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四庭《關于“新時代農村刑事犯罪對鄉村振興戰略的影響”暨“尋釁滋事行為的刑事規制”課題在浙江、福建的調研報告》（下稱《調研報告》）中關于尋釁滋事罪的調研內容引發廣泛關注。

《調研報告》顯示，浙閩兩地農村尋釁滋事案件數量均排在各類罪名的前列，因酒后肇事、賭博引發的犯罪常見多發，因違法上訪而被以該罪名追究刑事責任的案件也時有發生。

調研發現，該罪在司法認定中存在以下問題：一是被告人的主觀動機難把握，容易陷入客觀歸責；二是對違法信訪行為能否以本罪論處認識不一；三是因邊界不清導致容易被泛化適用的傾向明顯；四是與其他相關罪名的區分較難；五是行刑銜接不暢，容易導致行政違法行為被拔高作為刑事犯罪處理。顯然，這些問題除了浙江、福建等地，全國其他省份同樣存在。

針對上述問題，《調研報告》建議加大對尋釁滋事犯罪案件的審判指導，以司法文件或典型案例的形式，指引地方法院準確適用法律，審慎處理因信訪、上訪而引發的尋釁滋事案件。

尋釁滋事罪為什么容易“擴大化”？

從立法沿革來看，尋釁滋事罪源于1979年刑法規定的“流氓罪”，自該罪從流氓罪分離出來后，相關爭議一直不斷，主要原因在于該罪的罪刑規范較為模糊，導致司法適用邊界不清，極易出現罪名適用泛化，有悖于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則。長期以來，有主張廢除該罪的，也有主張分解該罪的，還有主張在司法適用中限制該罪的，觀點紛呈，不一而足。

從適用尋釁滋事罪的刑事裁判文書的數量來看，在2013年之前，刑事司法對尋釁滋事罪的適用相對還算克制，但2013年后，該罪的司法適用數量開始逐年增多。Alpha判例數據庫顯示，2013年全國以尋釁滋事罪案由的裁判文書數量是10645份，2014年30423份，2015年34054份，2016年35261份，2017年39365份，2018年46925份，2019年60569份，2020年48596份。這種漲幅是驚人的。

在此增多適用的背景下，社會各界關于廢止尋釁滋事罪的呼聲又逐漸高漲起來，不僅多位人大代表在兩會期間建言廢止該罪，法學界、律師行業亦有書面請求立法機關廢止該罪。

在筆者看來，2013年后尋釁滋事罪司法適用數量的大幅增長與相關司法解釋的陸續出臺密切相關。

首先，2013年7月“兩高”出臺了《關于辦理尋釁滋事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為本罪司法適用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規范標準。以前因規范不明而不能定罪的案件，現在因有了明確的司法解釋規定，予以了定罪處理。這里不排除解釋擴大化的傾向。

其次，2013年9月“兩高”出臺的《關于辦理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誹謗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將尋釁滋事罪的適用范圍從現實空間擴張到網絡空間，根據該解釋，在網絡空間起哄鬧事，造成公眾秩序嚴重混亂的，同樣可構成尋釁滋事罪。

再次，2014年4月“兩高兩部一委”出臺的《關于依法懲處涉醫違法犯罪維護正常醫療秩序的意見》及2019年2月“兩高一部”出臺的《關于依法處理信訪活動中違法犯罪行為的指導意見》，明確醫鬧、非法信訪、上訪的相關行為也可以尋釁滋事罪定罪處罰。

由此可見，近年來尋釁滋事罪司法適用泛化的歸因并非完全源于立法，1997年刑法也并沒有列舉“其他”這樣的兜底條款，還算是比較克制的。導致尋釁滋事案件大幅增多應該是司法推動使然。

而司法推動的主因，歸根到底還是犯罪治理理念層面存在爭議，不同執法部門將尋釁滋事罪異化為“包治百病”的政策工具，誰都可以借尋釁滋事罪威懾潛在的社會“滋事人員”。遇到發生有一定影響力的案件時，司法機關為了平息事端，也容易利用其罪刑規范模糊的特性，拿尋釁滋事罪蓋棺定論。

如何從實踐操作上防止尋釁滋事罪泛化？

關于廢止尋釁滋事罪的論述不可謂不多，這些論述大多圍繞罪刑規范的模糊性展開攻訐。

而尋釁滋事罪罪刑規范的模糊性，是由于該罪本身涵蓋的內容較為寬泛導致的。一方面，立法本意認同這些內容的必要性；另一方面，立法未必越具體越好，給司法解釋留下空間也是必要的。空喊廢止尋釁滋事的罪名，恐怕難以為立法者所接受。

相比廢止論而言，限制論是一種折中的做法。但之前關于尋釁滋事罪限制論的觀點，缺乏實踐調研的支撐，總是在泛泛而談司法觀念、刑法謙抑性等內容，鮮有采取實證方法從根本原因和實踐操作上分析問題。最高人民法院此次發布的《調研報告》在總結兩省地區尋釁滋事罪司法適用情況的前提下，所提出的五大問題和建議，對尋釁滋事罪適用泛化的解決具有探索意義。

《調研報告》還提出了一些待解決之道。如采取發布司法文件的形式，及時指導案件審理工作。這里的司法文件主要是指省級司法機關內部，或者跨省進行共同擬定針對尋釁滋事案件的處理意見，這樣做實時性、針對性強，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夠保證統一和正確執法。

在指導案例上也要有所突破。以往指導案例遴選程序多采取層層報送制，且要經過最高人民法院的審核方能發布。這種一元化遴選指導案例，參與主體有限，案例的社會效果有待加強，周期也較長。可以考慮省級司法機關內部，或者跨省進行共同遴選指導性案例（如發揮最高法各巡回法庭的案例指導功能），建立雙層指導性案例機制。實踐中還須強化指導性案例的適用，應確立如果地方法院在類案裁判中不適用指導案例裁判規則，應當在案卷中備案說明，防止指導性案例失去指導價值。

最后，對于一些特殊情形的尋釁滋事案件，如因信訪、舉報等涉嫌的尋釁滋事，司法實踐中在認定被告人構成尋釁滋事罪時應嚴格適用法律，必要時可研究針對該類案件設置特殊程序，由下級法院逐級報省一級人民法院審核認定。

解鈴還須系鈴人，要改變尋釁滋事罪泛化適用的現實，必須謹防將該罪當成政策化工具，謹防以治罪代替治理。要通過能動司法、案例指導，以及增設特殊的案件審理流程，從而堅守“罪刑法定”原則。唯有如此，才能讓尋釁滋事罪回歸立法本意，避免其無邊界的口袋化。（作者系同濟大學法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