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趙林，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教授、珞珈杰出學者，澳門科技大學特聘教授。研究領域為西方哲學、西方文化、基督教思想史等，著有《黑格爾的宗教哲學》《西方哲學史》《西方文化概論》等。

古代圣人孔子曾感嘆道：“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論語·憲問》）現(xiàn)代學術巨擘陳寅恪先生在一首詩中寫道：“天賦迂儒自圣狂，讀書不肯為人忙。”（《北大學院己巳級史學系畢業(yè)生贈言》第二首）我數(shù)十年來讀書撰著，皆為功名所累，為稻粱而謀。年近古稀，適才漸悟出讀書治學之真諦，方知真正的學問是開拓自我眼界、陶冶內心情懷和提升精神睿智的“ 為己之學”。

這本書不是為了評職稱和完成課題所寫，而是純粹出于自己對古羅馬帝國的歷史文化的興趣而寫。因此，自動筆之初，本書的寫作就不受任何外在規(guī)范的制約，而是以一種輕松自由的心境來面對古羅馬文明的歷史場景。書既然是為自由心境而寫，它也必定會為心靈相通者所悅。

歷史始終都是歷史學家筆下所記述的“ 事實”。這些“ 事實”是在前人書史的基礎上，經(jīng)過歷史學家本人的主觀識見加工而成的結果。同樣是對所謂歷史“事實”的描述，李維筆下的歷史人物和事件與塔西佗、蘇維托尼烏斯、普魯塔克、阿庇安等人的描述就不盡相同，甚至大相徑庭，更遑論與近現(xiàn)代學者愛德華·吉本、蒙森、塞姆等人撰史的差異。歷史學所要面對的是以往時代的各種風俗、制度、事件和人物，其中最重要的是曾經(jīng)生活在具體的社會環(huán)境和文化氛圍之中有思想有情感的人物，這些人物不同于科學所要面對的冷冰冰的客觀事實。

那些所謂的客觀事實——無論是自然科學所面對的物理事實還是社會科學所面對的制度事實——都是有著普遍必然性的、在既定的前提條件下可以還原和復制的客觀事件或設施，但是歷史學主要面對的卻是不僅要受普遍的理性法則影響，而且也會受到各種非理性的意志、欲望、情感等因素影響的活生生的歷史人物。這些人物在面對具體的歷史處境時，支配其做出某種抉擇的復雜動機，是難以像科學事實的因果關系那樣進行還原和復制的。

在這里，最重要的因素不在于他所處的客觀環(huán)境，而在于他是一個什么樣的人，有著什么樣的具體目標、謀略和手段，以及獨特的個性特征、精神氣質和情感狀態(tài)。愷撒的壯志未酬和屋大維的大功告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這兩個人的人格特點所決定的，而他們所處的歷史背景則是大體相同的。歷史學家在重述這些人物的故事時，以及讀者們在聆聽這些故事時，不可能不受到自己的主觀識見、價值態(tài)度和情感好惡等因素的制約。因此，不同歷史學家所敘述的歷史、不同讀者所理解的歷史就難免不盡相同了，這一點與不同的科學家在同樣的因果條件下所觀察到的普遍必然性的客觀事件是大異其趣的。這就是面對著鮮活人性的歷史學以及文學、藝術、宗教學、哲學等人文學科與面對著冷冰冰的物理事實的科學之間的最大差異。

我一向認為，文化史的最重要的意義不在于還原那些瑣碎的歷史細節(jié)——許多歷史細節(jié)是永遠不可能還原的——而是要通過展現(xiàn)恢宏的歷史場景和壯烈的英雄業(yè)績，激發(fā)后人的文化反思和道德情懷。按照古羅馬杰出歷史學家李維的撰史原則，歷史學的真正意義在于發(fā)掘散落在歷史事件中的人性和美德。歷史本身就是一面哈哈鏡，或者更精確地說，每個人的歷史眼光都是一面哈哈鏡，各自具有凹凸不平的鏡面，這是由每個人所處的社會環(huán)境和所受的文化教養(yǎng)而形成的。

所謂客觀的歷史真理是可望而不可求的，我們只能看到自己這面哈哈鏡中所呈現(xiàn)出來的歷史”事實“，從而在自己的獨特視域中復活一個個曾經(jīng)創(chuàng)造歷史的典型人物。因此，文化史最重要的功能就在于開拓人的文化視野、陶冶人的道德情懷和提升人的反思睿智，而不在于還原所謂的客觀事實。

本書的基本宗旨不在于考據(jù)，而在于重現(xiàn)。既是重現(xiàn)，就難免帶有主觀色彩，事實上，任何歷史著作都不可能不帶有某種程度的主觀色彩。不僅“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克羅齊），而且一切歷史都是經(jīng)過撰史者主觀的批判意識、價值觀念、審美情趣等因素潤色之后的歷史。還是李維撰史的那個基本原則，歷史學的真正意義在于從歷史事件中發(fā)掘人性和美德。因此，本書中更多展現(xiàn)的是活生生的歷史人物的個性特征，而不是孤立零碎的史實考據(jù)。

本書中的”羅馬帝國“概念更多是從對外擴張而非政治制度的意義上來說的，自從發(fā)跡于”七丘之城“的羅馬人踏上了對外擴張的道路之后，羅馬就日益發(fā)展成為一個”帝國“，無論它在政制方面實行王政、共和制還是帝制。鹽野七生在《羅馬人的故事》中有一段話說得很好，不妨引用如下：

“ 其實，帝國和皇帝統(tǒng)治的國家并不能畫等號。‘ 帝國 ’一詞源于拉丁語‘imperium’，這個詞是由含有‘ 支配 ’‘ 統(tǒng)治’‘命令’等含義的動詞‘imperare’派生出來的。一個國家，共和制也好，王政也好，不管政體如何，只要是把其他國家或民族納入自己支配下的霸權國家，它就成了‘帝國’。”

誠如我們今天喜歡把美國叫作“美帝國主義”一樣，并不是因為美利堅合眾國有皇帝，而是由于它對外推行帝國主義的強權政策。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一部羅馬帝國的發(fā)展演變史，很好地展現(xiàn)了大國興衰的經(jīng)驗教訓。自近代以來，歐洲乃至全球范圍內不斷出現(xiàn)大國的興衰和更迭，從 16 世紀號稱第一個“日不落帝國”的西班牙，再到相繼崛起的奧地利（神圣羅馬帝國）、法蘭西、俄羅斯和德意志，以及自近代以來一直在海外操縱著歐洲大陸乃至整個世界格局的英國和后來居上的美利堅合眾國，這些大國的興替無非是以一種現(xiàn)代的方式重演了古羅馬帝國的興衰存亡故事罷了。

古希臘文明充滿了晶瑩剔透的美感，玉潔冰清，崇高典雅，無論是神話、詩歌、競技、雕塑、建筑乃至悲劇和哲學，都流露出鐘靈毓秀、美輪美奐的“小資情調”。相比之下，古羅馬文明則展現(xiàn)出剛猛遒勁的力度，雷霆萬鈞，威震寰宇，其政制、法律、行政管理、軍事制度以及公共工程都顯示出高屋建瓴、大氣磅礴的雄渾氣概。古希臘文明猶如噴薄而出的晨曦，光芒瑰麗；古羅馬文明則如同如日中天的驕陽，輝煌璀璨。

希臘與羅馬，這兩種隔著亞得里亞海“背向而立”—— 一個面向東地中海，一個面向西地中海——的古老文明，二者的精神氣質可謂是天壤之別。形象地說，希臘人宛如一個翹望蒼穹的清純少年，心志高潔；羅馬人則似同一個統(tǒng)御大地的龐然巨人，氣勢宏大；希臘人用美的花環(huán)裝點了愛琴海沿岸，羅馬人卻以力的鐵蹄征服了地中海世界。然而，隨著希臘化世界（包括希臘本土、馬其頓、小亞細亞、西亞和埃及等地區(qū)）相繼淪為羅馬人的政治殖民地，羅馬帝國也逐漸被優(yōu)雅柔美的希臘文化所浸潤，最終蛻化為希臘人的文化殖民地。誠如羅馬大詩人賀拉斯的詩句所言：

“被征服的希臘征服了她野蠻的征服者。”

希臘和羅馬，這兩種精神迥異卻又命運相關的古老文明對于后世西方社會貢獻了一系列彼此對立而又相互聯(lián)系的基因：政治治理上的分離主義和帝國形態(tài)，生活方式上的個人自由和整體秩序，文化風格上的理想主義和現(xiàn)實主義，價值取向上的唯美主義和功利主義。概言之，希臘人是一個仰望星空的民族，超逸浪漫；羅馬人是一個俯抱大地的民族，功利務實。后世的整個西方文明，就沉浮于希臘的燦爛星空與羅馬的堅實大地之間，在二者的文化張力之下——后來又加了一個與二者均有復雜聯(lián)系的基督教的天國理想——俯仰縱橫，跌宕起伏。

我們生活在一個平庸的時代，一個充溢著喜劇意識的時代，一個缺乏英雄情懷和崇高感的時代，人們普遍被籠罩在輕浮、流俗、調侃和怨憤的精神氛圍中。在這樣的生存處境中，追撫一下遠逝的古希臘文明和古羅馬帝國（以及我們中國的先秦風范和漢唐氣象），或許能夠激蕩起人們心中殘存的崇高美德和恢宏理想。

關于羅馬的歷史，古典時代的史學家如李維、塔西佗、阿庇安、普魯塔克等人由于身在此山中，對于一些問題的看法難免當局者迷。愛德華·吉本、蒙森以及英國牛津學派史學家們的羅馬史著作，思想深邃、見解精當，但過于學術化，絕非尋常百姓所能讀懂。近年來國內風靡的日本學者鹽野七生的《 羅馬人的故事》，視野宏大，脈絡清晰，既深入細致地論述了羅馬一千多年來的興衰存亡史，又獨具東方人的視角和情懷，堪稱普及羅馬文明的上乘之作。但是此書篇幅過于浩大，中譯本共計 15 卷，一般讀者往往讀上一兩卷就望而卻步了；再加上枝蔓較多，讀起來難免有些瑣碎之感。因此要想通過閱讀此書來把握羅馬帝國發(fā)展演變的全過程，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相比起這些國外的研究著作來，當前中國學界關于古羅馬文明（以及古希臘文明）的著述不僅數(shù)量甚少，而且往往缺乏宏觀視域和人文情懷。事實上，今天人文學科的研究者們正在工具理性和利益訴求的引導下，越來越把充滿了鮮活人性和盎然情趣的人文學——文學、藝術、史學、哲學、宗教學等——弄成了一堆枯燥乏味的東西，就像鐘表匠們所面對的齒輪、游絲、刻盤、螺絲釘一樣。大多數(shù)高校和研究機構里的人文學者，撰寫論著都是為了申報課題和評職稱，所論述的內容，且不說一般讀者看不懂，即使是同行的專家們，讀來大多也是云里霧里，不知所云。

書是寫給人看的，一本好書應該讓人看得懂、愿意看；讀者不僅可以從書中獲得知識，而且更能夠陶冶情操，提升睿智水平，達到一種激發(fā)美德、凈化心靈的效果。這種愿景，就是我撰寫這部《古羅馬帝國的輝煌》的初衷。

我的學術研究之路最初是從西方哲學入手，逐漸深入抽象的哲學思想背后的宗教背景，尤其是基督教思想史和文化史，這也是我多年來在武漢大學所招收和指導的博士生的研究方向。在這方面，多年前我就相繼出版了《西方宗教文化》《基督教思想文化的演進》《基督教與西方文化》等多部研究著作。10 多年來，我又沿著歷史的脈絡從基督教文明上溯到古典文明，即古希臘文明和古羅馬文明，對西方歷史的文化源頭和制度濫觴越來越感興趣，而且曾多次到希臘、羅馬等地的歷史遺跡和博物館進行文化考察。

2015 年 5 月，我曾帶領一支專業(yè)的攝影團隊到希臘各城邦舊址主講和拍攝了 12 集的大型文化紀錄片《愛琴海的光芒》；2019 年 10 月全球疫情暴發(fā)之前，我又帶領這支攝影團隊去意大利和突尼斯等地主講和拍攝了 10 集的大型文化紀錄片《地中海的輝煌》。這兩部紀錄片現(xiàn)在都已經(jīng)在國內各大網(wǎng)站上公開播出，尤其是《地中海的輝煌》，獲得了影視界和廣大觀眾的較高評價。

2020 年 11 月，我出版了一部《 古希臘文明的光芒 》（ 上、下冊），系統(tǒng)講述了希臘各種文化形態(tài)的發(fā)生、發(fā)展過程。該書完稿之后，我就全力投入這部《古羅馬帝國的輝煌》的撰寫工作中，一眨眼就過了兩年多光陰。相比起《古希臘文明的光芒》，本書耗時更長，花費的精力也更大。近幾年來，我先后在武漢大學、電子科技大學、華夏理工學院等高校多次講授“ 古羅馬文明”的課程。正是在 10 多年的資料準備、多次實地考察以及已拍攝的紀錄片的基礎上，我以“古羅馬文明”課程的講課錄音為底稿，進行了幾乎是重新撰寫的艱苦整理工作，才最終完成了這部《古羅馬帝國的輝煌》。整個過程可謂是嘔心瀝血，殫精竭慮。

無論是從歷史上來說還是從邏輯上來說，羅馬文明都構成了希臘文明與基督教文明之間的重要樞紐。正如我在此書附錄《羅馬帝國的歷史命運與現(xiàn)實影響》中所展示的六合之中的羅馬帝國情景，羅馬不僅與希臘形成了東西爭鋒，與基督教形成了凡圣博弈，而且也與后來居上的日耳曼世界形成了南北抗衡。就這種樞紐意義而言，《古羅馬帝國的輝煌》正好構成了我此前出版的《古希臘文明的光芒》和《基督教與西方文化》之間的一個有機中介，這三部著作也珠聯(lián)璧合、一脈相通地展現(xiàn)了我關于西方文化史的宏觀視野和獨特史觀。

為了幫助讀者更加貼切地了解古羅馬文明，我在本書中插入了大量的圖像資料和歷史地圖（如同我在《古希臘文明的光芒》中的做法一樣），旨在引導今人能夠便捷而直觀地進入古羅馬時代的歷史場景。書中的插圖大部分是我自己多年來探訪古羅馬帝國各地遺址和西方各大博物館時所拍攝的照片，還有一些圖像資料是由我的好友張松先生和武漢大學哲學學院周玄毅副教授收集提供，在此謹表謝忱！

我萬萬沒有想到，這部書稿竟然是在新冠病毒隔離病房中完稿的。2022 年 11 月 22 日星期二（這是一個夠“二”的日子！），我在給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本科生講授“西方哲學史”專業(yè)課時，感染了新冠病毒，第三天開始發(fā)熱、頭痛，睡了一夜就恢復正常了，但是核酸檢測結果卻為陽性，因此被送進武漢市第七醫(yī)院進行隔離觀察。這次新冠病毒感染來去匆匆，無甚大礙，我卻在隔離病房中待了十余天，每日餐食水果按時供應，身體健康如常，只是要等到核酸檢測結果轉陰才能出院。其時正值這部書稿進入收尾階段，我就是在被隔離的狀態(tài)中，在病房中寫完了本書的最后一個字符和這篇后記。

說來也巧，2020 年初新冠疫情暴發(fā)時，我正好暫居上海，在居家隔離的情況下完成了《古希臘文明的光芒》一書。時隔近三年，這部《古羅馬帝國的輝煌》竟然又是在更加嚴格的住院隔離狀態(tài)下脫稿的，這或許也是某種冥冥中的定數(shù)吧！更加出人意料的是，就在我住院隔離期間，國家的防疫方針發(fā)生了根本性變化——新冠病毒感染被宣布為自限性疾病，如同流感一般，全國范圍內全面放開，持續(xù)了近三年的嚴防死守、“動態(tài)清零”政策至此終結。

我的書稿完成了，國家的防疫政策也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很快就可以走出隔離病房自由地呼吸外面的新鮮空氣了。唯愿在這本書出版之時，中國能夠徹底驅散肆虐三年的疫情陰霾，整個華夏大地重新沐浴在溫煦明媚的春光之下。

趙林

2022年12 月6日

于武漢市第七醫(yī)院隔離病房

本文為趙林教授新書《古羅馬帝國的輝煌》（ 人民郵電出版社，2023.7）后記。經(jīng)出版方授權發(fā)布。

原標題：《趙林：我數(shù)十年來讀書撰著，皆為功名所累年近古稀，適才漸悟讀書治學之真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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