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詒讓（1848—1908）, 字仲容，別號籀庼，溫州瑞安人。他在經學、子學、考據學以及地方文獻整理等傳統學術領域造詣精深，成就斐然，與俞樾、黃以周合稱“清末三先生”，被譽為“晚清樸學后殿”“樸學大師”；面對晚清危殆時局，抱“經世致用”之愿，他以勞瘁苦志、務實力行、講求事功的精神，走出書齋，倡言變法，興教育，開民智，辦實業，強經濟，積極探索救國圖強之道。

孫詒讓的時代歷練和一生業績，可為我們追尋知識精英的自我認同和價值追求，提供豐滿的分析案例。

一、潛心治學：成傳統學術之大家

“晚清經學后殿”“樸學大師”之譽，體現了孫詒讓的學術史地位，也表明了他從事學術研究的主要領域。“樸學”一詞，既指注重名物訓詁考據之漢代儒生的治學方法，也指清代乾嘉考據學派。此一學派遵循“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之法，形成集文字、音韻、訓詁、校勘、辨偽、版本、目錄等于一體的考據學，作文獻的真偽辨別、訛誤校勘、文字注疏以及典章制度、地理沿革等考證，以無征不信、不重空泛闡述為治學方法，成為清代學術思想的主流，影響綿延至今。

孫詒讓校《大戴禮記補注》書影，浙江大學圖書館藏

孫詒讓傳習乾嘉考據學派的治學方法，精研古籍，著書30余種。著有《周禮正義》《墨子間詁》《契文舉例》《溫州經籍志》《尚書駢枝》《逸周書校補》《大戴禮記校補》《九旗古義述》《札迻》《古籀余論》《名原》《籀庼述林》《籀庼遺文》等樸學著述。《周禮正義》為其一生心力所瘁之作，是清人諸經新疏中最晚出而成就最高的學術巨著，被學界稱為“清代禮學的集大成者”。《周禮》以官職紛繁、文字古奧而聚訟日久，向稱難治。孫詒讓認為，“有周一代之典，炳然大備”，“文明之盛，莫尚于周”，《周官》一經乃周公致太平之法，為政教所自出，“處今而論治，宜莫若求其道于此經”，故決意為此經作新疏。他于同治十二年（1873）始草創《周禮正義》長編，光緒二十五年（1899）寫定《周禮正義》八十六卷，光緒二十九年（1903）《周禮正義》鉛活字版印成，前后歷時30年。

孫詒讓撰《溫州古甓記》（稿本）書影，浙江大學圖書館藏

孫詒讓的學術成就，向為學界所重。康有為評《周禮正義》稱：“先生于禮學至博，獨步海內，與吾雖有今古文之殊，然不能不嘆服之”。梁啟超評《墨子間詁》認為，“現代墨學復活，全由此書導之”，稱孫詒讓為“使清學有光的樸學殿軍”。章太炎認為，“海內耆碩，自德清（指俞樾）、定海（指黃以周）二師下世，靈光巋然，獨有先生。雖年逾中身，未為大耋，浙人所仰望者，亦無第二人。”

二、扼腕時局：起百憂相尋之思慮

清光緒二十年（1894），孫詒讓的生活中發生了數件于他意義重大之事。這年四月，47歲的孫詒讓第八次赴京師應試未中，自此決絕遠離科場；十月，其父孫衣言去世；七月，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清軍節節敗退。孫詒讓痛陳“時局多艱，此后恐無復仰屋著書之日”。

孫詒讓撰《古籀拾遺》（稿本）書影，浙江大學圖書館藏

在孫詒讓的學術生涯中，其父孫衣言起有關鍵作用。孫衣言，道光三十年進士，授職翰林院編修，后外放歷任安慶知府、江南鹽巡道、安徽按察使、湖北布政使、江寧布政使，最后以太仆寺卿致仕。曾國藩為其座師、李鴻章稱為同僚。孫衣言為官的同時，還是一位著述宏豐的學者。他一直將孫詒讓帶在身邊，并因感其對文章之事有“犀悟”的秉賦和熱愛，而倍加呵護培植；當時與孫衣言從容優游的著名學者和高官，也成為孫詒讓治學請益的良師益友。孫詒讓因此見多識廣，視野開闊。孫衣言以自己的學術理想和治學經驗為依據，為孫詒讓定下一生的治學門徑和學問目標：“時衣言欲以經制之學，融貫漢宋，通其區畛，而以永嘉儒先治《周官經》特為精詳，大抵闡明制度，窮極治本，不徒以釋名辨物為事，亦非空談經世者可比。因于四子書外，先授詒讓以此經，藉為研究薛、陳諸家學術之基本。”孫詒讓后來的學術成就，即從此路徑中來。

父親的去世，甲午戰爭的爆發，使得原本安穩的書齋生活逐漸飄搖起來，動蕩的時局越來越深地進入到孫詒讓的視野、生活和思想中。西方的入侵、西學的漸進、對清王朝統治合法性的懷疑等時代局勢，帶來了當時思想界的風雷激蕩。孫詒讓雖一直僻居浙南一隅，因其家庭背景和自己的交游、治學經歷，孫詒讓與洋務運動、維新變法、種族革命等時代風云中的領軍人物和重要骨干如張之洞、李鴻章、梁啟超、陳寶箴、康有為、章太炎、汪康年等人，都不同地有家族世交、個人私誼、深厚友情、知遇之恩、學術交往。梁啟超、章太炎、汪康年等人，一直給他郵寄書刊。孫詒讓自己也積極學習新學，購有中外新學書籍2643冊、訂閱各種雜志刊物1400多種。故對國運局勢，他都有及時和切實的了解。龔自珍、魏源、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等前輩、同輩和晚輩人的新思想，在孫詒讓的身邊轟鳴回響。時局的發展多變而又迅猛，孫詒讓眼前歷歷而過的，不僅有座師張之洞的洋務運動，有康梁諸位的維新變法，甚至還有旨在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體制的革命發生。

此時的孫詒讓，既為岌岌可危的國運而憂心忡忡，更對自己以往的生活與學業，特別是對傳統學術的價值，漸起質疑與反思之意。梁啟超對孫詒讓的治學成績深表贊嘆：“瑞安孫仲容治周禮、治墨子、治金文、契文，備極精核，遂為清末第一大師，結二百余年來考證古典學之局”，但也對樸學經師的研究價值提出己見：“以乾嘉學派為中堅之清代學者，一反明人空疏之習，專從書本上鉆研考索，想達到他們所謂‘實事求是’的目的。依我們今日看來，他們的工作，最少有一半算是白費。因為他們若肯把精力用到別個方向去，成就斷不止此。”孫詒讓也從“應時需”的角度，生發出舊學“無用”之感。他在給汪康年的信中，說自感過去所學無用，與西學相比是“死的學問”，“詒讓章句腐儒……雖少治舊學，略窺一二，而芻狗已陳，屠龍無用，實不足以應時需。”希望自己能為維新變法、挽救國運、保種保教盡一分力。

孫詒讓撰《契文舉例》（稿本）書影，浙江大學圖書館藏

在孫詒讓此時與梁、章、汪等人的通信交往中，越來越多地出現事關時局的新內容。在《答梁卓如啟超論墨子書》中，孫詒讓談及自己所擬《興儒會略例》二十一條時說：此“乃前年倭議初成，普天憤懣之時，讓適以銜恤家居，每與同人論及時局，憂憤填胸，即妄有綴述，聊作豪語，以強自慰藉，大旨不出尊著《說群》之意，而未能精達事理。”在與汪康年的信函中說：“今日時局之危，黃種、儒教岌乎有不能自保之慮，寰宇通人自言以保教為第一要事，至于學派之小異，持論之偶差，似可勿論。”“聞本科公車當有陳論，惜弟決計不應試，未得附名紙尾也。通函時敬希道意。倘未到京人不妨列名，則無論如何抗直，弟均愿附驥，雖獲嚴詰，所不計也。”

從其所思所慮、所言所行中，不僅可見孫詒讓勉力跟從梁、汪諸人積極參與時務的步伐，也可于這些時代精英的風云際會間，見其時知識群體救亡圖存、奮發圖強的作為擔當。

三、興辦實務：承經世致用之傳統

永嘉地域文化的事功傳統和經世致用思想，賦予孫詒讓勤于思、敏于行、求實效的行為方式。一旦立定教育啟民智、實業救國家之志，他即以家鄉瑞安和溫處地區為實踐領域，以興教育、辦實業為實踐路徑，行啟迪民智、變革社會之實務，從埋首書齋的經師，轉型成為四方奔走的教育家、實業家。

晚清上海強學會會刊《強學報》第一號

“近者五州列強競爭方烈，救焚拯溺，貴于開悟國民，講習科學。”鑒于此種認識，孫詒讓克服重重困難和阻力，積極興辦地方教育。光緒二十一年（1895），瑞安算學書院成立，后改為瑞安學計館，教授“中外交涉事務，各國記載，及近時西人所著格致諸書”。此后，先后創辦瑞安方言館、永嘉蠶學館、瑞平化學學堂等。光緒三十一年（1905），溫處學務分處正式成立，孫詒讓任總理。原來民智閉塞、文化落后的溫處兩府，因此成為浙江近代史上的教育發達地區。據統計，溫州、處州兩府在1896年至1908年里，創辦各級各類學校309所。其中243所為學務分處領導所建，占總數的78%。1908年孫詒讓逝世后，溫處兩府辦學數量急劇下降，從111所降至46所（據李海英《樸學大師孫詒讓傳》）。孫詒讓以其興學成就被授予學部二等咨議官，浙江學務議紳，1907年被推舉為浙江教育總會會長。其對浙南教育事業的貢獻之大，由此可見一斑。

興辦溫州地方工商實業，是孫詒讓實現救國圖強目標的重要領域。他深知經濟發達是國家強盛的基礎，故在光緒二十一年（1895）制定的《興儒會略例并敘》中，特制集資入股條例，詳述從二三萬股、二三十萬金到千萬股、萬萬金可分別做購商輪、分洋商之利，造機器紡織各局、保中國利權，購大輪船、與外國商人抗衡海上，造鐵路、利陸路運輸，開煤礦五金礦制造鐵艦槍炮各廠、不致仰給于西人等不同事業，如此則“復仇雪恥之大功，庶或可望告成”。雖是紙上擘畫，而其殷殷誠意可感，讀來真切感人。

擘畫之外，也有實際經營，涉及蠶桑柑橘、漁業捕撈、礦山鐵路、交通運輸等行業。光緒二十三年（1897），和黃紹箕等人集資組織瑞安務農支會，訂立章程52項，收股80，購地40畝，試種桑樹和甌柑。光緒三十年（1904），集股萬元組織富強礦務公司，試圖開采永嘉孫坑鉛礦；與同鄉項湘藻等租湖廣輪船航駛瑞滬之間，建大新輪船股份公司；集資創辦東甌通利公司，購人力車輛試行于府城，倡建人力車公司。

同樣因其興辦實業之成效，孫詒讓于光緒三十一年（1905），被推舉為瑞安商會總理。

永嘉學派的思想涵育和導引了孫詒讓以匡救時弊為己任、學以致用的社會實踐，而孫詒讓于地方事務中的各種踏實踐行，又何嘗不是對永嘉學派內涵和精神的豐富與充實？“素抱在經世，文章兼事功”，孫詒讓的治學理念和成就，與其社會公義之舉之間，實有著深刻的內在關聯。

孫詒讓于學術文化，原本即抱文隨時移、因時而興的開明理念：“自來文化之盛衰，視國家之宗旨為轉移。漢重經術，而賈、董、許、鄭諸儒蔚興；宋尊道學，而程、朱、真、魏之倫輩出；唐尚詩賦，而人擅詞章；明崇制藝，而戶誦經義，皆其明效大驗也。我朝右文稽古，超越古今，經史樸學，大師相望。近以科舉之弊，競趨利祿，歐美科學，多未津逮，人才衰乏，民智晦盲，國勢未振，實由于是。”故此，他據樸學專著《周禮正義》而撰用世之作《周禮政要》，其義即在于“《周禮》一經，政法之精詳，與今泰東西諸國所以致富強者，若合符契”，是故“捃摭其與西政合者，甄緝之以備裁擇”，“明中西新故之無異軌”，從傳統經典中為國家強盛尋求思想資源。其著《墨子間詁》的一大緣由，既在于其中蘊涵的種種思想的、實業的、技術的因子，合乎實業救國的時代之需；更在于他對墨子“用心篤厚，敢于救世振弊”的認同。孫詒讓在興辦教育和實業中，全身投入，力排阻力，捐款捐物，其勞瘁苦志、堅韌不拔之德行，即被章太炎稱為“大類墨氏”。

四、珠璧聯輝：臻內外雙修之境界

長期以來，孫詒讓因其家庭環境、養成方式，特別是令人矚目的學術成就，而被看作是一位孕育于古典儒宦之家、究心于傳統學術并以此立身揚名的學問家。江南自古堪稱中國人文淵藪，清代樸學更以江浙皖為其中心地域，梁啟超曾說：“一代學術幾為江浙皖三省所獨占”。孫詒讓隨父游宦于此三地，與其間的學者、名士、經師俞樾、潘祖蔭、黃紹箕、戴望、莫友芝等交往密切，他們對孫詒讓知識結構、價值理念的建成，起有極其重要的夯造之功。故在孫詒讓的生活、事業、思想層面，傳統學術都是其內在修養和立身處世之本。他對西方文化的認識，具有明顯的“西學中源”特征，既體現了他的歷史局限性，也可見他總體居于傳統文化營壘的基本格局。

然而，晚清時局之變，為孫詒讓帶來許多不同于傳統士子的新聽聞、新知識，引發出他不同于以往的新痛苦、新困境，迫使他作出新的思考和探索，造就了他規范古典而又駁雜躁動的精神世界。他緣此而走出書齋，走向社會，邁出了順勢而為的積極、主動、開明和頗見成效的步子。因此，孫詒讓的身上，并非只有古典的傳統，也滲透著千絲萬縷的時代印痕，新舊交織，繁雜纏繞，深刻地體現了知識精英之于自我完善的不懈努力。

孫詒讓批校《懷米山房吉金圖》書影，浙江大學圖書館藏

相比于西學的科學、實用、強大，迫于時局危殆的殘酷現實，出于有心救國的動機，孫詒讓對原本書齋中傳統考據之學的質疑乃至否定，已不是學術高下的比較與研討，更豐富的意義在于其中飽含的學者的公義良知和社會責任感。雖然晚清士人因其觀念、定力不同而于實際生活各有選擇，但孫詒讓的經歷卻是他們的共同生活。因此，孫詒讓的質疑，是一個時代的質疑；他的反思，是一個時代的反思。這種質疑和反思，深刻地體現了知識群體之于社會關懷的價值追求。

北宋思想家張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橫渠四句”，道出了學者據以安身立命的價值目標和理想境界。孫詒讓以其樸學研究、社會擔當、自我良知與學術品格，作出了貼合于此的踐行與努力。其情其行，令人由衷感佩。

扎實厚重、窮高極遠、專精深賾的專業研究，是學者的本分和職責所在；而富有公義良知和社會責任感，則是知識精英自我認同和價值追求的應有之義，是其超越自身利益的追求和擔當。因此，不論是鍥而不舍地做基礎性的專業研究、獲取專精的研究成果，還是積極參與社會實踐、實現學術的社會價值和人文關懷，都是學者自我磨礪、竭誠奉獻的路徑。而若能融會貫通不同路徑而至內外雙修之境，取得有深厚學養、有現實根柢、有實踐歷練、有社會關懷、有創新思想的原創成果，則正顯學問之本、學力所在，正是值得期待的學術人生。