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獲悉，由上海多倫現代美術館發起并主辦的“中國當代影像藝術年鑒”（下簡稱“影像年鑒”） 正在進行2023年作品征集。作為中國第一個當代影像藝術年鑒，它既代表了機構的學術立場，也勾畫著美術館未來發展的方向。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也是年鑒顧問委員會委員顧錚表示，希望“影像年鑒”既是大量中國當代影像藝術信息資料的集納、研究索引和指南；在未來也是一個打開過去的窗口。

影像年鑒征稿海報

“中國當代影像藝術年鑒”是一個以中國當代影像藝術實踐的第一線觀察和資料收集為基礎，開展現象分析和整理，文獻及作品的展示和交流的平臺。征集到的作品信息將會收錄在“年鑒”的資料庫中，并最終將以線上及線下的文獻庫、出版物、展覽及衍生活動等各種形式及時反映中國影像藝術的最新實踐和成果。

年鑒對于“影像藝術”的定義不做嚴格的預設，所有基于影像技術而產生的。“‘影像’包括靜態的攝影，動態的影像、情節片或者藝術家電影。”上海多倫現代美術館館長曾玉蘭說，“影像有著記錄時代和歷史的特質。無論被動的還是主動的，幾乎每個人都介入其中。”對于“當代影像”的界定，她強調了“當代藝術”的概念。這要求作品有關注“人”和“人性”的內核，有反思性、有人文厚度。

作為中國首家由政府創辦并為當代藝術服務的公立專業化現代美術館，上海多倫現代美術館一直關注影像領域， 在建館20周年之際創立“影像年鑒”項目，頗有深意。美術館作為發起和主辦方，邀請了朱青生、張培力、顧錚、張獻民、曾玉蘭（按年齡排序）擔任顧問委員會委員；顧問委員會委員提名施瀚濤擔任執行總監。

中國當代影像藝術年鑒啟動會議現場

以開放的邏輯，為中國當代影像存留檔案

美術館是收集、保存、展覽和研究美術作品的機構。目前中國的現實是美術館更關注展覽和公教，相對忽略長期性的學術建設工作。事實上，美術館也是一個學術機構，應該參與到當代藝術史的書寫之中。

在曾玉蘭看來，“影像年鑒”是一個忠實記錄當下現場并邀請創作者、研究者們共同參與的開放性學術平臺。多倫現代美術館作為非營利性的學術機構，希望能夠為當代影像存留檔案。“雖然，目前公立機構和民間會有一些影像檔案和影像收藏。但長期而持續對當代影像藝術這一領域關注、收集、整理，以及進行學術性的梳理和研究等相關系列工作尚有匱乏。”“希望長久而有效地關注中國當代影像領域的現場，以田野考察的方式獲得第一手的資料收集，以相應的展覽、出版物呈現，并以放映、學術研討等推動整個領域的發展。”

對于收錄“影像年鑒”作品的選擇，在多倫美術館發布的項目介紹中稱：影像年鑒所關注的范圍不僅覆蓋重要的畫廊、美術館、高校和藝術出版信息，記錄成熟的或成名的影像藝術家的最新作品和展覽，同時也將包括更多替代性空間或藝術家自發表的內容，希望籍此能及時記錄不斷涌現的青年藝術家和藝術群體的工作。

在采訪中，“影像年鑒”執行總監施瀚濤提出了“開放的工作邏輯”。在他看來，從最初的攝影、電影技術的發明，到逐步發展出來的新的圖像媒介。影像及其在當代藝術領域的應用和表現依然在不斷變動和發展，各類影像藝術之間，以及影像和繪畫、雕塑等其他藝術形態之間也多有重疊，同時影像還和當下生活和生產領域中更多的社會應用有交叉。“我們將各種可能正處于媒介特性邊緣的作品的取舍留給資料的收集者和編撰者，由他們在工作中通過交流溝通達成最終的決定。”施瀚濤說，“至于AI作品是否入選，需要先有征集，再通過商量決定。”

目前，“影像年鑒”2023年的作品征集已經啟動，投稿的所有作品均將入庫保存。除了接受投稿外，“影像年鑒”項目組在全國設有四個工作站主動征集作品。以自然年份為界，征集到的作品在經過一定的選擇后，將每年呈現一本出版物、一個展覽，在設想中，未來也會有一個“房間”，供公眾查閱資料。

“這項工作由公立非營利性美術館做，沒有商業目的、強調學術性和公益性，有可持續性，且有自己的衡量基準。”談及標準，曾玉蘭說，“‘影像年鑒’不以藝術家曝光率作為選擇標準，而是關注作品本身。無論是功成名就的老藝術家還是初出茅廬的年輕藝術家，只要作品是立得住的，都可以進入。”

上海多倫現代美術館外景

影像如何進入美術館？

上海多倫現代美術館很早就呈現過“荷蘭錄像藝術簡史”“1980年代——溫普林前衛藝術檔案”影像部分、“歷史的暗室——周海嬰早期攝影展”等重要的學術性項目，近年來也在持續展開與影像有關的項目與研究，“超時空影像展”“公園”“未知游戲”等影像有關展覽的舉辦和相關研討，讓影像成為多倫現代美術館的品牌之一。

2004年 多倫現代美術館“荷蘭錄像藝術簡史”海報

多倫現代美術館“1980年代——溫普林前衛藝術檔案”展覽現場

那么，從歷史的角度看，影像（攝影）是如何進入美術館的？

1930年，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開時代風氣之先，將攝影作品納入收藏體系，彼時距離這座年輕的博物館成立不到半年。隨即，美國攝影師沃克·埃文斯（Walker Evans）的一幅名為《倫布魯克：一個男人的頭像》的攝影作品成為第一件入駐MoMA館藏的攝影作品，這也是整個藝術博物館的第23件藏品。

克里斯多夫·菲力普斯（Christopher Phillip）在《攝影的裁判席》一文中指出，攝影真正被認可為一種成熟的美術館藝術的決定性的時刻，目前公認是貝蒙·紐霍爾(Beaumont Newhall)1937年MoMA組織的展覽“攝影1839－1937”。它也是當時現代美術館四個具有教育意義的大型展覽中的重要的一環；另外三個展覽分別是阿爾弗雷德·巴爾（Alfred H. Barr Jr.，MoMA首任館長）組織的“立體主義與抽象藝術”（1936），“奇幻的藝術：達達，和超現實主義”（1936），以及“包豪斯：1919－1928”（1938）。這四場展覽宏大的規模、詳盡的文字材料以及富有開創性的畫冊文章是MoMA的發展歷程中的又一次重要的進步。但直到1970年代，MoMA在攝影藝術上的工作才在美國的其他美術館得到普及，并成為了攝影活動的標準。

從某種程度上說，中國與歐美國家幾乎同期進行攝影研究。1930年，嚴智開創辦了天津市立美術館，就已經提出了攝影館問題，并特別設立攝影研究會，舉辦了不少攝影展覽和相關活動。1936年，南京國立美術陳列館成立，一年后舉辦的全國美術展覽會就包含美術攝影，足以說明中國美術館對攝影的重視和關注是很早的。1980年代以來，《艱巨歷程》等征集性攝影展，引發過觀展熱潮。2000年以后，影像藝術的加入，以及國際攝影（影像）雙年展在國內的舉辦，搭建起對話與展示的平臺，攝影和影像作品也成為國有美術館展覽和收藏不可或缺的部分。近年來，隨著民營美術館的發展，涌現出諸如三影堂攝影藝術中心、上海攝影藝術中心、謝子龍影像藝術館等致力于影像收藏和研究的非營利性社會機構。

姐妹淘，1948，周海嬰 攝（展覽《回顧展1948—1949 周海嬰鏡頭下的中國》中的作品） 

關于在檔案收集上，中國大陸地區比較著名的是2012年啟動的“錄像局”。這是一個專門針對錄像藝術的私營非營利機構，其主要工作是收集和整理錄像藝術家的作品和資料，并建立便于檢索的檔案。“錄像局”目前的工作成果已成為了在中國研究錄像藝術的重要工具。，正如前文所示，“中國當代影像藝術年鑒”相比“錄像局”更為拓展，可能涵蓋攝影、錄像藝術、動畫、情節片、紀錄片、新媒體及交互媒體等等。

“錄像局”位于北京的空間（現已暫停開放）。

雖然工作實質是“年鑒”的征集和編纂，但展覽的呈現依舊是工作的一部分。澎湃藝術獲悉，2023年的“影像年鑒”展計劃于2024年下半年舉行，并與每年在多倫美術館舉行的、以北京大學“中國現代藝術檔案”為基礎的“中國當代藝術年鑒展（上海）”互為補充。

多倫現代美術館“中國當代藝術年鑒展（上海）”展覽現場

雖然，“中國當代影像藝術年鑒”目前尚在征集，一些細節處于摸石頭過河的探索階段，主辦方卻希望將其打造成一個持續性的項目。尤其在影像媒介處于流動、變化的狀態下，為影像的發展留檔。

“也許20年后再看今天的一些創作會明確進不了藝術史。但這些作品就是當下發生的。也許未來藝術史或者影像藝術研究的學者，需要了解 21世紀第二個10年的影像藝術資料，除了在網站、雜志等上翻看零碎的資料外，‘年鑒’是一個相對完善的整理記錄，是未來看到當下的影像藝術每一年的切片和發展的一種方式。”施瀚濤說。

注：“中國當代影像藝術年鑒”組織架構

第一屆顧問委員會委員：朱青生、張培力、顧錚、張獻民、曾玉蘭（按年齡排序）；執行總監：施瀚濤；第一屆專業工作委員會：朱炯、施瀚濤、劉媛、顧佳君、鄭梓煜、祖宇（按年齡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