡樂，反而給家里帶來無限的煩惱。

我跟全桂相處了幾十年，可以說風雨同舟、患難與共，她對我的照顧和對家庭所作的貢獻是一般妻子很難做到的。就拿遣送農村的事兒來說，她本可以不跟我到農村去受罪，但她對我放心不下，寧愿跟我去吃苦也不愿留城，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幾乎家家的糧食都不夠吃，她每天騎上自行車跑到農村用衣服去換糧食，在她的艱苦努力下，我們得以過上溫飽的日子，她對我知冷知熱，照顧備至，回憶當初，在我還沒有會說書之前，她就擔起生活的重任，靠著她個人說書養活我和我的家人，她又為我生下一雙兒女，凡是苦活兒累活兒她都身先士卒去干，不讓我去受累。同時她還是一個極熱心的人。舉個例子說，有一次她下鄉拿衣服去換糧食，在路上遇上了一位腿部受傷的朝鮮族婦女，她倆素不相識，全桂見其可憐無助，就用自行車一步一步推著她把她送回十幾里外的家，使他們一家備受感動。

此后我們與朝鮮族一家成了好朋友，朝鮮族人豎起大拇指說全桂是天下第一的好心人。還有一件事，她有一個女友叫刑鳳云，丈夫在評劇團工作，因貪污罪被判處了四年徒刑，家中的頂梁柱沒了，生活極端困苦，全桂看不過去，每月都花錢養活刑鳳云一家三口，后來刑鳳云由于急火攻心也故去了，全桂又把她的一雙兒女接到我家像對待自己孩子一樣養育起來，后來孩子大了，被送到千山孤兒院。在十年動蕩期間我蹲牛棚，她知道我受苦受罪，在家庭生活極度困難的情況下，她想方設法買好東西讓孩子給我送到牛棚里以保證我的健康。總之，類似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

落實政策之后，家里的生活從地獄變成了天堂，隨之而來的是全桂的身體每況愈下，這與我們的遭遇密不可分，她的心都要熬碎了，眼淚都要哭干了，她的病情日益加重。

全桂患有嚴重的氣管炎和肺氣腫，幾經搶救，有驚無險，好不容易熬到了１９９２年四月，孩子們都上班了，我由于錄制《百年風云》，又編又錄又寫，累得不行，從電臺回來，和衣躺到床上閉目養神，全桂帶著六歲的孫女看電視，突然我聽見孫女驚叫：“爺爺，爺爺，你快起來看看。”我猛地坐起，看見全桂倒在地上，面部發青，一種不祥的預感頓時襲上心頭，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她扶到床上，趕緊給兒女打了電話，兒女很快就回來了，我們把她送到醫院，大夫馬上進行搶救，給她掛上當時最好的藥先鋒五號，經過醫生的會診，主任大夫把我叫到另一間屋里對我說：“你夫人的病可不輕啊，是老病吧？”我介紹了全桂的病史，大夫說：“她要住院觀察，你們家每天必須留下兩個人值班，因為她屬于危重病人。”為此我把家里的人做了分工，兒子兩口子一班，我和女兒慧莉一班，分上半夜下半夜和白天晚上輪流服侍她。

盡管醫生想盡一切辦法用了無數好藥，但病情始終未見好轉，這就叫醫生能治病但救不了命。好不容易過去了二十多天，有一次主治大夫對我說：“老單哪，給你的夫人準備后事吧，恐怕她的病難以治愈了。”我聽罷就是一愣，因為類似的情況有好幾回了，都是有驚無險，難道這次真的過不了關了嗎？我對大夫的話半信半疑，又過了幾天，大夫對我說：“給她準備的東西準備好了嗎？看來人真不行了。”到了第四十天頭上，我一看真的不行了，因為打進去的藥又順著針孔流了出來，已經不能吸收了，人昏昏沉沉早已失去知覺，就剩下一口氣，大夫建議我停止用藥，他說：“這白浪費錢！”我不同意，堅持繼續用藥。

當天晚上我在醫院值班，北國的天氣春來晚，雖然已經到了５月份了，夜晚還是很冷的，全桂躺在急診室里，頭上腳上都掛著點滴，鼻孔上插著氧氣，我一個人坐在走廊上，包著大衣還覺得陣陣發冷，偌大的醫院冷冷清清，安靜得簡直怕人，我能清楚地聽到氧氣冒泡的聲音。我望著躺在床上的全桂心潮翻滾，回憶起這些年的生生死死，一路走過來有多么不易，她為我做了那么多的事，受了那么多的罪，老天應當保佑她，讓她多活幾年，享點兒福，為什么在這個時候要叫她走呢？我本來不是十分迷信的人，但是不由自主地也祈禱蒼天保佑，希望她能轉危為安、化險為夷。

第二天，我們換班了，兒子和兒媳婦接班，我回到家里休息，往沙發上一躺就睡著了，我就覺得剛一睡著，有人猛搖我的身體，連聲呼喚：“爸呀，快起來快起來。”我睜眼一看是兒子站在我身邊，我忙問：“發生什么事了？”他說：“我媽走了。”我騰的一下站起來，忙問：“這是什么時候的事？”他說：“昨天晚上兩點，人已經送進了太平間，大夫搶救無效后，寫的診斷是死于肺腦綜合征。”

我聽罷之后，心中的五臟好像頓時被人掏空了，頭沉沉的，心空空的，手足無措，難以形容。最使我難過的是沒有見到她最后一眼，兒子問我后事怎么處理，我說：“低調處理，不要驚動街坊四鄰，也不必要通知親戚好友，火化了事。”三天后，兒女們怕我傷心，把我一個人留在家里，他們去火葬場處理后事。我一個人坐在空蕩蕩的屋里，五內如焚，我和全桂歷經了風風雨雨的四十年，沒想到她先走了，今后的日子怎么過？路怎么走？我心里一片茫然，又想到我們過去的恩恩愛愛、是是非非，不由得失聲痛哭，這種哭里頭包含著留戀、苦澀和憂傷，但多多少少也包含著一點兒寬慰，因為全桂在世的時候，活得太累太痛苦了，死了對她來說倒是一種解脫。

正在這時兒子來了電話，說火葬場的事情一切順利，又問我買什么樣的骨灰盒，最高級的骨灰盒是岫巖玉的，需要八百元。我說：“買最好的，雖然死者毫無感知，但對活著的人也是一種安慰。”

全桂的喪事就這樣草草結束了，很多親友和朋友包括曲藝團的人幾乎全不知道，后來有人到家串門，才知道全桂不在了。他們埋怨我說你怎么不通知一聲，這么大的事情我們多多少少也得表示表示啊，我苦笑道：“人都死了，表示有什么用？”因為家里的內柱不在了，需要重新調整，在外邊居住了幾年的兒子一家也搬了回來和我住在一起，女兒也一如既往地經常來家照顧我。痛定思痛之后，我想到死了的已經死了，活著的人還要繼續生活，繼續奮斗，于是我振作精神又上電臺接著錄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