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夏，全球各地極端天氣頻發。在亞洲，高溫熱浪襲擊多國后，超強降雨洪水緊接到來。不僅中國華北黃淮地區遭遇持續強降雨襲擊，印度在7月中旬也遭遇創紀錄季風降雨，流經首都新德里的賈木納河的水位超過兩百米，創下45年紀錄；幾乎同一時間，韓國清州遭遇連日暴雨，導致山體滑坡和水壩溢流。韓國總統尹錫烈在災難應對會議上發言稱，“這種極端天氣事件將變得司空見慣，人們必須正視氣候變化正在發生并應對它”。

的確，氣候變化正在改變亞洲的季風格局和降水模式，包括雨量、降雨強度和持續時間。有研究表明，全球升溫1.5度的情況下，東亞地區曾經百年一遇的極端降雨事件的復發周期會縮短至 63年。厄爾尼諾事件的強度與其引發的極端天氣事件的頻率也將大幅增加。盡管未來極端天氣的發生存在很大不確定性，可以肯定的是，破壞性氣候將注定與我們長期共存，其影響也將愈演愈烈。

然而，我們并未為與破壞性氣候共存做好準備。此次北方暴雨降臨以前，氣象部門發布多次警告，要求應急響應和水利部門為汛期做好準備，但災害依然造成大量生命和財產損失。應急管理部剛發布的2023年7月全國自然災害情況顯示，7月是今年以來災害損失最重月份，各種自然災害共造成1601.8萬人次不同程度受災，造成直接經濟損失411.8億元。

當自然災害成為“非自然災難”

災情高峰過后，在大量、快速的信息讓我們明白發生了什么以外，我們亦可借著記憶猶新的時刻來回顧和反思我們親身經歷或目睹發生的一切。為什么氣象預警沒有及時轉化為響應行動？為什么持續的氣候危機仍未激發社會備災文化？自然災害或許不可控，但因人為準備不足而導致的災難卻并非不可避免。為更好地應對下一場必然到來的極端天氣事件，適應氣候變化下的生存，我們需要作出改變。

世界銀行的一份關于自然災害對人類福祉影響的報告指出，大多數自然災害事件的災難性后果都是由非自然因素造成的，即人類的干預（不足）。根據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IPCC)的定義，災害風險是由災害本身、受災方的脆弱性和暴露度三方面因素共同決定的。面對自然災害時，人類在這三方面的干預，決定了自然災害是否會落為“非自然災難”。其中，對于災害事件本身相關信息的傳播是指引社會各方做好應災準備的重要一步。天氣預報和災害預警的發布，僅能提供有價值的科學信息，卻不能確保這些信息被社會有效利用并讓公眾認識他們面臨的風險。

極端天氣的被動信息，難以激發主動行為

隨著科技進步，天氣預報水平在近代獲得極大提升。可是，我們對越來越準確和豐富的氣象信息的利用并沒有發生太多改變。目前，大部分關于極端天氣的預報仍屬于被動型信息。于是，大多數人只會接收信息，而不會改變行為來應對極端天氣帶來的特殊情況。

有研究證明，災害性事件來臨時，僅提供天氣預告，并不一定能引起人們重視。一個關于澳大利亞兩個沿海社區對于熱浪，風暴和海平面上升的準備工作的調查發現，氣象預報只促使不到一半的受訪家庭為災害事件的準備采取行動，且多數是災害來臨后的被動響應，而非災前準備。

與之相對的，互動型的信息能促使更多人采取行動。該研究指出，包括工作坊、社區活動和演習在內的傳播和交流方式，可以讓尚未親身經歷破壞氣候的公眾，參與到極端天氣的討論中來，在安全的模擬情景下，熟悉災害性事件發生時的求生策略。在學習和分享經驗教訓的同時，建立社區伙伴和社會各界間的合作關系和信任，為關鍵時刻的主動響應行為奠定基礎。

風險應對第一步：正視脆弱性與暴露度

將被動型的預警轉化為有行為指向力的信息，只是風險認知的第一步。信息雖然能夠填補我們的認知空白并促成采取行動的想法或意愿。但是，這些想法和意愿能否付諸行動，則取決于一系列更加復雜和多元的因素，如時間和財力等資源的限制，以及一些根深蒂固的信念，比如自認為有條件避免災害影響或在低風險區域生活，以及悲觀主義等。這些將自身定位為“局外人”和“受害者”的人群都將無力應對災害事件。

上述研究發現，積極參與到災害性事件的認知和行動中的人群有這樣一些普遍共識：他們相信自己所處的環境是風險影響脆弱區，并認為當地環境的安危會對他們家庭的健康產生很大影響。更重要的是，他們相信自己的家庭有能力為極端天氣災害的防備采取行動，并且當地政府也有能力采取行動最大程度減免災害影響。

所以，除了提供必要科學信息外，災害性事件的信息傳播，必須有針對性地讓人們認識到其所在地的氣候風險以及極端天氣對自身的威脅。個體對其自身及其環境脆弱性和暴露度的正視是產生行動力的第一步。

過往經驗不足以應對未來風險

最后, 對災害性事件的認知和應對上，我們要克服對經驗的過度依賴。研究表明，個體經歷極端天氣事件的過往經驗是他們形成風險認知的最重要來源。所以，面對災害性事件時，人們常常依賴經驗或常識勝過預警信息。同時，對沉浸于日常生活的忙碌的大多數人而言，延續常態的堅持和日復一日的慣性遠遠勝過理解和應對突發事件的必要性和緊迫性。這就導致許多人對于極端天氣事件的漠視甚至回避。

但是，氣候變化帶來的極端事件影響已超出預期。有研究預測，當前的氣候政策會帶來2.7攝氏度的升溫并在本世紀前讓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脫離“氣候可生存空間”（climate niche)。越來越多從未暴露在氣候風險之下的人口，將要在沒有經驗可循的情況下遭受生命和生計的考驗。所以，我們每個人都需要盡早審視氣候對自己生活可能產生的影響，并且調整對極端天氣災害性事件的心理預期。

從應急到適應的轉變

《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一書的作者Jared Diamond認為，我們需要采納一種“建設性恐慌（constructive paranoia）”的態度，做好準備面對那些無法避免的災害。換句話說，雖然我們無法阻止暴雨傾盆和洪水泛濫，但在通過足夠證據了解和承認氣候變化的急迫性和嚴重性后，我們可以預期這些事件的影響并為之做好準備。

北歐國家芬蘭就是這樣一個長期踐行防災備災的案例。氣候變化和自然資源的可持續管理和利用是芬蘭發展政策的四個優先事項之一。雖然芬蘭目前并不受高氣候風險的影響，但經歷過二戰的損失后，該國就逐步建立起用于應對包括自然災害在內的各種重大事故和危機的能力。所有超過1200平方米的建筑都有地下避難所，警察、消防部和醫療服務部門都會定期參與聯動演習。這樣的“建設性恐慌“逐漸形成了極具適應性的政策體系和行為心態，讓芬蘭為不可測的災難做好有把握的物質和精神準備。

在氣候變化的大背景下，我們必須重新審視極端天氣導致的“自然災害”的災難性后果。事實是，預防和適應的支出遠小于災后重建。聯合國減少風險辦公室（減災辦）的統計數據預測，如果全球投資1.6萬億歐元用于減少災害風險，就可避免6.4萬億歐元的災害損失。然而，由于減災投資的回報短期內不一定顯現，短視的政客會認為預防和適應性能力建設是高成本、低回饋的風險，進而導致許多國家和地區陷入災害-應對-恢復-重復的惡性循環中。

所以，為最大限度減少生命和財產的損害與損失，我們必須從現在起，加強培養防災和備災文化。防備意識和措施的建立需要以風險認知為前提。適應氣候變化的長久之計，要從增強科學信息和明智行動之間的關聯開始。當個體和國家都能以當事人的身份客觀地認知自然災害風險并主動參與應對，自然災害引發的非自然災難就能最大程度減少。

（本文作者周楚涵供職于國際環保機構綠色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