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7日，第二屆譯文雙年選在上海世紀出版園頒出。鄭體武翻譯的《我獨自一人面對嚴寒——曼德爾施塔姆詩歌全集》和劉象愚翻譯的《尤利西斯》獲得了這一屆“譯文雙年選”。  

《我獨自一人面對嚴寒——曼德爾施塔姆詩歌全集》

鄭體武（中）領獎

《尤利西斯》

劉象愚的編輯代領獎

2021年，上海譯文策劃舉辦了首屆譯文年選評獎活動，翻譯家楊自伍先生翻譯的《近代文學批評史》（修訂本）獲得這份獎項。為擴展作品的評選范圍，完善評選流程，選出經得起時間考驗的精品力作，譯文年選自第二屆更名為譯文雙年選，延長評獎周期，并將每一屆的獲獎作品從一部增加為兩部。

本屆“譯文雙年選”評審團由李敬澤領銜，并召集八位來自文壇譯界的專家：畢飛宇、程巍、劉文飛、陸大鵬、毛尖、魏育青、袁筱一、鄒波。他們的專業領域橫跨中文寫作與英、法、德、日語文學翻譯。

這一天，李敬澤、畢飛宇、劉文飛、陸大鵬、毛尖、魏育青、袁筱一、鄒波、黃昱寧等作家、翻譯家也齊聚一堂，就“文學翻譯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帶來了三場精彩的分享。

翻譯意味著什么？

“沒有翻譯，我的寫作是不成立的。”作家畢飛宇直言，沒有翻譯文學，他可以如常地生活，但不可能成為一名小說家。“我之所以開始寫小說，很大一個原因歸于翻譯文學的影響。雖然我不以先鋒作家示人，但在剛開始寫作的五六年甚至七八年，我有意無意地讓自己的語言向翻譯文學靠攏。至于找到自己的語言，那是后來的事情。”

他還認為，一個熱愛文學的人，起碼要看兩個譯本。譯本和譯本的區別，本身構成了文學閱讀中的審美點。

在翻譯家魏育青看來，一部文學作品會有很多價值，但在翻譯中，譯者對這些價值的呈現必然有所選擇，重譯也因此有了必要性。

“文學名著的重譯，從一個很少見的現象，變成現在‘遍地開花’。從有人爭論‘能不能重譯’，變成大家都很麻木，不再關注。”翻譯家劉文飛說，“國人的外語水平一直在提高，懂行、內行的讀者越來越多，但翻譯的文學性反倒下降了，它從一個無比神圣的事業變成誰想做都可以做的事情。” 

沙龍第一場：畢飛宇、劉文飛、魏育青

比起創作，翻譯“次等”嗎？

“中國讀者買小說，會看是不是畢飛宇寫的，但中國讀者買翻譯作品，不會看是不是劉文飛翻譯的。”

劉文飛玩笑道，相比創作，而今翻譯似乎成為了“次等”的文學職業。“我以前在社科院工作，我們的老所長葉水夫在1950年代翻了一本特別有名的書，《青年近衛軍》，當時拿到9千塊稿費。9千塊錢是什么概念？他說我還有一點私房錢，加了一點，用一萬塊在北京買了一個四合院。但是這么多年過去，我們翻譯一本書的稿費依然是一萬塊，或者是兩萬塊，只能買幾塊蓋四合院的磚。”

翻譯家袁筱一并不認同文學翻譯變成了“次等”的文學職業。“其實今天文學創作的門檻也在降低。”她說，“文學翻譯是一種經典化的運動。無論如何，哪怕時代速度再快，我們也需要一點時間去確認作品的價值。如果重譯19世紀作品，我們可能是一種肯定，一種跟隨，也可能是一種顛覆，但對于當代譯作，我們在某種程度上會有一種感覺，這些作品經典化的命運還有待我們確定。”

“一方面會有一部分作家往世界性的方向發展，包括日本的村上春樹，但也有一些很本土化的作家往傳統那個方向回溯。”翻譯家鄒波說，“以后通過翻譯，或許也可以拓展一種新的文學可能性。” 

沙龍第二場：袁筱一、毛尖、鄒波

如何面對未來的種種不確定？

作家、批評家毛尖談到了網絡媒體時代對文學的“改造”，“經典文學已經從文化C位上被拉下來，我們現在經常看到‘三分鐘講完一部小說’的短視頻，表面上是時代浮躁，骨子里是經典斷代。”在這種情況下，她認為譯文社的經典作品可能是總體文學的最后一個 “堡壘”，“本來我們的白話小說就是譯文開的步，很多作家從翻譯小說找到自己的語法和風格，從翻譯小說找到了作品人物的口吻和聲音。”

譯者、編輯陸大鵬一度對機器翻譯的進步感到驚訝和激動，但他也發現，出自AI之手的很多句子看似正確，卻非常平庸和無趣，措辭機械而單一，硬傷雖然比過去大幅減少，但仍然不能讓人放心。“對一個編輯來說，把一個錯誤句子改對不難，但把一個平庸句子改好卻很難。我擔心的是，如果未來的譯者和編輯不愿意花力氣積累實踐的經驗，那他們的鑒賞力如何提高？我擔心的是看到普遍正確，但普遍平庸的文本。”

“如果家里掛一幅畫，我希望我知道它是誰畫的，而不是一個機器畫的。同樣，當我看一部文學作品，我希望它有一個確切的作者，如果是外國的作者，我依然希望他邊上站著一個確切的譯者。”作家、批評家李敬澤表示，他不會讀一本由ChatGPT翻譯的書，“文學也好，藝術也好，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人和人的關系上。”

“至于文學的門檻，我不認為我們應該豎起一個門檻，來保證這是文學。我想，每個時代的人都會確認和發明自己的文學性，都會擁有他們自己的了不起的創作。”  

沙龍第三場：李敬澤、陸大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