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載客戶端

登錄

從天下衣履到江南名片——明清以來蘇州絲綢織造產業的發展

2023-08-14 07:25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原作者：馬翔宇

注意！！！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在希臘與羅馬時代的文獻中，東方存在著賽里斯（Seres）之國。羅馬帝國的地理學家托勒密的巨著《地理學》，便記載著馬其頓人梅斯前往賽里斯首都塞拉城的旅程。這段旅程在東方的賽里斯國也留下了記錄：“永元十二年冬十一月,西域蒙奇兜勒二國遣使內附,賜其王金印紫綬”，留下這段記載的史書被稱為《后漢書·孝和孝殤帝紀》，所謂的“塞拉”城指的正是洛陽城，而作為國名的“賽里斯”，則有兩個含義，即“絲綢”和“絲綢之國”。

明卍字如意云紋綢中國絲綢博物館藏

絲綢與絲綿，長期是古中國貴族階層的主流衣被面料與保暖填充物，這種天然長纖維織造的織物柔軟細膩，透氣性強，又兼具良好的著色性與光澤質感。中華文明廣泛進行絲綢織造的歷史，絲綢織造產業曾經在東亞大地上廣泛存在，多元發展：魯縞、齊紈、吳絹、越羅、蜀錦、楚練，各地的絲織品各具特色，不能窮舉。直至明清之后，絲綢織造才逐步轉變為江南地區的特色名片，在煙雨迷蒙中蕩開傳導至今的層層漣漪。

清蘇州市景商業圖冊（局部）法國國家圖書館藏

滄海遺珠的蘇嘉湖絲織業

明朝初年，除南北兩京外，在全國的主要絲織產業區，普遍設有地方織染局。其中雖以蘇杭二州織染局的規模最大，但織染局體系仍然覆蓋著今分屬江蘇、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四川、河南、山東的23處主要絲綢產地，此外，山西潞安和廣東廣州兩地雖然沒有設立官營織染局，但也是當時聞名全國的絲綢織造基地。即便明清時代的中國相比歷史上的大多數時期要寒冷干燥，桑的生長情況已經在惡化，但中國的桑麻傳統仍在。

進入明朝中后期，棉花的種植風潮開始后，這種應用范圍更廣、更適合當時東亞一般氣候與土壤條件的作物對中國舊有的桑與麻的種植范圍產生了高烈度的壓縮，其中對桑的擠壓尤其明顯。成書于弘治年間的《大學衍義補》記載：“(棉花)其種乃遍布于天下。地無南北皆宜之,人無貧富皆賴之,其利視絲、枲（麻）蓋百倍焉”。至明末，除江南與四川外，各地織染局已經無法滿足蠶絲在本地自給自足。待進入清代，主要生活于嘉道年間的學者包世臣留下的筆記中已經如此描繪山東的絲織業：“且如兗州，古稱桑土，今至莫識蠶絲。青齊女紅甲天下，今至莫能操針線。”中國絲織業最早的中心與工藝高地，曾經“冠帶衣履天下”的山東，最晚于清代中后期便已桑園變棉田，絲織產業消失殆盡。

清吳觀岱采桑圖扇頁故宮博物院藏

在全國的改桑為棉風潮中，土質粘重的太湖東南扇形地帶卻依然保留著宜桑不宜棉的氣候和土壤條件，于是哪怕種棉區已經推進至近在咫尺的松江、昆山、太倉一帶，這里的桑樹種植與絲織業卻出現了逆勢發展，在近則五六里、遠則二三十里的密度上，涌現出盛澤、震澤、王江徑、南潯、濮院、烏青、菱湖、石門、長安、臨平、雙林、王店等集中連片的種桑養蠶區與絲織業區，這塊產業區面積不大，對應今天的行政區劃，幾乎完全位于蘇州、嘉興、湖州三市境內，但其與蘇州、江寧、杭州三大官營基地一起，供應出了鴉片戰爭前全國80%的生絲與絲織品。

明清兩代江南的絲綢織造，作為一種高度成熟的產業，上承中國數千年的生產技藝，又通過技術擴散深刻影響了新興的棉布紡織與印染產業。但也正是因為高度成熟，明清時期的繅絲、染色、紡織三大環節仍主要沿襲宋元時期的技術與器械體系，總結其生產革新，大體有繅絲工序改進、斜身大花樓提花機普及與白絲媒介染的體系化三項。

清乾隆緙絲乾隆御制詩花卉冊（之一）故宮博物院藏

繅絲工序改進方面，相較于前代“二人一車一灶”的對繅法，最晚至徐光啟生活的萬歷年間，已經改進為“二釜共一灶門，五人一灶”的人員配置，并設置專門崗位，處理纏繞打結的絲節與絲核。由于崗位專門化之后可以實現雙繳，也即一名工人同時繅出兩條絲縷，于是徐光啟《農政全書》中記載的繅絲工序得以實現對人力和燃料的節省，同時也降低了生絲的打結率，提高了生絲品質。

白絲媒介染的體系化方面，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絲的改進，明代前中期染色所用的絲多為黃絲，即未經煉白的絲，因此無法染出鮮艷的淺色，明末開始多采用煉白絲，鮮艷淺色的印染得以實現。第二階段是媒介染配方在清代的大規模普及，絲的著色性好而色牢度較差，使用鋁鹽或鐵鹽作為發色劑進行媒介染可以大大提升色牢度。明初劉基所著的《多能鄙事》記載染料配方11種，至明末清初的《天工開物》記載的染料配方已經增長至26種，而成書于清中期后的《布經》（安徽圖書館本）記載的染料配方已經擴展至74種，并對關鍵染料的出產地品質進行了評級，其中的增加種類，正是以媒介染配方為主。

清宣統彩色方格紋蜀錦故宮博物院藏

最為重要的，是斜身大花樓提花機的普及。明末，蘇州已經廣泛應用綾機、絹機、羅機、紗機、綢機這五種主流織機，以生產不同纖維排布方式與紡織密度的各色絲織品。而紋樣的織造則要倚仗大花樓提花機，唐宋以來，大花樓提花機為平身式，完全依靠人力拉框打緯，于是對于密織厚重織物，只能由男性工人操作，較輕的機框還導致織機穩定性差，織就得綢緞松緊不一。而明末開始普及的斜身式提花機加入了“疊助”這一關鍵部件，通過它的擺動，機械重力撞框得以替代人力撞框，使得打緯力可以調節，提花織造在體力門檻降低的同時，產品也變得精細均勻。這一關鍵的器械改進使得清代得以改良或發明了宋錦、緙絲、羅緞、纻絲、花造、貢緞、漳緞、織金、閃緞、妝花緞、天鵝絨緞、線綢、綿綢、紋綢、春綢、捺綢、寧綢、宮綢等等新的產品種類，這些新產品的纖維排布較之前代并沒有出現大的變化，但紋樣設計對稱嚴謹而復雜，質感光澤多樣，藝術表現力強，造就了中國古典絲綢織造的巔峰期。

刺繡技藝的興盛與傳承

以更加精細均勻的絲織品為基礎，起自三國時期的蘇繡在明清兩代蓬勃發展，針法圖樣體系迅速迭代，流派繁衍，名手競秀，形成了圖案秀麗、構思巧妙、繡工細致、針法活潑、色彩清雅的獨特風格，在蘇、粵、湘、蜀四大名繡中獨樹一幟。明末清初，在吳門畫派的影響下，浙江繡娘倪仁吉編成《凝香繡譜》，是為我國第一部刺繡專著。

清代乾、嘉、道時期，蘇州繡娘中先后涌現出惲珠、丁佩、得蓮仙、趙慧君等代表人物，其中的丁佩著有我國古代影響最大的一部刺繡專著《云間丁氏繡譜》，這部專著上承明代吳門畫派，兼收并蓄了唐卡等邊疆藝術風格，對擇地、選樣、取材、辨色、工程、論品的全流程技術經驗進行了總結，得出蘇繡工藝"齊、光、直、勻、薄、順、密"的七字要點。其中介紹了1８種色彩的運用和特點，紋樣涵蓋山水、人物、花鳥等豐富題材。針法上，對裝飾、藝術和實用等不同應用場景下的打籽繡、平繡、穿珠、平金、擻和針、切針、套針、平繡、接針、鎖繡進行了講解，并對其在絲、紗、緞、綢、絹、絞、羅等不同繡地的使用經驗也進行了普及。

同治十三年，《云間丁氏繡譜》面世的第五十三年，一位名叫沈云芝的女孩出生于閶門海紅坊。她從七歲開始學習蘇繡技藝，十五歲即成為名動江南的繡娘。1904 年，沈云芝三十歲，在農工商部供職的蘇州人單束笙登門拜訪沈云芝，請求其為壽典準備賀禮。三個月后，沈云芝以其父收藏的名畫為藍本完成了一批繡品，并從中選出八幅上貢京城。這批繡品獲得高度賞識，親筆題寫了“福”“壽”兩字賜給余覺、沈云芝夫婦，自此之后，余覺改名余福，而沈云芝也將啟用那個在中國工藝史上屢見不鮮的名字——沈壽。

沈壽

1904 年11 月，農工商部派沈壽夫婦去日本考察，學習外國美術教育經驗，中國刺繡史的一個新的篇章就此翻開。沈壽在傳統繡藝的基礎上，參照日本的美術手法與西畫光影技巧，開創了“仿真繡”工藝。1909 年，第一套仿真繡作品《意大利帝后像》獲意大利世界萬國博覽會金獎；1915 年，這套作品在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博覽會上再獲金獎。清末民初名動天下的沈壽于是歷任清朝農工商部繡工科總教習，在北京、蘇州、天津、南通等地主持開辦刺繡傳習所，培養刺繡人才。在沈壽的晚年，她將一生經驗編撰成《雪宧繡譜》，這本專著融合了東西方成熟技藝與沈壽的個人創新，在配色、針法、光影運用乃至繡娘的工作體態等方面都進行了系統的論述與發展。沈壽身后，實業救國的狀元郎張謇出資，將《雪宧繡譜》以《中國刺繡術》（Principles and Stitching of Chinese Embroidery）之名譯成英文版，沈壽一生的心血得以在教育后輩的同時，傳揚海外。

清紫檀木邊座雙面繡花卉圖插屏故宮博物院藏

1954年3月，沈壽身后第三十三年，蘇州刺繡研究所成立，研究所總結、匯集了40多種傳統針法，創造和革新了200余種刺繡技法，發展了雙面繡、亂針繡，創制了雙面三異繡，在傳承刺繡技藝的同時，也成為了我國重要的國禮生產機構。1964年，研究所主辦的第二屆專修班被劃分成了花鳥、人物、亂針、打籽打點和小貓五個專業，桌前繡像或渺遠浩瀚、或靈動活潑，昏黃的燈光透出窗欞，我們看到的是歷代繡娘伏案的剪影。

蘇州織造與紗緞賬房

在織造與刺繡技藝發展的同時，清代江南地區絲綢產業的生產組織較之前代也產生了重大變化，官營民辦，采買運銷，清代的絲綢產業繞不開兩個名詞，也即“蘇州織造”與“紗緞賬房”。

在蘇州設立官營的絲綢生產機構的傳統，從宋代就已開始，明代更是有蘇州織染局，位置在察院場以南二百步，因織染局由太監管理，織染局舊址與觀前街之間也就留下了一條太監弄。明代的蘇州織染局隸屬宦官系統的二十四衙門之下，不受省部約束，完全服務于對皇室的供應以及內帑的征收。理論上，宦官作為無后之人和皇帝近臣，似乎是為皇家實心任事的不二人選。然而，管理蘇州織染局的太監們在為皇家大行搜刮的同時，也沒有忘記自己的腰包，再兼明代的匠籍制度下機戶機工完全淪為了織染局的附庸，宦官們于是對其恣行欺凌，無所顧忌。萬歷二十九年六月初三，前司禮太監，時任織造太監兼稅監孫隆終于把這個歷代老祖宗傳下來的把戲玩砸了，蘇州機工與市民暴動，萬歷皇帝被迫撤回了全部稅監、礦監，皇家的面子和腰包大受損失。暴動中殉難的五名市民顏佩韋、楊念如、沈揚、馬杰、周文元的合葬墓位于今外山塘街775號，也就是我們耳熟能詳的“五人墓”，在他們的身旁，還長眠著當時的機工領袖葛成。二十六年后的天啟七年，“止蘇杭織作”，明代的蘇州織染局撤銷，其位置淪為馬場。

“五人之墓”碑圖源：蘇州姑蘇發布

順治二年，清廷廢除匠籍。順治四年，在前明織染局與崇禎帝周皇后之父周奎故宅的舊址上，清代的蘇州織染局建立，兩處場地分稱北局與南局。康熙十三年，蘇州織造衙門在南局成立，統管南北局，是為江南三大織造之一的蘇州織造。對于織造局的組織以及與織工的關系，清代較之明代進行了很大的調整。

《重建蘇州織造署記》中寫道：“我朝鑒前明任用中官之失,于順治三年以工部侍郎一員總理織務”，也即清代的蘇州織造本不歸內廷，而是外廷工部的下屬機構。康熙二年，順治朝煊赫一時的大太監吳良輔伏誅后，參照前明設立的宦官機構十三衙門隨即裁撤，清朝的內廷管理體制恢復為滿洲舊制內務府，清帝最終還是選擇將織造這個皇家制衣廠納入內廷管理系統，蘇州織造這一職位從工部轉隸內務府，并與仍然隸屬戶部的滸墅關監督一職打包，幾乎成為內務府包衣的專職。蘇州織造衙門的主職與明代相同，仍然是供給內廷衣物以及充當皇帝在江南的耳目；但作為天子家奴管理的衙門，這里又同時是清帝的行宮所在；更為重要的是，其與戶部、工部外廷機構之間的緊密聯系，使得其成為了清代商業稅收體系與官營貿易體系當中的一員，蘇州織造干系的不再只是皇帝的私房錢，而是國家財政。

蘇州織造署舊址圖源：蘇州姑蘇發布

在與織工的關系上，清朝雖然廢除了匠籍，但順治八年之前，蘇州織造采用僉報制度，也即以蘇州、松江、常州三府巨室充當機戶，再由其以行會形式雇用民間機工進局應織。由于官吏乘機勒索當地鄉紳富戶，行會又將損失轉嫁給底層機工，導致被征召的富戶與機工不堪重負，破產以求解脫，生存狀況較之明代并沒有改善。順治十年，歷經兩年過渡期，僉報制度徹底廢除，蘇州織造改行“買絲招匠”制度，也即織工對于織造局而言不再是服勞役者，而是雇員。此外，當蘇州織造局的編制內織工無法滿足生產任務需要時，蘇州織造還會啟用“領機給貼”與“承值應差”制度，從民間行會雇傭臨時工。至此，蘇州織造得以實現完全集中生產，織、染、繡、檢驗全部在南北局內的三百余間專用工坊內完成，一改“姑蘇歲造，舊時散處民間，率皆塞責報命”的積弊。

漳緞織機蘇州絲綢博物館藏

蘇州織造的職能體系、組織形式與管理模式的轉變，使得其編制迅速擴大，從明代的6個堂口、173張織機、680名織工膨脹至3個堂口、42個分號、800張織機與2330名織工，272名局役的規模。進入乾隆朝，蘇州織造年產3900匹，年報銷款項折銀5萬兩以上。而具體到每一位工匠，則產生了一個有趣的現象：織造局編制內不同工種的工匠，每月僅能獲得口糧4斗，再以計件或計日的形式每月拿到1-5兩不等的工錢和補貼，這個工價在清代的大多數時間較之市場價是嚴重偏低的。但織造局工匠卻往往在老病后舉薦子侄進行頂替，繼續入局為匠，以至于織造局小吏們最為普遍的腐敗行徑就是在頂替時對工匠進行刁難敲詐。小吏們的行為在康熙朝與乾隆朝引發了兩次對織造局吏員的大整頓，前一次定下了“親給各匠工價，悉照司法兌發，胥役不得經其手”的規矩，后一次則引來了皇帝“喪盡天良，無恥至極”的申斥。在光緒三十二年蘇州織造停織以前，織造局的工匠們就這樣代代相繼，一方面產生了織造局相對民間效率低下物料成本偏高的問題，但另一方面蘇州絲織業最頂尖的技術與經驗卻得以長期穩定傳承。

清藍地勾連萬字吉祥紋滿地緙絲吉服袍蘇州絲綢博物館藏

而在民間，組織起絲綢織造生產的機構是紗緞賬房。在清代前期，蘇州地區的民間絲綢織造與棉紡業相似，也是以自產自銷的獨立小生產者為主的，他們被稱為“現賣機戶”。但從康熙中期開始，“購儲絲經, 散發機工承攬包織成貨者”的商人出現，他們控制下的機構被稱為紗緞莊，俗稱賬房。紗緞業與綢緞業并非是同一個行業，前者主營放料加工和批發，后者進行零售，兩行在商會中分開登記，各有公所，紗緞業公會稱“云錦公所”，綢緞業公會稱“七襄公局”。康熙四十一年開設的石恒茂英記是蘇州的第一家紗緞賬房，雇傭工人170名，年產量630匹。鴉片戰爭以前，紗緞賬房的發展相對平穩，總計開設11家，雇工不到2000人。鴉片戰爭后，絲織業作為中國獨特而積累深厚的產業門類，受到經濟侵略的壓制較小，反而因為清朝絲織品出口管制的放松，實現了高速發展。于是無數紗緞賬房在蘇州地面上噴涌而出，到光緒二十年前后，資本金在10萬銀元以上的賬房就已經達到上百家，全城大小賬房總計過千，控制著全城15000張織機中的九成以上，織工“恃賬房為生”。而蘇州織造的停織使得大量頂尖技術工人流入賬房，及至清末，蘇州絲織業的技術與資本要素已經完成整合。

絲縷不絕的蘇州絲織業

原瑞豐絲廠(今蘇州第一絲廠址)門景圖源：蘇州市工商檔案管理中心

在清末的滾滾洪流中，蘇州失去了全國工商業中心的地位，近代工業發展被一眾新興城市甩開。此種困局下，蘇州絲綢產業卻成功完成驚險一躍，實現了近代化轉型。“木機土法絲綢之不足恃”成為紗緞業共識，本就已經培養出成熟的經理人與技術團隊，擁有雄厚資本的大批賬房轉型為綢廠，電力生產被廣泛引入。至1936年，蘇州有近代綢廠89家，在整個長三角僅次于上海和杭州，電力織機2100臺，占整個長三角電力織機保有量的12%，并積極引入化纖生產，在絲綢制品內需急劇萎縮的民國時代成功生存了下來。

第一絲廠門景圖源：蘇州市工商檔案管理中心

1949年4月27日，蘇州解放，始建于1925年的瑞豐絲廠更名公營中國蠶絲公司蘇州第一絲廠，成為蘇州第一家新中國國營企業。首任廠長費達生，是我國著名的蠶絲專家，也是社會學家費孝通的胞姐。80年代，費達生發表《建立桑蠶絲綢的系統觀點》一文，中國蠶絲業振興的號角由此吹響；也是在80年代，費孝通提出“蘇南模式”， “以工補農”、“以工建農”的鄉鎮企業發展路徑獲得廣泛認可。姐弟二人在思想解放領域做出的貢獻使得蘇州絲綢產業乃至整個紡織業再度進入發展快車道。2009年，宋錦與緙絲作為中國桑蠶絲織技藝的重要組成部分入選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2022年，蘇州全市紡織產業規模達2605億元，蘇州高端紡織產業集群成功入圍國家先進制造業集群名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