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兩個多月，王玲很少帶兩個女兒回家住，這間屋子里發生過的事是母女三人難以抹滅的痛。

5月21日下午，王玲的丈夫張宇被警方拘留。幾個小時前，王玲帶著大女兒菁菁（15歲）前往派出所遞交了一份音視頻材料，里面記錄著張宇對繼女菁菁施行猥褻的過程。經哈爾濱公安醫院診斷，其傷情初步確定為處女膜陳舊性裂傷。根據菁菁自述，最早遭遇侵犯的時間大概在2010年末至2011年初，她三四歲的時候。

7月28日，荔枝新聞從多方了解到，張宇已被正式批捕，目前該案仍在偵辦中。

“現在對我們來說，要的就是一個公平公正的結果，也要給更多重組家庭敲一個警鐘，因為我之前始終不愿意相信這種事情會發生在我們身上。”王玲說。 

江水淹沒的肩膀

如果不是5月15日清晨的一場爭吵，王玲也不知道自己要到什么時候才會知曉一切。

那天清晨，母女倆因為飯菜問題拌了幾句嘴，菁菁背起書包拎著盒飯就出門了，路上她給王玲發了一長串話：“你真的懂我嗎......我又怎么講出來，講了你又能聽嗎？......”母女倆的微信對話持續了近一個鐘頭，期間王玲提出給女兒請假，讓她回來好好聊，但此時的菁菁已走到了松花江邊，并留言告訴母親：“你不用給我打電話，我已經不想聽了，不是你的錯，我的錯。”

情急之下，王玲趕忙聯系前夫趙偉，讓他一起幫著找女兒。趙偉一邊撥電話，一邊趕往江邊。

5月的松花江還透著寒意，菁菁踩著淺灘的淤泥一點點走向水中，“快蹚到脖子下面了”，說著她用手在胸前向荔枝新聞記者比劃。岸邊行人覺察不對，呼喊間三名男子跳到水中把菁菁拖了回來。事后其中一人提出送她回家，這個好心人頭發有些花白，穿藍色上衣，戴著墨鏡，手里拎一袋藥和一把折疊傘。他喊菁菁“女娃”，一路上都在勸說，年輕人要想開一點。

7月的松花江畔

另一頭，趙偉也終于撥通女兒的電話，得知她已被人救起正在回家的路上，便約定在一個路口等，前來護送的好心人沒留下姓名就匆匆離開了。回到家，又急又氣的王玲動手打了女兒，菁菁沖向廚房將刀具拿進屋統統扔在地上，哭著對王玲說：“媽媽你整死我，我不能活了，我活不下去了。”那一刻王玲隱約意識到女兒或許并非青春期鬧情緒那么簡單，再三追問下，菁菁也沒有向她開口，而是先將生父趙偉叫到門外，低聲說出了張宇多年來對她施以猥褻的事。

起初，王玲和趙偉都“不太愿意相信，認為可能是孩子情緒波動大，再一個當天我打她了，我從來沒打過孩子，可能孩子害怕了，給自己找了一個說辭借口。”趙偉雖不曾見過張宇，但也從旁人口中聽聞他對孩子不錯。王玲更是無法想象張宇會做出這樣的事，印象中他與女兒們的關系“不遠不近”，一方面他舍不得給自己多花一分錢，對女兒們卻很大方，零食、買換手機等等總是有求必應；另一方面，平日里他與女兒們交談不多，肢體接觸更是談不上，即便對親生的小女兒也是如此，只是偶爾會喊她倆給自己捶捶腿。

左思右想下，王玲還是決定在網上購買一套帶錄像功能的家庭音響，另一邊趙偉也網購了一個更小的攝錄機。等待到貨的那幾天，王玲的心時刻緊繃著，面前生活了十幾年的男人變得陌生，她不知道應該怎么面對，只能努力表現得和往常一樣。與此同時，王玲不敢再讓女兒離開自己視線半步，買菜做飯總喊上她一起去。因為據菁菁說，經年累月，張宇已經愈發肆無忌憚，有時趁著王玲在隔壁屋的一會兒工夫，都會過來“動手動腳”。

5月21日拿到證據后，王玲顫抖著、間斷跳躍著才勉強看完，只見張宇全身上下只穿著一條內褲，他先要求女兒拔了顯眼的“家庭音響”，趙偉買的那臺小型設備則沒有被發現。隨后張宇不顧菁菁的躲閃，強行將她拉倒在床上、掀開上衣、翻身趴了上來。

音頻文件還同步記錄下了張宇和菁菁之間一些零碎的對話，菁菁質問：“2010年你和我媽認識，摸我十來年了，我都這么大了，你還摸我，為啥！”張宇對此沒有反駁，而是敷衍地說道：“你想讓我說啥，你想咋地。”

難開口的性侵害

陪菁菁接受警方詢問時，聽著女兒不停啜泣著講述張宇令人發指的行為，王玲的心直揪著疼，燃起的憤怒讓她渾身抑制不住地顫抖著。 

哈爾濱公安醫院出具的診斷

報警那天在醫生準備進行下體檢查時，菁菁表現得十分抵觸，這讓王玲更覺驚恐，檢查結果也似乎“驗證”了自己的懷疑。

對于張宇的“突然消失”，王玲沒有向身邊親友說出實情，只說他是因為打人才進去的。孤立無援下，王玲決定向婦聯求助，區婦聯第一時間找到了當地一名權威的心理治療師為母親三人進行免費心理疏導。疏導過程中，菁菁漸漸揭開了心底一塊更為隱匿的傷疤，再次接受警方詢問時說出了自己被張宇性侵的經歷，那時她還在讀五六年級，一次張宇趁菁菁獨自在家時對她施以侵犯。

此類遭遇菁菁不愿過多談及，但王玲覺得女兒袒露出來的或許只是冰山一角。視頻取證當天，菁菁不斷對張宇說著自己稍后要出門去姥姥家接妹妹回來，即便如此張宇也沒有放過她，王玲認為如果不是即將出門這個“前提條件”，很難想象張宇還會做出什么來，“這個事情就是零次和無數次！”

門背后的屋子為當日事發地點

這些日子以來，王玲反復回想有關張宇的點點滴滴，一些曾經不以為意的事情，如今想起來也覺得“可疑”。

2012年小女兒蕊蕊出生后不久，夫妻倆決定從縣城搬回市里，年幼的蕊蕊由張宇父母照料，菁菁則跟隨兩人一起暫借住在王玲父母家。那段時間，王玲在外打著零工，工作地點和父母家相距較遠，有時晚上回不來。一次，張宇告訴她，岳父母在家里吵架，晚上回去休息不好，就帶著菁菁去旅店住了。報案后，王玲曾輾轉帶著女兒找到那家旅店，但原有的店主已經轉手。

另一件“蹊蹺”的事是張宇總扔內褲。“我說你這內褲一次性的嗎？洗洗不行嗎？為什么總扔？總是要給他買內褲。”王玲說，5月21日報案后，警方曾來家中拍照取證，從門口的晾衣架上取走了視頻中張宇穿的內褲。此外王玲還想起，曾無意中在張宇手機里翻到過有關迷奸藥的截圖，當時她質問對方為什么保留這樣的截圖，張宇只說是好奇，王玲便將圖刪了。目前張宇的手機已被取走調查，王玲也將這一情況告知了警方，希望能對其手機進行數據恢復。

為了避免對小女兒造成刺激和傷害，計劃取證前，王玲就將蕊蕊送去了父母家，直到兩天后才將她接回來。對于王玲口中“爸爸和人打架被帶走了”的消息，蕊蕊沒有任何反應。雖然反復在心里告訴自己“他不會對親生女兒怎么樣的”，但王玲還是忍不住問出了口：“蕊蕊，爸爸摸過你沒有？”小女兒并沒有第一時間回答，而是發問：“媽媽，他還回來嗎？”在得到否定的回答后，蕊蕊接著說：“摸過，很多次。”于是她又帶小女兒去報了警。但除了蕊蕊的自述外，目前難以找到其他證據，王玲說。

“老實人”的面孔

想到女兒們這些年默默承受的折磨，王玲心里止不住地懊悔，恨自己為什么沒有早一點發現，心痛到極點時，她甚至用打火機燙自己，手指間滿布著新舊燙傷。

她也想過沖去看守所揪起張宇當面對質，“這么多年兩個孩子怎么過的，為什么要這么對孩子！”冷靜下來又深知“任何理由我都接受不了，不管因為什么，都不能構成他侵犯孩子的理由。”

回想當初嫁給張宇，王玲看重他老實本分，是個“能過日子的人。”兩人的婚房在張宇老家，屋里僅有用磚頭壘砌的一張火炕、一個鞋架，后來張宇買回一臺電磁爐并說道：“我現在啥也沒有，但是一點點置辦，以后總會有的。”

2016年，夫妻二人貸款買下現在這間房，一點點添置家具，其中多數是張宇在外做拆除時從別人屋里搬回的舊物。忙工時，張宇每天五點就起身出門，趕最早的公交或大巴車，他幾乎不在外面過夜，有時不得已睡在工地，也會拍視頻向王玲“報備”。日子雖然過得緊緊巴巴，但王玲覺得踏實、滿足。如今再看向這個和張宇一點點打造出來的家，她只覺得扎眼。

王玲也變得多疑起來，事發后最初一段時間“甚至不敢把兩個孩子留在我父親身邊”，女兒們外出和同學玩，她也要求“天黑為令，天一黑就必須到家”，“一起生活這么久的人都可以把所有事情掩蓋得這么好，我很難再全心全意相信任何人。”

如今多數時候王玲都帶著女兒們借住在父母家，自家陽臺上的植物逐漸枯萎。

張宇的母親得知兒子因何出事后，急忙從兩百公里外的縣城趕來，她無法想象兒子會做這樣的事，一時間情緒激動，“不停地在樓下謾罵”，王玲說。兩人的爭執驚動了社區民警，她將張宇的東西盡數打包，一起帶去了派出所。那天，蕊蕊哭得格外傷心，她三歲前都生活在爺爺奶奶身邊，寒暑假也總要去山里找他們，無論是得知張宇被拘留，還是去做詢問筆錄，“孩子都沒有掉過一滴眼淚”，但奶奶激烈的言辭，卻深深扎在了蕊蕊的心上。

那次爭吵后，張宇的母親多次和王玲通話，希望給予物質補償，也希望她能放“兒子一馬”，但這是王玲不容觸碰的底線，“媽你也有姑娘，倆孩子都讓他給禍害了，你聽沒聽懂？如果現在沒有倆孩子，我剁了他的心都有。”如今再提起張宇的事情時，老兩口也漸漸接受了現實，只等法律給出判決。

今年6月發布的《中國兒童防性侵十年觀察報告》（以下簡稱《報告》）指出，綜合歷年數據可以發現，性侵兒童案件的最主要特征之一是熟人作案比例居高。犯罪嫌疑人利用“熟人”身份，更容易接近兒童并獲取信任，案件發生后，也更容易通過誘哄、脅迫等方式掩蓋犯罪事實。同時，受性侵兒童一直呈低齡化趨勢，中小學學齡段受害人占了大多數。

此外，《每日人物》2018年針對性侵發布的問卷顯示，離異重組家庭的孩子，遭受繼父或異姓兄弟侵犯的風險較大，且因為家庭關系復雜，在遭受侵犯后，絕大多數人都會選擇沉默。

2020年新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增加了“強制報告制度”，上述《報告》建議，只有將強制報告制度的流程進一步細化，才能讓負有強制報告義務的相關單位和人員依法履行義務，通過調動更多的社會力量幫助司法機關在第一時間發現相關的案件，從而最大化地保護被侵害兒童的權益。

姐妹倆的毛絨玩具

找尋更多的“證據”

在孩子的性教育方面，王玲一度覺得自己還算“合格”。女兒們幼兒園升小學前，王玲都給她倆看過動畫類的科普視頻，“小背心的部分，還有小內褲的部分是不能讓別人碰的，但我當時講得已經晚了。”不久前，菁菁曾對她說起過，最開始只覺得張宇的行為是不對的，直到上初中，一次學校舉行的科普講堂上提到了猥褻行為，自己才意識到張宇的所作所為涉嫌違法。 

出事后，王玲從舊貨市場淘來一本《刑法》書籍，并在網上不停咨詢、查找相關的法律條文和類似事件的報道，希望以此進行對照了解。眼下王玲最擔心的就是菁菁在筆錄中提到的性侵行為缺少證據印證。

北京市千千律師事務所執行主任呂孝權指出，根據案發當日的證據顯示，張宇的行為或已涉嫌猥褻犯罪。而刑事案件的證明標準遠高于民事案件，“例如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五條規定了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的原則。刑事案件的證據需具備唯一排他性，即傷害后果排除他人綜合作業形成，如本案中受害人陳述的疑似強奸內容，需證明其處女膜陳舊性裂傷系通過生殖器官的插入或接觸行為所致。”

北京市兩高律師事務所副主任張荊提出，在未成年人的性侵害刑事案件中，“物證是證據種類之一，而非全部。在物證欠缺的情況下，如有其他證據能充分印證指控事實成立的話，也可認定犯罪事實。”《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關于辦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見》的第二十一條明確了公安機關辦理此類案件時需收集的固定證據范疇。

張荊同時提到，司法實踐中常遇到，遭遇侵犯的年幼孩童或因種種緣由，在事發多年后才有所袒露，這種情況下需依靠大量充分證據形成完整的證據鏈閉環，才可指控犯罪事實成立。“但由于時間跨度長，類似案件往往存在取證難度大、取證受限等情況，一些罪名的法律認定與受害者認知間不免存在一定差異。這背后折射出的是具體法律事實與客觀現實之間因證據缺失所產生的差距。然而對于證據重要性的強調則旨在保證刑事法規的穩定性，因為它所面向的是不確定的群體。”

看不見的創傷

張宇被帶走后，蕊蕊仿佛一夕之間“就換了一個人”。5月23日報警當天，王玲上午陪同蕊蕊做了筆錄，下午帶她做傷情鑒定。“我家小女兒以前是那種很文靜的，不吱聲，但那天在公安醫院，孩子就開始活潑起來，活潑得都有點過火了，人家那放了一張桌子，她就上去壓，這種事情以前是絕對不會有的，（以前）她一定是老老實實坐在旁邊。”

心理治療師向王玲解釋，蕊蕊表現出來的是創傷應激反應的一種，在遭遇挫折或刺激時，個體反應往往存在差異，有人表現得較為回避，但也有人會呈現出一種興奮的狀態，需要留心觀察的是，這種興奮狀態是否在逐步加重。

7月29日下午，王玲帶著兩個女兒再次走進心理治療師的辦公室。在和王玲單獨交流過姐妹倆近一周的情況后，心理治療師邀請菁菁進行沙盤創作，打造一座她想象中的城市。菁菁先在沙盤中間辟出了一汪藍色水域，水里有斑斕的貝殼、亮晶晶的珊瑚、躍起的海豚以及揚帆航行的船只，水域的邊緣則橫跨了一座快要坍塌的橋。所有的建筑物均貼著沙盤邊緣矗立，其中一幢趴著巨大爬蟲的廢舊教學樓顯得尤為突兀，行人中有人因包裹投遞錯誤而爭執，有人顯露出驚恐的神情，還有人受傷蜷縮在長椅上。

菁菁擺放的沙盤一角

出事時，正值中考備考的關鍵階段，那段時間菁菁經常失眠，中考成績也不盡如人意。與此同時，她還需要隨時等待著接收警方的協助調查通知，“每次做筆錄都腦仁疼。”

結合菁菁的近況及對沙盤創作的自我闡釋，心理治療師覺察出一些異樣的狀態，“有死亡、攻擊、懷疑、猜忌、憤怒。”貼邊建的房子映射出菁菁內心安全感的缺失，沙盤中央的藍色水域則是她心底美好的印證，折射著一種生命力和較強的情感包容性。

據心理治療師回憶，在張宇剛離開的那段時間，姐妹倆曾釋放過一些積極的信號，比如改變褲裝、換上從前不敢穿的裙子，在進行精油療法時也顯得很高興，“每個人都具備自愈能力，其實菁菁的穩定性是很好的，也很理智，只要不被打擾，她會自己平衡。”

眼下最令心理治療師擔心的便是詢問筆錄可能對菁菁造成的刺激，現階段治療中，她總是盡量避免觸及姐妹倆的那段經歷，而是嘗試先與她們建立信任關系，之后“慢慢再去滲透地聊這個話題。”她叮囑王玲，如果警方后續還需要對案件關鍵信息進行核查詢問，“一定記得在筆錄前后都帶菁菁來一次，或者進行電話溝通。”

為盡可能減少對受害者造成二次心理傷害，司法領域也給出了相應的指導意見。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聯合印發的《關于辦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見》第二十三條指出，詢問未成年被害人，應當選擇“一站式”取證場所、未成年人住所或者其他讓未成年人心理上感到安全的場所進行，并通知法定代理人到場。詢問未成年被害人，應當采取和緩的方式，以未成年人能夠理解和接受的語言進行。堅持一次詢問原則，盡可能避免多次反復詢問，造成次生傷害。確有必要再次詢問的，應當針對確有疑問需要核實的內容進行。詢問女性未成年被害人應當由女性工作人員進行。

此外，涉及性侵害犯罪的相關法律體系建設也在不斷優化完善。呂孝權提出，以2015年11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九）》為節點，在性侵未成年犯罪方面不斷出現積極的法律變革，例如取消嫖宿幼女罪；修改了猥褻罪的構成要件，將猥褻婦女改成猥褻他人，從而將男性、男童等納入相關保護對象；修改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條，增加猥褻兒童罪的加重兜底條款。

呂孝權說，近年來還新增了對密切接觸未成年人的教職員工實施性侵害、虐待、拐賣、暴力傷害等犯罪的從業禁止制度，部分地區司法實踐中亦增加了對性犯罪人員的入職查詢及犯罪信息公開等規定。此外，對于刑事被害人精神損害賠償訴求，“人民法院一般不予受理”，但目前一些司法實踐中已經出現了支持的案例，這也是一個積極的信號。

自從生下蕊蕊后，張宇便勸說王玲放棄外出工作，眼下隨著張宇被拘留，母女三人唯一的經濟來源被切斷。街道在了解情況后，“提速”為三人辦理了低保。想到之后兩個孩子的教育及生活，單靠低保并非長久之計，王玲在夜市支起了一個小吃攤點，一方面用忙碌對抗獨處時不斷洶涌而來的負面情緒，一方面也考慮到未來一段時間內將需要應對案件的各種進程，只能先干些時間相對自由的生計。

她也擔心未來某一天張宇刑滿釋放后，會不會仍舊不放過女兒們，因此計劃著等一切塵埃落定后就帶著姐妹倆換一個新的城市，重新生活。“孩子們的這段傷痛也許需要一生的時間療愈。”王玲說。

（為保護未成年人隱私，文中王玲、張宇、趙偉、菁菁、蕊蕊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