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發布的一篇報告顯示，以企業總部為標準計算，全球電子器件生產份額中，美國第一（33%），中國第二（26）；以組裝地為標準計算，全球電子器件生產份額中，中國第一（35%），美國第二（19%）；以電子器件最終消費地點為標準計算，美國第一（25%），中國第二（24%）。中國在全球半導體產業鏈上的地位可見一斑。

不過，我國高端芯片的研發、設計和生產處于劣勢，在全球芯片產業鏈條中的地位不高。2020年，中國芯片銷售額只占全球總額的7.2%。而且，我國銷售的主要是低端芯片。在高端邏輯芯片、存儲芯片銷售市場上還沒有我國企業的身影。相反，這些芯片需要大量進口。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從法律與經濟的專業視角觀察芯片產業的運行規律，為法律制度的構建、產業政策的制定以及企業合規運行提供理論支撐，勢在必行。

企業如何組織生產：法律經濟學的基本理論

現代法律經濟學奠基人羅納德·科斯認為，企業組織生產實際上是配置資源。企業配置資源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通過市場配置資源，一種是在企業內部配置資源。

通過市場配置資源的實現方式是市場交易，法律表現形式是合同。比如，A企業生產鋼材，需要鐵礦石。A企業自己不生產鐵礦石，于是到市場上與生產鐵礦石的B企業簽訂合同，購買鐵礦石。

通過企業內部配置資源的實現方式是內部資源調配，表現形式是行政命令。接上面的例子，A企業不僅生產鋼材，而且生產鐵礦石。這樣，A不必通過市場交易，討價還價，而是通過內部的資源調配，就實現了資源配置，完成了鋼材生產。

是不是企業的規模越大，業務覆蓋范圍越大越好呢？回答是否定的。科斯認為，企業的邊界取決于交易成本。如果通過市場配置資源的交易成本高于企業內部配置資源的交易成本，則企業規模擴大更有效率。比如，在上例中，A可以通過收購B降低生產運營的交易成本。

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在企業內部組織生產的交易成本遞增，直到達到某一點，企業內部組織生產的邊際交易成本等于通過市場交易帶來的邊際交易成本。此時，企業的規模達到最優。如果企業再擴大規模，就會造成資源配置的浪費。

科斯之后，威廉姆森等經濟學家繼續拓展企業組織生產的理論，形成一套完整的關于企業組織生產和企業邊界的法律經濟學理論。法律經濟學關于企業如何組織生產以及企業邊界的理論對法學、經濟學、管理學都產生深遠影響，對理論研究和生產實踐都具有啟示意義。

芯片設計、研發與生產：一體化還是分開做？

芯片產業如何組織生產？過去幾十年來，芯片產業發展過程中涌現出來的真實鮮活的案例給傳統理論注入新的元素，發人深省。

1957年，在加利福尼亞州的帕洛阿爾托，8位年輕的工程師成立了仙童半導體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這家公司奠定了硅谷的歷史。后來，從仙童走出來的工程師不僅直接創設了包括英特爾和超微半導體（AMD）這樣的傳統芯片巨人，而且直接或間接衍生出90多家具有重要影響的芯片公司。

英特爾和AMD屬于老牌芯片公司，堅持傳統的芯片設計、研發與生產一體化態度。英特爾最早是DRAM芯片的重要生產商之一。但是，隨著DRAM芯片市場的價格被日本生產商顛覆，繼續與日本廠商打價格戰，還是退出DRAM市場，開辟新的戰場？英特爾總裁葛羅夫決定退出DRAM，為個人電腦生產微處理器芯片。

葛羅夫的戰略取得空前成功，直到今天，英特爾仍然是個人電腦芯片領域最大的生產商，并且一直保持研發、設計與生產一體化的傳統。

另一位離開仙童的天才杰瑞·桑德斯創辦了AMD。桑德斯在對待芯片研發、設計與生產的態度上也是傳統和老派，他不能接受一家芯片公司居然不生產芯片。

AMD曾經與日本芯片制造商競爭DRAM市場，與英特爾競爭個人電腦芯片市場。不過，后來，對芯片制造傾注懷舊感情的桑德斯也承認，從擁有和運營一家芯片廠中獲得利潤變得越來越困難。

傳統的芯片巨頭堅守芯片研發、設計與生產一體化時，芯片產業正悄無聲息地進行著一場變革，“無芯片廠的芯片公司”悄然登上歷史舞臺。典型者如英偉達。

提起英偉達，自然聯想到的是專門為訓練大模型配備的高端芯片，比如Grace Hopper、A100、H100等超級芯片。在AI大模型訓練你追我趕的時代大背景下，英偉達芯片保持價格高但銷售火爆的態勢。包括國際巨頭如微軟及馬斯克新創辦的AI公司以及國內大廠如百度、騰訊、阿里在內的客戶已經把英偉達的芯片訂單排到2024年。作為AI時代的最大受益者之一，英偉達的市值剛剛破萬億，躋身萬億俱樂部。

不過，英偉達不制造芯片。英偉達把大部分芯片制造外包給臺積電,自己專注芯片設計。除了英偉達，另一家著名的芯片公司高通，也是專注設計，把制造外包給三星和臺積電等公司。

喬布斯剛創建蘋果公司的時候專注硬件。除了創建自己的操作系統，蘋果把芯片設計和生產都外包給三星等公司。后來，為了把自己對智能手機的愿景嵌入手機芯片中，蘋果開始嘗試設計芯片。

現在，蘋果不僅為其大多數產品設計主處理器，還設計了運行Air Pods(無線耳機)等配件的輔助芯片。這些芯片的生產則外包給臺積電等晶圓生產廠商。

除了這些芯片業大佬之外，芯片產業里還有很多專注設計的芯片公司，比如賽靈思（Xilinx）、阿爾特拉（Altera）等。

降低交易成本：誰是芯片生態鏈的龍頭？

2022年12月7日，位于美國亞利桑那州的臺積電工廠Fab21舉行上機儀式。蘋果、英偉達、AMD、阿斯麥等半導體業界重量級公司的負責人悉數到場，給足了面子。

作為一家芯片代工企業，臺積電的江湖地位如此之高，似乎不可思議。實際上，這反映了芯片產業生態鏈的特殊之處。

提到產業生態鏈，人們自然會想到以蘋果為龍頭的“果鏈”。似乎只有蘋果、特斯拉這樣的產品生產商，才有資格以自己為龍頭構建生態鏈。事實上不盡然。作為代工企業，臺積電也可以打造自己的生態鏈。

早在幾十年前，創始人張忠謀就相信臺積電的商業模式具有獨特的優越性：對于集芯片研發、設計及生產于一體的企業來說，因為芯片技術遵循摩爾定律，技術進步快，每一次技術迭代都會提高生產成本，給企業盈利帶來巨大壓力；臺積電的優勢在于，因為給幾家甚至很多家芯片設計公司制造芯片，從而在規模經濟中降低成本。而且，這種大規模生產是英特爾等一體化公司難以復制的，臺積電可以從這種優勢中攫取利潤。

臺積電與英特爾等傳統一體化芯片公司的競爭證明了張忠謀的判斷。前面說過，因為葛羅夫的“顛覆式創造”，英特爾在個人電腦及數據中心處理器芯片生產市場上占據壟斷地位。不過，隨著英偉達及后來的大型云計算公司進軍數據中心處理器市場，英特爾在數據中心處理器市場喪失壟斷地位，只剩下個人電腦市場上的壟斷地位。

只是，個人電腦市場增長性遠不及移動設備市場。為了尋求業績增長，英特爾于2015年左右進軍移動設備芯片制造市場，與臺積電展開正面競爭。

競爭的結果是，臺積電勝出，英特爾完敗。原因很多，其中一個關鍵要素是二者與各自的客戶之間的關系截然不同。英特爾自己設計、研發并生產芯片。在芯片生產上，英特爾與客戶之間有競爭關系，彼此之間有規則及知識產權等關系需要協調。這種錯綜復雜的關系帶來高昂的交易成本。

臺積電與客戶之間只有協作，沒有競爭關系。從法律經濟學的角度，臺積電與客戶之間的交易成本低。臺積電實際上以自己為中心，通過市場交易，與眾多企業建立起穩定的標準合同關系。作為一家代工企業，臺積電通過這些合同關系，以自己為龍頭，建立起穩定的生態鏈。

實際上，在芯片生產上，臺積電不僅戰勝了英特爾，也完勝三星、索尼等集芯片研發、設計與生產于一體的企業。

另一個值得研究的案例是光刻機巨頭阿斯麥。1984年，荷蘭電子公司飛利浦剝離內部光刻部門，創建了阿斯麥。阿斯麥位于距離荷蘭與比利時邊境不遠的一個小鎮，維爾德霍芬鎮。這樣的地方能誕生半導體行業的世界級公司，在當時幾乎沒人相信。而且，當時阿斯麥要競爭的對手是已經成為世界級公司的索尼和尼康。

阿斯麥成功的要素既有歷史的機遇，也有生產模式選擇上的對路。索尼和尼康本身就是芯片、電子產品生產的世界級公司，有底氣，所以，他們試圖在光刻機生產上走一體化道路，即自己制造所有部件，自己組裝。但是，阿斯麥選擇從世界各地精心采購零部件組裝系統，公司自身則專注開發光刻機的核心，即EUV工具。

結果，幾十年下來，阿斯麥圍繞自己構建出一個光刻機生態鏈，把昔日的世界級競爭對手遠遠地甩在身后。

需要特別提醒的是，究竟是在企業內部組織生產，配置資源；還是通過市場交易組織生產，配置資源，其決定要素遠比以上描述的復雜。

以上提及的芯片生產，基本上以邏輯芯片和存儲芯片為主。在芯片產業里，還有第三類芯片。這類芯片比較分散，包括模擬芯片、射頻芯片等。這類芯片不遵循摩爾定律，產品迭代要求不高，制造成本低。這類芯片的設計、研發和生產往往一體化。典型者如德州儀器公司（Texas Instrument,TI）。

芯片企業組織生產：遵守傳統理論vs關注行業變量

芯片產業發展的大部分圖景呈現出來的似乎與傳統理論和常識相背離。實際上，芯片企業組織生產并沒有背離基本的法律經濟學理論。這種表面上的背離源于芯片行業特殊的變量。

在特殊的變量下，企業為了降低交易成本，組織生產的模式發生了改變。其中最重要的變量，是芯片技術發展遵循的摩爾定律。摩爾定律的發明者，就是仙童公司8位創始人之一的戈登·摩爾。其核心內容為：集成電路上可以容納的晶體管數目在大約每經過18個月到24個月便會增加一倍。換言之，處理器的性能大約每兩年翻一倍，同時價格下降為之前的一半。

在摩爾定律的推動下，芯片迭代太快，導致生產成本高，要求規模效應才能抵消生產成本，獲得利潤。前述臺積電的案例就是最好的證明。

可見，芯片企業組織生產仍然沒有偏離傳統法律經濟學理論。企業在選擇組織生產時，結合自身的特點，遵循降低交易成本的基本原則，在“通過市場交易配置資源”與“企業內部配置資源”之間尋求最優的平衡。不論是英偉達、阿斯麥、英特爾還是臺積電，都在以降低交易成本為核心，尋找自己在產業鏈中的最佳位置。

需要提醒的是，影響芯片企業組織生產的變量很多，除技術變量之外，還有地緣政治風險等變量。應對這些變量，更需要企業從法律與合規的角度降低風險，提升組織生產的效率。

作為數字經濟時代的基礎“原料”，芯片不僅在組織生產上展現出獨特的個性，芯片企業在公司治理、資本籌集、政府服務等方面都展現出獨特的法律與經濟特性。本文作者將分別撰文，把這些特性呈現出來。

（作者王佐發為西南科技大學法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