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王凌先生是我很尊重的一位老師，學習清史十年以來，雖然沒有正式拜入高老師門下，但是從人民大學到清華大學，我追隨著高老師聽了很多他講授的課程。我雖不曾涉足當代史研究，但是多年耳濡目染，對于高老師的學問，也有幾分認識。記得今年7月底，我倆最后一次在微信上聊天，高老師跟我說，自己學術最大的特點，就是把十八世紀和二十世紀的中國聯系起來看，二十世紀的中國怎么樣呢，問題很多。但是所謂的“現代化”基本上是實現了，這樣來看，中間的那些“倒霉事”，還有什么放不下的。

作為一個當代歷史的觀察者，一個清代歷史的研究者，高王凌老師有著自己獨特的位置和視角，也時常教育我們，要以自身的視角（當身歷史）去觀察既有的歷史（正面觀察）。斯人已逝，斯言長存。這幾日每每夜不能寐，輒起身翻閱高老師的新作《超越史料學派》，雖然某些問題，我有和高老師不甚合拍的認識——可惜他也不能把我“擰”過來了，但是我認為，在今后漫長的治學道路上，我將會對書中的言論，有越來越深刻的理解。謹以此文悼念我的恩師高王凌。

一位觀察者

所謂“當身歷史”，就是你在歷史中找到一個自己的角色，正如在劇場中，買一張票一樣。位置的不同影響了歷史觀察者的視角，長期受限于史料的歷史研究者，會因為后視之明產生出一種“上帝視角”的幻覺，好像自己在某段歷史發展的進程中是一個全知全能的智者。然而這并不能做到，不如放低身段，作一名觀察者。所以與其說歷史是被敘述和闡釋出來的，不如說是被觀察出來的。

高王凌老師早年參加“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的一些工作，并和當中的一些骨干人員熟識，可以說是他后來研究農村政策的一個立足點。用高老師的話說：“我在小組里沒起過多大作用，我也不是正式組員”，但是“它還給我提供了一個機會：‘近距觀察’。也像是一個歷史的‘看客’，形成一種特別的人生經歷”。我們很慶幸這樣一位有著觀察覺悟的“歷史學家”置身于一些當代政治運行當中，因為這種觀察是有歷史自覺性的。在一個歷史變革的時代，身臨其境地思考問題，恐怕也不是所有歷史學者都有的機會。所以后來高老師的當代史研究，一直申明一個“觀察者”的姿態。我們不是統攬史料，全知全能的上帝，而只是歷史洪流中的一個有心人。至于這股洪流要往哪里去，我們置身其中，隨之而去。

高老師曾說，雖然自己的“戶口單位”是研究清史的，但是當代農村這一段歷史，因為跟自己經歷密切有關，在內心里，卻是放不下的。他的計劃，“是退休以后，一定要回頭來作這段研究?，F在，一個特殊的機遇，使這‘計劃’提前了二十年。”我們非常有幸能夠看到高老師當代史研究的很多成果集結出版，如果說清史研究，高老師還是一個“場外”的觀察者的話，那么對于當代史，他則是一位“場內”的觀察者了。

除了“發展組”的經歷外，與杜潤生老的一段師生緣分，也對高王凌老師日后的學術研究有很大影響。高老師于十余年前開始整理《杜潤生自述》，他曾經說：

現在看到已出版的杜潤生自述，幾乎每章每節，都是自己從筆記本從錄音帶上剝下來，再由杜老批閱，一遍遍修改的。也不由得回想起那些歲月，和我們之間建立起來的那種友誼和師生關系。無庸諱言，在這中間，我向他學習了很多很多（其中是包含了多少經邦濟世的學問?。?。因此這一段經歷，也特別得我的珍重。

杜潤生老作為黨內最資深的農村問題專家之一、農村改革重大決策參與者和親歷者，對于農民和農村政策理解的精辟與到位，深深地影響了高王凌老師。后期高老師作品中對于太谷農民的調查，對于八十年代的反思，以及對于“三農”問題的認識，都滲透著杜老研究的精髓。

可以說，有機會在一個獨特的位置上觀察一段歷史，是歷史學家的幸事；而可以讀到一個有歷史記錄自覺性的學者，對于關于這段歷史的記述與評論，也是我們的幸事吧。

一位尋訪者

用高老師的話說，歷史的旨趣很大程度上來源于對場景的還原。如果說“農民的反行為”，是一句話就能講得懂的道理，那么如何將這個“道理”放到農村的經濟發展中去，讓這個場景在中國農村發展史上變得有聲有色，就是歷史研究者的工作了。這種場景的還原需要一個觀察者置身其中，而不是從故紙堆中翻檢可得的。比如高老師在寫道回太谷調查農民“瞞產私分”一節，就說到：

當晚，我見到了應寶（原大隊支書）和愛生（原小隊領導，他倆一個是長友的姑父，一個是他父親）。據他們說，瞞產私分，只有某些村子敢搞，咱這兒沒那么大膽。村里矛盾多，再加上村子小，干什么都看得見，所以弄不成。但有的時候，該分茭子（高粱且是劣等高粱）就改成糜子、豆子什么的（這些算是好糧食）；隊里分糧，十斤給十二、三斤（說是扣水份），也短不了。

如此一來，農民們在包產到戶實行前的種種做法躍然紙上，這種活動的人的歷史，人性的歷史，鑲嵌到大的經濟環境中去，才是當代農民的真實圖景。當然，這里的“真實”大抵也是要拋去了對于史料的執著，是一種“因信稱義”的說法。

口述史是近年來興起的歷史研究方式，本世紀以來，不斷有學者將其應用于當代史的研究當中。高王凌老師對于口述史的關注要更早一些，這源于他在“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的一段經歷。1982年，高老師參加了“發展組”對江西吉安農村的調查，目的是探索“包產到戶”的發展模式，找一個典型地區作為典型。雖然其自認為在“發展組”中只是一位“客卿”，但是正是這種實地的調研經驗，給了高老師一種在歷史中觀察歷史的視角。本質上看，這種農村調查和今天的“口述史”研究，在方法和性質上，都是一致的。

后來在寫作《中國農民反行為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年）時，高老師再次回到自己插隊所在山西省太谷縣某農村進行口述史收集，這次的收集可以說是對于其“口述史”研究的一次全面實踐。

在這次走訪中，高老師反復推敲農民的心思，不斷根據自己的位置和農民的想法，改變提問和方式。比如在討論農民在五十年代末期的糧食分配問題時，他就意識到，在跟農民的交流中，如果你用“偷拿”之類的字眼，對于他們來說，就“言之過重”了。在他們看來，這種行為叫“抓搲”，就是順帶著，拿一些到家里，膽大就多拿些，膽小就少拿些。（猶記得高老師在清華講此課時，將此二字寫在黑板上的場景。）這些如何在口述史研究中前期調研、過程提問、后期驗證的實踐經驗，被總結于本書的《口述歷史——我的一孔之見》當中。

世殊時異，在八十年代初“包產到戶”剛剛實行的時候，農民對于政策的認識不同，講的話也不同。這些被記錄下來的，不正是“史料”么？而這些史料是在什么情況下被記錄下來的，敘述者本身又想表達什么，囿于其本身，恐怕是無法得知的，如果迷信它們，更可能被史料作了個局，陷到了里面。因此，作為一個尋訪者，我們就似乎不得不超越了這些史料，去領會后面的意味了。正如福柯在《知識考古學》中所表達的那樣：歷史從事于“記錄”過去的重大遺跡，把它們轉變為文獻，并使這些印跡說話，而這些印跡本身常常是吐露不出任何東西的，或者它們無聲地講述著與它們所講的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情。

我想，這就是我們要超越史料的初衷，不僅僅是還原農民在當時生活的情景，而是要探尋更深層的經濟關系。這種關系只要是人的行為，就一定離不開人性，就是一種制度和人性在互相博弈中取得妥協的狀態。

除了對于基層歷史的發掘，高王凌老師也非常注重學人直接的交流，也是國內清史學界較早接觸西方論著的一批學人。八十年代在美國訪學期間，他陸續拜會了在美的漢學家們。八十年代可以說是美國漢學空前繁盛的時代，在這種學術氛圍下，高老師結識了費正清（Fairbank）、麥克法夸爾（MacFarquhar）、帕金斯（Perkins）、曾小萍（Zelin）、白思鼎（Bereinstein）、黎安友（Nathan）、史景遷（Spence）、白彬菊（Bartlett）、施堅雅（Skinner）等國外歷史、經濟學家；也拜訪了黃仁宇、王業鍵、唐婉、夏志清、黃宗智、王國斌、李中清等中國學人，并與其中一些大家建立了長久的友誼。我認為，這應當是另一種對于歷史的考察和尋訪吧。

但是有趣的是，高老師在后期一直在提倡不要把中國歷史做成“洋片兒湯”，也就是拿著外國人的理論，不假思索地往中國歷史研究里面塞。因為這一番言論，高王凌老師還在學界中也算是開罪了不少人。他說：“西洋理論的過度吹捧在我看來，這些都不是洋人的問題，而是我們中國人自己的問題，它們都并不簡單，并有待于我們這代人去回答?！边@種勇氣與銳利，是學人中很難得的。

可能在一般人的眼中，歷史研究更像是“老夫子”的學問，一位葄枕圖史的智者正襟危坐，于故紙中傾筐倒篋。但是熟識高老師的人都有體會，高老師的性子更像是一個大孩子。對于歷史，他的研究是“冷眼熱腸”的。高老師曾經說過：“不讀博客的弟子將離我越來越遠?！币灾劣诿看紊险n或見面之前，我總要把老師的博客文章翻閱出來，揣摩一番。因為高老師總是會問我：“我的某某博客你讀了沒有？”如果沒讀，他會認真講解，我則滿心抱歉。

其實，這源于高老師總教誨學生，要做“活著的歷史”，因此他認為歷史是動態的，是要跟現實比對，不斷思考的，不思考是一種懶惰的行為。高老師曾說，自己夜間讀書，每有體悟，便是連覺也不能睡著了，定是要記下來才好。這種“洞察力”和反思的覺悟，使得這位老人在治史的過程中，一直是一位積極的反思者。

一位反思者

高老師在《研究題目與路徑——階段性總結的必要》一文前面，有一段按語：

我總以為，人到了一定階段，就要“回過頭來”，回顧、總結一番自己的心得體會……而不是“一往無前”，只顧一個勁兒地往前走。而且，這樣做，相比起來，可能收獲很大。因為你最多的東西可能不在前面，而在自己以往的歷史之中。

這篇文章的主體是高老師在清史所成立三十周年（2008年）的時候所作的，這次收錄書中，又做了一些增刪。從中我們可以梳理出高老師多年治清史的研究路徑。高老師最先立足于經濟區（四川地區）的研究，以此為基礎，做了向上和向下的拓展。所謂向上，就是就經濟狀況發展到國家決策，因此做了關于乾隆時期的糧政、墾政，官僚組織、政府決策、統治理念、宗教及精神生活的相關研究；而向下就是由經濟組織形式向下挖掘，細化到租佃關系、人口、生產結構、農民的行為等問題的研究。

在清史的研究中，高老師可以說是“下學上達”的，政策上的研究使經濟問題更具宏觀性和現實性；而經濟問題的研究又使政治研究更飽滿、更立體。所以也無怪乎高老師后期會轉入當代史的研究，這種在歷史研究中的通達狀態，已經無法用史料本身印證了。這就是為何在此書中，高老師強調要“超越史料”，要到“當前親身所處的現實社會”看“無字天書”。

高老師的農村問題研究是一個不斷在清代歷史與當地歷史中跳轉和借鑒的過程。而兩種方向相得益彰：在當代史中，研究者可以接觸到政策的細節，目睹行政的過程，了解農民對于經濟政策的反應和對策。而在三百年前的清史中，研究則可以掌握中央政策的流變過程，并觀察事態的整體動向和結局。兩相對照，邊發現歷史中的很多問題，并不是孤立的。

比如，清代與解放初期的中國，同樣遇到“人口問題”；同樣經歷過對于可開墾耕地的錯誤估計；同樣不能很好解決農村的多種經營問題；同樣存在農村工業問題。藉由著這種“古今兩相觀照”，高老師的研究總是嘗試著將歷史學與當身社會問題連接起來。并稱“貌似嚴整，卻是信步走來，并無‘人謀’”。

宏觀的視角可以了解政策的制定層，也就是“上層”；微觀的視角可以體會政策是受眾，也就是“下層”。“這樣的歷史，已不是傳統的政治史，它更接近于社會。（但又與一般意義上的社會史有所不同）它并不僅僅是關心‘社會’歷史，‘底層’歷史，‘民眾’生活：老實不客氣的說，它是直指‘上層’的，而且認為：只有到‘底層’去，才能解決所謂‘上層’的認知問題?！?/p>

高老師的研究，總是將史料窮竭后，再去探究文章后面的一層事實存在。他認為只有不斷加以挖掘，才是所謂“真學問”。在其論著《乾隆十三年》出版后，他曾經說：“該書所涉及的一個大問題，就是所謂中國現代史觀的改變，這樣一個大問題。歷史學家天生不是追求‘理論’的，他追求的是其他一些——可能使他擁有一些不易獲得的‘觀察能力’或曰‘洞察力’的東西（比如‘歷史感’）?！?/p>

什么是有“歷史感”的歷史呢？那就是超越史料之后的歷史了。

超越史料后的歷史

高老師在書中記錄種種的治學方法，最終都指向了歷史研究的意義。他認為，歷史最后的輸出，應該是一種“不能使大家都知道”的狀態。這種“含糊”當然不是過程或者結論上的“模棱兩可”——高老師的論著中，結論都是相當犀利鮮明的——而是古人給后人，留下的一些余地。

在對史料重復考據的基礎上，高老師發現了史料之上的問題。比如，就古代經濟統計數據而言，古人對數據的“不真實”是了解的，也常常存心“留有余地”（無論是稅收、產量、耕地數字等等），但到現代，卻自以為那些數據是“科學”的，是“統計數字”，這就十分危險了。制度是“死”的，人可是“活”的，看到制度之外，歷史才能活起來，才能應對實際生活的復雜多變。

比如農村的借糧問題，“究竟是一百斤，還是五七十斤，到底有多大意義？我想，這大約也和其他方面的問題一樣，在不同的地點和不同的時間，所了解到的情況都會有所不同。再說，它本來是一件隱秘的行為，如同‘霧里觀花’：越想把它描清，可能就越為失真，越不清楚。而且，描述得再好，也無法改變它仍是一個‘外來者’的觀察。”

高老師說，“總愛追問一個歷史事件是出于什么原因？殊不知，許多事物是無所‘原因’的，即使有，也是個‘大概其’，萬不可太當真的?！逼鋵嵾@種“大概其”，是普遍存在于歷史當中的，也正是因為這種“大概其”，歷史才能有彈性、有活力。

而史料中的其他部分，也如這些數字一樣，并不那么僅僅是它表明呈現出的意義。在走訪農民的過程中，高王凌老師發現，一些有一定文化素養的口述者，會把曾經的歷史講成文學作品。而現在留存的文學作品中，也隱匿了中國人千年未變的精神和人性。課上課下，高老師都多次提到，《閱微草堂筆記》不可不讀。在書中，會有些狐仙作祟的故事，而因為這些狐仙拿捏到位，破壞力并不強，也未見被驅逐。因此，高老師悟到了中國人行為中對于“度”的自我考量?！凹w經濟時期農民的‘反行為’的一個特點，就是它終于有意無意造成了一種‘不勝不負’的局面，成為一個‘維持會’。即令包產到戶改革獲得成功，我們也很難說是‘誰戰勝了誰’?！?/p>

做學問是為了什么呢，高老師認為，不僅僅是學問本身。他曾經說一些學者，“生活在自己‘學術’小圈子和‘書本’的小天地里，離開單位，就好像一切都跟他藐不相干，無所謂了?！庇诖怂欠磳Φ?。錢穆是高老師極為推崇的一位歷史學家，他曾經說過：“孟子意見，天地間一切道理，本由人心展衍而出。如人有惻隱之心，推廣出去便成仁的道理。人有羞惡之心，推廣出去便成義的道理。”因此學問做到最后，做的便是“人心”，便是“洞察力”與“通達”。

章學誠的言論也時常被高老師提及：“古人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竹帛之外，別有心傳……此則必從其人而后受”；“古人專門之學，必有法外傳心”。我想，這些對于“超越”之后的歷史的追求，所反映的是一個歷史學人的現實關懷。

孔子說：“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弊鰧W問的目標，也許就在這種“下學上達”、“不明不白”之中了吧。正如高老師在書中所說的那樣：

真理，也可能須到那以外去尋找。歷史學，不是為了尋求什么“標推答案”、（或已逝事件的）“正確路線”的。歷史學的功用，不在那里。我們的任務只是恰當的解讀那些“當事人”、“決策者”的思想想法，以求進一步解讀那個時代和那些個問題。當然，這里只是一種解讀，或許，我們還可以從其他角度來檢視這一段歷史。

后記：

從高老師去世時，我動意要寫些東西，到這篇稿子完成，大概用了半個月的時間。這樣的拖拖拉拉，并不是我一貫的做法。因為書總是不忍快讀，好似看完了，就再也沒有了似的。我應該不是一個好學生，既沒有犀利的文筆，也沒有深刻的洞察，只是在我的位置，說一些學生的話吧。“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讀書時，我還能時時憶起高老師講這些話時的神色，這便是我所見到的，這一段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