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18年9月11日下午3時許，一代評書大師單田芳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4歲。單田芳1934年12月17日出生于營口市的一個曲藝世家，1954年登臺表演評書。2007年1月26日，單田芳宣布收山，《老店風云》是他的收山之作。從藝半個多世紀以來，單田芳共表演錄制了《隋唐演義》《三俠五義》《亂世梟雄》等100余部計15000余集廣播、電視評書作品，開創評書走向市場的先河。本文摘自單田芳自傳《言歸正傳：單田芳說單田芳》。

圖/視覺中國我是如何從幕后走到臺前的，前面我說過了，我生活雖然不愁，但全靠老婆掙錢養活，我深感愧疚，早就發誓一定早日登臺早點掙錢把這個家支撐起來，靠老婆養活太沒出息了。到了鞍山之后，評書演員和大鼓演員很多，加在一起有四五十位，既給了我廣大的學習空間，也為我早日登臺創造了好條件，我豈能錯失良機？所以在我到鞍山不久，我就向曲藝團的領導提出我要登臺說書的要求，趙玉峰老先生也極力推薦我。那時候要求登臺的也不止我一個人，男女一共有幾個人，為此曲藝團專門舉行了一次測評考試，還請文化局藝術科的領導參加，如果考中了才能有資格登臺，否則就得繼續學習。

為了順利過關，我攢足了氣力在家里備課。那時全桂已經懷上了我女兒慧莉，我每天在家擺上一張桌子，前面豎一面大鏡子，對著鏡子說書，全桂就成了我的輔導老師，一邊聽一邊給我挑毛病，還有幾個學員像趙書其、楊秀石、石連壁等也到我家來湊熱鬧，我說他們就當聽眾，他們說我們就當聽眾，彼此提意見找毛病，有時長輩從門前路過，被我們發現了，就把他請到我們家中做指導老師。我記得有很多同行老前輩都參與過這一活動，看來收學生就要收勤快的學生、好學的學生，懶惰是不可取的。我準備了一段評書，叫師徒斗智，這個段子是引用了《明英烈》其中的一段，為了這個段子我鉚足了勁兒，可以說是倒背如流。

有道是功夫不負有心人啊！考試那天，我一舉拿下了第一名，最使我高興的是文化局的領導點評說：“單田芳完全可以做準演員哪。”有了這句話就等于奉了圣旨，我的身份一下子變了，由什么也不是變成了準演員，當時那股高興的勁兒就甭提了。過關之后我要求上臺說書，當時鞍山有七個茶社，每個茶社分早中晚三場，可是沒有位置騰出來叫我去說，怎么辦呢？曲藝團就開創了板凳頭兒的先例，什么叫板凳頭兒呢？就是正式演員說早中晚三場評書，人家屬于正場，時間又好，鐘點又正，板凳頭兒是什么呢？是晚場沒開始之前和中場結束之后，那段空暇時間就叫板凳頭兒，后來領導批準我在前進茶社說板凳頭兒。

當時正是冬天，眼看快過春節了，我開始加勁備課，曲藝團為了進行宣傳，在大街小巷貼出大紅海報，上面寫的是前進茶社特請著名評書演員單田芳，于正月初一演講《大明英烈》，歡迎聽眾屆時光臨，風雨不誤。您聽聽這真是忽悠，我連臺都沒登過，算哪國著名評書演員？其實這就是商業運作。我走在街上看著這些海報，心發跳，臉發燒，非常不自在，壓力油然而生，趙師爺知道后，鼓勵我說：“小子，我對你說過，說評書有三難，這就是第一難，登臺難，你一定要有信心，把這關闖過去。”老人家的話對我鼓勵相當大，田榮師兄也鼓勵我說：“上臺不要心慌，憑你那兩下子肯定沒問題。”雖然他們如此鼓勵我，我依然是忐忑不安，老實說春節都沒過好，年夜餃子是什么味兒我都沒吃出來，走路說書，在屋里坐著說書，甚至連做夢也在說書，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了。

轉眼到了正月初一，那天是怎么度過的，簡直難以形容，從天亮之后我的心就加快了跳動，好像一座大山壓得我透不過氣來，下午三點多鐘的時候，我換好了登臺的衣服，拿著扇子醒木，披上棉大衣，趕奔前進茶社，一路上我還在說書，等進茶社之后，屋里頭熱氣騰騰、烏煙瘴氣，因為是春節放假，聽眾比平時多得多，那時正場還沒結束，演員是我同門的師姑叫張香玉，我進了休息間候場，把衣服整理好了，扇子醒木拿在手中，那會兒我的心幾乎從我的嗓子眼里跳出來，又怕時間到又盼著時間到，心里矛盾極了，正在這時候我聽見師姑張香玉說：“各位都別走，下面還有評書演員單田芳給你們說一段《大明英烈》。”我還聽見幾個人鼓起掌來，不知道是起哄啊還是諷刺，這時張香玉師姑下了臺走進休息室，她知道我沒登過臺怕我緊張，就安慰我說：“別怕，趕緊上臺吧！”我說：“好。”于是我把牙關一咬心一橫，裝作若無其事毫不介意的樣子登上了三尺講臺。

現在我還記得當時的情況，我的心依然在激烈跳動，兩眼發花，往臺下一看，似乎每個人都長著兩顆腦袋，現在已經到了背水一戰的時候了，怕已然沒用，我只好把醒木啪的一拍，朗誦了一首上場詩，接著就滔滔不絕地說書了，因為我對《大明英烈》這套書相當熟悉，完全可以倒背如流，所以忘詞停頓的事是不存在的。但是沒有舞臺經驗，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語速相當之快，頭一句話還沒說完，第二句就冒出來了，說過十幾分鐘之后，我的心漸漸平靜下來了，我發現很多人都注意在聽，我抖個包袱也有人齜牙發笑，我的心這才平靜了許多。板凳頭兒是四段書，每段三十分鐘，按規定，每說完三十分鐘，演員就要休息一會兒，觀眾也好活動活動，上上廁所，可我太激動了，把這些都忘了，一口氣說了兩個多小時，忘記了休息，忘記了停頓，雖然是數九隆冬，我渾身上下全都是汗，正在這時茶社的趙經理來在書臺前，敲著書桌提醒我說：“單先生你跑到這兒過書癮來了，你看看都幾點鐘了？”一句話把我點醒，惹得聽眾是哄堂大笑，我急忙說：“對不起對不起，今兒個就說到這兒吧，如果您愿意聽我明天接著講。”

這第一關終于叫我闖過了，我如釋重負。散場之后，我問趙經理：“我說得咋樣？”趙經理開茶社多年，是個老油條，什么樣的高人都會過，他說：“還行，就是說的口太急了點兒，叫人聽得心里忙叨，再說的時候你節奏要慢一些。”我聽后不住地點頭。我還記得第一天登臺，我掙了四塊二毛錢，因為當時還沒有合作，基本上都是單干，除了上交部分公基金、公益金之外，剩下都是自己的，這四塊二毛錢，意味著什么？當時大米一斤才一毛八，豬肉四毛五，雞蛋一個平均也就三分錢，如果老保持這個紀錄，就說明每個月可以掙一百多元，比當技術員工程師強多了。頭一關闖下來之后，我腰也挺直了，愁云也散盡了，走路也輕快了，那個高興勁兒就甭提了，回到家之后我把四塊二毛錢往全桂身邊一放，非常自負地說：“怎么樣，我也能掙錢了，從今之后，你就在家看孩子吧，我可以養家了。”全桂冷笑說：“你美什么，說評書這種事，得拉長線看活，不能看一天兩天。”我說：“你放心吧，我絕對有信心。”

任何事情都是開頭難，只要闖過第一關，十拿九穩會暢通無阻，第一天演出結束后，我激動得幾乎徹夜難眠，恨不得馬上到第二天接著說書，第二天的效果也不錯，第三天也不錯，就這樣日復一日我越說越有勁兒，錢也越掙越多，終于成了板凳頭兒大王，也就是說我上板凳頭兒的收入超過很多正式演員的正常收入，人得喜事精神爽，由于事業初見成效，對我的推動力相當大，無論是備課聽書還是說書我不敢有一絲懈怠。

如果我沒記錯，我是1955年到的鞍山，1956年大年初一登臺表演，到了1957年，我已經成了小紅人了。我們家擅長說長袍書，也就是像《三國演義》《隋唐演義》《薛剛反唐》這類的書，但對武俠書很欠缺，為了彌補這個空白，我就請教田榮兄，求他認真指導，田榮說：“干脆這么辦吧，我給你念一套《三俠五義》和《小五義》你就全明白了。”我一聽正中下懷，這簡直是一件可遇不可求的好事，于是我們哥兒倆約定好時間，地點在我家。

從打那兒開始，田榮兄每天都抽出時間來到我家，也不管是刮風下雨、酷暑嚴寒他都準時不誤，我們哥兒倆對面坐著，把房門關閉，以防干擾，他就像說書似的，開始給我講述《三俠五義》，時不時還停下來告訴我哪個段落是重點，哪個段落可以一筆帶過，這真是起到了畫龍點睛的作用。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幾個月的時間過去了，田榮兄也實現了他的諾言，我學到了一部精彩武俠評書。正是在趙玉峰老先生和田榮兄的幫助下，我的藝術突飛猛進，再加上年輕，身體好，精力充沛，所以演出的收入蒸蒸日上，使很多老前輩和同行們無不刮目相看。趙師爺笑著對我說：“小子，我說得不差吧，雖然你現在已經初見成效，可千萬不要驕傲自大，還要虛心學習。”田榮兄也說：“只要你繃緊這股勁兒，認真學，要求上進，將來前途無量。”

對我家來說，經濟方面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原來是靠老婆養活，現在反過來了，由我承擔了家庭的主力，我們在鞍山買了新房，我和趙師爺是鄰居，住在樓上樓下，這樣學習起來就更方便了，那時我頭腦當中只有一個念頭，就是一個勁兒地往前沖！

就在那一年的春天，我突然接到一封信，打開一看，不由得喜出望外，原來我父親刑滿釋放了，他已經回到沈陽的家。我一蹦老高，跟全桂大聲說：“咱爸出獄了，我得趕快回家去看看。”我老伴兒也高興得不得了，我帶了不少錢，坐上火車回到沈陽家里。

我還記得我剛進門的時候，父親一個人正坐在屋里喝茶，我們爺兒倆幾年不見了，這次相見顯得多少有點陌生，我進門大叫了一聲：“爸，你回來了。”我爸顯得不那么親熱，只是用鼻子哼一聲，好半天他才說：“聽說你跟王全桂結婚了？你也說書了，真叫我大失所望啊，當初我發誓要改換門庭，我恨透了說書這個行當，可是老天爺不睜眼，為什么也叫你說了書？再一個王全桂比你大八歲，怎么能做你的媳婦？這個人我無法接受，你回來看看我可以，但你回去轉告王全桂不準進我這個家門。”我聽了之后，好像挨了當頭一棒，奶奶坐到旁邊一句話也沒說，接下來我父親用手捶著桌子仰天長嘆：“我是做了哪門子孽？遇上了這么多逆事，今后還有什么臉面活在世上！我在監獄苦盼了六年，好不容易回了家，沒有一件事叫我順心，我呀我呀！命太苦了。”老人家說著說著放聲大哭，我奶奶也哭，我也哭，我邊哭邊心里翻個兒，不知道如何向我父親解釋，也不知道用什么法來安慰他。

后來我想到一個主意，那時我媽雖然走了，可我三舅還在沈陽說書，他是去年刑滿釋放的，依然在沈陽曲藝團工作，他真不愧是個小圣人，跟我媽一樣，鼓槌一響黃金萬兩，生活不成問題，我爸和我媽對我三舅一向尊重和親熱，也許三舅能把他勸好，于是我離開家門以買東西為名，找到了我三舅家。當時我三舅住在沈陽皇寺大街一所不起眼的出租房里，我們爺兒倆見面之后，我一邊哭著一邊向他講述了經過，我三舅是個內向人，平時很少說話，但是說出話來極有分量，他聽著我的哭訴，一句話也沒說，而后站起身來，穿好衣服，拉著我就走，直接回到我家里。在我沒回來之前，他跟我爸已經不止一次見面了，但是每次見面我爸對他都十分親熱，三舅進屋之后，把衣服脫掉，好半天沒說話。我站在旁邊也不知道說什么好，我爸沉著臉眼里噙著淚水，也沒說話。

在十幾分鐘之后，還是我三舅先說話了，他說：“永魁啊，事情到了這步，只好逆來順受了，說句迷信話這就叫命，你再難過能改變得了現實嗎？香桂走了，那是她的自由，隨她去吧，傳忠現在說了評書，我聽說進步很大，有人告訴我，他在鞍山還是個小紅人，看來啊，孩子就是說書的命，這又有什么不好呢，改換門庭不改換門庭有啥區別？你難道還想叫他當市長、省長？咱家有那份兒德嗎？你有那種本事嗎？既然沒有，也由他去吧，他將來在曲藝圈里要成了角兒不也是一件好事嗎？你何必這么難過呢？”

三舅的話句句說到點兒上，終于把我父親說服了。半個多小時之后，我父親長長地出了一口氣，說：“我認了，不認也不行啊，但是我不承認王全桂是我的兒媳婦，這點不能改變。你走吧，回去說你的書，我的事你就不必管了。”聽話聽音兒，看得出我爸的余怒依然未消，對王全桂成見極深，我能走嗎？我爸好幾年才回到家里，怎么的我也要陪他住幾天哪？開始我爸不同意，一個勁兒往外攆我，后來我三舅說話了，說：“永魁啊，你這么做就太不近人情了，孩子大老遠回來看你，有那么多的話需要嘮一嘮！”我爸不堅持了，我三舅在我家吃過了晚飯就走了，屋里就剩下我們爺兒倆，我奶奶回西屋去了。

那時我家也發生了不少變化，大妹妹在鐵路文工團工作，已經結了婚，落戶在成都，我二妹妹在撫順財貿學習，還沒有回來，我三妹和四妹被我媽接到哈爾濱去了，現在家里家外就剩下我們三口人。在睡覺之前，我有一肚子話想說但又不敢說，但話是開心鎖，不說又不行，于是我仗著膽子打開了話匣子，把我爸沒在家這段期間發生的事情向他詳細地介紹了一遍，重點是說到我和全桂婚姻的事，我說：“爸，王全桂沒有文化，說話口快心直，這是事實，但這個人心不壞，在咱家最困難的時候，是她掙錢養活了咱全家，沒有她我也不可能在鞍山買了房子，再說她已經為咱家生下了一個女兒，也是老單家的骨肉，難道您真的就不能接受她嗎？”

我說我的，我爸一句話也沒說，我一看他聽不進去，只好轉變了話題，我說：“爸，您判了六年徒刑，我二舅三舅也判了徒刑，這件事到底怪誰，為什么這么嚴重，到現在我也解不開這個謎團。”父親聽到這兒長嘆了一聲，這才打開了話匣子，他說：“倒霉就倒霉在佟浩儒身上了，在我去天津找你媽的時候，佟浩儒對我說他有個表弟叫王子明，在國民黨的時候混過事，現在解放了，沒有了工作，你在沈陽路子寬，能不能幫著給安排一個工作，我問他會什么手藝，他說會熏肉，開飯館，于是我就答應下來了，哪知道這王子明是假名，他原名叫佟榮功，是佟浩儒的親堂弟，他又在國民黨里做過少將督察處長，這些我全被蒙在鼓里，一無所知，結果吃了大虧，受了株連，落了個窩藏、包庇反革命罪，我恨透了這個佟浩儒，是他給咱們幾家帶來了災難，我也恨我自己，處事不慎，才得了這么個結果。”

我又問我爸：“現在佟浩儒干什么呢？”我爸說：“他被判處了無期徒刑，我在北京西什庫十三號被關押期間，曾經見過他一面，有一次提審，兩個人戴一副手銬子，我身旁那個人就是佟浩儒，他趁看守不備，對我說了一句話，永魁啊，哥對不起你。”我爸說到這，連連嘆息，接著說：“佟浩儒就是咱家的克星，事到現在，說什么都沒有用了。”我又問道我媽和他離婚的事，我說：“爸，你怎么就同意跟我媽離婚了呢？”我爸一聽氣就不打一處來，他大聲說：“那時我正在服刑，沒有自由，她三番五次找到北京，逼著我跟她離婚，說得冠冕堂皇，政府給她做主，不給我做主，我不離也不行啊。”我一看我爸又要大發雷霆，嚇得我不敢再往下問了，我家雖然是個說書的，但父母對子女的要求非常嚴，我從小就是從棍頭下長大的，別看我已經娶妻生子，可在父親面前，我不敢犟嘴，不敢惹他生氣。

簡短截說，我在家陪了他三天，后來父親對我說：“你還得說書，趕緊回去吧。”我臨行時對父親說：“爸，現在我能掙錢了，生活不成問題，我每個月都會給您送錢來。”我爸說：“過去靠的是你媽，現在經過學習了，我也明白什么叫自食其力了，今后我也要改行說評書，不彈三弦了，我還不到五十歲，我相信我還會掙到錢的，這個家用不著你擔心。”

在我臨走之前，又去看望了我三舅，三舅明白了我的來意，對我說：“你父親受的打擊太大了，一般人承受不了，他沒躺下就算不錯了，有我幫著他，他會逐漸恢復正常的，他說那些氣話也是能改變的，你就放心回鞍山吧。”于是我含著眼淚離開了沈陽。

坐到車上，心里邊苦辣酸甜涌上心頭。回到家里之后，我像泄了氣的皮球，把包放到了椅子上，王全桂趕緊問我：“見到咱爸沒？他怎么說的？”我沒好氣地說：“我回沈陽干嗎去了？能見不著嗎？爸說了，不承認你這個兒媳婦，不允許你踏進他的家門。”王全桂吃驚地睜大眼睛問我：“這是真的？咱爸真這么說的？”我說：“我難道還造謠不成？”王全桂是個急性子，辦事情嘁哩喀喳，從不拖泥帶水，她二話不說抱起幾個月的女兒慧莉，一溜風地就回沈陽去了。我以為她要回沈陽跟我爸去干仗，心一下提到嗓子眼兒，可是攔又攔不住，用我三舅的話說由她去吧，愛怎么著就怎么著。

幾天之后，王全桂高高興興從沈陽回到鞍山，二話沒說，從懷里取出一張照片，遞給我說：“你看這是我跟爸的合影。”我當時又激動又高興，忙問她：“你跟爸把話解釋清了？”王全桂說：“都是一家人，有什么解釋不清的，我對你們老單家是功臣，所差者就是比你大幾歲，咱倆結婚，你愿意我也愿意，難道這還犯法不成，你爸有什么理由不允許我進這個家門？我們爺兒倆嘮了兩天兩夜，咱爸也特喜歡咱這個女兒，你看抱著她還照了相。”我聽后，如釋重負，長長地舒了口氣。

打那兒之后，我們經常回沈陽去看我父親，那時我父親的情緒基本穩定住了，他每天都到茶社聽我三舅說書，就像小學生聽老師講課似的，他立志要改行做一個真正的評書演員。家里的事基本穩當住了，把我解脫出來，我又一個心眼兒的開始說書奮進了。

在我女兒慧莉出生后的第三年也就是1958年臘月，我又得了兒子，乳名老鐵，學名單瑞林。這孩子又白又胖又結實，非常討人喜歡。曲藝團終于走上正軌，由個體變成集體，開始評定工資，文化局派專人到曲藝團任團長書記。在評定工資的時候，我被評為第五級，每月工資84元，我老伴兒是每月98元，此后我由準演員變成了正式演員。別看我在曲藝團屬于五級演員，每月僅拿84元工資，但我每月的收入卻遙遙領先，為此我心里產生了不平，為什么我每個月收入這么多錢，才拿區區84元，而有些老演員他們卻拿著高工資，而收入卻不及我的五分之一。我是牢騷滿腹，難免私下議論，跟知心的朋友發泄。運動一來了，我就成了眾矢之的，首先是攀比思想嚴重，拜金主義至上，我在會上不得不服，可私下里卻絲毫未減。

現在回憶起來，人家批評我是非常正確的，那真叫一個幫助。年輕人啊稍微有點小名氣，就容易產生攀比思想，尤其在演藝界，更為嚴重。我當時充其量是一個小有名氣的板凳頭兒大王，與那些老藝術家無法攀比，但思想里卻滋生了這種惡習，所以奉勸年輕的朋友們在你們小有成就的時候，切記戒驕戒躁，應當虛心學習，不要計較名利，有道是功到自然成，強求的結果都是苦澀的。

到了1962年，文化主管部門規定，凡屬傳統藝術一律停止，演員必須說新唱新。這道命令使曲藝界的演員傻了眼，因為說書人都是從師傅那里繼承的藝術，講的都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從來就沒說過新書，這道命令等于砸了他們的飯碗。好在鞍山曲藝團有個楊田榮，也就是我那位田榮師兄，他過去在天津的時候說過新書《鐵道游擊隊》和《新兒女英雄傳》，有一定說新書的基礎，因此他就成了我們說新書的老師，平時以身示范，還開創了一個新書學習班。不管男女演員全都參加了這個學習，要學習如何說新書，我自然一馬當先，其實說新書對我來說并不怎么困難，因為我有文化，喜歡看小說，對許多新書也很感興趣。經楊田榮一點撥，我馬上就可以演出了，除了田榮之外，就屬我說新書說的好。我曾一口氣說過《草原風火》《新兒女英雄傳》《戰斗的青春》《林海雪原》等三十多部小說，收入并不比傳統書差多少，所以每天我家里都有同行拜訪向我學習說新書，我也把我個人的體會如實地傳授給他們，于是楊田榮和我成為了說新書的頂梁柱。不久田榮被電臺邀請到鞍山人民廣播電臺播出了長篇小說《鐵道游擊隊》《平原槍聲》等，頗受人們的歡迎。每到中午，楊田榮的聲音覆蓋著鞍山地區，從此他從一個茶社名演員變成了家喻戶曉的明星，我羨慕得不得了，心說遲早有一天我也要登上電臺，從此之后我在說新書方面下的功夫一點也不亞于傳統評書。

隨著我說新書小有成就，個人主義也冒出了頭，總感覺到我不僅說傳統評書是頂梁柱，說新書也不含糊。那時楊田榮上了電臺，隨著聲望的提高，各單位邀請他的人很多，再加上他每天到電臺錄書，所以難以保證茶社的收入，而我的收入卻比他要高得多，想到這些我心里非常不平衡，84元工資對我來說太少了。不僅是我，我老伴兒比我鬧得更兇，她的工資是每月98元，按她的水平以及從藝的年頭，應該掙到一百一十一塊五，由于她認死理兒，不會順情說好話。這使她的工資比別的女演員低了一等，為此她更是不平，當時又有孩子，她又鬧情緒，所以說書是三天打魚兩天曬網，那時候有一天不演出就要扣工資，所以她每月的工資頂多開四五十元，我們倆的工資加到一起，難以維持家里的生活，尤其我們當初單干的時候收入多花費大，現在驟然減少，難以適應，每月都往里賠，把我們幾年的積蓄都要賠光了。我老伴兒實在不想在鞍山待了，要離團，可是申請了幾次，領導不批，后來她一賭氣帶著孩子離開了鞍山，跑到外面單干去了。我嘴頭上說反對她這么干，其實心里支持她，也希望她找個好的落腳地，把我也帶出去。

1962年2月，她落腳到內蒙古的海拉爾市，海拉爾的曲藝團正缺演員，對這個主動上門的女演員非常歡迎，當時答應每個月給她開工資180元，盡管如此，當時糧荒還沒過去，在外邊生活還要花錢買糧票，一斤糧票大約是三到四元，除去買糧票之外也剩不下什么錢，所以她給我來信說你快來吧，這兒的崔團長對人非常好，也希望你參加他們曲藝團，工資跟我一樣也是180元，我接信之后，連考慮都沒考慮，立馬作出決定，把鞍山的房子托人看管，坐上火車直奔海拉爾。我們一家四口終于在內蒙古團聚了，說來也怪，我在海拉爾的收入也相當可觀，海拉爾屬于邊遠地區，說新書可以，說傳統書也可以，因此我就拿出拿手的絕活《三俠五義》，結果在海拉爾一炮走紅。

哪知好景不長，一個多月之后，鞍山市曲藝團的副團長石富居然找到了海拉爾，要求我們回曲藝團，被我們當場拒絕，我老伴兒更是直言不諱地說：“回曲藝團可以，你給我們多少錢的工資？”石團長說：“這是國家規定，我無權更改，但根據實際情況可以往上調一調。”我老伴兒說：“那你就回去調整去吧，多咱調整好了我們再回去，老單也是如此。”石團長賭氣離開了海拉爾，通過鞍山文化局和海拉爾文化局向我們施加壓力，可是有句話您別忘了，山高皇帝遠，海拉爾文化局根本不理鞍山文化局那一套。

又過了一個多月鞍山市曲藝團業務團長張樹嶺也來到海拉爾，畢竟都是同行，我們推心置腹地進行了長談，張樹嶺說：“從公家的角度說我是奉了領導的指示來督促你們回鞍山，從私人的角度說咱們都是同行我很想念你們，也借這個機會來看看你們。”當天我請他在呼倫貝爾大飯店吃了烤牛肉，我們邊吃邊聊，張樹嶺說：“田芳啊，自古至今，私人不能跟官方斗，小胳膊擰不過大腿，這樣僵持下去，遲早你要吃虧，再說現在文化局已經把你家四口人的糧食關系凍結了，糧票又這么貴，你們在這兒雖然掙的錢比較多，除去人吃馬喂，也剩不下多少錢，還是跟我回去吧。”我當時大發牢騷，嫌工資太少，不漲工資我是絕對不回去的，張樹嶺沒有辦法，只好嘆了口氣，離開了海拉爾。我跟全桂倆人商量，張樹嶺說的不無道理，雖然咱倆的工資都比鞍山多得多，但是除去花費真也所剩無幾，看來海拉爾也不是咱們久居之地，我想找一個真正單干的地方，老話說得好，好漢不掙有數的錢，我老伴兒非常同意，為了感謝海拉爾曲藝團，我們還是堅持著說了一大截書。

之后我老伴兒又聯系上營口的田莊臺，在同年的八九月份，我們離開了牛羊成群的海拉爾，來到田莊臺，至今回憶起來，田莊臺給我的印象太深了，我在田莊臺居然大紅大紫，收入超過所有的地方，從臘月到正月我們除去花費還存了4600塊錢，這可是1962年的錢，與現在的4600塊錢沒法相比。

書說簡短，過了年之后，我們又到了蘇家屯，從蘇家屯又到了營口的蓋縣，一路過關斬將，幾乎全是火穴大賺，但是形勢不容人哪，人家都是國營或者是大集體，卻冒出我這么個單干戶，而且收入相當可觀，這對掙工資的老藝人來說，負面影響實在太大，因此有人把我告到營口市文化局，要求文化局下令禁演，理由是我是鞍山市曲藝團的演員，跑出來單干，屬于黑戶，必須停演。一是形勢所迫，二是同行是冤家很多人掙不著錢眼氣，自然不能說我的好話，迫于這種壓力，我又想到女兒慧莉該上學了，無論如何不能耽誤孩子的學習，思前想后再三斟酌，我們還是回到了鞍山市曲藝團。當時曲藝團規定我的工資長一級，每月98元。由于私自出走，違反了組織紀律，需要象征性地在大會上做一次檢查，另外罰款800元，對于過去的事就算一筆勾銷。還有個條件是收留我回曲藝團，不收留王全桂，理由是她不會新書。全桂冷笑說：“更好，我討厭死他們了，你在團里說書照顧家和孩子，我到外面單干去，沒有你的拖累他們也不會找我。”就這樣我們達成了協議，女兒上學了，了卻了我一個大心愿。表面上看，孩子上了學，又長了一級工資，是好事一件，可是萬萬沒有想到，兩年多之后，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從那兒開始，受了大罪，倒了大霉，幾乎把命搭上，這是我一生中不可饒恕的錯誤。因為回鞍山是我決定的，這一下子就栽進了火坑，假如在外面繼續單干下去，也不會攤上這場橫禍，后來我總結說命啊，這就是命，該著倒霉，城墻也擋不住。我又說起了新書，結束了長達一年半在外的奔波。

本文摘選自《言歸正傳：單田芳說單田芳》，中國工人出版社，201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