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商報》是近現代海外華文報業最負盛名的一份報紙，原因在于不僅創辦者是著名南洋僑領陳嘉庚，而且自創辦至2023年剛好百年。一個世紀的風云變化，譜寫了跌宕起伏的如歌歷史。《南洋商報》在民國的動蕩年代誕生，在抗戰中催生華僑的抗戰文學，在戰后陷入輿論漩渦逐漸走下坡路，如今面臨生死存廢的困境。《南洋商報》百年一路走來，篳路藍縷，開創商業報紙的先河，譜寫華人的奮斗史。其濃郁的椰風蕉雨特色，展現出新馬華人社會獨特的人文景觀，成為傳承中華文化的主要橋梁和紐帶，推動了南洋華僑經濟的發展，在百年的記憶空間中回蕩華僑華人披荊斬棘，薪火相傳的悠揚歌聲。

陳嘉庚

誕生于羸弱民國時代的南洋

《南洋商報》于1923年9月6日由創辦廈門大學的著名僑領陳嘉庚創辦。他有感于自身企業每年花費巨資在華文報紙刊登廣告的做法，萌發自辦報紙推銷產品的想法，決定創辦《南洋商報》，既刊登自己企業的廣告，例如推銷“陳嘉庚鞋”和“陳嘉庚輪胎”，同時也接受其他華僑企業的廣告，實現促進華僑實業發展和推動文化傳承的辦報目的。民國羸弱，豪強虎視，民眾悲苦。陳嘉庚決心在南洋傳播中華文化，提高華僑的文化水平，以圖中華復興。創辦初期，在辦報風格方面，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其副刊《新生活》全部采用白話文，既提高了文章的可讀性，也推動了南洋華文文學的發展，特別是它在推動南洋華文報業的市場化方面起到了表率和示范的作用。

《南洋商報》創刊號

為了辦好報紙，早期該報聘請了大量著名報人，例如傅無悶等，積極傳承中華習俗，弘揚中華文化傳統，通過文藝副刊增強為華僑華人提供文化產品與精神食糧，增強他們對祖國的感情，如《南洋學生》《新婦女》《綜合》《綜合》《風華》，以及《南洋副刊》《南洋文藝》《小說天地》《考試輔導》《科技世界》《醫藥保健》《畫頁》《服務》等，副刊每日出版，而專刊則每周出版1-2次。

早期的《南洋商報》副刊特色鮮明，趣味十足，內容豐富，分為“開心職場”“教育”“時尚”“美食”“優生活”“文學”“宗教”及其它共十幾個版塊，讀者來稿幾乎涵蓋了華人社會的各個角落，反映華僑華人的日常。每期刊登華僑華人（尤其是華校學生）的華語作品，內容通俗易懂，風格青春活潑，全方位地展現了南洋華僑華人的生活情況。為了提升報紙的深度，滿足讀者的需求，“文藝”副刊經常刊登介紹中國古代文學、近代文學等文藝性和思想性較強的文章。

經過多年的不懈努力，《南洋商報》在傳承中華文化、發展華僑經濟，以及促進中華文化在新馬的傳播作出了卓越貢獻。《南洋商報》作為華人社會的文化中心和重要的傳播渠道，傳承了中華文化，緩解了華僑華人的望鄉情緒，增進了新馬華僑華人對華族的認同感和歸屬感。

在椰風蕉雨中成長

《南洋商報》創刊后在華僑華人當中頗受歡迎，其他華文報紙則受到嚴重沖擊，例如《叻報》的廣告收入出現下滑態勢。《南洋商報》不斷提升辦報質量，通過美化版面，生產優質內容，印刷精美的報紙吸引讀者。例如1928年購進當時最先進的卷筒印刷機，每小時可出報5000份，不僅提高了印刷效率，增強了報紙的時效性，而且還提高了印刷質量。報紙圖片清晰，讀者翻閱報紙時不再滿手粘滿油墨。這在當時的東南亞華文報中成為一大創舉。

《南洋商報》努力推進版式改革。1929年初，首刊《文藝周刊》（后改為三日刊），改豎排為橫排，加大標題字號，增加圖片，從形式到內容實現創新。1930年，打破星期日不出報的慣例，增出星期刊。1931年報紙日銷量逾7000份，成為南洋第一大華文報紙。

然而，隨之而來的經濟危機，使陳嘉庚的企業損失巨大。陳嘉庚再無力獨撐《南洋商報》。1932年8月，陳嘉庚有限公司宣告收盤，《南洋商報》改組，由陳嘉庚的女婿李光前及其兄弟李玉榮等人接手。李光前任董事長，其弟李玉榮任社長兼總經理，《南洋商報》成為李氏家族企業。1937年，該報邀請著名報人傅無悶出任總編輯，報紙無論是內容生產、版面編排，還是經營管理，均井井有條。1938年底，日發行量突破3萬份。一時風光無限。

硝煙背后的抗戰動員

日本全面侵華后，為了支持抗日，《南洋商報》創辦者陳嘉庚在南洋華僑當中號召全民抗戰，并進行抗戰動員，以身垂范，一次就捐贈了一百部汽車給國民黨，并到處尋找、購買抗生素，挽救奮戰在抗日一線的軍民生命。

1940年3月，陳嘉庚率領中國慰勞視察團訪問祖國，先赴重慶視察，會見了多名國民政要及將領，稍后回鄉，目睹閩省政府實行苛政，貪污盛行，民不聊生，不禁悲憤交加。旋后到訪延安，對共產黨艱苦樸素的作風非常欣賞。

一路巡訪，陳嘉庚對國民黨腐敗及壓制輿論自由產生反感。他說，“據諸記者言政府統制嚴厲所致，果爾則又與新加坡大異。新加坡西報，不但社會事自由論載，即使是政府政治事項，或公務員、市政局，稍有差誤，立可批評，甚至攻擊無遺。若有被誣失實，可以法律控告，不能任意檢查干涉。若華字報，則轉譯西報而登載。抗戰后如香港華文報，聞有二三十字不許對敵方使用，如‘寇字賊字’等，蓋為敵領事官，向港府交涉，故禁用。若新加坡雖敵領如何交涉亦無效。”（見吳慶棠：《新加坡華文報業與中國》，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7年，210頁）

陳嘉庚認為，傳媒能夠幫助中國軍民了解抗日戰爭的進展，有助于推動抗日運動，并消除各種弊政，國民黨禁錮新聞自由，不僅不利中國抗戰，而且也無法防止和清除腐敗，勢必把中國軍民推向更危險的境地。

陳嘉庚巡訪中國后，對比共產黨和國民黨的作風，傾向共產黨，不滿國民黨的念頭日增，決定在閩僑大會上如實向華僑華人反映巡訪的情況，并動員南洋華僑華人支持共產黨，要求國民黨懲治腐敗，一致團結抗日。《南洋商報》為支持陳嘉庚，于1940年12月31日發表了一篇胡逾之撰寫的《陳嘉庚先生從祖國回來》的社論，贊揚陳嘉庚不辭勞苦，跋涉萬里，到前線支援、慰問前線戰士的舉動，如實反映中國見聞。

1941年1月20日，陳嘉庚借中華總商會于新加坡召開閩僑大會之際，痛陳國民黨腐敗，并宣稱除非國民黨大力打擊腐敗，否則無法挽救陷于水深火熱的中國軍民，但受到《星洲日報》《光華日報》等報批評。1941年1月15日《南洋商報》為此發表社論《對于改善閩政運動的具體建議》，反擊其他華文報紙的批評等。《南洋商報》與《星洲日報》等由此展開應支持國共哪一黨的論戰。

日本投降后，《南洋商報》已經不是陳嘉庚產業，由李光前和李玉榮控制。李氏兄弟的辦報態度有所改變，而英殖民當局對擁共言論也加以管制，因此在國共內戰期間，《南洋商報》立場比較模糊。

南洋政局變動中的多舛命運

日軍投降后，《南洋商報》于1945年9月8日復刊。之前被日軍侵占的印刷機器重新啟用。經過勵精圖治，《南洋商報》銷量大增，影響擴大，除了新馬之外，還遠銷至印尼、泰國等國。為滿足發展的需求，1955年自購小飛機送報，成為轟動性新聞。1962年8月31日于馬來亞獨立四周年之日，該報升級吉隆坡辦事處為獨立核算的分社，馬來亞版也移至吉隆坡編排印刷。從1965年8月9日新加坡退出馬來西亞，兩報公開分立，并刪去版頭上“馬來西亞版”字樣，成為一家立足當地，完全獨立的華文日報。馬來西亞政府公布實施“新經濟政策”后，該報作為華資企業也按規定，其股份的1/3賣給馬來西亞國營企業機構，1/3仍由李氏家族所有（這部分股權之后又被馬來西亞華人收購），1/3分散于社會人士手中。至此，該報已遵照政府“馬化”政策，轉化“純粹馬來西亞人（包括已入藉的華人）經營的華文日報”。

1963年新加坡并入馬來西亞后，由于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南洋商報》的辦報者成為新加坡公民，辦報方向轉型，把更多的版面投射在新馬華僑華人身上，鼓動華僑華人落地生根，入籍新馬，爭取公民權。1965年，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后，鼓勵華僑華人為新加坡作出貢獻。

李光耀執政期間，新加坡實行英語優先政策，打擊反對其政策的報紙。1971年5月，《南洋商報》因為反對李光耀的英語優先，華語靠邊站的政策，發表一系列反對言論，例如針對政府打壓華文教育，不承認南洋大學學歷（南洋大學采用華語教學），《南洋商報》強烈指責李光耀敵視中華文化。面對《南洋商報》的指責，李光耀痛斥《南洋商報》把其描寫成“壓制華文教育的政府”和獨裁者，把其和政府說成“數典忘祖的二毛子”，挑動華僑華人反對政府的情緒，并認為《南洋商報》支持共產黨。結果負責人李茂成、仝道章、李星可及郭隆生被指控違反安全法，李光耀下令扣押《南洋商報》四人，并把出版準證頒發給陳振夏，《南洋商報》易主。這種事件史稱“五月風暴”。

1974年和1978年，根據《新加坡報章法令》，該報結束家族企業的形式，1975年上市，從此成為新加坡政府控制的媒體。

新加坡政府鑒于國內復雜的種族構成以及國際環境，決定進一步對傳媒進行合并與整頓，避免傳媒言論導致社會發生騷亂，使新加坡能繼續存在一個由馬來人包圍的國際環境當中。為確保傳媒不會反對新加坡政府，避免惡性競爭，《南洋商報》與《星洲日報》于1983年3月15日合并，取名《聯合早報》，同時推出《聯合晚報》。《南洋商報》在新加坡的歷史終結，但馬來西亞的《南洋商報》卻繼續發行。《南洋商報》的辦報歷史由此在馬來西亞得到延續。

1990年11月24日，馬來西亞華資集團——豐隆集團——控股《南洋商報》，2001年5月28日，出售給馬華公會（華人政黨），成立“南洋報業控股公司”，擁有《南洋商報》、《中國報》、《新生活報》、《亞洲時報》及《生活出版社》等各類雜志17種。

《聯合早報》和《聯合晚報》

然而，馬華公會把《南洋商報》變成黨產后，引起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的極大反響。華人對馬華公會加入國陣（馬來西亞執政聯盟，主要由馬來人政黨巫統主導）后，在朝卻不替華人說話的做法久有抱怨之情。此次收購《南洋商報》使華人社會產生疑慮，擔心馬華公會借此收緊華人言論，摧毀華人社會的文化根基，改變華文教育的性質。許多華人社團和新聞工作從業者相繼舉行大型靜坐、游行，對馬華公會收購《南洋商報》表示抗議。在華人社會的壓力下，馬華公會出面表示，如果有企業接手《南洋商報》，會考慮出讓部分股份，但當有企業表示愿意購買馬華公會的股份時，馬華公會卻以種種理由婉拒，引起部分華人的不滿，受到華人社會的強烈抵制，從此走向衰落。

大時代背景下百年挽歌隱約而至

2006年10月17日，馬來西亞星洲媒體集團執行主席張曉卿買下南洋報業控股公司20.02%股權后，加上其他間接控制的股份，總共控制南洋報業公司44.76%的股份，成為該公司的最大股東。為壯大華文媒體的實力，他決定把南洋報業控股公司與星洲媒體集團、香港明報集團于2008年4月合并，成立世界華文媒體集團，并在中國香港與馬來西亞同時上市。

然而，合并后的《南洋商報》并未拓展新的發展空間。當時，《星洲日報》如日中天，《中國報》的發行量擠掉《南洋商報》老二的位置，《光明日報》在檳城穩健運營。《南洋商報》的發展空間越來越小，處境越來越尷尬，虧損的消息不斷襲來，停刊的風聲越來越緊。雖然世界華文媒體集團不斷辟謠，但是《南洋商報》巨額虧損卻是不爭的事實。

在新媒體的沖擊下，馬來西亞第一大報《星洲日報》的日子也不好過，財收呈現大小年的狀況，已無法為世界華文媒體集團輸送大量血液，而過去《南洋商報》的虧損由《中國報》來填補，但如今《中國報》也陷入虧損當中，經營難以為繼，百年老報何去何從，實令人擔憂。

物極必反，盛極必衰。這是自然界的規律。《南洋商報》承載著百年的華人記憶，書寫了南洋華僑華人一個世紀的奮斗史和血淚史，為中華文化在南洋大地上的傳播鼓與呼，但如今光榮遠去，夢想遙遠。昔日紙墨飄香已漸離漸遠，百年報業的挽歌由遠至近，《南洋商報》的時代悲劇若隱若現，徒留南洋華人的一聲嘆息。

（作者為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暨南大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研究員。此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后疫情期間海外華文媒體鑄牢華僑華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20VMZ003]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