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哲藝的人生是一場流動的遷徙，他在新加坡長大，后來在英國住了十五年，今年又遷往中國香港。他的電影也是如此。他在世界各地尋找資金，拍攝地從新加坡、歐洲再到中國的東北，他習慣以外來者的視角去創作，正是這種距離感帶給他創作的自由。

《燃冬》是陳哲藝的第三部電影。這次，他選擇以自由即興的方式進行拍攝，試圖找回年輕時的狀態。整個劇組也跟隨他進行了一場青春的冒險。

外來者眼中的東北

2021年夏天，陳哲藝打電話給制片人謝萌說，他想在中國最靠北的地方拍一個影片，想去一個他從來沒去過的地方拍，想拍年輕人的故事，想突破自己的舒適區。電影名字他已經想好了，叫《燃冬》。

在此之前，他從來沒有去過東北。陳哲藝從小在新加坡長大，大學畢業后移居英國。小時候，每年冬天，新加坡會從哈爾濱運來冰雕，陳列在廣場上，他一直以為中國最北的城市是哈爾濱。他對東北的想象建立在電影、電視的呈現上：《鋼的琴》里的落魄老工廠；《白日焰火》里的神秘犯罪氣息；趙本山、小沈陽的小品。但這都不是他想拍的東北。他想拍一個全新的東北。

他知道自己的局限，很多時候他的創作也都是從局限開始的。這被他視為一種創作者的自覺。譬如他知道自己作為一個外來者，沒辦法像中國導演一樣拍出一部現實主義題材的影片。他就有意向一個陌生的方向去走，后來《燃冬》整個片子都有一種夢幻的基調。

“我對每個地方都好像有一種距離，因為有了這個距離，所以我看自己的國土，看新加坡社會，看自己的家人，反而有段空間，但這個距離會讓你看得更清楚、更客觀。”陳哲藝曾在接受采訪時說。

陳哲藝

10月，得到簽證通過的消息后，他從倫敦飛到了上海，隔離了14天，他就在酒店寫劇本，兩周后只寫出來兩頁大綱。隔離結束那天，他跟制片人、美術指導坐早班機飛到了長白山。他們在長白山附近的城市逛，一邊逛一邊在小紅書和B站上搜旅游筆記，跟著確定了拍攝地延吉。

延吉正符合他的目標，街上到處是色彩斑斕的招牌，一半朝鮮語一半中文，很多穿著新潮的年輕人，街邊的夜店一個接一個，夜店里的歌手不僅唱，還跳舞，店里播放的都是K-pop音樂。幾乎每一百米就有一家裝修時尚的獨立咖啡店，后來有人跟他說，延吉是全中國人均咖啡館最多的一個城市。他們索性雇了位導游，在延吉的朝鮮族民俗村體驗了一圈。

與他想象中東北那種喪喪的氣息不同，延吉的年輕人是朝氣蓬勃的，那種活力激發了他的靈感。

很長時間，陳哲藝都很關注中國年輕一代的狀態，他是80后，出生時正趕上新加坡經濟騰飛的時期，從小接受到的教育是只要努力工作就能獲得財富和幸福。所以他總是在工作，馬不停蹄。如今，新加坡的經濟趨于穩定，年輕人缺少奮斗的動力，大體都過上了閑適的中產生活，中國年輕人和新加坡年輕人在很多方面都不一樣。

“現在基本養小孩的方式就是你很棒，你很優秀。這樣從小被夸著長大的一代人，你步入社會的時候，發覺說原來也沒有那么好，那么優秀，我覺得這個落差對他們來說是很大的打擊。”他講自己對年輕人的觀察，但也說自己不確定是不是一定如此，畢竟那是和他成長背景完全不同的一代。他們用社交媒體，獲得及時反饋，在虛擬網絡上評論與被評論。他看過一個B站UP主，以記錄自己的生活為生，觀眾看到的都是他積極向上的一面，但突然有一天他就不見了。陳哲藝試圖把這些觀察放在電影中。

《燃冬》沒有特別戲劇化的情節，只是講述了三個失敗的年輕人偶然相識，在很短的時間內共處，他們一起喝酒、逛公園、騎摩托，最后相約去長白山看天池。雪下得很大，他們只能原路返回，路上一只熊意外出現，卻并沒有傷害他們。下山之后，他們回到了各自原本的生活。

《燃冬》劇照

電影中的三個主人公有一個共性，他們都是失敗者，一個被社會打敗，一個被夢想打敗，一個被生活打敗，躺平好像是他們唯一的選擇。影片里的三個角色：

浩豐：從小成績優異，家庭教育嚴格，考上大學后學習金融，在上海找到了一份體面的工作，然后患上了抑郁癥。

娜娜：從小練習花滑，因為受傷而錯失參與冬奧會的機會。退出花滑隊后，逃離家庭，隨便找了一份糊口的導游工作。

韓蕭：很小的時候輟學，從四川來到東北，在親人家的飯館打工。

今年5月，《燃冬》在戛納電影節首映，隨后賣出了幾十個國家的版權。歐洲的記者、美國的記者紛紛來約陳哲藝的訪問，他們說，《燃冬》讓他們想到了自己的青春，那種沒有約束無比自由的狀態，也有意大利的記者跟陳哲藝說，《燃冬》里面年輕人迷茫的狀態和現在意大利的年輕人很像。

自由的嘗試

陳哲藝對影片最初的構想非常粗略：兩男一女，三個年輕人度過了一段短暫而自由的時光。就好像他最喜歡的特呂弗的《祖與占》一樣。他首先確定周冬雨會出演其中一個角色，接著確定了劉昊然，他們在上海電影節見過一面。謝萌則向他推薦了屈楚蕭。

對陳哲藝來說，這部片子是非拍不可的，“我需要拍這部電影來進一步確立我作為一個電影人的存在。”

他也想通過影片回到年輕時的狀態。今年1月，他查出了腰椎盤突出。健康問題喚起了他的危機感，驚覺自己快要四十歲了，“我開始感覺我不年輕了，我希望在我還很勇敢、有點幼稚的時候去嘗試。”

謝萌是陳哲藝上一部短片《隔愛》的制片，他的公司赤角是陳哲藝的第二部長片《熱帶雨》在中國的發行和聯合出品。謝萌第一次看到《熱帶雨》的劇本時，看中了劇本的精準和成熟。他毫不猶豫就決定拿下《熱帶雨》的中國代理，他認為，陳哲藝的劇作成熟度在他這個年齡段的華語影片導演中是無出其右的。

謝萌形容陳哲藝是“優等生創作者”，拍攝的每個步驟都非常嚴謹，好像教科書一樣。《爸媽不在家》劇本籌備了兩年，七年后才又拍出《熱帶雨》。兩部都在陳哲藝的家鄉新加坡拍攝，講述他相對熟悉的家庭故事，他習慣于花很久時間去思考人物的狀況，做好周全的準備再開機。

2021年，陳哲藝來上海國際電影節參加活動，遇上很多他的影迷，《熱帶雨》剛拿到平遙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很多媒體人看了他的影片都贊許他的準確，他們問他：“為什么你的電影那么沉穩，不像一個年輕人拍的，你有沒有想過拍年輕人的故事？”

他在上海也見到了演員章宇，2020年，他們一起遠程合作拍攝了《隔愛》。第一次線下見面，章宇有點意外，沒想到陳哲藝這么高。陳哲藝一米八幾，而且顯高，他至今保持著健身的習慣，可能也是因為這個原因，他體力和精力都特別好，工作時常常一天只睡四小時。

章宇也跟陳哲藝說：“哲藝，你太精準了，劇本、畫面、剪輯都太精準了，推著演員給到你想要的東西，你可以自由一點，你試一試。”

《隔愛》拍攝現場，從左到右：周冬雨、章宇、陳哲藝

到了《燃冬》，陳哲藝決定進行一次自由的嘗試，整個創作是即興的，《燃冬》只有不到三個月的籌備時間，之前都沒有劇本，而且必須在2022年1月完成這一切，這樣他才能為他的另一部電影——他的第一部英語片《漂流人生》找出時間作準備。

白天，陳哲藝跟主創們一起勘景，晚上就躲回酒店寫劇本。每天都有副導演來敲門：“導演，有劇本嗎？”他每次都說：“沒有，還在寫。”副導演只好拿著兩頁的大綱去做拍攝計劃。演員的經紀人們來要劇本，他只能搪塞：“別看啦，到了組里大家一起看。”距離開機還有十天的一個早晨，劇本才寫完。

拍攝中，整個劇組重新經歷了一遍青春的冒險。他們沒有分鏡圖，而是現場分鏡，整部電影只用了一個40的定焦鏡頭拍攝，大部分電影拍攝時都會準備一組鏡頭，方便拍不同的景別。但只用一個40的鏡頭，換景別就要靠人移動攝影機。拍攝到一半，周冬雨和劉昊然去北京參加活動，陳哲藝臨時寫了幾場屈楚蕭的單人戲，最后都剪到了正片里。

戶外拍攝極冷，冷到大家不得不集中起百倍的精神，不自覺加快速度，拍了兩三條就立刻躲進導演的帳篷。一進帳篷，大家臉都是僵的，冷到如此，有時三個主演還在雪地里互相追逐、丟雪球。偶爾拍攝結束得早，劇組成員就留下來在延吉的夜店玩。夜店也是電影里的一個場景。

陳哲藝已經17年沒有進過夜店，開拍前朋友帶他去了北京的夜店體驗。燈光絢麗，年輕的身體在舞池中肆意扭動。整個晚上他都一個人坐在沙發上，感覺無聊，視線不經意瞥見冰箱，冰箱里都是白色冰塊。他拿起一塊冰塊，細細凝視，冰塊也慢慢融化，消融的水滴在他臉上，越滴越多，好像眼淚一樣。突然他靈感乍現，想起了電影里劉昊然飾演的浩豐，這個瞬間正是浩豐應當經歷的，一種在嘈雜人群中的孤獨。這個體驗變成了《燃冬》里的一場戲。

《燃冬》拍攝現場

最瘋狂的是拍床戲。至少對中國電影來說是這樣。片中有兩場情欲戲，周冬雨和劉昊然本著職業演員的素養都坦然接受了。但拍攝卻并非因此變得更加容易。陳哲藝從短片起就拍攝性愛戲，在《熱帶雨》中更是有老師和學生的性愛戲，但《燃冬》里，跟演員們溝通時，他有點詫異，他們當了十多年的演員，竟然從來沒有拍攝這類戲的經驗。

“我15年都在英國，對他們的演員來說，床戲就是經常拍，比較普通了。但這次拍攝，他們（兩位演員）就很緊張，我說你們怎么那么別扭，他們說因為他們沒拍過。他們也想知道怎么拍，但后來拍著拍著就覺得不好玩了，因為一直在流汗，一直要動來動去，擺來擺去，他們以為會很好玩，但是后來就覺得很機械很功能化。”

他相當意外，不僅是演員的反應，就連副導演也在開拍前不停問：“導演，你確定你能拍嗎？”后來副導演改了方法問：“導演，你確定你拍了能上嗎？”

不過陳哲藝還是喜歡相對克制的情感表達。除了《燃冬》，他幾乎不用配樂。“我每次捕捉的情感都不是直白的，而是在暗流下的。”他認為這是東亞人情感表達的方式，小津安二郎、侯孝賢、李滄東的影片里，都很注重留白，現在越來越多的歐洲電影也是這樣，臺詞下面有很深的潛臺詞，反而現在許多華語電影沒有留白，越來越像好萊塢。

最后一場戲是周冬雨和劉昊然在浴室告別，那是一場隱晦的情欲戲。兩人隔著簾子，劉昊然用手撫摸周冬雨的背。在劇本，陳哲藝形容：

那一剎那，他們兩個身體的結合，浩豐觸摸到的已經是他熟悉的身體。但浩豐知道他必須離開，就忍著痛留下那滴淚。

《燃冬》劇照

《燃冬》的拍攝帶給了他極大的自由，他跟歐洲一些制片人合作，諸如《以你的名字呼喚我》這樣專做藝術電影的制片人，都會不時提出一些希望影片更加通俗，更貼合市場的要求。2022年拍攝《漂流人生》時，歐洲勞工法規定每天只能拍攝10小時，不能超時，也不能超期，所有的壓力都集中在他身上，高度緊張。但在中國，沒有這些限制，他享有了另一種輕松和自由。他第一次感覺到，“原來我只要什么東西人家就可以去執行，你不用擔心你想要的東西是拿不到的。”

他還得出一個結論，如果在中國拍片，需要劇本的戲劇性、故事性很強，這樣被剪掉一些鏡頭后，不會影響太大，在這方面《燃冬》很吃虧。第二條觀察是，不要太寫實，比如《燃冬》用抽象和夢幻的影像去傳達人物精神上的迷茫。不過總體他還是相當滿意的，“《燃冬》不是一個完美的作品，但它是一個我可以面對的作品。”

離開新加坡

陳哲藝在新加坡拍過兩部長片，十二部短片，主題大多和家庭有關。2013年，他的第一部長片《爸媽不在家》拍了一個處于叛逆期的男孩和菲傭慢慢建立起感情，折射出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新加坡家庭的境況。第二部長片《熱帶雨》則拍了一個中年女教師所承受的事業和家庭上的雙重壓力，女老師和她的男學生產生了一段情感。

陳哲藝成長在新加坡的中產階級家庭，父母總是忙于工作，家中有菲傭照顧。父母和他在家只講英語。每隔幾周，他會去奶奶家看望她，他是家中長孫，奶奶經常講中文提醒他，你是哪里人？他用中文回，我是華人。家族中也保留了華人傳統，每逢新年和祭祖日，全家人都會聚在一起，跪在祭臺前祭拜親人。因此，華人的身份認同很早就刻進了他腦子里。

電視上許多頻道播港產片，周星馳的喜劇，成龍的功夫片，這些都是全家人一起的娛樂。上高中后，一天在午夜時段，中文頻道播了張藝謀的《紅高粱》，他被影片里遼闊的土地所震撼。那以后他開始脫離父母的引導，獨自探索華語電影的魅力。看完了張藝謀的電影，他找來其他第五代導演的影片，后來又接觸到了賈樟柯的作品。

19歲那年，他決定報考新加坡的電影學院。家里的親戚聽說以后紛紛打電話給他媽媽，“你兒子瘋了，為什么要去讀電影？他一輩子都會是個窮藝術家。”因為他是長孫，寄托了整個家族的希望，他們希望他能去讀商科或者考公務員。倒是他的爸媽沒有強力反對，他才能如愿走上電影這條路。

反叛的勁頭漸漸凸顯，“我感覺我這輩子一直都在證明自己，因為大家說你不可能靠拍電影糊口，不可能拍文藝片拍得又好又有票房，我就要證明這個。”

陳哲藝

他在學校一直是優等生，本科學燈光攝影的基礎應用、三幕式這類功能性的技術，以第一第二的成績。畢業前一年，他拍攝的短片入圍了戛納非競賽單元。大學畢業后，他不得不去服兵役，這是一項國民義務。在部隊，他意識到了自己對于體制的厭惡，那里的法則是服從，但他有叛逆的一面需要釋放。

一天，他在軍隊里接到家人的電話，說奶奶腦出血進了醫院。他趕緊請假出來看她，全家人都在醫院守著，24小時后，奶奶過世了。奶奶的去世擊中了他，他寫了一個劇本，講他那兩日在醫院的觀察。很多情感累積在心里，于是他決定把這部影片拍出來。他拿出了五萬塊的積蓄，當時兵役每個月的津貼也不過一千多新幣，又找到大學同學幫忙，趁著一次放假外出，在片場連軍服都還沒脫下，就開始了拍攝。

服滿兩年兵役后，他申請了英國國立電影電視學院繼續修讀電影，那是英國最好的電影學院之一。那年他22歲，短片已經入圍過戛納，不過他還是覺得自己不具備掌舵一部電影的能力。他想更快地成長，也想離開新加坡，唯一的方法就是念書。英語是他的母語，語言也為他提供了便利。

走進戛納

2013年，金馬電影節的慶功宴上，陳哲藝碰到了李安，李安是那一年的金馬評委會主席。陳哲藝跟李安有很多共性，第一部影片都以家庭為背景，又都從亞洲到歐美拍片。但李安自“家庭三部曲”后便定居美國，主要在好萊塢拍片。而陳哲藝一直處于游走的狀態。或許因為陳哲藝的成名時間更早，28歲拿到金馬獎時，李安跟陳哲藝說，你起步起得那么高，接下來還蠻難的。

李安也問他，這么年輕，為什么拍電影的技法這么嫻熟？陳哲藝回說：“我已經拍了快12部短片。”

陳哲藝從19歲起就一直拍短片，剛開始自己花錢拍，一拿到電影節的獎金就又投到下一部里，后來申請短片資助，一直拍到沒人愿意再出錢給他，因為大多數短片資助都是為了提攜新人導演，而他已經是老人了。所以從英國碩士畢業以后，他決定籌備自己的第一部長片《爸媽不在家》。

《爸媽不在家》其中一個鏡頭是拍陽臺上晾曬的衣服，開機前他突然覺得不對。美術問他，為什么不對，他反問，這家有爸爸、媽媽和小孩子，為什么會有一個小女生的衣服在里面？原來大家以為只是隨便一堆衣服擺一下就可以拍，但他堅決不可以。美術放一副畫在屋子里，他也會挑，問這幅畫是誰買的？是爸爸陳設的還是媽媽陳設的？這個家庭是怎樣的階級，他們的口味能不能買到這樣的畫？很多人問他，要不要關注這么得這么細，做得這么細，他說，他就是這樣，因為是他自己的作品，沒有人會比他更在乎。

跟陳哲藝合作了兩部長片的女演員楊雁雁記得，他們第一次合作拍短片時，陳哲藝問她，可不可以要她的左眼滴一滴眼淚。楊雁雁回，我可以有眼淚，但不確定是不是左眼。連著試了幾條都不夠準，最后用了沒有眼淚的一條。

《爸媽不在家》劇組

《爸媽不在家》總成本300多萬人民幣，新加坡電影委員會提供了其中一部分資金。但新加坡的電影產業相當薄弱，每年不過二十多部本土片，留不住專業人士。拍《爸媽不在家》一起合作出來的美術，拍第二部電影前陳哲藝再去找他們，都改行了，要么去做綜藝節目，要么去拍廣告。楊雁雁因為《爸媽不在家》拿到金馬獎最佳女配角以后，也沒辦法只拍電影謀生，偶爾還要出演舞臺劇和電視劇。

因此，在新加坡拍攝時，許多執行工作要導演自己完成，《爸媽不在家》時找不到女主角的假發，陳哲藝就從香港網購。這些練就了陳哲藝的細致和全能，他可以為自己的作品制片，自己看合同，自己找資金。片尾的演職人員表，他也自己挨個校對，一個個訂正英文的錯別字。他試過請后期公司做，卻總發現漏掉名字或拼寫錯誤，于是就干脆自己敲。電腦里一大堆ps文件都是片尾的名單。

每拍一部片，他都需要頂著巨大壓力。拍《熱帶雨》時，有一條拍攝陽光從后花園打進來的鏡頭，機器走位和運動一直不對，拍了10條沒拍到，他閉上眼睛，眼淚一發不可收拾，現場工作人員都嚇住了，副導演趕緊找紙巾安慰他。在新加坡拍片，現場三十多個工作人員，來中國拍片，劇組能有一百多人，對他來說相當“奢侈”。

《爸媽不在家》在新加坡上映時的票房收入突破了100萬美元，全球票房超過300萬美元，是當年新加坡上映電影中票房排名第三的影片。陳哲藝之后，新加坡電影產業在向好發展，當陳哲藝回到新加坡時，有更多的年輕人詢問他讀電影的事情，也有新加坡電影人在美國圣丹斯電影節、洛迦諾國際電影節上拿到大獎。

陳哲藝引起了西方世界對新加坡電影的關注。2007年，陳哲藝的短片《阿嬤》入圍戛納電影節的短片競賽單元，他跟制片人一起去到戛納，他們是少見的幾張亞洲面孔之一。歐洲記者找他，問的都是關于亞洲電影和新加坡電影的問題。戛納安排了短片展映，在一個1000多人的影廳，里面坐滿了觀眾，他坐前排，穿著黑色禮服，打著領帶，轉身就能看到每張臉上的表情。他第一次看到自己的片子在大熒幕上放映。

2013年，《爸媽不在家》入圍戛納導演雙周單元。影片在戛納首映是一個星期天早上，不算太好的檔期，觀眾席坐的都是一些年邁的法國老人，正巧碰上那天下暴雨。他心里打怵，不知道這些老影迷們會不會喜歡這樣一部片子。放映到一半，停電了。他更沒了信心，抓住剪輯師的手，連問，怎么辦，怎么辦。十分鐘后，影片繼續放映，他已經恍惚，一直到影片落幕觀眾熱烈的掌聲響起，他還沒有反應過來。觀眾們陸陸續續站起，為這個27歲的年輕人致以掌聲。那一年，《爸媽不在家》拿到了戛納金攝影機獎。

陳哲藝在戛納

從短片開始，然后是導演雙周單元，再到一種關注單元，陳哲藝在戛納的一次次進階好像游戲的打怪升級。他記得第一次短片入圍，他拿證件去取票，2000個坐席的放映廳，他拿到了二樓的票。2021年《隔愛》入圍官方單元，他坐在所有主創的前面，椅子上放了他的名牌。今年，他去看是枝裕和的《怪物》，發現戛納為他預留了座位，上面貼著他的名字，一點點地，他感覺自己好像變得比較重要了。

戛納被他視作電影人的麥加。主競賽放映廳可以容納兩千人，小一點的能坐下一千多個人。影片落幕，兩千個人的掌聲、歡呼聲，大家起立鼓掌，7分鐘，10分鐘，給他強有力的震動。在一個巨大的黑暗的房間里，所有人的情感跟影像緊緊相連，他對于電影的懷疑在這種時刻會被打消。

不過有些時候，他還是會出現創作者的存在危機，甚至猶豫要不要繼續拍下去。比如他得到消息，自己的第一部英語片《漂流人生》的主演檔期調整，影片的拍攝時間被延期。那時候趕上疫情，無法開工，電影院被關閉。他一度悲觀到想，或許疫情結束，觀眾再回到影院都只會看商業大片了。

2020年10月，美國一個電影協會邀請他和其他六個導演各自拍一部跟疫情有關的短片。陳哲藝拍的是《隔愛》，預算只有一萬美金，比他學生時期拍短片的預算還要少，演員和工作人員幾乎是免費過來幫忙，全片使用自然光。他人在英國，遠程導演了這部戲，面前三塊屏幕，電腦開騰訊會議實時聯絡，Ipad連接現場攝像機的實時畫面，還有手機，信號不好就打電話。拍攝現場的畫面傳輸到英國有幾秒延遲，下指令就要預估出那幾秒的延遲。這次嘗試后，他深感疲憊，發誓這樣的體驗不要再有第二次。

家庭意味著什么

今年7月末，陳哲藝受邀來First青年影展擔任訓練營導師，他還帶了太太、兒子和岳父岳母。他跟家人被安排住在索菲特大酒店，所有來參加電影節活動的明星都住在這里，房間的桌子上散著幾顆飛行棋、幾本英語兒童繪本和兩罐金奧力巨軟膠囊。

25歲那年，陳哲藝遇到了他的太太，她是廈門人，他們很快決定結婚，即便兩人當時還都在讀書。他們辦了一個只有幾個好朋友參加的婚禮，一起在倫敦租下一間房子。陳哲藝畢業后，他們定居英國，過著和普通上班族家庭無異的生活。太太在金融公司上班，他呆在家里寫劇本，做飯。他們幾乎每周都開車去郊區度假。后來，他們生了小孩，他送兒子上課，陪他玩。他在倫敦的通勤全靠自行車，他會騎著自行車到不同的地方開會。從他住的地方到倫敦市中心，需要騎行35分鐘。他們吃低廉的有機食物，經常去西區劇場看戲，去畫廊看展。

今年，陳哲藝從英國搬到了中國香港，但他并非我們想象中那種在世界各地到處跑的藝術家，他在乎并且努力維持著自己的小家庭。每次居所的變換并非因為他的電影事業，而是由于太太的工作變動。這似乎也是新加坡華人的特征，新加坡人講英語，受西方教育，但他們十分看重華人文化傳統的延續。

陳哲藝和兒子

從短片開始，陳哲藝一直在拍攝關于家庭的故事，家庭是他的創作母題。我追問他，“《燃冬》呈現出來的輕盈和自由，有沒有可能跟這三個年輕人都離開了家，到一個新地方有關？”

“但你看最后的ending還是回到家，這個東西還是跑不掉的。”

“相比之前，變化在哪兒？”

“是因為其實我不想再寫一個家庭劇了。”他說，接著聊了幾句其他的，他再次重復，“但最后還是回到家庭。”

我問他，“家庭對他來說究竟意味著什么？”

他想了想：“我不曉得，我不知道怎么回答這個問題，你知道我不拍片的時候，我很宅的，基本上是每天買菜做飯，很少出去有一堆社交生活，而是回歸到很居家的狀態，只有在電影節或者片場，會有另外一種生活。在外拍片的時候，因為一直以來在家做飯的都是我，所以我都會想太太、小孩在吃什么。”

陳哲藝雙手交疊抱在胸前，繼續說了下去。“家庭意味著什么，我不確定，為什么一直回到家庭這個母題我也不知道為什么。但是我感覺在亞洲社會，家都是很重要的。”

在西寧的時候，家人出去游玩，陳哲藝的時間則排得滿滿當當。他要同時指導七個劇組，早上起來，他跟家人一起去塔爾寺，下午他訪問了兩個劇組。晚上九點，他跟其中一個劇組一起殺青，然后回到酒店，吃過晚飯，已經是晚上11點了。接著，他跟組委會工作人員一起商量后期剪輯中出現的問題，到凌晨三點。第二天，早上九點，他又容光煥發地出現在我們面前。

他指導的是一幫95后、00后的年輕創作者，他們穿著清一色的黑色T恤，戴露營遮陽帽，T恤印著四個字“膽子要大”。要同這些年輕電影人打交道并不容易，可能隨便一句話就被發上微博，流傳開來。有的導師選擇自由放任，等著他們自己發現問題。陳哲藝不想這樣，他希望年輕人能盡快看到自己的問題，在學會自由表達之前，他們首先要知道的是標準。

這幾年，他參與了七個年輕導演的項目，現在正在為一個日本導演和一個印度尼西亞的導演做制片。他愿意承擔起責任，不是那種高喊著口號，要為某個族群發聲的社會責任感，而是一種對待工作、對待他人最基本的認真和負責。他這樣解釋自己的功能：“有時候不是導演的問題，當然（導演）有問題，但新導演是看不到他的盲點的，所以就變成制片人挺重要的。我覺得新導演需要引導，你需要去指引他，或者去刺激他，跟他產生碰撞。他自己看世界的方式是不會改的，但你可以幫他升華成更好的作品。”

在西寧，有一位學員剪輯時拒絕了剪輯導師的意見，要堅持按照自己的劇本剪，影展的工作人員請陳哲藝出面調解。

學員們在酒店的房間里沿著床邊坐了一圈，地上的行李箱開著蓋，到處堆著衣服和洗漱用品，桌子上滿是被擰開沒喝完的礦泉水瓶。陳哲藝剛進房間，年輕的導演迎上來，向他解釋自己對于那一場要被刪掉的戲的珍視。剪輯老師在坐電腦前，臉像一灘水泥。

陳哲藝告訴年輕學員，每場戲都需要推動情節或者人物關系，如果沒有作用，就應該刪掉，不要執著于自己的原劇本。

年輕學員點點頭：“我明白，但是......"

離開酒店房間時，陳哲藝轉身說：“如果這個片子你又改回去，我到時候就不放了。”很嚇人的一句。

后來，我問他是否覺得自己太過嚴苛？

“我覺得我有要求。”他說。

即便《燃冬》看上去是即興之舉，但其實也是他深思熟慮之下的表達。看過影片后，我認為《燃冬》并不輕松，他只是把很重的東西藏起來了。有一個鏡頭，三人到達長白山，劉昊然靠近崖邊，臉上釋放出一種喜悅，他移動雙腳，似要跳落，這一鏡頭來自陳哲藝拍攝前的調研。他跟幾個年輕人聊天，他們說自己都曾嘗試自殺，打開窗，看出去，那時候死亡是一種誘惑。

陳哲藝和劉昊然在《燃冬》拍攝現場

在西寧的一天，陳哲藝去學員劇組探班，走進一片森林，地面濕漉漉的，里面沒有信號，我們迷失在其中，跨過一棵倒地的樹干時，他突然說：“我最近兩周有個新想法，前段時間澤維爾·多蘭不是說，他不拍電影了。后來媒體也在討論這件事，那我也在想，我要不要停一停。拍電影也沒有讓我變成富翁，你說阿彼察邦的《記憶》在中國上映有兩百萬票房，這對于藝術片來說已經很厲害了，可是像他這樣的大師都只有兩百萬……我們拍的電影好像沒有多少人看，看了人家也未必懂。”

“你覺得你還能做下去嗎？”不久之前，陳哲藝的副導演曾問過他這個問題，副導演是馬來西亞人，這兩年放下工作去禪修了。他問陳哲藝，“沒有這些成績的話，你還能拍下去嗎？你會不會就放棄了？”

“我不確定。”陳哲藝說，“但我想再試試看。”

采訪、撰文：張潔瓊

編輯：李純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原標題：《陳哲藝：異鄉人的冒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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