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8日，治安管理處罰法修訂草案提請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審議。修訂草案將社會治安管理領域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納入治安管理處罰范圍，將治安管理工作中一些好的機制和做法通過法律形式予以確認。這是自2012年以來，治安管理處罰法的又一次修訂。

修訂治安管理處罰法的呼聲一直就有。早在2017年1月，公安部曾公布《治安管理處罰法（修訂公開征求意見稿）》。但因征求意見稿爭議較大，出于審慎的態度，國務院暫緩了修訂草案的批準工作。直至2023年6月，國務院常務會議才原則通過修訂草案，決定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

這次修訂的一大亮點，是增列多項新類型的處罰行為。包括考試作弊、組織領導傳銷、以搶奪方向盤等方式妨礙公共交通工具駕駛、升放攜帶明火的孔明燈、高空拋物、無人機“黑飛”、違法出售或者提供公民個人信息行為等。不難看出，這些都是近些年網絡上的熱點話題，都曾引發熱議甚至爭議，也和民眾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

馬克思說，“社會不是以法律為基礎的，那是法學家的幻想。相反，法律應該以社會為基礎。”近年來，隨著互聯網、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的發展，我國社會環境發生了深刻變化，與之相應的，人們的思維方式和行為習慣也有所變化，此時法律也應當因時而為、因人而為，這是此次治安管理處罰法修改的根本原因。

例如，2013年，國家發改委發布《民用無人駕駛航空器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規劃》，無人機的應用領域從最初的軍事領域向民用領域延伸，“飛行熱”“航拍熱”成為一種新現象。然而，無人機隨意飛行不僅時常給個人帶來傷害，更有干擾民航飛機正常飛行、泄露國防機密等風險。誠如網民所言，“一些無師自通的無人機愛好者，就像馬路殺手。”

此外，相關法律新變動對治安管理處罰法的本次修改也有影響。例如，此次修訂草案新增的考試作弊、組織領導傳銷、以搶奪方向盤等方式妨礙公共交通工具駕駛、高空拋物、違法出售或者提供公民個人信息行為等處罰行為，近年來都已經通過修正案的形式，成為刑法規制的新型犯罪行為。

既然這些行為已經是犯罪行為，那么也應該屬于《治安管理處罰法》的違法行為。修訂草案新增這些違法行為，符合法秩序統一原理的要求，解決了這些行為“要么不處罰，處罰就是犯罪”的怪異現象，使刑事處罰之前有一個明確的治安處罰的過渡。

不然，有的行為可能一旦實施就要接受刑事處罰，這不符合法律責任和社會治理的基本原理，明顯是刑治而非法治。而且，如此修改還有利于治安管理處罰法與刑法間的銜接，以便于對這些行為進行分類處理，這不僅對刑罰的過度化有一定程度的矯正，對相關犯罪的預防還起著重要作用。

再如，修訂草案擬建立認錯認罰從寬制度吸收借鑒了刑事訴訟法中新設置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鼓勵認錯認罰從寬，避免機械的“罰款主義”。這意味著，以后對輕微治安違法行為，要教育為主、處罰為輔，不能夠綠燈亮時行人沒走在白線上面（走偏了）就要罰款處理，不能缺乏教育為先的理念。

某種意義上，治安管理處罰法可以認為是刑法出罪的重要通道，或者說大多數常見犯罪，都是超越了治安管理處罰法的規定性質，需要升格為刑事處罰。所以正確處理刑法修正與完善治安管理處罰法的關系非常重要。公安機關在刑事處罰前，必須思考是不是以治安管理處罰就足夠了。從目前實踐來看，這種必要的思考，還要持續深入。（作者系同濟大學法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