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當·斯密（1723.6.5-1790.7.17）

今年恰逢亞當·斯密三百周年誕辰，中外學界多有紀念活動。3月，北京大學經濟學院舉辦了紀念亞當·斯密誕辰三百周年經濟思想史研討會。4月，美國波士頓學院舉辦了“亞當斯密與今日資本主義”（Adam Smith and Capitalism Today）研討會。8月初，浙江大學歷史學院舉辦了紀念亞當·斯密誕辰三百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在這番盛況空前的熱鬧景象中，斯密的故鄉蘇格蘭尤為引人矚目。今年6月，格拉斯哥大學舉辦了“亞當·斯密三百年紀念周”（Adam Smith Tercentenary Week）；7月，國際亞當·斯密學會（International Adam Smith Society）的年會由圣安德魯斯大學承辦。蘇格蘭兩地紀念活動規模之大，實為歷年來所罕見；初入學界的年輕人在架上藏書的作者們面前報告自己的工作，“童子何知，躬逢勝餞”之心油然而生。

幾年前國內一位學界前輩訪問英國，由蘇格蘭而至倫敦，談及風俗民情，幽默而不無嚴肅地沉吟道：“蘇格蘭人民富有德性。”我在今年夏天兩次從財富密集的倫敦北上德性豐沛的蘇格蘭，仍能切身感受到三百年前的蘇格蘭先哲在財富與德性之間上下求索的心跡。回到三百年后的當下，他們的思索仍然是我們的關切，仍然構成今天的斯密學術與蘇格蘭啟蒙運動研究的重要主題。過去與現在的對話、現實與學術的交織，因此成為這兩次旅途中最為真切的感受。

愛丁堡的Panmure House，斯密1778-1790年的居所（作者攝，下同）。

格拉斯哥大學與斯密“正統”

格拉斯哥大學是亞當·斯密的母校，也是他后來長期工作的地方。《道德情感論》和《法理學講義》就是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學的工作成果。十九世紀以來，格拉斯哥大學成為斯密“正統”之所在，并于1896年設立亞當·斯密政治經濟學講席教授（Adam Smith Professor of Political Economy），延續至今。1962年，格拉斯哥大學啟動斯密作品集的編輯工作。經過大衛·拉斐爾（David D. Raphael）、羅納德·米克（Ronald L. Meek）、安德魯·斯金納（Andrew S. Skinner）、亞歷克·麥克菲（Alec L. Macfie）、約翰·布賴斯（John C. Bryce）、羅伊·坎貝爾（Roy H. Campbell）等格拉斯哥學人的努力，格拉斯哥版斯密作品集從1976年紀念《國富論》出版兩百周年時開始陸續問世。除了編輯上的貢獻，上述學者在研究上也頗有建樹。更加晚近的亞歷山大·布羅迪（Alexander Broadie）、托馬斯·坎貝爾（Thomas Campbell）、克里斯托弗·貝里（Christopher Berry）等學者傳承并發展了格拉斯哥大學的斯密研究傳統。經過幾代學人的持續工作，格拉斯哥大學成為斯密與蘇格蘭啟蒙運動研究的重鎮。近年來，該校還設立亞當·斯密蘇格蘭啟蒙運動高級講師（Adam Smith Senior Lecturer in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一職，由克雷格·史密斯（Craig Smith）擔任，他也是此次“亞當·斯密三百年紀念周”的學術負責人。

克雷格·史密斯在紀念周期間發表演講

“亞當·斯密三百年紀念周”的主體是一系列的學術活動，包括三場主題講座和兩場學術會議。三場講座的主講人分別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第一副總裁吉塔·戈皮納特（Gita Gopinath）、加圖研究所（Cato Institute）以賽亞·伯林講席教授迪爾德麗·麥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與國際事務教授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戈皮納特探討了斯密的思想如何能夠回應人工智能對政策制定提出的挑戰，演講全文的中英文版本已經刊載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網站上（https://www.imf.org/en/News/Articles/2023/06/05/sp060523-fdmd-ai-adamsmith），此不贅述。更為有趣的是麥克洛斯基和迪頓的兩場講座：兩位講者的差異與分歧，相當直觀地展示出現實世界的政治經濟議程如何介入了人們對斯密的閱讀與研究。

麥克洛斯基的講座題為“亞當·斯密：第一位真正的自由主義者”。麥克洛斯基在年輕時曾經接受馬克思主義和凱恩斯主義，后來轉向美國保守主義和自由至上主義。她不但反對“結果平等”，而且否認“機會平等”的可能性，并在此基礎上提出“許可的平等”（equality of permissions）這一概念。在講座中，麥克洛斯基論稱：自由主義的要義在于“許可的平等”，即取消人為設置的身份等級或準入門檻，使所有人獲得接受基礎教育、進入勞動分工、參與行業競爭、追求自我發展的平等資格；以十八世紀的標準而言，堅決反對奴隸制和農奴制的斯密是一位激進的平等主義者，甚至是第一位系統闡述并堅定支持“許可的平等”的思想家；觀念具有改變現實的巨大力量，現代世界經濟繁榮的奧秘就在于貫徹了“許可的平等”這一觀念。

誠然，在十八世紀的語境中，斯密反對奴隸制、農奴制和重商主義，支持更大的政治平等與經濟自由，并愿意接受一定程度的經濟（結果的）不平等作為代價；因此，“許可的平等”能夠比較準確地概括斯密的立場。但是，麥克洛斯基的解釋并非沒有問題。一方面，盧梭和蘇菲·德·格魯希（Sophie de Grouchy, 1764-1822）等十八世紀思想家持有比斯密更加激進的平等主義立場；另一方面，以今天的通常觀念來看，麥克洛斯基的“許可的平等”實際上去左翼的平等訴求較遠，而與右翼的自由觀念更近。

與麥克洛斯基的論點相反，迪頓以“經濟的失敗還是經濟學的失敗？”為題，通過亞當·斯密對經濟學的理解，反思二十一世紀的經濟實踐與經濟學研究。迪頓認為，經濟體系應當促進人的幸福，但是今天的資本主義在這一點上面臨失敗。他引用相關數據說明，世界上許多地方的健康條件正在惡化，人均預期壽命正在縮短。迪頓批評芝加哥學派對斯密的理解，批評萊昂內爾·羅賓斯（Lionel Robbins）將經濟學定義為研究如何在相互競爭的諸目的之間分配稀缺資源的學科的做法。迪頓認為，在芝加哥學派和羅賓斯的影響下，今天的主流經濟學變得目光狹隘，并對政策制定的失敗負有責任；相比之下，托尼·阿特金森（Tony Atkinson）、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irrlees）與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等學者對貧困與不平等問題的關注，更加符合斯密對經濟學的理解和對人類幸福的關切。

斯密思想的復雜褶皺、斯密的名字在社會科學中的權威地位，以及人們對斯密的當代意義的好奇與焦慮，時常使一些當代爭論在斯密研究中留下投影。這一現象也體現在紀念周期間的兩場學術會議上。6月8日的“亞當·斯密三百年學術研討會”（Adam Smith 300 Academic Workshops）采取分組會議的形式，共設十三個小組。其中八個小組的主題是斯密研究中的一些重要話題，如斯密的政治哲學、斯密與道德經濟、斯密與現實主義、斯密論不平等與貧困問題、斯密的法學遺產、斯密的教育思想、斯密與十八世紀社會、斯密與其他重要思想家的關系等。另外有幾個小組更加關注斯密的當代意義，尤其是斯密與經濟史和政治經濟學研究、市場競爭的法律與政策、氣候變化和經濟增長的限度、關懷倫理學和研究生教育等當代學術與實踐問題之間的關聯。還有一個小組專門討論斯密在中國和東歐的接受史。6月10日的“亞當·斯密三百年會談”（Adam Smith 300 Symposium）采取論壇的形式，共有先后三組討論，每組邀請五至六位嘉賓與談。第一組的主題是斯密的社會背景與思想語境，后兩組則側重于斯密與當代的經濟學研究、政治經濟學研究和政策制定的關聯。

紀念周期間的格拉斯哥大學主樓

顯而易見，格拉斯哥大學沒有將紀念周辦成純粹的學術活動，而是希望引發一般讀者和社會大眾對斯密的興趣。比起通常的學術會議，紀念周期間的兩場會議將論文報告時間縮短為十至十五分鐘，延長了互動交流的時間。此外，格拉斯哥大學展演了邀請藝術家創作的以斯密為主題的交響樂和話劇，展出了《道德情感論》1759年第一版、1790年第六版和《國富論》1776年第一版等珍貴文物，舉辦了一系列面向本科學生和社會公眾的活動，并精心設計了各種紀念品。身臨其境，不難感受到主辦方為了兼顧學術研究、公眾參與和社會影響而付出的努力和妥協。

“真正的亞當·斯密問題”

相比之下，國際斯密學會的年會則是一場專業學者的盛會。這次會議由十八世紀蘇格蘭研究會（Eighteenth-Century Scottish Studies Society）、蘇福爾斯大學蘇格蘭哲學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Scottish Philosophy, Sioux Falls University）、國際亞當·斯密學會與圣安德魯斯大學哲學系和思想史研究中心聯合舉辦。與亞當·斯密同在1723年出生的蘇格蘭名人，還有蘇格蘭啟蒙思想家亞當·弗格森（Adam Ferguson, 1723-1816）和唯一一位來自蘇格蘭的美國國父約翰·威瑟斯龐（John Witherspoon, 1723-1794）；因此，這次會議的主題就不局限在斯密研究，而是“紀念斯密、弗格森與威瑟斯龐三百周年誕辰”（Smith, Ferguson, and Witherspoon at 300），同時也紀念二百五十年前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 1709-1784）和詹姆斯·鮑斯韋爾（James Boswell, 1740-1795）的蘇格蘭高地之旅。會議為期四天，共有四場主旨講座和三十五場分組會議，規模龐大，人數眾多，以致有一位學者稱之為“學術平行宇宙”（parallel academic universe）。

當然，這次會議的主角仍然是亞當·斯密。大部分分組會議和論文報告都以斯密作為主題，主辦方還特意安排半天時間游覽斯密的家鄉柯卡爾迪（Kirkcaldy）。斯密于1723年6月5日出生在柯卡爾迪這座人口不足三千的海濱小城，1737年前往人口接近三萬的格拉斯哥接受大學教育；到他1790年去世時，格拉斯哥的人口已經接近八萬一千（Nicholas Phillipson, Adam Smith: An Enlightened Life, London: Penguin Books, 2011, pp. 11-12, 25-27）。小城鎮熟人社會與大城市陌生人社會的鮮明對比，連同格拉斯哥這座工商業城市的迅速發展，都是斯密的生命進程與思想旅程中十分重要的經歷。斯密在柯卡爾迪高街220號出生長大，可惜這座故居早在1834年就已被拆除。旁邊一條名為“亞當·斯密小徑”（Adam Smith Close）的石板路上鐫刻著斯密的生命歷程，小徑盡頭是正在籌備中的亞當·斯密遺產中心（Adam Smith Heritage Centre），這座小樓的窗外就是斯密故居的后花園。斯密受洗的教堂Kirkcaldy Old Kirk和他曾經就讀的學校The Burgh School都在步行幾分鐘的距離之內，學校建筑已經不復存在，但教堂的鐘聲還回響在鎮上，登上教堂的高塔，就能俯瞰整座小城。柯卡爾迪的美術館里，陳列著斯密母親的畫像、斯密用過的墨水盒，以及其他一些與他有關的展品。

亞當·斯密小徑

在半天的游覽之外，是緊鑼密鼓的學術討論。除去四場主旨講座，每個時段總有三到四個平行會場，只能擇一參加或者中途串門。所謂學術市集或者思想市場，大抵如是。此前6月8日“亞當·斯密三百年學術研討會”的安排也是如此緊湊。在這兩次學術會議上，論文報告數量繁多、主題豐富，令人眼花繚亂，但是從中仍可管窺當前學術研究的一些特點。

首先，盡管“亞當·斯密問題”（Das Adam Smith Problem）在許多學者看來早已過時，市場的道德地位卻仍然是一個聚訟不已的話題。十九世紀后半葉一些德國學者提出的所謂“亞當·斯密問題”，是一個關于《道德情感論》與《國富論》兩個文本對人性的理解是否一致的問題。當時，斯密的德國批評者認為，《道德情感論》中以仁愛為核心的人性觀和《國富論》中以自利為核心的人性觀相互沖突；他們對此的解釋是，斯密先完成《道德情感論》，后來在法國之行中受到法國“唯物主義者”和重農學派的影響，思想發生轉變，這體現在他后來撰寫的《國富論》中。但是埃德溫·坎南（Edwin Cannan）在1895年重新發現的《法理學講義》B部分，可以證明《國富論》中的一些基本觀點早在斯密前往法國之前就已成形，這就修正了法國之行使斯密思想發生轉變的猜想。約翰·洛希恩（John M. Lothian）在1958年發現的《法理學講義》A部分，為此提供了更加堅實的證據。這些文本的發現，加上學者們對《道德情感論》不同版本的考訂和對斯密思想的系統考察，使“亞當·斯密問題”逐漸淡出嚴肅的學術研究。1976年格拉斯哥版《道德情感論》的編者就在其撰寫的前言中直截了當地指出：“所謂的‘亞當·斯密問題’是一個建立在無知和誤解的基礎上的假問題（pseudo-problem）。”（D. D. Raphael and A. L. Macfie, ‘Introduction’, in Adam Smith,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ed. D. D. Raphael and A. L. Macfi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20）

紀念周期間展出的《國富論》1776年第一版

“亞當·斯密問題”可能是個假問題，市場與道德的關系卻一定是個真問題。正如伊什特萬·洪特所說，“亞當·斯密問題”有著比通常的狹義理解更加深刻的意涵：在文本解釋的疑難之外，它還指向市場的道德品質問題（István Hont, Politics in Commercial Socie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17-18）。在2022年的《重思亞當·斯密：歷史、自由與現代政治的基礎》（Adam Smith Reconsidered: History, Liberty, and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2）一書中，保羅·塞格爾（Paul Sagar）將市場的道德品質問題稱為“真正的亞當·斯密問題”（the Real Das Adam Smith Problem）。市場交換或者至少某些特殊物品的市場交換，是否會導致道德淪喪？市場交換乃至資本主義的興起，是否使人們不得不付出某種道德代價？一個高度依賴市場交換的社會，是否具有某種“原罪”，先天就缺少規范性的道德基礎，因而需要專門的道德辯護？這既是人們在日常生活和文化生活（《幸福的拉扎羅》正是一例）中切身感受的真實問題，還是當代政治理論關心的前沿課題，更是斯密研究和十八世紀思想史研究的重大關切。從愛德華·湯普森（Edward P. Thompson）著名的“道德經濟”（moral economy）范式（湯普森還直接啟發了詹姆斯·斯科特的“農民的道義經濟學”），到洪特和伊格納季耶夫在《財富與德性》（István Hont and Michael Ignatieff eds., Wealth and Virtue: The Shaping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的開篇之作中對湯普森的批評，再到近年來相當熱門的關于斯密和盧梭的比較研究，都分享著這一問題意識。今年6月的“亞當·斯密三百年學術研討會”專門設立“斯密，道德經濟學家”（Smith, the Moral Economist）這一主題，其中尤其值得關注的是亨利·克拉克（Henry C. Clark）即將出版的新著（The Moral Economy We Have Lost: Life Before Mass Abundance, forthcoming），他試圖通過對斯密和十八世紀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在湯普森的“道德經濟”之外探索另一種批判性地理解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的方式。與這種對“道德經濟”的批評構成鏡像的，是另一些學者對新自由主義和“芝加哥斯密”的批判。與迪頓一樣，這些學者非常強調斯密對貧困與不平等問題的關注。此次斯密年會的主旨演講人之一麗薩·希爾（Lisa Hill）就在講座中指出，普通人的福祉和人類的幸福才是斯密的最終關切。不過應當指出，即便“芝加哥斯密”的形象在學術界已經隱退，“看不見的手”與“自由放任”卻仍然主導著學術界以外的許多讀者對斯密的樸素印象。

當前研究的第二個特點是，斯密的道德哲學受到持續關注。在格拉斯哥和圣安德魯斯的會議上，有大量研究斯密道德哲學的文章，其中不乏在這一領域深耕多年的知名學者的新作。從主題上看，同情、憤恨、自利與自愛、無偏旁觀者、道德和政治劇場，以及斯密倫理學的情感主義進路等經典議題，仍然是熱門的研究話題。從思想史脈絡上看，不少學者致力于考察斯密與霍布斯、洛克、拉羅什富科、曼德維爾、休謨、盧梭、弗格森等思想家的對話關系。關于斯密道德哲學的會議論文，還有幾個值得注意的傾向：斯密的知識論與道德哲學的關系，以及他的美學與道德哲學的關系，正在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或許是由于近年來進步主義思潮的發展，有些學者在傳統的研究路徑之外另辟蹊徑，從普世主義、環境主義、關懷倫理學（ethics of care）等角度對斯密提出新的解讀；有學者對普世主義的解讀表示懷疑，并著重探討同情的限度及其與帝國的關系；斯密在《道德情感論》第六版中加入的關于“道德情感的敗壞（corruption）”的文字也在激發新的研究，這一現象與最近二十年部分當代政治理論學者對伯納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與政治現實主義的興趣多少有些關聯。

紀念周期間展出的《道德情感論》1759年第一版

第三，斯密的政治思想成為重要的研究領域。許多學者致力于深入研究斯密的政治思想和重新評估斯密在政治思想史上的地位。斯密生前曾試圖寫作一部關于法律與政治的著作，但由于這部作品尚未完成的手稿被忠實的遺囑執行人銷毀，我們今天只能從《法理學講義》和《國富論》中了解斯密的政治思想。即便如此，它仍然引發了日益增長的學術興趣。自鄧肯·福布斯（Duncan Forbes）、唐納德·溫奇（Donald Winch）和洪特等人的開創性研究以來，英語學界關于斯密政治思想的研究一直較為活躍。經濟問題在斯密政治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已經得到充分認可；關于斯密對國家理論、政治義務、政治領導、政治判斷力等問題的看法，也有學者發表或者出版了專門研究。值得注意的是，6月格拉斯哥“亞當·斯密三百年學術研討會”的第一組平行會議的主題其實是亞當·斯密的政治哲學，但主辦方將其命名為“為亞當·斯密奠基”（Grounding Adam Smith）。這或許可以反映斯密的政治思想在今天的斯密研究中占據的特殊地位。

在格拉斯哥和圣安德魯斯的斯密會議上，研究斯密政治思想的論文呈現出三種傾向，這與最近幾年學界的流行趨勢大體上是一致的。第一種傾向是重構斯密的社會與政治理論。一些學者正在研究斯密對歐洲歷史的分析和他關于國家能力與國家建構的理論，并將其與韋伯、梯利乃至福柯等二十世紀學者對觀。當下，不少政治理論家與社會科學家非常強調歷史與歷史意識；斯密的工作方式與工作成果，或可對此提供一些有益的啟發。

第二種傾向是將斯密置于具體的論辯語境之中，研究斯密與其他十八世紀思想家的對話，尤其是考察斯密如何介入早期現代大西洋兩岸關于殖民、帝國、奴隸制等問題的辯論。這種研究傾向不僅出現在斯密學界，在一般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中也相當流行。比如，達尼埃爾·沙雷特（Danielle Charette）最近撰文指出，2020年險些被“取消”的休謨，其實是奴隸制最早的批評者之一（Danielle Charette, “David Hume and the Politics of Slavery”, Political Studies, online first）。漢娜·道森和安內琳·德代因主編的文集《重思自由主義之前的自由》（Hannah Dawson and Annelien de Dijn eds., Rethinking Liberty before Liber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2），則試圖為昆廷·斯金納在1997年提出的“新羅馬”自由觀開出一種更加進步主義、更具解放性的理論意涵。這類研究的問題意識多少會受到時下社會風氣的影響，但其學術貢獻仍然相當可觀。

柯卡爾迪斯密故居后面的花園

第三種研究傾向是闡釋斯密與自由主義的關系。今天的斯密學者已經很少將斯密看作所謂“古典自由主義”或新自由主義的旗手，但恐怕沒有人會否認斯密與自由主義的關聯。從十八世紀的標準來看，斯密是一位前瞻的思想家；以今天的現實而論，自由主義已經構成西方現代文明的基礎價值，自由國家（the liberal state）已經成為西方現代文明的基礎設施。因此，問題的關鍵不在于斯密的理論遺產是否是自由主義的，而在于如何定義自由主義、如何定義斯密思想中的自由主義。在最近的斯密研究中，帶有各種形容詞的“自由主義”或者以“自由”作為定語的各種主義層出不窮。今年7月斯密年會設有幾場新書批評（author meets critics），其中一場的主題是丹尼爾·克萊因的新著《斯密式自由主義的核心觀念》（Daniel B. Klein, Central Notions of Smithian Liberalism, Vancouver: CL Press, 2023），顯然該書也構成這種研究傾向的一個環節。從左翼到右翼，人們一直在爭奪和供奉斯密的鼎鼎大名，意圖使其為自己的立場與議程服務。有鑒于此，正如《亞當·斯密的美國》（Glory M. Liu, Adam Smith’s Americ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2）的作者劉榮耀所建議的那樣，不妨少談些主義，多研究些問題，盡力還原一個真實的斯密。

除此之外，今年有兩本關于斯密的論文集問世。阿爾貝托·布爾吉奧（Alberto Burgio）主編的《亞當·斯密與現代性：1723-2023》（Adam Smith and Modernity: 1723–2023）包括十九篇研究論文，今年3月已由勞特利奇（Routledge）出版。保羅·塞格爾主編的《解讀亞當·斯密：批判性文章》（Interpreting Adam Smith: Critical Essays）預計今年10月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

亞當·斯密在日本、在拉美、在中國

今年6月的格拉斯哥和7月的圣安德魯斯，常見日本學者和拉美學者的身影。中國學者對英語學界的斯密研究已有較深的了解，但是對日本和拉美學界的介紹還比較少。了解他們的問題意識與研究進路，有助于我們更好地推進自身的學術研究。

斯密研究在日本的興起，有著特殊的原因和基礎。早在江戶末年，斯密的思想就跟隨“蘭學”傳入日本。《國富論》的第一個日文全譯本出現于1882至1888年。盡管《道德情感論》的第一個日文版本出版于1948年，但是日本學者對該書的研究在此之前就已開始。二十世紀二十至三十年代，日本的高校師生和知識分子開始關注馬克思主義，但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與傳播受到當局的嚴格限制。為應對來自審查的壓力，同時出于對馬克思主義的興趣和對落后日本社會的批判意識，日本左翼學人轉而研究斯密的經濟思想與社會理論，尤其是將斯密的“civil society”與黑格爾和馬克思的“市民社會”對勘。

斯密受洗的教堂

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之前，日本學者的斯密研究一度處于世界領先水平，并且早在二戰時期就已結出碩果。1941年，高島善哉（Zen’ya Takashima, 1904-1990）出版《經濟社會學的根本問題：作為經濟社會學家的斯密與李斯特》（『経済社會學の根本問題 経済社會學者としてのスミスとリスト』、東京、日本評論社），按照從《道德情感論》到《法理學講義》再到《國富論》的時間順序，系統介紹了斯密的思想。1943年，大河內一男（Kazuo Okochi, 1905-1984）出版《斯密與李斯特：經濟倫理和經濟理論》（『スミスとリスト 経済倫理と経済理論』、東京、日本評論社），論證了《道德情感論》和《國富論》之間的一致性，構成對“亞當·斯密問題”的一種回應。1944年，大塚久雄（Hisao Otsuka, 1907-1996）在《資本主義與市民社會》（「資本主義と市民社會」、『世界史講座』第7巻所収、東京、弘文堂書房）一文中接受了大河內一男對斯密道德哲學與經濟學的融貫性的解釋，并且將其與韋伯關于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論述關聯起來。不同于德國歷史學派對斯密的貶低與批評，這些日本學者從一開始就將斯密看作一位偉大的思想家與社會科學家，并且借助斯密研究表達他們的自由主義傾向，其中隱含著對國家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批判意識。

二戰以后，日本學界對斯密與“civil society”的熱情有增無減。戰后日本學人開始把蘇格蘭啟蒙運動的“civil society”觀念與馬克思所批評的資本主義社會相區分，大體上將前者看作現代社會的同義詞。1947年，高島善哉出版《亞當·斯密的市民社會體系》（『アダム·スミスの市民社會體系』、東京、日本評論社）。1948年，亞當·弗格森《文明社會史論》日文譯本出版。1949年，山崎正一（Masakazu Yamazaki, 1912-1997）出版《休謨研究：為市民社會設定邏輯起點》（『ヒューム研究 市民社會の論理的地平の設定』、東京、創元社）。日本學界對斯密與蘇格蘭啟蒙運動的研究，也在同一時期取得新的進展。1953年，內田義彥（Yoshihiko Uchida, 1913-1989）出版《政治經濟學的誕生》（『経済學の生誕』、東京、未來社），標志著戰后日本斯密研究的開始。此后，水田洋（Hiroshi Mizuta, 1919-2023）、田中秀夫（Hideo Tanaka, 1949-）、坂本達哉（Tatsuya Sakamoto, 1955-）等學者同時使用日語與英語開展工作，在國際學界產生了較大影響。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學者在資料收集與編輯上具有獨特優勢，并做出了重要貢獻。新渡戶稻造（Nitobe Inazo, 1862-1933）曾于1920年向東京大學捐贈三百十五冊斯密生前藏書；水田洋于1967年編纂的《亞當·斯密圖書館編目》（Adam Smith’s Libra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至今仍是重要的研究參考資料。

進入七八十年代，隨著格拉斯哥版斯密作品集的出版，英語學界的斯密研究進展迅速，并在議程設置上占據主導地位。此后，日本學界與英語學界保持密切交流，不僅吸收引進西方學術成果，而且積極對外輸出本國學者的研究。坂本達哉、田中秀夫主編的文集《蘇格蘭啟蒙運動中政治經濟學的興起》（The Rise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London: Routledge, 2003）與坂本達哉的論文集《大衛·休謨與亞當·斯密：日本的視角》（David Hume and Adam Smith: A Japanese Perspective, London: Routledge, 2021）在國際學界頗具分量。此外，2020年的國際斯密學會年會原定于東京大學召開，但因新冠疫情而改期至2024年3月。

位于愛丁堡的斯密墓

如果說日本學者的斯密研究自成脈絡，那么拉美學者的斯密研究則更像是與中國學者幾乎同步的一面鏡子。《國富論》早在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就隨著翻譯與殖民活動傳入西班牙、葡萄牙和拉丁美洲，并影響著這些國家和地區關于自由貿易的政策辯論。但是，讓-巴蒂斯特·薩伊（Jean-Baptiste Say, 1767-1832）的流行使得斯密的直接影響相當有限。此外，在二十世紀后半葉之前的伊比利亞半島和拉丁美洲，《國富論》的翻譯存在刪節，斯密的其他作品未受重視，對斯密的系統研究也相對不足。以上各種因素疊加，導致斯密的形象長期以來是片面的，人們將他看作自由放任思潮和經濟自由主義的旗手，對其思想的其他方面和蘇格蘭啟蒙運動的語境知之甚少。《國富論》最早的西班牙語與葡萄牙語全譯本分別出版于1956年和1983年，《道德情感論》的西班牙語與葡萄牙語全譯本直到九十年代末才問世。近年來，斯密作品的譯介使拉丁美洲的斯密研究日益繁榮，人們意識到斯密經濟思想的復雜面向，反思新自由主義與“芝加哥斯密”背后的問題，并將研究視野拓展到斯密的道德哲學、美學、知識論與政治思想。部分拉美學者正在研究一些前沿問題，比如斯密對奴隸制的分析與批評、斯密關于殖民與帝國的論述、斯密與盧梭的關系等。與此同時，休謨與蘇格蘭啟蒙運動成為新的學術熱點。拉美學者與英語學界的密切交流，也是值得關注的現象：2013年和2021年，國際休謨學會分別在巴西和哥倫比亞舉辦年會；2022年，國際休謨學會支持了阿根廷拉普拉塔大學主辦的拉丁美洲休謨學者會議，國際斯密學會年會在哥倫比亞舉辦；今年5月，國際斯密學會在智利舉辦了面向拉美的青年斯密學者論文工作坊。

國人對斯密的系統了解始于1902年出版的嚴譯《原富》。第一個比較準確的和得到廣泛傳播的《國富論》中文版，則是郭大力、王亞南的白話文譯本。從新中國之初到改革開放之前，斯密主要是作為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創始人、勞動價值論的先驅和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來源之一，而得到閱讀、研究和批判的。改革開放之后，人們試圖從斯密和所謂古典與新古典經濟學的著作中尋求市場化改革的思想和理論資源，但是由于現實需要和當時西方經濟學潮流，這一時期的中國人對斯密的理解難免受到“芝加哥斯密”的影響，接受了“看不見的手”的神話。1997年《道德情感論》中譯本（蔣自強等譯，商務印書館）出版之后，斯密的道德哲學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和研究。近年來，隨著斯密其他著作的譯介（《法理學講義》的B部分在1962年已有商務印書館中文版，但影響有限）和一些重要研究文獻的引進，人們對斯密的興趣與了解與日俱增，新的研究成果不斷出現，研究內容也日益淵博和深入。現在，越來越多的中國學人在海外接受學術訓練，可以直接使用英語從事研究并與國際同行展開對話。臺灣“中研院”的陳正國研究員應邀為今年的斯密年會發表閉幕演講，一些更加年輕的中國學人的身影也活躍在最近的各種國際會議上。可以說，斯密在中國的接受史是一部中國與世界深度融合的歷史。時值國際學術交流重啟，如何既避免重復性的工作又凸顯中國學人的獨特貢獻，如何在學術“引進來”的同時更好地“走出去”，或許仍是兩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在斯密誕辰三百周年之際，世界各地學者對斯密的熱情有增無減。究其原因，除了過去幾十年學術研究和人才培養的持續積累，想必還有當前這輪全球化的退潮、新自由主義的終結和全球資本主義的危機。無論斯密本人的意愿是否如此，他的形象已然成為現代政治經濟模式的圖騰。惟其如此，對斯密和其他十八世紀思想家的誠懇研究，而非對斯密神像的供奉膜拜，在今天就變得愈發重要。如果說十八世紀的思想家既洞察了現代世界的根本動力和根本問題，又幸免于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各種主義之爭，那么我們對他們的閱讀和研究，就仍然有助于同時在財富與德性這兩個方面理解并回應二十一世紀的困境。

（感謝康子興、朱華輝、韓若愚對本文初稿提出的修改意見。壽里龍和Thiago Vargas對本文亦有貢獻，在此一并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