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旅游小冊子上都說，印度的街邊小吃是一絕，但我始終不敢品嘗。不過，我倒是在孟買一個小攤前停留過十多分鐘，看那位20來歲、皮膚黝黑的攤主做炸餡角。

炸餡角，也就是三角型的餃子，個頭不大，跟中國大一點的餃子差不多。餡是調好的，以土豆泥為主，再加上些剁碎了的茴香等綠色蔬菜和咖喱調料。

正是中午時分，來買炸餡角的人不少，大多是年輕人，買上一兩個，看樣子就算作是一餐了。

據說炸餡角的歷史十分悠久，可以追溯到早先進入印度的帖木爾和莫臥兒的軍隊，這多少有些神話了這種簡易的大眾食品。在東南亞、拉美、南歐和非洲， 我都見到過類似的炸餡角，只不過大多都是葷的。

在印度，不但街頭小吃多是素的，到了餐館也一樣，頂多也就是有些雞肉丁。國人初到印度可能會很不適應，其實在印度，素食是一種傳統，與古老的婆羅門教（亦即今天的印度教）和種姓制度有關。

在婆羅門教看來，吃肉會讓肉體與靈魂受到玷污，因而肉食者是“愚鈍的”。相應地，高種姓者不吃肉，素食是婆羅門必須堅守的基本原則，也是高貴之所以高貴的基本條件。只有“賤民”才吃肉，或是從事屠宰（殺生）的、賣肉的行當。圣雄甘地就是個素食主義者，其十一大誓言中的第七條即“控制味覺”，據說他拒絕吃受精雞蛋。

既然是傳統，本來也沒有什么可大驚小怪的。令人驚奇的只是，作為傳統的素食主義，竟會逆襲現代醫學，日益成為一種政治正確，一道社會的“潛規則”，一條高低貴賤的心理界限。

常駐印度的朋友告訴我，炸餡角還算是有油水的，他“推薦”我去看印度政府正式發行的健康手冊《母嬰護理》。那本小冊子給孕婦們的建議是，不要吃肉、蛋和油炸食品，要清心寡欲。2012年出版的一本針對11-12歲孩子的教課書則干脆宣稱，肉食者“傾向于作弊、撒謊、違背誓言和性犯罪”。

至于國際組織那些令人尷尬的統計，顯然不在印度官方的考慮之列。如印度是世界上產婦死亡率最高的國家之一，主要原因即營養不良。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數據表明，2015年印度每10萬名產婦就有174人死亡，遠高于中國的27人。而世界衛生組織的調查則顯示，印度兒童的營養狀況，甚至比布基納法索、海地、孟加拉國等國的更糟糕。由于缺乏蛋白質，七成印度成年人的肌肉狀況堪憂。

隨著印度教民族主義的崛起，餐桌日益成為印度政治的戰場。2007年，一項將雞蛋納入學校午餐的計劃，遭到了印度教領袖們的強烈抵制。時至今日，印度營養狀況最差的10個邦里，只有3個給孩子們提供雞蛋。與此同時，在寺廟周邊建立“無肉區”（ meat-free zones）的呼聲越來越高，有些甚至要求印度教寺廟所在的整個城鎮都“無肉”。

執政的人民黨極力鼓吹素食主義，不外乎是要體現其印度教本色，以迎合其背后的“國民志愿服務團”和占這個國家人口多數印度教信徒。2017年公布的一項調查表明，素食者居多的10個邦，都是印度教民族主義的人民黨在“掌權”；而10個非素食者居多的邦中，有8個都是其他黨“掌權”。這篇刊登在《印度快報》（2017年4月6日）上的文章，標題就明確地寫著《吃素食者，投人民黨的票》。

我在印度逗留期間，當地媒體還在討論水牛肉出口急劇減少的問題。印度教以牛（cow）為圣，但不包括水牛（water buffalo）。多年來印度一直是水牛肉出口大國，整個產業有近50億美元的產值，從業者主要是穆斯林。但印度政府2017年的一紙禁令，將水牛也納入了禁止宰殺的行列。該禁令雖然很快被最高法院擱置了，但給相關產業造成的損害已經難以挽回。許多商店不再出售肉類，包括雞肉。不少穆斯林為此斷了生計，與印度教教徒之間的矛盾進一步激化。

印度是一個農業大國，已經實現了糧食自給，也有充分的自然條件發展畜牧業，提升國民的營養水平。但 2015年當《紐約時報》專欄作者紀思道來到這里時，卻發現這個國家正處于全球營養不良的“震中”：政府數據顯示（其它估計數據更高），39%的印度兒童因營養不良而發育遲緩。“這是民主制度的一大失敗”，紀思道寫道。

西方記者看印度，向來喜歡拔高其民主制度的意義，順帶映射一下中國。這一次，紀思道難能可貴地對印度的民主制度“開了一槍”，只可惜打的不那么準。印度面臨的問題，無關乎“民主vs專制”意識形態斗爭，也不是經濟發展能否能催生出足夠的雞蛋和肉類給孕婦和孩子，而是吃這些東西是否符合一個印度人的“身份”。

當然，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并非印度所獨有。根據弗朗西斯?福山的研究，這甚至可以稱得上近十年來全球政治的風潮，使多元的社會日益分裂為一個個狹隘的“身份”。而在印度，“你即你所吃”（you are what you eat）。即便原本是吃肉的，出于政治正確的壓力，或是向“高貴”靠攏的動機，也不得不轉向素食，起碼在公開的場合是這樣——就像那些在孟買街頭買炸餡角的年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