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形形色色的夫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努力地在事業與家庭之間、工作與生活之間尋求平衡。作為公民，我們正集體感悟照護家人對當下和子孫后代的意義及價值。

我們開始充分感知它的成本，包括收入損失、事業停滯、伴侶（異性或同性）之間的權衡，以及單身母親或父親面臨的嚴苛要求。

如何平衡家庭責任和職業發展也一直是社會關注的焦點。遺憾的是，家庭責任一般都更多落在女性身上。

在幾乎每個 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比例都比男性高 10 個百分點左右，但全職工作的女性，其收入中位數卻比男性低了 10% 到 20 %。

這樣的男女收入差來自哪里？歷史上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又是如何在職業和家庭之間分配時間的？

哈佛大學教授、也是哈佛大學經濟系首位獲得終身教職的女性克勞迪婭·戈爾丁在新書《事業還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中，將20世紀初至今受過大學教育的女性群體分成了五組，深入研究了她們在事業、婚姻、子女等方面的理想抱負與現實中遇到的各種阻礙，以及代際的演變歷程。

這本書中引用的數據和歷史證據非常扎實。

戈爾丁認為，不平等如同硬幣的兩面存在于事業和家庭兩方面，如果家庭內部的平等得以實現，工作中的性別收入平等就更有機會達成。

女性縮減了自己的職業生涯，這是家庭對勞動力市場做出的一種理性反應的一部分。但好消息是，科技的創新進步能夠幫助女性在職場和家庭中獲得更多平權。

五代女性的選擇：

職業？家庭？兩者兼顧？

按照“家庭”和“職業”在女性生命周期中扮演的角色，把不同年代擁有本科學歷的女性分為五組。

第一組：成家或者立業

第一組女性出生于1878－1897 年，1900－1920 年從大學畢業。從她們一生的經歷看，她們的終生成就在所有群體中最參差不齊。

在她們中，近三分之一的人終身未婚，一半的人沒有生育（或收養）過孩子。大學文憑使她們可以獲得收入豐厚的工作來養活自己、保持獨立。

然而，另一半結婚生娃的女性中，很少有人工作。婚姻歧視和裙帶關系規則等社會規范和招聘規則往往剝奪已婚女性的職業生涯。龐大的家務需求使她們很難兼顧職業與家庭。

第二組：先工作再成家

第二組是1898－1923 年出生、1920－1945 年大學畢業的過渡群體。這組人的開頭部分很像第一組，結婚率極低；但后面部分卻和第三組相似，結婚率高，初婚年齡低，養育很多孩子。

當時，許多廉價的節省家務勞動力的設施減少了女性花在家務上的時間；經濟革命極大地增加了對白領和銷售員的需求，提高了識字和識數等人力資本的回報。

勞動力市場的變化提高了女性（包括已婚婦女）的就業率與教育回報。但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使女性失業。隨著大蕭條的惡化，已婚女性的工作大為受限。

第三組：先成家再工作

第三組女性出生于1924－1943年，她們之間的相似度比其他任何一組都高。她們展示了類似的抱負和成就，結婚很早，有孩子的比例很高，大學專業和第一份工作都差不多。

第三組女性大學畢業生中90% 以上都結了婚，而且大多數結得很早。幾乎所有結婚的人都有孩子。這組女性畢業后甚至結婚后基本都有工作。

但在有了孩子并要撫養孩子時，她們紛紛離開了勞動力大軍。但因為孩子而離開職場的女性后來大多又回到了工作崗位上，尤其是教師和白領，還有些人由于生活需要或職業志向根本沒有離開職場。

第四組：先立業再成家

第四組出生于1944－1957 年，20 世紀60 年代中期至70 年代末大學畢業。這些女性明顯從前輩的經歷中吸取了教訓。在婚姻、子女、職業和就業方面，第三組向第四組的轉變是這些群體中最為顯著的。

她們成年時恰逢“無聲的革命”，即避孕藥的出現及推廣使得年輕單身女性能夠推遲結婚和生育，讓她們有更多的時間精力花在事業上。

第四組是首批渴望從事律師、醫生、高管等報酬最高、最有威望職業的女性。她們想實現男同事一直在追逐的目標：經濟上更富裕，獲得同僚的尊重，在期望的工作領域達到盡可能高的段位。

第五組：事業與家庭兼顧

她們出生于1958年至1978年，1980年開始她們陸續從大學畢業。這組女性覺察到了第四組的失算——被推遲的事情可能永遠無法完成。于是她們宣告，事業將不再成為家庭的絆腳石。

她們進入專業院校和研究生院。她們在大學里與男性平起平坐，并在數量上超過了男性。她們持續了晚婚晚育模式，甚至再度推遲婚育的時間，但她們的生育率卻大幅提升。

像第四組那樣，她們獲得了包括體外受精（IVF）在內的一系列生殖技術協助。這種情況下的協助是輔助受孕而不是避孕。最后的這個群體基本上都渴望事業與家庭共贏。

不平等的根源：貪婪的工作

從下圖可以看出，1960-2018年美國女性相對男性中位的年收入比例，其中高學歷女性相對高學歷男性年收入差距自1980年代以來有所擴大。

下圖比較大學畢業生收入的性別差距。在就業的頭幾年，剛畢業的大學生和新晉MBA收入的性別差距不大，這主要是由男女學習領域和職業選擇的差異造成的。但是大約在大學畢業十年后，男女之間的收入差距變得明顯。

毫不奇怪，這些變化通常發生在孩子出生后的一兩年，幾乎總是對女性的職業生涯產生負面影響。事實上，收入的性別差距在結婚之后就開始擴大了。

隨著人們對事業和家庭的渴望與日俱增，無數職業的一個重要部分漸漸變得清晰可見、舉足輕重：對許多走上職業軌道的人而言，工作是貪婪的。加班、周末或晚上工作的人可以掙更多錢，甚至時薪都顯著更高。

工作的貪婪意味著，有孩子或有其他照護責任的夫妻可以通過分工獲益。女性仍舊可以追逐高要求的職業，但夫婦中的一員將主要關注家庭，一有緊急情況就得離開辦公室或工作場所趕回家去。

這位家長的職位要相當靈活，一般不會被要求在晚上10 點回復電子郵件或電話；不必為某項并購缺席孩子的足球比賽。與之相反，另一位家長則可以在工作中隨叫隨到。

對于隨時為家庭待命的人，晉級、提升和收入遭受的潛在影響不言而喻。

因此，一些對女性來說一開始就很難進入的職位，比如金融業職位，在過去數十年里恰恰收入增幅最大。

近幾十年間，盡管女性的資歷和職位都在提升，但大學畢業生的性別收入差距卻始終不變，一個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收入不平等的加劇。

或許，這才導致了20 世紀80 年代末90 年代初大學畢業生的性別收入差距超過全體人口的性別收入差距。女性一直奮楫爭先，既要自強不息，又要對抗普遍存在的強大的收入不平等洪流。

貪婪的工作也意味著，為了增加家庭收入，夫妻公平已經并將繼續被拋棄。當夫妻公平被棄如敝屣，性別平等通常也隨之而去（不計同性婚姻）。

我們繼承的性別規范以各種方式得到加強：把更多育兒責任分派給母親，把更多家庭照護責任分派給成年女兒。

女性在工作中面臨的最大障礙是時間需求，而時間需求則與生育孩子與家庭照料有關。

-End-

2023.8.17

原標題：《事業還是家庭？五代高學歷女性探索了1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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