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城鎮化的發展，中國城市地域空間組織形態日益成熟，都市圈逐漸成為新時期城鎮化與區域發展的重點。2020年，全國33個都市圈的常住人口總量為4.64億人，占全國總人口比重為32.8%；都市圈的城鎮人口總量為3.75億人，占全國城鎮人口比重為41.6%。可見，都市圈已成為中國人口城鎮化的重要載體，以都市圈為核心帶動發展成為一項重要的政策選擇與導向。人口是城市與區域發展的核心要素，深入分析都市圈的人口規模、密度、結構等特征具有重要意義。

一、都市圈人口規模及增長差異大，珠三角地區都市圈人口增長最快

都市圈常住人口規模普遍超過千萬，中西部及東北地區的都市圈規模仍然偏小。2020年，全國33個都市圈常住人口規模的平均值為1418.6萬人，有18個都市圈的常住人口規模都超過了1000萬。如表1所示，北上廣深4個一線城市形成的都市圈人口規模最大，廣州、深圳、上海3個都市圈的常住人口總量都已超過3000萬，北京都市圈緊隨其后，常住人口總量也接近3000萬。成都都市圈和重慶都市圈的人口規模分別位列第5和第7，反映了成都和重慶在西部地區突出的人口吸引力優勢，成渝地區已具有作為全國區域性增長極的潛力。另外，有15個都市圈的人口規模低于千萬，多處在中西部及東北地區，可見區域發展差距仍然顯著，尤其是東北地區缺乏突出的增長極。

都市圈人口規模的增長速度差異顯著。2010-2020年，全國33個都市圈的人口規模總體呈現穩定增長態勢，但增速的差異較大（表1）。珠三角地區的都市圈人口增長最快，其次是長三角地區和中西部省會城市所在的都市圈，東北地區的都市圈人口增長緩慢。都市圈的人口增長態勢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南方和北方增長的差異，中國區域發展的南北差距正逐漸替代過去的東西差距。

表1  2010-2020年都市圈常住人口變化（按增量排序） 

二、多數都市圈中心城區人口增長快于外圍地區，處于集聚階段

中心城市的人口增長普遍快于外圍地區。如表2所示，全國都市圈的中心城市和外圍地區人口都在持續增長，僅有北京都市圈中心城市和哈爾濱都市圈外圍地區為例外，蘇州都市圈則是受到人口統計區劃分的影響。中心城市的人口增速普遍高于外圍地區，石家莊都市圈和合肥都市圈的中心-外圍差異最為突出，人口增速的差距都超過了40個百分點。僅有9個都市圈的中心城市人口增速低于外圍地區，包括北京、長春、上海、南京、蘇州、杭州、福州、廣州、昆明，這些都市圈多為中心城市人口向外圍擴散的代表，城市郊區的市轄區人口增長較快。其中，昆明都市圈和長春都市圈的外圍區縣數量較少，也表現出較高的增速。

表2  2010-2020年都市圈中心城市和外圍地區的常住人口變動（按外圍地區增量排序）

通過中心城市與外圍地區的人口規模比較可以發現，中國都市圈多處于集聚發展的階段。都市圈發展通常表現出集聚、擴散、再集聚的規律，中國都市圈發展尚處于起步階段，通常處于前兩個階段，特別是第一個集聚的階段。分別計算2010年和2020年中心城市占都市圈總人口的占比（表3），發現有21個都市圈的中心城市人口占比升高，可以被劃歸為集聚型，有12個都市圈呈現中心占比下降的擴散特征，包括較為成熟的長三角各個都市圈、受政策影響的北京都市圈、以及一些外圍地區本身增長較快的都市圈，如濟南、福州等。 

表3  都市圈集聚與擴散的類型差異

都市圈的人口密度也顯示類似的中心集聚的情形。全國33個都市圈的人口密度均值為1062人/km2，已經遠高于美國都市區的水平（50人/km2），雖然仍不及東京都市圈等高密度都市圈，但已經反映了都市圈相較于一般都市區的集聚優勢。東部的都市圈人口密度整體高于中部和西部，長三角和珠三角的都市圈人口密度最為突出，一體化發展態勢較好。長春都市圈由于外圍地區較少，導致總體人口密度較高。中西部的鄭州、西安、成都3個都市圈的人口密度也較高，是區域人口分布的主要集聚地。

表4  2020年都市圈人口密度（按總體人口密度排序）

中心城市的人口密度遠高于外圍地區。中心城市的平均人口密度為4401人/km2，外圍地區的平均人口密度為696人/km2，前者是后者的6倍有余，反映了都市圈普遍具有的中心-外圍結構。烏魯木齊都市圈的中心和外圍差距最大，中心城市人口密度為2137人/km2，但外圍地區人口密度僅有37人/km2，說明中心城市的集聚水平非常高，尚未到向外擴散的階段。發展水平相對偏低的都市圈多呈現這種特征，如石家莊都市圈等，推動中心城市功能外溢、消除都市圈內部差距是這些都市圈當前面臨的主要任務。發展較為成熟的都市圈則沒有特別懸殊的中心-外圍差異，比如長三角地區，呈現出相對較高的區域一體化程度。

三、都市圈人口呈現“中間高、兩端低”的年齡結構特征，具有明顯的勞動力優勢

都市圈普遍具有勞動力優勢，尤其是珠三角地區；但都市圈也同樣面臨少子化帶來的老齡化危機，突出表現在東北地區、長三角地區北部以及山東省的都市圈。統計都市圈的人口年齡結構并將其與全國總體水平相比較（表5），可以發現都市圈人口呈現“中間高、兩端低”的年齡結構特征，即15-64歲的人口占比顯著高于全國值， 0-14歲和65歲及以上的人口占比均低于全國值。可見，都市圈是勞動力的主要集聚地，相對于非都市圈地區具有明顯的勞動力優勢。但同時，兒童占比的差異情況也反映了都市圈的少子化問題和未來潛在的老齡化風險。 

表5  2020年都市圈人口年齡結構

都市圈人口年齡結構的空間差異顯著。深圳都市圈的勞動力占比最高，超過80%。絕大部分都市圈的勞動力占比處在70%-76%的范圍內，僅有石家莊、合肥、濟南、重慶4個都市圈低于70%。分區域板塊來看，東部地區的都市圈相較于中西部地區的都市圈具有更強的勞動力優勢，但后者具有相對較高的兒童比例，仍具有一定的人口增長潛力。雖然東北地區都市圈的勞動力占比與東部地區相近，但兒童比例較低，老年人比例較高，增長動力明顯不足。從南北差異來看，南方都市圈勞動力的增長動力更為強勁，北方都市圈的平均勞動力占比低于南方都市圈，同時老年人比例顯著高于南方都市圈。 

表6  都市圈人口年齡結構情況

中心城市的勞動力優勢強于外圍地區。2020年，全國都市圈中心城市的三組年齡人口占比為13.75：75.42：10.83，外圍地區的三組年齡人口占比為15.32：71.56：13.12。可見，都市圈的勞動力主要集聚于中心城市，而外圍地區則存在一定的老齡化壓力。但是，以北京都市圈和上海都市圈為例，二者的中心城市人口下降、老齡化特征突出，年輕人口向外圍地區擴散。東北三省的省會都市圈外圍地區勞動力優勢強于中心城市，因其外圍地區主要是郊區市轄區，反而相對于老城區具有一定的勞動力優勢。

表7  2020年都市圈中心城市與外圍地區人口年齡結構對比

都市圈的老齡化風險主要來源于外圍地區而不是中心城市。2010-2020年，都市圈人口結構總體呈現“兩頭翹”的變化特征，即0-14歲與65歲及以上的人口占比上升，而15-64歲的人口占比有所下降，雖然與全國老齡化的總體趨勢相符，但相較于非都市圈地區，0-14歲的人口占比上升，仍具有一定的人口增長潛力。都市圈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的東西差異較小，而南北差異較大。北方地區的都市圈比南方地區老齡化加重更快，主要是因東北地區都市圈的嚴重老齡化所致。對比都市圈的中心城市和外圍地區可以發現，都市圈老齡化的主要來源是外圍地區，而中心城市的兒童比例增長更快。 

四、都市圈呈現顯著的人才集聚態勢，外圍地區的人才增長幅度更快

都市圈相對具有人口素質優勢，中心城市的人才優勢強于外圍地區。全國都市圈地區的大專及以上學歷人口占比平均為24.75%，比全國均值高出9.28個百分點。北京都市圈這一占比最高，達到35.17%。省會城市所在的都市圈普遍比非省會城市所在的都市圈更有優勢，部分都市圈，因受到外圍縣的影響而呈現較低水平。除長春都市圈為特例外，所有都市圈中心城市的高學歷人才占比都高于外圍地區，差距普遍在10-20個百分點左右。

2010-2020年，都市圈呈現顯著的人才集聚態勢。2010年，都市圈地區的高學歷人才占比高于全國平均7.55個百分點，2020年這一差距擴大為9.28個百分點，反映了都市圈地區對高學歷人才的較強吸引力。都市圈內部，外圍地區的人才增長幅度更快，但和中心城市相比仍有明顯差距。都市圈橫向對比來看，深圳、上海、廣州、北京、成都等都市圈的高學歷人才增長最快，東北地區的都市圈增長最慢。

表8 2010-2020年都市圈高學歷人才比例變化情況

五、政策啟示

本文重點分析了都市圈的人口發展特征，從人口規模、密度、年齡、勞動力素質等方面進行了全面的描述與刻畫，發現了一些重要的特征與趨勢，形成政策啟示如下：

第一，以都市圈為依托優化人口分布格局。都市圈的人口集聚態勢明顯，同時具有較好的經濟效率，應適當引導人口向都市圈地區集聚，非都市圈地區進行地域功能調整與優化。

第二，在都市圈內部，應根據不同都市圈的人口集聚態勢，對已處于擴散階段的都市圈，應順應人口相對擴散的勢頭，加大對都市圈外圍地區的公共服務布局，引導人口向都市圈的外圍地區分布。對于尚處于集聚階段的都市圈，也要做到有“疏”有“聚”，不宜將人口和功能過度集中于中心城市，而應結合中心與外圍的功能布局與分工合作關系，對人口分布格局進行優化，中心城市在功能提升的過程中勢必需要疏解一部分人口，外圍地區則需要有所承接，特別是承擔關鍵產業功能的地區，應當成為都市圈內部的人口副中心。

第三，充分發揮都市圈的人口結構優勢。都市圈相較于其他地區具有突出的人口年齡和素質結構的優勢，要充分發揮這種結構優勢，提升經濟效率，帶動區域發展。人口為全部常住人口，即包含了非本地戶籍的流動人口，要想長期穩定發揮這種結構性優勢，就需要促進流動人口落地，一方面穩步推進國家新型城鎮化戰略關于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政策方針，另一方面逐漸消除都市圈內部的制度壁壘，加強都市圈的一體化建設，實現各類要素的充分自由流動。 

（作者劉云中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戰略和區域經濟研究部研究員， 劉嘉杰系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