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3日是“國際左撇子日”。你知道亞里士多德、達·芬奇、拿破侖、莫扎特、尼采、圖靈、居里夫人、奧巴馬、比爾·蓋茨這些超級名人身上有什么共同之處嗎？一個隱秘的答案是：他們都是左撇子。據統計，全世界約12%的人是左撇子，約87%的人是右撇子，另有約1%的人可以左右開弓。不過，中國左撇子的比例只有1%左右（后天矯正的比例很高）。作為人類歷史上的少數群體，左撇子的身上背負了太多原本不屬于他們的東西，無論是被刻畫為原罪者，還是被貶低為劣等種族或先天缺陷者，抑或被捧為天才或創造力的象征，其實都是戴著刻有時代印記的有色眼鏡觀察和審視的結果。探究左撇子的有趣歷史，其實就是體認和反思人類偏見的歷史。有時候，所謂歷史，就是以一種偏見代替另一種偏見的漫長過程。

魔鬼與原罪

左撇子最初的不利處境與強大的宗教偏見密不可分。在大多數古文明中，右手優勢既是生理性的，也是精神性的。以西方文明的元典——《圣經》為例，《舊約·創世紀》記載耶和華按照自己的形象創造了人類的祖先——亞當，再用亞當的一根肋骨創造了夏娃，并讓這對最初的男女生活在伊甸園中。眾所周知，夏娃受到了蛇的誘惑，不小心摘下了致人墮落的蘋果。但很少有人知道，她摘下那個象征欲望的禁果，用的正是左手。從那一刻起，左手開始背上了本不該屬于它的污名。15世紀尼德蘭繪畫大師雨果·凡·德·古斯在其名作《原罪》（1480）中，為我們完美呈現了關于這個問題的終極答案。在此，善惡之樹將畫面分割為兩個對立的世界，夏娃深入左邊——即魔鬼的一邊，進入了不屬于她的區域。于是，原罪——左撇子之罪，標志著災禍/左手（sinistre）進入了世界的精神領域。

在《新約全書》中，特別是《馬太福音》第五到七章中，有許多令人印象深刻的經文。在著名的《山上寶訓》中，基督向他的門徒和追隨他的人群傳授他的教義。在那里，耶穌用六點指出先知的律法，人們不僅僅應該嚴格遵守這些律法，而且應該加以改善，使之臻于完善。其中，耶穌指出奸淫是罪惡，并且動了淫念與奸淫無異。他要求人們做到正直和遵守戒律，接著他說：

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來丟掉，寧可失去百體中的一體，不叫全身下入地獄。

這條格言就記錄在當時通行的象征體系中：人的命運取決于正確或錯誤地使用右手。后來，羅馬天主教教父、著名《圣經》研究權威圣哲羅姆（約347-420）在解釋上述經文時，其觀點是明確的：

右手……象征意志和感覺的最初活動，它能使我們實現我們在頭腦中構思的東西。因此，我們不應該讓我們身上最好的部分迅速變質。事實上，如果……我們的右手遇到困難，那么我們的左手更是無能為力。如果靈魂放任自己，那么身體就更傾向于墮落。

其實，不只是基督教，在猶太教、天主教、伊斯蘭教等眾多宗教中都有“左卑右尊”的規定。比如，在眾多宗教混雜的印度，吃飯等日常活動只能用右手，左手一般是用來上廁所或洗澡的“不潔之手”，因為左邊是“惡魔”的方向。對此，我們可以從“右”和“左”的詞源找到清晰的印證。拉丁語的dextra既表示“右手”，也以轉義的方式表示“幫助”“友誼”“禮物”，這自然而然地賦予了右手以一系列具有正面價值的含義。在英語中，right是個顯而易見的褒義詞，作為形容詞，它意為“正直的”，有時指“公正的”“合乎道德的”“正確的”“適宜的”；作為副詞，意為“筆直地”“完整地”；作為名詞，意為“善”“真”“正義”“秩序”。正好相反，“左手”始終與罪惡、厄運、不誠實和輕率等相伴隨。英語中的left一詞最早來自盎格魯-撒克遜的單詞lyft，意為“軟弱、折斷”；其他的歐洲語言中，“左”幾乎無一例外地充滿貶義色彩：意大利語mancino意為“欺騙”，德語linkisch意為“尷尬”；西班牙語zurdo帶有“惡意”的意思。

于是，我們看到大量的早期文獻中，作家們總是將左手和某種充滿罪惡的魔鬼形象連在一起。比如，公元二世紀的著名歷史作家蘇維托尼烏斯生動刻畫了古羅馬皇帝提比略·愷撒·奧古斯都（B.C42-A.D37）令人厭惡的形象。除了書寫其可憎的品行，蘇氏還把這個殘暴的皇帝描繪為“皮膚白皙，頭發長的十分靠后，乃至覆蓋后頸，臉上布滿了小麻子。”此外，這位大名鼎鼎的作家著重強調了提比略是個左撇子：

他的左手比另一只手更靈巧、更有力；其筋骨十分有力，他能用手指貫穿一個剛剛摘下來的完整蘋果，他用手指彈一下，就能使孩子或少年的頭骨受傷。

在此，墮落的品行、丑陋的外貌、超自然的能力和恐怖的力量結合在一起，使提比略成為一個反常的和殘酷的人物。尤為可怕的是，其靈巧的左手奇特異常，能實施違背常理的殘忍舉動，從而使這個魔鬼的形象臻于完善。

默許與寬容

和人們普遍對黑暗中世紀（Dark Age）的固有負面印象不同，中世紀對左撇子這一特殊群體表現出來的寬容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治安和司法檔案中，在倫理學、醫學或神學論文中，在中世紀眾多世俗和宗教制度留給我們的各類文獻中，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左撇子受到有組織的社會迫害，受到追捕或某種形式的懲罰，甚至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左撇子因其生理特征而受到有針對性的攻擊。更準確地說，盡管左撇子的社會聲譽一向不好，但他們在那個宗教裁判所暴虐橫行的黑暗年代得到了相當的寬容。

《貝葉掛毯》

創作于11世紀的著名的《貝葉掛毯》（也稱為《巴約掛毯》）向世人表明，在許多不同的地方，尤其在造船廠的工人中間可以看到左撇子，他們是這幅被譽為“西方《清明上河圖》”的巨型畫作的一部分。此外，巴黎的圣熱內維埃夫圖書館保存了一部分類編號為775的手稿，亦即1471年在意大利謄寫的《羅馬史》（Historia romana）手稿。這是一部很普通的拉丁文著作，四開本，共485頁。然而，它與其他類似的幾百部手稿有一個驚人的區別，那就是在最后一頁赫然出現的一段手稿謄寫者的文字：

弗朗西斯科·桑托里尼，里米尼的議事司鐸，用左手書寫本書。

在此，桑托里尼大聲宣布，這部書寫完美的作品是他用左手寫就的。這個左撇子帶著自己的驕傲，向世人展示自己的左手能與世間最靈巧的右手相媲美，而這段不尋常的文字作為出版物的一部分被默許和寬容，無疑是令人動容的。幾十年之后，意大利雕塑家、建筑師拉斐洛·達·蒙特魯波在其回憶錄中以更為直截了當的表述，流露出與桑托里尼十分接近的驕傲之情：

我想補充說，我是天生的左撇子，我的左手比我的右手更靈巧，我總是用左手寫字。

當然，這種默許和寬容建立在一個基本事實之上：中世紀只有極少數的人會寫字。換言之，某種社會性的書寫規范并沒有建立起來。例如，13世紀出版的一本關于書寫規范的著作《書寫規則》中，我們沒有看到禁止用左手書寫的規定；同時，我們也沒有看到用右手書寫的建議。14世紀中葉，學者于格·斯佩茨哈德在其撰寫的《書寫規范》中建議用鳥的右翼羽毛而非左翼進行書寫（根據當時流行的象征體系），但他沒有明確規定應該用右手還是左手書寫。顯然，這個問題在他看來并不重要。

幾乎同樣的情形也出現在餐飲禮儀上。如果我們查閱關于中世紀禮節的書籍，我們不難發現在用餐時使用哪一只手幾乎沒有明確的規定。要知道，當時禮節制度的規定十分詳細而嚴苛，比如嘴里有東西的時候不要講話，不要吐痰，不要用餐巾擤鼻涕等。然而，在15世紀出版的著作《餐桌上的舉止》中，對用餐時使用哪一只手的問題卻保持沉默。換言之，人們不認為在用餐的時候必須用右手。其實，其中的理由也很簡單：在那個餐叉還沒有出現的時代（要等到17世紀，西方人才開始使用餐叉），人們直接用手吃飯。在他人的注視下，“用兩只手輪流把肉塞進嘴里，同時用左右手吃飯”，沒有人認為是粗野的。13世紀德意志抒情詩人湯豪澤在一首題為《宮廷禮節》的詩中雖然批評“同時用兩只手吃飯的習慣”，卻又明確地寫道：

始終應該用遠離鄰座用餐者的手吃飯。如果你的鄰座用餐者坐在你右邊，那么你就應該用左手吃飯！

然而，隨著文藝復興時期禮節運動和識字運動的興起，各類社會行為的規范更加全面地建立起來，那個對左撇子默許和寬容的時代結束了。

雙重壓迫

在中世紀文化中，右手便利可能是一種生理規范，在象征意義上，它可能也是一種道德規范。但無論如何，右手便利從來都不是一種社會意義上的強制性規范。然而，伴隨著文藝復興運動而來的識字運動和禮節運動，標志著中世紀世界向現代世界的轉變。16世紀上半葉，騎士貴族制度走向沒落，王室專制主義興起，權力逐漸集中在一位至高無上的君主和在其周圍的領導集團——宮廷階層。對于這個階層來說，禮節、禮儀、禮貌和其他表現方式是依附和尊重君主的標志。從此以后，宮廷生活的準則成為廣義的“文雅舉止”的典范，尼德蘭著名人文主義者伊拉斯謨（1466-1536）是這套觀念的最初倡導者。1530年，他出版的《論兒童的品行教育》影響巨大，不僅是當時的絕對暢銷書，并成為現代禮儀手冊的原型。其中，我們可以讀到這樣的句子：

在端菜和倒酒的時候，不應該使用左手。

伊拉斯謨

禮節概念和禮節所規定的社交準則的建立，為左撇子的自在生活敲響了喪鐘。從此，左撇子受到了來自古代負面傳統和新晉禮節規范的雙重壓迫。讓我們來到17世紀80年代西班牙查理二世的宮廷，歐仁妮·馬蒂內斯·巴列霍是生活在金碧輝煌的宮廷中的一個小女孩，在其周圍是美麗的夫人和英俊的先生。除了人人都叫她“女怪物”，她與《梅呂斯納故事》中的神話人物沒有任何共同之處。我們的歐仁妮獲得這個綽號的原因是極其肥胖、四肢畸形。她被帶至宮廷僅僅是為了滿足那些偽善之士的病態好奇心，畫家胡安·卡雷諾·德·米蘭達多次對她進行了描繪。這些畫作中有裸體的，也有穿衣服的，但有一個凸顯的共同點：每次繪畫的時候，卡雷諾都讓小女孩用左手緊緊握住一樣東西。正如它所暗示的，這個被強化的細節是為了增強小模特的生理特異性。根據古代的傳統，這是魔鬼的特征。

幾乎就在同一時期，強大的禮節規范開始進入社會的最底層，因為教會學校致力于向社會的最底層灌輸基督教美德。從此以后，有了一種體面的用餐方式和一種不體面的用餐方式，使用左手用餐顯然屬于后者。1683年，受圣奧古斯丁著作啟發的皮埃爾·勒佩蒂抨擊性小冊子證明了這一點：

你不是每天都責備左撇子和用左手吃飯的人嗎？如果你相信在餐桌上用左手吃飯的人是不體面的，那么上帝何以不認為你用左手做應該用右手做的事，或用右手做應該用左手做的事是不體面的？

在法國，拉薩勒（1651-1719）是這種社會行為規范化的主使者之一。在1703年出版的《社交禮節和基督教禮儀準則》中羅列了各種各樣的規則，過分講究細節的程度遠甚于其他同類書籍。這本以兒童為主要對象的書不給予兒童一點行動自由，卻在之后的將近兩個世紀中重印了近兩百次，足以表明該書在西方風俗習慣史中的重要性。關于用餐時使用右手和左手的規定，在伊拉斯謨及其繼承者的著作中只有幾條，而在拉薩勒的著作中則多達幾十條，并且這條嚴苛的清規戒律不僅適用于就餐的人，也適用于服侍的人。即便是對于自己七歲的兒子，拉薩勒也毫不留情：“我命令我的兒子嚴格地遵守神甫先生的教導，從此以后放棄使用左手，否則就不能得到我的右手的祝福。”

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一個半世紀的時間里，右手的統治地位全面確立，這種境況將一直維持到第一次世界大戰。

左手革命

在文藝復興運動之后的三百年間，右手對左手的勝利所向披靡。無數的左撇子被強行矯正，苦不堪言。盡管從托馬斯·布朗到本杰明·富蘭克林的多位有識之士為左手發聲，但無奈勢單力薄，難以形成氣候。直到20世紀初，更多的人意識到強制性的右手教育可能對青少年產生危害。1914年，兒童研究專家們聚集在費城的東北學校，討論“應該對左撇子兒童采取何種態度”。在討論會上，他們宣布偏側性是一種先天的現象，而非后天習得。因此，沒有理由認為“左撇子在使用右手時，能像使用左手那樣表現出同樣的靈巧。”不惜一切代價矯正左撇子的天性，可能使他們產生“嚴重的神經障礙”。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這場姍姍來遲的左手革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影響下大大加速了。1914-1918年間，數以百萬計的戰士在戰爭中失去手或手臂，其中無數失去右手的傷員必須學會使用左手，才能重新適應生活，政府和醫院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沒有人懷疑這項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就這樣，那些在過去一兩千年里被傳統觀念否定的做法——諸如用左手寫字，用左手使用工具，用左手吃飯，用左手在胸前劃十字等等，幾乎在一夜之間變成了公民美德的標志，以及世界和平的象征。隨之而來的是大眾輿論的普遍覺醒，報刊大量刊登引發轟動的文章：《要尊重左撇子！》《對左撇子犯下的罪行》《不要束縛左撇子！》。作為全球首個把這些新口號付諸實踐的國家，澳大利亞取消了學校里禁止使用左手的規定。效果是驚人的：其左撇子的比例從19世紀末的2%上升到20世紀60年代的13%。

這場聲勢浩大的左手革命在20世紀下半葉帶來了一個意想不到的副產品，即越來越多的人將左撇子和天才聯系在一起。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的一項重要研究表明，左撇子是“數學能力早熟”的一個預測因子，即左撇子預示著有超強的數學能力。該項研究發現，在有數學天賦的學生中，左撇子所占比例遠遠大于普通人群。其實，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實驗表明偏側性作為腦半球之間連通性的指標，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認知。也就是說，偏側性只是大腦功能的一個間接表現。因此，我們需要更加謹慎地解釋人們的右手偏好，無論我們將其視為天才的標志，還是認知障礙的標志。

《左撇子改變歷史》

然而，就像所有被壓迫太久而得到平反的事物所可能產生的附加效應，總有一波又一波的媒體不厭其煩地列舉人類歷史上各個領域的左撇子天才，不斷地將這群在歷史上被污名化的小眾群體推上神壇。一方面，許多媒體宣揚的天才并非左撇子，只是廣為流傳的謠言。另一方面，“達·芬奇綜合征”在公眾接受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在公眾的印象中，達·芬奇不僅是天才的典范，也是左撇子的領軍人物。這兩個鮮明特征，即卓越的智慧和根深蒂固的左手便利，在同一個人身上形成和諧的共處，顯然會使公眾自然而然地在兩者之間建立起某種聯系。這種簡單的心理暗示，傳說就足以形成并永遠地流傳下去。

如今，當人們列舉優秀的左撇子時表現出極大狂熱，其實是缺乏科學精神的矯枉過正。當人們把天才的帽子戴在左撇子頭上時，只是在無意識地恢復正統觀念的右手便利者持有的排斥左手的古老偏見，尤其是我們生活的世界幾乎所有的設計都對左撇子“不友好”。更確切地說，人們只是用一種偏見代替了另一種偏見。說到底，左撇子不需要引起人們的羨慕，正如他們不應該受到蔑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