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14世紀危機”的爆發，由蒙古帝國構建的歐亞世界體系解體，東方和西方走向分離，逐漸演變為影響至今的近代世界新秩序。推翻蒙古統治的明朝建立起新的東亞體系，在“17世紀危機”到來、明朝終結之后，這一體系又被清朝所繼承。

夾在“元末明初”“明末清初”兩大危機之間的明代（1368—1644）是什么樣的面貌？除了殘酷、血腥、互相傾軋的政治，這一時期還有哪些看點？明太祖制定的祖制禁錮，其后出現哪些乖離？大航海時代的到來又對中國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

中國近代史專家（日）岡本隆司教授新近力作《何謂明代：“危機”下的世界史與東亞》正式出版！本書綜合多種最新研究成果，讓看似“一成不變”的明代變得鮮活、“有趣”了起來。

日本學者岡本隆司新作，

解讀近世中國大轉折

文 | 岡本隆司

來源 | 節選自《何謂明代：“危機”下的世界史與東亞》

01

寒冷化與東西分離

蒙古帝國也是一個高度發達的商業國家，然而從14世紀后期開始，帝國的運營遭受了挫折，這就是所謂的“14世紀危機”。

縱觀北半球氣溫變動的數據，3—4世紀以后是地球不斷變冷的時代，其間受打擊最深刻的就是內陸的寒冷干燥地區。

由于寒冷，內陸的植被不斷退化，家畜無法飼養，游牧民為了生存不得不選擇南下。南方當然也有居民，于是就會爆發沖突，鄰人也成了難民。這樣的過程就是歐洲的“民族大遷移”和中國的“三國”及“五胡十六國”。

在經歷寒冷時代后，8—9世紀以后氣溫逐漸回暖，這就是西洋史上的“中世”。歐洲人口倍增，土地得到開墾。當然不僅是歐洲，氣候溫暖對于任何地方的農耕民族都意味著生產力的提高。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東亞和中國，這一時期取得了重大的技術革新，生產和流通的發展都令人驚嘆，這在歷史上被稱作“唐宋變革”。

內陸亞洲的草原不斷擴大，游牧民族的活動變得頻繁，其開端就是回鶻人向西遷往中亞。此后，契丹人和蒙古人也有同樣的遷徙。

伴隨地球整體溫暖化，各地的人群逐漸恢復生機，而將這種種現象整合為一體的就是蒙古帝國。蒙古帝國的世界史意義，也可以從上述角度去考慮。

如此說來，蒙古帝國的存在是以溫暖化和由此產生的體制作為基礎的。然而從14世紀中期開始，有利的條件陡然轉變，寒冷化再次侵襲了地球。

隨著氣溫下降，因溫暖化而擴大的農業生產自然縮小，但這一時期更顯著的特征是傳染病的流行。歐洲歷史上臭名昭著的鼠疫正是在此時產生和蔓延的，地中海首次確認病例是在1347年。

實際上，鼠疫是從中亞通過蒙古帝國的商業通道波及地中海的。當然，受鼠疫影響的不僅有作為終點的地中海和歐洲，還有絲綢之路及沿線地區，一度貫穿歐亞大陸的交通干道和商業通路被分割得七零八落。為此，保持著松散統合的蒙古帝國本身也變得支離破碎，從內部走向崩潰。特別是歐亞大陸東西的松散整合和聯系，幾乎從歷史上消失了。

元世祖忽必烈像，圖源網絡

這是世界歷史上極為重要的大事件，我們現在所通用的東洋史、西洋史的分類，其實是從那以后才形成的框架。在此之前，東西幾乎是連成一體的，唐朝歷史就是其中的典型，粟特人從西方來到唐朝，東方文明影響西亞，這些都是司空見慣之事。

但自從“14世紀危機”以后，歐亞大陸的東西方成了彼此隔絕的區域。寒冷化造成生產衰退、疾病橫行和商業萎縮，絲綢之路的整體活力下降。這是該時期特有的事態，也無疑是東西隔絕的原因，但分離之后長期沒有恢復，毋寧說是由此后的歷史進程所決定的。

02

江南群雄割據

那么在東西分離之際，位于東方的大元國又發生了什么呢？政局動蕩和社會不安激起了內亂，其開端就是1351年的劉福通之亂。由于叛軍都扎著紅色的頭巾，又稱為“紅巾之亂”。

這種類型的叛亂很符合中國歷史的模式，反政府組織往往打著新宗教的旗幟，當時就是白蓮教。白蓮教是佛教的一種，宣揚末世論和救濟思想。反社會組織為了加強內部的團結，需要一定的意識形態，而白蓮教就是他們團結的紐帶。

叛亂組織的形成過程很容易理解，只要涉及政府的違禁品就是反政府組織。由于政府對人們生活的必需品食鹽課以重稅，自然會出現低價買鹽和賣鹽的人。即便是通過販賣私鹽牟取暴利，也依然比政府的專賣鹽便宜。這些私鹽商人被稱為“鹽梟”或者“鹽賊”，他們聚集資金，通過新宗教團結一致，發展成反政府、反社會的組織。

當然，他們也會遭到官府的鎮壓，因此需要一定的武裝。其間既有組織內部的抗爭，也有組織之間的爭斗。起于14世紀中期的紅巾之亂，基本也在這一發展軌道上。

這些內亂勢力中最強的是張士誠，他出身淮南鹽梟，占據著中國最富庶的長江三角洲，勢力范圍包含中國首屈一指的食鹽產地和稻米產地。對于蒙古政權而言，這就如同被叛軍奪走了錢袋和糧倉。

張士誠畫像，圖源網絡

在當時的體制下，蒙古帝國一旦無法獲得錢糧就萬事休矣，與成吉思汗白手起家的時候已經無法同日而語。借助與商業資本的結合，蒙古人過上了富裕的生活，但如果沒有南方的經濟作為后盾，大元國的中樞大都就無法運轉。也因為如此，蒙古對張士誠的攻擊必然異常激烈。

然而叛軍并非只有張士誠，但勢力最強的張士誠也無法戰勝試圖剿滅他的蒙古，這就是歷史的有趣之處。

03

朱元璋的崛起

終于輪到主角登場了。同為紅巾軍的朱元璋以緊鄰張士誠的金陵作為根據地，金陵在三國六朝時期稱為建業或建康，朱元璋將其改名為應天府。日后，此地以“南京”為名，不僅是中國都市的代表，也正如“南京町”“南京布

（nankeen）”等詞語反映的那樣，成為包含日語在內的外國語言中中國本身的代稱。

盡管如此，朱元璋作為根據地的南京在當時并不是多好的地方。雖然曾經作為南朝和南唐的都城顯得十分正統，但在當時早已偏離了政治和經濟中心，拿日本類比的話就相當于京都這樣的古城了。

朱元璋畫像，圖源網絡

相比之下，張士誠的根據地在江南三角洲的蘇州，那里水田廣布，生產力發達，交通便利，人口眾多。比起京都，這有點類似于大阪。南京和京都都是地勢稍高的盆地，當時比起下游要貧窮很多。

地緣政治的條件也不好，南京上游還盤踞著以江西作為根據地的強敵陳友諒。金陵的朱元璋很容易受到張士誠和陳友諒的夾擊，形勢非常不利。

但是，朱元璋趁著張士誠遭到元朝正面攻擊的有利時機，調轉矛頭首先進攻上游的陳友諒。隨著陳友諒滅亡，朱元璋解除了后顧之憂，迎來與張士誠的最后決戰。

朱元璋打敗張士誠是在1367年，隨后將江南地區收入囊中，翌年即位建立明朝。但這并不是終點，朱元璋在即位之前就組織了北伐軍，意在占領華北。

不久后，落敗的蒙古政權從大都退出，轉移到長城以北的據點，漢語中稱之為“北元”。北元延續著忽必烈的血統，與明朝形成南北對峙的局面。

但在明朝來看，長城以南漢人視為“中國”的領土大體已從蒙古手中奪回，于是開始宣揚蒙古已經不再統治中國。對于剛即位稱帝的朱元璋而言，這也是宣示自身正統性的必要手段。

忽必烈的子孫在位時期自不待言，即便血統斷絕之后，蒙古的勢力也并沒有消失。此后，明朝與蒙古隔著長城呈現長期對峙的局面。

明朝的條件

這樣南北分割和對立的局面，意味著蒙古帝國所統合的農耕世界和游牧世界重新出現了分裂。從地圖上看，首先是蒙古帝國東西分離，只剩下東亞的部分。在此基礎上，農耕地區又從草原地區分離出來，這就是大視野下明王朝的建立。

受“14世紀危機”影響，蒙古帝國形成的初始條件已然喪失殆盡。所謂初始條件，就是指因溫暖化而充滿活力的游牧世界與農耕世界，以及掌握了兩者邊境的商業。只有在這樣的條件下，將游牧與農耕統合為一個整體才得以可能。

然而，由于寒冷化和“14世紀危機”，絲綢之路上的商業無法運轉，加上既是錢袋也是糧倉的江南落入叛軍之手，此前借由流通、商業和經濟連接整個歐亞大陸的蒙古體系，至此已經難以維系了。

最明顯的事例就是食鹽，隨著鹽梟們一擁而起，食鹽專賣制、“塔木加”、流通機構都無法運轉。鹽引不再用于交換，因而價值暴跌。這當然也影響到紙幣，紙幣淪為了廢紙。于是，本應作為準備金儲藏或是投入市場循環的金銀都被隱匿起來，市場上頻頻出現貨幣不足的現象。

這樣的現象并不罕見，一旦經濟不景氣，人們都不愿意花錢買東西。不買東西就會出現剩余，物價難免下跌，最終導致生產的衰退?？傊?，由于通貨緊縮的影響，這一時期陷入了巨大的蕭條。

在無盡的蕭條之中，明朝誕生了，這就是明朝的初始條件。明朝將要構筑怎樣的制度和體制，隨著時代推移又會發生怎樣的變化，這些都將影響今后歷史的走向。

作者簡介

[日]岡本隆司（Takashi Okamoto） 1965年生，現任京都府立大學文學部教授。撰有專著《近代中國と海関》《屬國と自主のあいだ》等。已譯為中文簡體的著作有：《屬國與自主之間：近代中朝關系與東亞的命運》、《李鴻章 袁世凱》、《近代中國研究入門》（合編）。

譯者簡介

馬云超 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現為南京大學中國思想家研究中心、明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研究方向為古代中日關系史，曾在《世界歷史》《江海學刊》《史林》等期刊發表學術論文十余篇。譯著有宮崎市定《科舉史》、《宮崎市定亞洲史論考》（合譯）、谷川道雄《隋唐世界帝國的形成》等。

THE END

原標題：《日本學者岡本隆司新作，解讀近世中國大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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