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許多人一樣，祥林嫂的形象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次只要想到她，就會浮現出她逢人就說“我們的阿毛”那個情節。我一直覺得，那是祥林嫂遭受了沉重的打擊之后，精神失常的表現。

小說似乎有意給人留下這樣的印象。在死了第二任丈夫又丟失了阿毛之后，祥林嫂再一次出現在魯鎮。這時的她已經失去了原有的精神氣，手腳變得笨拙了，記性也差許多，“死尸式的臉上又整日沒有笑影”。整個是失魂落魄的樣子。當她再同魯鎮人交談的時候，她似乎既在同他們講話，又完全不在意和她說話的具體是誰、態度如何。“她全不理會那些事，只是直著眼睛，和大家講她自己日夜不忘的事情”，也就是丟失阿毛的經過。她反復地說，幾乎逐字逐句地重復已經說過的話。

祥林嫂毫無疑問沉浸在悲痛之中。這種悲痛像磁鐵一樣牢牢地吸住了她的思想。可是，祥林嫂重復阿毛的故事，這個做法本身卻是一種基于實用理性的行為。她再次到四叔家里去做女工的時候，雖然中間人衛老婆子替祥林嫂說了一通好話，但四嬸“起初還躑躅”，猶豫不決。但是聽了祥林嫂講完“阿毛的故事”，“眼圈就有些紅了”，動了惻隱之心，便答應了。這是祥林嫂在小說中第一次訴說這個故事。故事奏效了，打動了聽故事的人。祥林嫂再一次被“接納”進了四叔的家。

故事不僅對四嬸有效，對魯鎮上的其他人也“頗有效”。聽她故事的人，“男人聽到這里，往往斂起笑容，沒趣的走開了”，但女人們“不獨寬恕了她似的，臉上立刻改換了鄙薄的神氣，還要陪出許多眼淚來”；甚至有些老女人沒在街頭聽她講話，還特意去找她講，“直到她說到嗚咽，她們也就一齊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淚，嘆息一番，滿足的去了”。

魯鎮人的心理值得玩味。他們確實有消費一個新鮮悲劇故事的嫌疑，但這種消費，也是以他們自己的同情心為前提的。他們流下眼淚，才覺得滿足。在這個意義上，魯鎮人并非僅僅是在消費祥林嫂，而是在消費他們自己的同情心。他們的滿足，多多少少有一點為自己的“人性余額”感到滿足的意思。

但這些不是重點。重點在于祥林嫂重復講她“日夜難忘的故事”，實際上是在重復她在第一次說的時候所發揮的功能。每一次訴說，都再次建立她與魯鎮人的關系。她被傾聽，仿佛是被“接納”進了魯鎮的世界。聽者的眼淚表明，祥林嫂和魯鎮人之間是共通的。她們是同類。但是當魯鎮的人聽膩了故事，對她不耐煩的時候，她畢竟能夠像個常人一樣意識到，她的故事不再有效。她自己也就覺得無趣，并終于知道“再沒有開口的必要了”。

祥林嫂重復講她的故事，表面上看像是精神因為受到打擊而有些失常，實際上卻是她出于理性評估而采取的策略。因為她從四嬸的反應中得到的經驗是，這個故事能夠讓她再次得到魯鎮人的“接納”。你可以說，這是賣慘和博取同情。但她并不從中謀取什么利益。她只是用她來建立自己在魯鎮有意義的存在感。“阿毛的故事”是祥林嫂進入一個本來是外在于她的社會的“咒語”。

問題是，為什么她在終于認識到故事不再有效之前，要對那些已經聽熟了她故事的人，不厭其煩地重復講這個故事呢？

重復不僅涉及祥林嫂的故事內容，還涉及她對之講述故事的聽眾。她會“直著眼睛”對一個已經聽她講過這個故事的人再次講述它。這是因為她記性變差，忘記已經講過了嗎？在小說中，祥林嫂此時確實已經“記性壞了許多”，但沒有理由相信，她得了“健忘癥”。因為她的效率雖然降低了，卻仍然能夠在四叔家里做女工。所以，更合理的解釋是，在祥林嫂的意識中，她的故事所發揮的作用只有一次性的效力。

與四叔家不同，魯鎮其余的人與相鄰嫂之間，不存在有形的——也許可以說成是“制度化”的——“接納關系”。祥林嫂在四叔家做女工，這一點就是一種有形的關系，持續地證明著故事的效果，也就是得到了“接納”。但魯鎮是一個無形的社會。祥林嫂顯然覺得，她必須每一次都重新開始確立起她“進入了這個社會”的事實。

魯鎮上每一個人，以及在街上與祥林嫂相遇的每一個時刻，在祥林嫂看來，似乎都成了獨一無二的“最初的時刻”，一個仍然有待克服的陌生時刻。故事的效力之所以是一次性的，就是因為在祥林嫂的意識中，她永遠處在魯鎮的門檻外邊。她用故事跨進去一步，但在故事講完、聽者散去之后，這道門檻就又后退一步。

雖然有些疑慮，但我很愿意冒險，賦予祥林嫂的這個處境一種更抽象的意義——她獲得了一種異于常人的眼光，看到了社會的真實。魯鎮這樣的社會并不是建立在同情的基礎上的，就像魯迅在另一篇小說《明天》中刻畫人際關系那樣。但是這個社會和同情之間卻仍然密不可分：它通過壓抑和排斥同情來維持自身日常的運轉，同情就好像是它必需默默加以哀悼的秘密。換句話說，它需要遺忘。它消費同情。

而同情之所以有消費的價值，是因為產生同情的時刻，揭示了社會之為社會的共通性，在這種共通性中，人體驗到自身作為人的屬性。社會是同類聚集的空間。但灑下的眼淚必須隨后抹去，動人的故事咀嚼成渣滓之后必須吐掉，否則魯鎮這樣的社會就無法運轉。

我還會找另外的機會說明魯鎮“社會”所具有的這種內在悖論。這里只需指出這個簡單的道理就足夠了：社會生活讓人無力為了同情而生活，或者讓人不愿為了同情而犧牲自己的社會利益。人們需要遺忘來卸下息息相通的激情。祥林嫂呢？她正好相反。她得了“日夜難忘”這種疾病，雖然只是從社會的角度看，這是一種病癥。

祥林嫂當然沒有病。因為她意識到的狀況正是魯鎮的真實。她與魯鎮人之間建立的相通感，只存在于一瞬間。她的的確確沒有因為她的故事而“進入這個社會”。她始終作為異類——“謬種”——外在于它。即使她所在的四叔家，她也是一個外在的存在。她之所以要反復地建立起“被接納”的關系，原因就是她首先是被排斥的。而這個排斥的源頭，恰恰在四叔家：祥林嫂已經因為“謬種”這個屬性，而被禁止參與祝福的儀式。她是不幸的化身，成了“祝福”的不祥之物。

所以，我只能用打引號的“接納”來描述她在四叔家的境遇。如果她沒有被四叔家留下做女工，那么她將徹底地外在于魯鎮，沒有立足之地，但與此同時，也不會發生需要進入這個社會的問題。她需要進入，因為現在她現實地生存在這個社會之中。而正是因為如此，她“不屬于這個祝福的社會”這個狀況，才成為她生存當中的重大問題。

祥林嫂的悲劇已經隱含在她的“咒語”之中。她用自己的悲劇故事，叩開四叔家的大門，叩開魯鎮人的心門；然而，正是這個悲劇故事中“不幸的命運”，或者說“晦氣”，讓她無法被四叔家和魯鎮人所接納。因此，祥林嫂的“咒語”本身就是一個悖論：它的內容越悲慘，就越能發揮作用；可是它越能發揮作用，就越會拉開祥林嫂與魯鎮人之間的無形距離。她的“咒語”通過讓祥林嫂接近魯鎮而使其遠離了這個社會。

最近的一次經歷，讓我更加相信，祥林嫂不是病了，而是偶然擁有了一雙觀看社會的特殊的眼睛。有一次我帶著孩子去看了《長安三萬里》。看完之后，孩子不但問我李白的命運、杜甫的命運、高適的命運，還問我所有其他人的命運，包括舞女的命運。我頓時醒悟。孩子關心電影中每一個出現的具體人物的命運，因為在孩子的眼中，他們都是主角。

在成年人眼中，電影是被整合成一種“整體敘事”某個故事；可是孩子看到的，卻是一個一個、許許多多的故事，它們沒有展開，但都是屬于每一個角色自身的命運。換句話講，成年人看見了單數，孩子們卻看到了復數。就像祥林嫂的眼睛所看到的那樣，她的大街上遭遇的每一個魯鎮，她同他們的每一次遭遇，都是獨一無二的和全新的開始。

祥林嫂帶著這種異樣的眼光走在街上，逢人便要訴說她“徹夜難忘的故事”。這番情形，竟然讓我想到了蘇格拉底。蘇格拉底在雅典的市場上，逢人便要與之辯論，以便促使他們反思自己的信念，審視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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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林剛，系華東師范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哲學想要解釋一切，政治想要改造一切。政治哲學探討政治與哲學之間的關系。它是兩種有關“一切”的態度相遭遇的邊疆地帶，既連接，又區隔。我們用一些微弱的文字，在這塊邊疆地帶建造一座叫做“螳臂館”的小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